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东京奥运的简办举措发言（人民视觉供图）

巴赫主席一定是越来越习惯于面前的镜头了，疫情彻底将一次国际奥委会全会搬到了线上。如若不是疫情，该是在东京摆下会场的，大事小情一一决断。线上全会，投票环节琐碎，每一次按键的时间窗口极其有限，委员们会前接受了充分的培训，一度人们对年长委员还有几分担心，结果长达五个半小时的线上会议以及每一次按键表决都有条不紊。

全会的信息量巨大，中国媒体最感兴趣的是东京奥运会赛程排定，毕竟夺金看金是基本面嘛。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细致体会巴赫主席流露出的焦虑，发言中和会后的发布会上，主席都策略地克制着表达，没有将焦虑聚焦在具体年份和赛事之上，只是笼统表达，政治纷争和割裂将会深深影响到未来几届奥运会的前途和命运，这权且算是一次信号清晰的高度预警。在下一个任期中，巴赫将继续高擎五环旗帜，引领奥林匹克运动在时代洪流中稳步前行。主席最担忧的是，以政治对抗为目的的奥运抵制发生，他称“这是真实存在的危险”。

全会落幕，转过一个相对轻松的周末，7月20日，这个属于奥林匹克的日子迎面而来。整整四十年前的这一天，莫斯科奥运会开幕，苏美冷战在奥林匹克的躯体上切下了深深的伤口。27岁的巴赫没能再次参加奥运会，抱憾终生，时至今日，他还强调，“抵制体育大赛，只会惩罚那些不能参赛的运动员，也剥夺了民众分享奥林匹克选手荣耀、骄傲和喜悦的机会”。如果以上还不能完全定义抵制行为的话，巴赫主席最后补上了一句——“全然无用，弊大于利。”

1980年的奥林匹克缺失，不仅仅在巴赫心中留下痛楚，那些为了一届奥运会倾尽全力数年，准备挥洒青春而又未能开启奥运征程的人们，四十年后，大多已是银发老者了，回望那次取消的旅程，他们都认定自己是一代消逝的奥运选手，而这悲剧的一刻则是从1979年12月27日，苏联军队侵入阿富汗开始的。

入主白宫两年半的卡特将这一入侵视为二战后，人类和平遭受的最大威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我们限制粮食销售，但是奥运会才是最大的麻烦，应该借此给苏联人最严厉的一击。”1980年1月，卡特借着采访机会首次提出，如果苏联不及时从阿富汗撤军，那美国政府将不会支持美国奥委会派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运会。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国际奥委会尽早决策，将奥运会带到另外的举办地，剥夺苏联人的承办权。而在此三天前，美国政府刚刚展开了一轮针对苏联的经济制裁，从渔业到科技到农业，出手很重。2月15日，卡特将一份备忘录发给了美国奥委会主席凯恩，声称只要2月20日苏联不能完成全部撤军，美国将坚决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五天后，苏联没有任何撤军的迹象，盖洛普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美国人支持抵制奥运会，美国篮协认为抵制奥运很荣光，而游泳协会则持相反姿态，美国体育界内部并未达成共识。

卡特和美国政府尽管态度决绝，但是政府并不能替代美国奥委会做出终极决定，只能不断地采取各种手段向其决策层施压，执委米勒甚至被告知，如果不能促成抵制的话，其本人的军人退役补贴都要受到影响。更有甚者，美国奥委会的办公地点是租用联邦政府土地，他们得到暗示，如果不能与政府保持一致姿态，麻烦随后就到。

4月12日，美国奥委会召开大会就奥运参赛一事进行投票，副总统蒙代尔亲自坐镇，奥委会司库西蒙斯讲话中强调，作为爱国的美国人，应该为与总统办公室保持一致而感到荣耀。讲话结束，现场一片沉寂，在随后的投票中，美国奥委会多数票支持抵制，一个没有充分考虑奥林匹克参与者利益的决定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