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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 一世之豪

作者:admin 2019-11-04 我要评论

以词人观之,无法真正了解他。 辛弃疾 (1140~1207) 南归的英雄 辛弃疾出生的那年,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南宋历史上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北伐,以高宗皇帝连...

以词人观之,无法真正了解他。

辛弃疾 (1140~1207)

 

南归的英雄

辛弃疾出生的那年,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南宋历史上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北伐,以高宗皇帝连下12道班师金牌而功亏一篑,大将岳飞仰天悲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次年,宋金第二次议和达成。

辛弃疾青少年时期,所谓南宋“中兴四将”渐次凋零,在秦桧主政的十几年里,朝中主战派的大臣悉遭迫害,士气摧折,早已不复诗人陆游记忆中的情景:“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

辛弃疾成长于沦陷区的山东济南。爷爷辛赞虽然在沦陷区做县令,但心中一直怀着反正的打算,希望报效国家。辛赞颇有军事见识,常带着辛弃疾等儿孙登高望远,指点哪里曾作战场,哪里可作起事依凭。绍兴二十三年(1153),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并开科取士。辛弃疾在乡试考中后,先后两次赴燕京应试——对辛弃疾来说,应试只是由头,深入河朔之地的真正目的在于,伺机起事。

机会不久之后出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迁都开封,大军南下,可是不久遭遇内乱,留守的完颜雍自立为帝,进据燕京,前线金兵军心动摇,随后发生叛乱,完颜亮被部将所杀,大军不久北归。

与此同时,21岁的辛弃疾所组织的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在济南附近山区起义。北方义军中,影响最大的一支由农民耿京领导,在士人还在观望犹疑时,辛弃疾率部投归了耿京,担任军中负责全军文书的掌书记。不久,由辛弃疾劝说来投的一个义端和尚窃印叛逃,辛弃疾背负军令状,在半路果断截杀义端。

面对金军围剿,辛弃疾向耿京建议,义军应该南进归附南宋朝廷。然而,就在辛弃疾面见高宗皇帝,议定归附事宜返回的途中,却得知耿京已被叛将张安国所杀,义军大部溃散,张安国则投靠金国成为济州知州。有记载辛弃疾很快组织了五十人的义军,奔袭济州,在敌阵中将张安国捉获,绑于马上,当场又召上万士兵反正,带领他们一路南奔。张安国后来被押送杭州处死,辛弃疾的部众后,被朝廷委以江阴军签判的官职。

多年以后,当辛弃疾已闲居江西铅山时,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情景,在那首《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词中,他写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觮,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南归之后,朝中对辛弃疾这样长于北方沦陷地区、后来投归的“归正人”,不免歧视。但辛弃疾之前的英雄事迹早已在有气节的士大夫之间口耳相传,备受推重。以至于后来辛弃疾不意竟以词作成名时,不少人与他的门生范开看法相同:“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显然,对于这样一个英雄,以词人观之,无法真正了解他。

在南归的最初十年间,南宋朝廷对辛弃疾还算重用。辛弃疾从江阴签判、建康通判、滁州知州等地方官,一直做到京西路转运判官、荆湖南路安抚使等方面大员。遗憾的是,志于恢复中原、报效军中的辛弃疾却一直没有机会得其所用。南归不久,张浚率领的宋军在符离大败,主战派人物再次被逐出朝堂。在一片低沉的气氛中,孝宗乾道元年(1165),辛弃疾写论十篇,起名《御戎十论》(《美芹十论》),进献朝廷。在这十篇文章中,辛弃疾论证了金国外强中干的现实,并就南宋应如何扩充实力、变被动为主动、抓住时机进军恢复中原制定出具体的规划。

只是这些建言,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五年之后,辛弃疾未改初衷,又向曾打败过金兵的宰相虞允文呈献九论,时称《九议》。在《美芹十论》的基础上,《九议》的内容更偏重实质性的军事策略。30岁的辛弃疾壮怀激烈,在引言中甚至向虞允文保证:如果采纳他所建议的一切而不能致胜,或者不采纳他的建议而能致胜,他都甘心一死以谢天下妄言者。不幸的是,这些条陈再次被束之高阁。

既然政治抱负一直不能得以施展,辛弃疾便在与同僚的宴会与酬答唱和中一抒胸臆。同样是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的场景,辛弃疾却写出与前人迥然不同的词风,究其缘由,就在于他心中念兹在兹的,始终是恢复中原、复仇雪耻的决心与愿望。在为同僚赵彦端祝寿的酒席上,他写道:“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在另一次宴席上,他所写《满江红》有如此句子:“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在一次登建康赏心亭游玩时,辛弃疾写下千古名篇《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辛弃疾惯于在词中使用典故,“季鹰归未”与“求田问舍”日后更频频出现在他的词中。前者讲述西晋官员张翰(字季鹰),本是南方人,在洛阳为官时,由于思念江南的莼羹鲈脍,辞官归乡。后者则讲述三国时刘备嘲讽许汜当此天下大乱的国难之际,忙于求田问舍,只为自己打算。辛弃疾壮怀难舒,自然不屑求田问舍。只是,随着他被贬斥家居,难获任用,那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颓唐与鲈鱼堪脍的自嘲,才渐渐出现在他的词中。从信州带湖到铅山瓢泉,他壮年时代近二十年的时光将只能在乡野闲居中渡过,词人稼轩无力恢复中原,却在词作中成就一世之豪。

《溪山行旅图》,北宋 范宽 作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词人的干才

不过,在归去来兮之前,辛弃疾尚有十年时光施展他的干才。无论作为地方官员还是方面大员,他在任上的诸多事迹,无不清晰地印证了叶嘉莹对他的评价:“辛弃疾原来还并不仅是一个有性情有理想的诗人而已,他同时还是一位在实践方面果然可以建立事功的,有谋略、有度量、有识见、有手段,而且有权变的英雄豪杰式的人物。”

孝宗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被派任滁州知州时,那里已属南宋荒僻的边地,城郭毁坏,百姓寄居于瓦砾,市场没有商贩,到处荒凉萧条。到任以后,辛弃疾再三上书陈情,首先豁免了当地百姓的税收。为了吸引流民返乡,辛弃疾贷款使其修屋安居,并仿照古代屯田之法,分拨给他们土地农具牲畜乃至种粮,平时耕作,闲时则编选壮丁加以操练。无论到哪儿,辛弃疾无法忘怀的始终是军事操练与攻守战备。为招徕商户,辛弃疾承诺为其大幅减免税额,并兴建旅馆客舍。根据当时人的记载,经过短短半年时间,滁州流民大量归来,市场店铺林立,荒凉之气为之一扫。

不久,辛弃疾终于得到小试牛刀、再次用兵的机会。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辛弃疾,以在当地募集的民兵部队,剿灭了赖文政所率领的起兵的茶商军。之前,这支总共四百多人的队伍沿着荆南向湖南进发,曾经数败沿途驻守的南宋官兵。

而让辛弃疾真正有些自得的功业,怕要算孝宗淳熙七年(1180),在潭州知州兼湖南路安抚使任上,创建飞虎军一事。其时湖南爆发过多次武装暴动,起事主要力量来自当地名为“乡社”的武装组织。据邓广铭在《辛弃疾传》中的记载:“湖南地区之内,从潭州以至郴州、连州、道州、桂阳军等地,旧来全都有一种名为‘乡社’的武装组织,有的叫做‘弹压社’,有的叫做‘缉捕社’。组织在舍内的民户数目,少的有两三百家,多的达五六百家,其统领人物则都是一乡的豪酋。存在于深山穷谷之中的这样的一些乡社,事实上就是各地土豪劣绅用以欺压乡民的一种机构。湖南各州县政府当推行政令时,也时常因为遭受到这类乡社的抗拒而致不能贯彻,这些乡社有时甚至起而武装反抗,公然与南宋政府为敌。”

南宋官府的部队纪律松弛,早已腐败不堪,为了弹压乡社闹事,辛弃疾向朝廷建议,创立一支号称“湖南飞虎军”的部队。由于要在一个月内建好营房,所需二十万片瓦来不及烧造,辛弃疾决定向长沙城中百姓购买,要求每家供送二十片瓦,送到后立即付给瓦价一百文,就这样,所需的瓦片很快在两日内便凑足了。为解决石料的难题,辛弃疾抽调当地的罪犯上山采石,代价则是根据各人所犯罪情轻重,定其应供送的石块数目。如是,石块也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可是,就在辛弃疾即将建置完成时,朝堂上关于辛弃疾“聚敛民财”的弹劾也呈上去了,很快“御前金字牌”送到辛弃疾那里,要求他立即停止军队建置事务。辛弃疾接到金牌之后,隐而不发,终于在限期之前赶完工期,并将图册一并上呈,从而一洗“聚敛”的罪名。

辛弃疾在任职期间处事的勇往直前与果决立断,既为他赢得赞誉,也引来一些人的嫉恨。果然,不久后谣言与弹劾再次打击了他,次年腊月,辛弃疾被罢官弃用。

凑巧的是,这一年他在带湖之滨修建的新居也已建成,在屋舍对面他还特意开辟了一块稻田。新居也因而得名“稼轩”。与苏东坡的别号相似,稼轩也与农桑有关,此后的岁月,给了词人辛稼轩足够的时间用以创作。

自此,那个一度不屑“求田问舍”的辛弃疾,也不得不在家居中寻找乐趣,倾吐抱负了。那时他的心情,正如他不久前写的《沁园春》所说:“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余事以作词

辛弃疾志不在词,以余事创作,但他所存留的词作竟达600多首,位居两宋词人之最。

谈及宋词,人们多将“苏辛”并举为豪放派的代表,元代散曲作家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便说:“盖士尝云:东坡以后,便到稼轩。”

只是,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却并非有意学苏东坡而来。辛弃疾的弟子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提出:“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坡公尝自言与其弟子由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之所为。公之词亦然;苟不得之于嬉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挥毫未竟而客争藏去。或闲中书石,兴来写地,亦或微吟而不录,漫录而焚稿,以故多散逸。是亦未尝有作文之意,其于坡也,是以似之。”

豪迈不拘的性情使然,风格为物,固然不是能够刻意学来。然而,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苏辛二人在不羁的性情中也自有分别。其中差异从两个段子或可一窥。众所周知,东坡晚年有个天涯相伴的侍妾朝云,有次他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两个婢女分别回答“都是文章”“满腹智慧”,唯有朝云回答“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这才捧腹大笑,以为知己。辛弃疾也有一个关于侍妾的段子。宋人笔记记载,辛弃疾在上饶时,妻子生病,叫来医生号脉。当时一个吹笛子的侍女整整正在旁边,辛弃疾指着她对医生说:“老妻病安,以此人为赠。”没过几天,妻子病愈,辛弃疾果然践约,将侍女送给医者。不仅如此,辛弃疾后来还将此事写入词作《好事近》:“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盘盛得。下官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枝笛。观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

然而,同是遭贬斥,苏辛二人自持怀抱、托意甚高的境界却差可比拟。其中仿佛,也可通过两人的两首词作得以比照。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后,曾作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以孤鸿自喻,托物寄慨。而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同样是一首英雄失志之作:“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后人以“以诗为词”评论苏东坡,以“以文为词”评价辛弃疾。因为到了辛弃疾那里,词的语言,无所不包,纵横捭阖,犹如作文。叶嘉莹分析辛词,以其长调中内心盘旋激荡下的“盘旋”“激荡”的艺术美,以及诸如“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此类句读虽断、语气不断的句法为其特色。而辛词的盘旋郁结之姿,在于其“虽然一方面以其英雄豪杰的志意与理念突破了词之内容意境的传统,另一方面更以其英雄豪杰的胆识与手段突破了词之写作艺术的传统,可是就其词之本质言之,却仍能保有词之曲折含蕴的一种特美。”

乡居带湖、铅山时,常有朋友来拜访辛弃疾,一起畅谈宴作。岳飞的孙子岳珂曾在书中记录过当时的情景:“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座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

欢宴有之,然而辛弃疾心中最关切的依然是报国一战,别忘了,他可是被同辈友朋称为伟人,比作周瑜和谢安的人。当辛弃疾晚年再度得蒙皇帝召见时,已经八十岁的诗人陆游特别写诗为其送行,诗中便为其感叹:“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乡居期间,辛弃疾最最盼望的便是陈亮的到访。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当辛弃疾在铅山的新居落成后,便在那里接待了远道而来的陈亮。两人在瓢泉、鹅湖寺围绕国事时局畅谈十日,史称“第二次鹅湖之会”。此时距离首次鹅湖之会已过去13年。

宁宗庆元六年(1200),朱熹病逝武夷山,由于卷入“庆元党禁”,当时朱熹不少门人古旧不敢前往吊唁。辛弃疾得知消息后,不但赋词哀悼,而且写下祭文,到武夷山亲自祭吊这位一代大儒。

(本文写作参考《辛弃疾传 辛稼轩年谱》,邓广铭著;《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著;《唐宋词通论》,吴熊和著;《唐宋词十七讲》,叶嘉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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