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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

作者:admin 2020-09-20 我要评论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于9月2日在威尼斯一家医院病逝,享年59岁。他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早期组织者之一。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 大卫格雷伯2011年出版的...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于9月2日在威尼斯一家医院病逝,享年59岁。他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早期组织者之一。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

 

大卫·格雷伯2011年出版的《债:第一个五千年》有近500页,《观察家》说它出版得很是时候(适逢“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很好懂。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杰罗米·卢斯说:“时不时会有一位思想家革新我们的世界观,帮助我们重新想象我们曾经想当然的东西……大卫·格雷伯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能向大众传播复杂的思想,文字迷人、幽默。他一生致力于为一个更加自由、更快乐、更平等的世界而斗争,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著作,包括尚未出版的《万物的黎明:人性的新历史》。”

格雷伯一直在帮助读者想象现实的其他可能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系主任劳拉·贝尔说:“大卫·格雷伯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类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著作涵盖了马达加斯加的葬礼、魔法、官僚机构、国王的金融化、木偶和海盗。他批判了债务的残忍、狗屁工作和人性的贬值。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人类学家应该有的样子——其他可能性的信使。”

格雷伯1961年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工人阶级家庭,他母亲出生于波兰,是制衣工人,出演过音乐剧,他父亲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80年代末他成为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前往马达加斯加考察,毕业后在耶鲁大学任教。2005年因为他经常参加抗议活动,耶鲁大学不再跟他续约。2013年起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格雷伯知道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定义世界。他在马达加斯加开展过广泛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看到逃跑的奴隶创建的反抗文化对义务和权威等政治概念都给出了另类的观点和定义。他带着这些洞见考察当代英美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是如何定义货币和债的?为什么我们更加推崇某些工作?民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2004年,格雷伯出版了一本小书《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他说无政府主义不热衷高深的理论,它是实践的、灵活的、反教条的。无政府主义认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像国家、资本主义、种族歧视以及男性统治这样的机制并不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世界,那里既没有这些东西,而我们也生活得更美好。乐观主义成为一种绝对命令。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观察人们做什么,然后尝试梳理隐藏在行动或行为中的符号、道德或实践逻辑,尝试了解他们不自觉的行为或习惯,去观察谁正在创造或实行另一种可行的模式。”

这本书中,关于“狗屁工作”的理论已经初见端倪。“抵抗工作一向都是组织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有许多工作消失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是人类之福。譬如电话传销员、企业律师。我们也可以取消整个广告及公关行业,解雇所有政客和他们的雇员,取消广告可以减少生产、运输以及出售不必要的产品,因为人们需要什么东西,总会有办法找到。取消极端的不平等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几百万名看门员、私人警卫、狱卒或特警队的大部分服务,更不要说军队了。金融家、承保人和银行家都是寄生物。”

2011年,格雷伯出版的《债:第一个5000年》成为畅销书。他在书中提出,主流经济学关于货币和债的起源的假说都是没有根据的。货币并不是起源于和平的市场交换,而是源自债主和债务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人们关于货币历史的标准说法是非常落后的。人类并不是从以物易物开始,然后发现了货币,最终发展出信贷体系。实际情况是另一幅情景。首先出现的,是如今被我们称为虚拟货币的东西。很久以后才出现硬币,而硬币使用的普及程度非常不稳定,从未能够完全取代信贷体系。相应地,以物易物似乎是人们在使用硬币或纸质货币过程中意外诞生的副产品:在历史上,以物易物主要由已经熟悉现金交易的人们使用——当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取得货币的时候,就会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较早的市场主要靠信用运行,使用现金的市场是随着战争而兴起的。“战争、政府和奴役不仅仅在将人类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也在各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建制。谁最有可能第一个看到房子里的各种物件,而立刻评估在市场上出售它们可以换回多少东西?毫无疑问,只有盗贼会这样做……任何把世界归结为数字的体系,只有通过武器才能维持下去,不论是刀、剑、棍棒,还是当今无人驾驶飞机投下的激光制导导弹。”

格雷伯提出了一种很激进的主张:还债不是道德的精髓。事实上,我们并不全都要偿还我们的债。“欠债还钱这个观点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即使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它也是不正确的。债权人理应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不论多么愚蠢的贷款都能获得偿还——例如不存在破产法,那么结果将是毁灭性的。”犹太法律禧年律(Jubilee)规定,在安息年(每七年),所有的债务都将自动被免除,那些因债务仍在奴役中受苦的人们将被解放。

在后来的著作中,格雷伯以他风趣、嬉戏的风格,用他的人类学训练剖析了各种主题,如民主(“最早的真正的民主机构是海盗船”)、官僚机构(“警察是带枪的官僚”)和科技(“会飞的汽车在哪里?”)。在讨论科技时,他区分了诗意的技术与官僚的技术。诗意的技术用理性的、技术的手段把狂想变成现实。它跟文明一样古老。如今科研都是巨型官僚主义项目推动的,对硅谷和互联网起源神话的迷恋遮蔽了真相,政府、大学和私有公司的相互渗透导致所有人都采纳了公司中出现的语言、感受力和组织形式。这种公司官僚机制有助于开发产品,对孵化原创性研究来说却是灾难性的。

格雷伯认为,新兴科技并没有改善民生、减少人们的工作量,“信息技术的扩展和新的组织运输的方式,使得同样的工业工作被外包到东亚、拉美等国家,那里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制造商能够使用不那么发达的生产线技术。精心设计的高科技运动鞋不是用智能机械侠或分子纳米科技生产的,而是墨西哥或印尼农民的女儿用老式缝纫机做的。虽然在医学和生命科学方面有着空前的投入,但我们仍在等待癌症和普通感冒的治愈方法,最大的医学突破是百忧解等药物,为的是确保新的工作要求不会把我们彻底逼疯。电脑使雇主创造了灵活的工作管理方法,破坏了传统的工作安全性,增加了几乎所有人的工作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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