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外政策专家埃里克 - 安德烈·马丁

默克尔执政16年，在中欧关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她作为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期间，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本刊专访了埃里克-安德烈·马丁（éric-André Martin），他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法德关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也是欧盟对外政策专家。马丁曾在法国政府外交部、经济与财政部任职，也曾被公派到德国和波兰，后期做过欧盟委员会顾问，并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贡献过研究成果。在我们的专访中，他谈到了法国人眼中的默克尔，默克尔在德国乃至欧盟的作用，以及默克尔治下的德国在中国和欧洲关系中的角色。

默克尔执政为欧洲带来稳定

三联生活周刊：执政16年，默克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埃里克-安德烈·马丁：纵观默克尔执政16年，为德国乃至欧盟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稳定。这16年，其实出现过诸多危机，从2008年欧债危机开始，到2011年福岛核泄漏之后她推动的德国退出核能，再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下她力主开放边境迎接难民，此后极右党派逐渐崛起，欧洲接连遭到恐怖袭击，再到去年的新冠疫情。可以说，这十几年真的是很不太平，默克尔需要一边为整个欧盟制定决策，一边还要平衡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同时还要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同为欧洲大国，与默克尔执政16年的稳定不同，这期间法国换了四任总统，这种不同源于什么？

埃里克-安德烈·马丁：默克尔上任总理之初赶上雅克·希拉克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然后是尼古拉·萨科齐的5年，弗朗索瓦·奥朗德的5年，以及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大部分任期。这不仅代表了德国政府执政党派的稳定，也代表着默克尔30年的超长从政经历，要知道她从1990年起就陆续在联邦政府内阁中担任过妇女青年部长、环境与核能部长等职，再加上她之后这16年的总理任期。

两国政府首脑执政时长的不同主要源于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共和制的法国，总统通过全民公投普选产生，而联邦制的德国，作为政府首脑的总理通过联邦议院产生，只要其党派在议院中获得多数席位，就可以一直在任。默克尔后来的总理任期，是她所在的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之下产生的，大联合政府也保证了支持她的党派一直在联邦议院中占多数席位。

2011年5月2日，默克尔乘坐直升机观看德国风力发电场波罗的海一号（Baltic 1）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比较这种政治体制的不同所带来的政策与结果？

埃里克-安德烈·马丁：德法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会在各个方面体现出来，比如针对这次疫情的防疫政策和结果。

在疫情之前，法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德国在经济上更好，而法国有着更好的医疗系统。但这次疫情让法国人发现，原来德国人在医疗卫生系统上也比他们做得更好。疫情期间，马克龙支持率大减，而默克尔支持率则显著上升，后者在疫情出现后的四个月里上涨了20点支持率，达到72%。德国卫生部长甚至在法国《世界报》上写了署名评论文章：《为什么德国防疫效果相对更好？》

其实在去年3月初，疫情刚开始在欧洲大范围扩散的时候，德国媒体曾普遍抨击“沉默”的默克尔，那时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已经宣布封闭国境，而默克尔自2005年上台以来除了新年祝福外，从没坐在办公室里面对镜头做过面向全国观众的电视直播讲话。在当时的压力下，她于去年3月18日，为了疫情首次进行电视讲话，表示这是两德统一以来，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面对的最大危机，并称德国人不会被动地面对病毒扩散，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保持社交距离。此后她每周都会举办总理新闻发布会，或者在联邦议院上发言。但发言的内容，多是科普教育性而非政治性的，比如去年4月16日，她用了超长时间来讲洗手的姿势，以及病毒变异率与确诊病例发展曲线的关系。在这次疫情中，默克尔以一位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角色出现，而不是政治家，当然，这也可能和她物理学的教育背景有关。但显然这样的形象让德国人更相信她。

反观法国，在默克尔带领德国科学抗疫的时候，马克龙则带领法国向新冠疫情宣战了。法国总统历来有酷爱电视讲话的传统，在马克龙3月16日的电视讲话里，他6次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开战了”，并发起“全国总动员”。9天后，马克龙访问米卢斯由军队管理的临时医院，并定期在总统府爱丽舍宫里举办“国防委员会”会议，商讨抗疫的重要决定。

其实这些都是德法政治文化不同的反映。马克龙说“战争”，不只是宣传修辞，而是真的回到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军传统中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诞生，并且是由戴高乐将军——一位生怕重蹈1940年巴黎沦陷覆辙的人一举推动的。所有这些，都是德国当代政治文化中绝对反对的，当代德国在1945年建立之初就反对一切战争和军事幻想。

德国联邦制下总理和总统的权力分工，和法国共和制下总统的高度集权不同。当时有人说德国联邦制不如法国共和制更适合面对危机，但实际的结果却恰恰相反，有一个有意思的比较是，在居家隔离期间，法国的宣传口号是“待在你们家里”，而德国的口号是“我们待在家里”。

2020年3月16日，巴黎居民在家观看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新冠肺炎的电视演讲

欧盟的德法双引擎如何平衡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可以说，德法两国是这16年里欧盟发展的双引擎？在德法双引擎中，是否德国更强势、更占据主动？

埃里克-安德烈·马丁：德法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欧盟全部生产总值的40%，因此它们在欧盟各组织机构中都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德法首脑是两国关系的核心，而德法两国关系又是欧盟的核心。

默克尔出任总理之初，是欧洲非常艰难的时期，法国和荷兰刚刚通过全民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提案。当时是希拉克担任法国总统的最后两年，尽管他疲态尽显，但很多人认为希拉克在面对年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依然强势，但那些人都低估了默克尔。法国总统一贯有着将自己打造成“充满性魅力”形象的传统，希拉克也不例外，而默克尔那时显得“腼腆”。与这一印象相反的是，默克尔从2006年开始，连续15年蝉联福布斯全球最有权力女性榜第一位。不过默克尔也算“运气好”，上任之初面对的是一位在法德关系乃至欧盟舞台上经验丰富的法国总统，希拉克非常喜欢与德国合作。

2007年，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新的两国首脑关系中，默克尔逐渐占据主导，一面是年轻、热情的萨科齐，另一面是冷静、内敛、深思熟虑的默克尔。默克尔与萨科齐联手，推动用以简化并取代《欧盟宪法条约》的《里斯本条约》。正是在推动《里斯本条约》的过程中，默克尔头一次明白了，如果德国想在欧盟范围内推动什么主张，一定需要与法国建立稳定、紧密的合作关系。随后欧债危机到来，这是一次对德法双引擎的重大考验，最终两国政府全面合作，于是有了“默科齐”这一外号。

正是因为欧债危机，让德国成为欧盟范围内的领导者，欧盟各国在它的领导下拯救欧元。在保持金融稳定、制定财政紧缩政策，尤其在对希腊减免债务等问题上，德国都是最主要的决定者，并对债务国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与此同时，德法两国之间的不平衡逐渐拉大，德国经济在默克尔强硬的欧盟经济和金融政策下迅速复苏。

德法两国因欧盟经济和金融复苏计划而逐渐产生的紧张情绪最终间接导致了奥朗德当选新一任法国总统。奥朗德曾反对默克尔提出的欧盟范围内的财政紧缩政策，并表示在当选后要与德国重新协商欧盟分配给法国经济增长计划。最终矛盾看似和解，但两国进一步失去平衡，法国重返经济增长依然困难重重，于是提出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但效果遥遥无期。又一次，是危机化解了问题，让两国首脑再次联合。在法国《查理周刊》遭受恐怖袭击之后，默克尔参与纪念游行的画面“成了德法团结的最实体象征”。在国际舞台上，德法两国首脑也出面共同回应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危机的相关问题。奥朗德充分利用各种纪念日举办活动，比如“二战”欧洲战争胜利日、诺曼底登陆日等，来回顾也在提醒各国欧洲共同的命运。

在奥朗德与默克尔之间漫长的博弈之后，法国总统府迎来了年轻的新总统马克龙。马克龙周围有很多会讲德语的政府幕僚，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德法两国会定期举办部长级会议，不仅讨论欧盟议题，也讨论两国双边外交政策。此外在每次欧洲理事会举办前，德法两国首脑也会提前碰面，共同商讨。

这些年，不管德法首脑的性格有多么一样或者多么不一样，每次艰难时刻或者危机出现的时候，他们都会做出妥协，向对方那边走出一步。只要事态变得严重的那一刻，他们就肯定会做出应该做的。

英国脱欧更加强化了德法欧盟双引擎的地位。尽管德国已经在欧盟中占据主导，但它仍然需要法国，这样两国联合才能制定出让其他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接受的政策，就像去年5月第一波疫情过后欧盟推出的经济复苏计划，就是德国在法国的帮助下争取到更广泛的合作、与多国妥协产生的结果。不仅因为每个成员国存在不同看法，也因为欧盟其他成员国不愿意德法双引擎替它们做所有的决定。也因此，欧盟内的最终决定是更平衡、更考虑其他成员国的决定。

最著名的反例就是2015年的难民危机。最初这只是一个双边外交问题，德国打开边境允许难民和移民进入德国，这一决定当时被很多欧盟成员国所指责。难民危机后来直接影响到了2017年的德国政府选举，以选择党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党，借助着民粹主义以及群众对大量难民的不满迅速从政治光谱的右侧崛起，并在不到三年时间之内就变成了原东德地区联邦州内的第二大党。选择党分流选票，令默克尔所在的执政党基民盟在2017年大选时受挫，由于需要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才能继续执政，基民盟的政策被迫进一步“左”倾。

力主达成中欧投资协定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12月30日，就在默克尔担任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任期的倒数第二天，欧洲理事会与中国政府达成共识。是否可以说，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默克尔主导、推动的？

埃里克-安德烈·马丁：首先要说的是，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在去年底已经完成，但按照欧盟程序，现在还需要欧洲议会的通过，因此等协定最终签订时，默克尔早已不是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了。现在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法国，大家都在等待欧洲议会的讨论结果，最终能否签订，都一定是个多边协商的结果。其次，欧洲理事会与中国政府确定的投资协定，是中欧7年不断协商的成果。2020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德国成为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此前德国已经13年没有成为轮值主席国了。其实默克尔成为轮值主席的时候，也是欧盟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当时疫情刚刚被逐步控制，但疫情导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停滞还没有人来解决。

那时正好也是欧盟需要确定2021年至2027年多边预算的时刻，德国是最有能力在诸多成员国中谋求共识的国家，尤其对意大利、希腊等欧洲南部国家，德国很有说服力，如果换作其他一个在公共财政上控制力没那么强的国家，很可能达成不了共识。

默克尔力主说服其他欧盟成员国达成中欧投资协定。她清楚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一方面德国作为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使她获得达成协议所需要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换届，新总统拜登1月20日才就任。此外这一协议的达成，还是在新冠疫情持续一年、中美关系在卫生和科技方面的博弈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产生的，德国感受到急需强化欧盟在国际舞台的地位。

此外默克尔也非常重视中德关系。她在总理任期里几乎每年都去中国访问，应该说是到访中国次数最多的德国领导人。其间设立的中德对话论坛，是这些年里中德双边关系中的绝对亮点。

三联生活周刊：中欧投资协定已经谈判了7年，为什么默克尔想在任期末尾一定要完成它？

埃里克-安德烈·马丁：如果协议最终能达成，德国会是最受益的欧盟国家。

从2010年开始，中德贸易加速，帮助德国成功摆脱2009年的欧债危机，并让德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德国如今是与中国经济交流最多的欧盟国家，2019年两国贸易总量达到2060亿欧元，德国向中国出口960亿欧元，进口1100亿欧元，将近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基础工业中，“德国制造”普遍存在于中国：机械、汽车、电工、化学。德国企业也非常依赖中国市场。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世界关系的变化，德国与中国是否还在以及是否还将保持这种关系？这也是默克尔正在做出的选择。

首先，默克尔从来都是反对与中国政府针锋相对的外交政策的，更不要说完全切断联系，像前两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与中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她是一定反对的。她永远希望与中国保持对话，使德国在中国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次，是中国对德国经济极其重要。德国汽车行业在中国占有巨大市场，但这种市场优势正在逐渐失去，所以她想有所行动。

2015年，中国制定了2025年中国制造的策略，在包括航空航天、高铁、新能源汽车等十几个关键工业领域独立自主。这些领域的中国创新企业将在政府的大力扶植下逐渐取代外国企业。随后中国资本对德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兴趣越来越大。从2016年开始，美的集团逐步收购库卡，一家从事工业机器人和工厂自动化生产的德国头部企业，以及2018年吉利入股戴姆勒，这才有了2019年初德国工业联合会（BDI）的表态，认为德国和欧盟不应该再觉得中国是个商业伙伴，而是一位“系统性竞争者”。

如今回看德国工业联合会2019年的那篇文章，尤其在持续一年的疫情以及欧盟制定新的财政预算计划之后，一切都很了然了。德国长久以来都是崇尚自由主义的联邦制国家，对“政治工业化”向来态度谨慎。因此那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重要的转向，从2019年3月开始的欧洲范围的讨论中，就已经有人在使用“系统性竞争者”这一称呼了。此外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是旨在充分利用中国国内的市场，而不是去在海外市场与其他国家竞争。

因此这次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第一是为了缩小欧盟市场与中国市场之间的区别，第二点是进一步平衡中欧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第三点是进一步确定对环境、社会等议题进行协商。

尽管中欧投资协定还需要很多步骤才能最终签订，但它的时机和方式也同样重要：协定也是向美国拜登政府释放的重要信息，在特朗普执政这些年后，欧洲既不会卷入与中国持久的冲突，也不会否认其价值。

其实还有一个对比。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以盗用用户数据的名义大量禁止中国技术进入美国市场，从华为到抖音，但欧洲国家从没有说过这些事情，是因为欧洲国家依然需要中国市场。

因此德国想要与中国进一步合作，是既出于经济原因，也出于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