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从未停止过向自然表达敬意，越仔细地审视这些来自自然界的材质和主题，越难回避思考时尚对自然的影响。

缀着椭圆吉丁鞘翅的棉质裙装

 

貂皮镶边宫廷礼服裙曼图亚

 

华服曼图亚

这里是由设计互联、英国V&A博物馆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呈现的“源于自然的时尚”。走进展厅，一件“庞大”的欧式宫廷礼服裙孑然伫立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散发出华丽的震慑感。说它“庞大”一点不为过：收紧的腰身连接着巨幅裙撑，足以占据五个人并排站立的空间。礼服裙的官方名称是曼图亚（Mantua）——流行于十七八世纪，穿在衬裙和三角胸衣外的敞开式女式长袍。看看它的材质吧：丝绸、银线及镀金银线、貂皮，极尽奢华。尽管经历了250多年的尘封时间，这件质感丰富的曼图亚仍旧色彩生动，刺绣部分的金银线闪闪发光，深色的貂尾从略失光泽的蕾丝中探出。

这件曼图亚最初很可能是为上流社会女士参加圣詹姆斯宫舞会这样隆重的社交活动而设计的，丝绸上的花束卷曲图案流行于18世纪60年代，从混合金银线的特殊面料（仅适用于制作宫廷礼服和宗教法衣）可以推测礼服上的丝绸产自法国里昂。五人宽的夸张造型很可能是因后来的主人为参加19世纪的化装舞会而改动过。

皮革真丝手套

 

有另一幅约创作于同时期的油画《埃弗拉德夫人》作呼应，可以察觉当时的貂皮镶边潮流。肖像画中的礼服裙把白鼬的黑色尾巴部分嵌入银色花边内，从颈部的一侧延伸到肩前，这样便与丝绸缎带的图案融合在一起了。

时尚从未停止过向自然表达敬意，越仔细地审视这些来自自然界的材质和主题，越难回避思考时尚对自然的影响。英语“Fashion”一词，来自拉丁语“fa-cere”（从自然中塑造或制作某物）。在词源上，自然是塑造时尚的物质基础；在社会发展的历程里，萌芽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近现代时尚，也建立在对自然不断加深的认知上。

一件绣有猴子图案的马甲和其他丝织品陈列在同一橱窗内，很容易被忽略。其实，马甲上的猴子刺绣图案大有来头，至今保存在里昂丝织博物馆的档案中。那只给同伴递水果的猴子是只食蟹猕猴（长尾猕猴），另一只是狮尾猕猴，两种猴子的形象均来自布封的《自然史》。因为猴子的灵巧度与社交行为与人类相似，经常在寓言与漫画里充当主角，艺术化地表现较负面的人性。同时，猴子也是一种时髦的宠物，在布封创办的巴黎花园（现在名为巴黎植物园）和伦敦塔的动物园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当布封的著作被翻译为多种文字时，书中的猴子形象也被制成了马甲上的刺绣图案。想来猴子图案刺绣马甲的主人试图向上流社会展示他对自然历史的深厚学识吧。这种时尚的法国马甲曾在英国精英阶层中广泛流行，据说由于丝绸征收重税，如此重工的丝绸服饰当时都是走私到英国的。

对面的橱窗里，占据头排位置的皮革真丝手套小巧而精美，它的花纹包括玫瑰、金盏花、麦穗和小鸟，都是17世纪初期的常用图案。其中，玫瑰花是英国都铎王朝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在位期间的时髦花卉。女王还引发了当时英国上流社会“香水手套”的潮流，这只手套很可能就曾散发着玫瑰、茉莉或睡莲的花香。经典香水品牌娇兰如今仍在生产香水手套。作为个人的贴身物件，手套也常被用于定情信物或护身符。英语用“Fit like a glove”的说法来表达“称心如意”，以这种说法出现于17世纪中期来推断，当时的手套工艺已经很成熟了。

鱼皮制造的赫哲族短靴

 

向自然表达敬意的设计

 

宫廷时尚的攀比与环境灾难的开始

在欧洲宫廷时尚的启蒙阶段，皇室、贵族和富裕的资产阶级精英阶层主导着时尚的品位。为了强调身份与炫耀财富，“极繁”风格盛行，服饰往往采用珍贵奢华的材料，并耗费大量人工制作成本。18世纪末，以法国为代表，欧洲达到了奢侈品消费的历史巅峰。这些现象加剧了时尚取材自然的速度。

法国里昂丝织面料的流行周期规律变化，它在时尚界的领导地位因路易十四得到巩固。随着纺织技术进步和轻质面料流行，设计的新颖性更受重视，服饰与面料的翻新率提高了，宫廷开始有计划地淘汰服饰面料，形成规律的流行周期。皇室对新面料的追捧为丝绸生产商提供了稳定而有规律的消费市场。1767年1月，科克子爵的遗孀玛丽·科克夫人为了参加夏洛特女王在宫廷举办的生日宴会，花费70英镑购买了一件锦缎曼图亚以及与之搭配的一套新银色蕾丝饰品。这套礼服显然饱受赞誉，同时参加生日庆典的鲍伊思夫人曾记载道：“相形之下，我的礼服简直就是破衣烂衫。”

这些关于宫廷服饰的文字，一方面从侧面描述着装者之间的炫耀攀比，另一方面也佐证了丝绸具有财富、品位和身份的象征意义。男人在宫廷宴会和正式社交场合中穿用丝绸制作的礼服、套装与马甲，在家穿“banyans”丝质休闲长袍。女人则穿有丝绸装饰的曼图亚和礼服裙。从丝带、手套到锦缎、天鹅绒，无论哪种消费水平都能够购买到投其所好的丝绸制品。相比于丝绸的昂贵，羊毛和亚麻是更为常见的织造原材料。前者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以细腻的单色毛料背心和马裤成就了经典的英伦风格，同时确立了英式男装与英国毛料在时尚界的地位；后者经过漂白，织造成蕾丝，成为富裕阶层用于服饰的点睛之笔。

棉布与丝绸类似，一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流通，大多数丝绸产自亚洲，大多数棉布产自印度。一件点缀着5000片印度绿点椭圆吉丁鞘翅的白色棉质裙装，莹莹闪烁着宝石般的虹彩。在印度莫卧儿王朝（1526～1756），绿吉丁虫鞘翅象征着拥有者的极高地位。当时，人们会把鞘翅切割成不同形状，拼成各种花卉图案，还会混入金属丝来增加光泽。据讲解，裙子闪耀的虹彩是随角异色效应，由于物体表面的细微层状结构以不同角度反射光线而形成的色彩变化。原来在200年前，就已经能实现今天的闪石、亮片的效果了。除了吉丁虫的鞘翅，天然虹彩也存在于某些鸟类的羽毛和珍珠贝母上。它们的色彩不会褪色，经久不衰。

世界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与栖息物种孕育出各地独特的审美与文化。当全球殖民的欧洲人看到当地的宝贝，第一想法就是带回去。西方商人在19世纪初开始仿制印度风格的鞘翅纺织品，于是从印度大量进口吉丁虫的鞘翅。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鞘翅进口量可以高达2.5万件每批次。这件裙装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若要穿上它，需要先穿好紧身胸衣、裙撑、衬裙，才能承载裙子本身的重量。当时流行的宽大裙摆成了炫耀吉丁鞘翅绣工的舞台。新奇的材料，配上异域风情的故事，在上流社会享受炫耀带来的虚荣光晕时，也成了破坏生态的帮凶。

18世纪丝绸染色对环境的影响还微乎其微，毕竟时尚潮流仅存在于一小批精英阶层中。进入19世纪，情况则完全不同了，除了专为皇室服务的裁缝，高级时装屋和百货商场也为不同阶层消费者提供服务，消费购物已成为一种大众休闲活动。批量化生产与产品快速迭代推动时尚高速发展，大量自然资源被使用和开发。工业化的普及也引起了社会学与生态美学领域的关注。

眼前这顶毡帽和之前的海狸毛毡帽不同，它被塑料密封袋牢牢封住，还贴上了一张带有骷髅标记的有毒标签。随着化学试剂的广泛应用，制毡开始用到硝酸汞，让毛皮顺滑、柔软。但使用硝酸汞是有危险的，因汞中毒而导致肌肉抽搐和神经错乱的帽匠不计其数，所以有了英语俚语“as mad as a hatter”（像帽匠一样疯癫，出自19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的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里也生动刻画了一个疯帽匠的形象。这顶毡帽就是在V&A博物馆被检测出含有硝酸汞残留，才被藏品保管员小心地放进密封袋中保存。

“源于自然的时尚”展中展——“衣从万物：中国今昔时尚”

 

源自自然的时尚

几年前，“源于自然的时尚”首次在V&A博物馆展出时，集中整理了纺织服饰部收藏的大量纺织品与时装。从中不仅能看到从17世纪到现在的服装结构和设计演变，同时也能看到很多对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的探讨。衣服好看的背后实则有很多代价。展览的目的不仅是向自然致敬，也是给予所有人一个迫切的提示：是时候谨慎地考虑自己对时尚的选择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尚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日趋增长，行业更趋专业化，媒体与商业通过明星效应制造潮流与消费欲望，“快时尚”与“用毕即弃”共生。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时装行业负面影响的严重性，它已经从灵感、取材源于自然，彻底走到了消耗、伤害自然的另一端，这促使环保主义者鼓励设计师和消费者重新思考并做出改变。

1989年，凯瑟琳·哈玛尼特（Katharine Hamnett）发起了环保运动，呼吁时尚界将环境保护和道德经营推广至整个供应链，一起支持使用有机棉、减少使用杀虫剂并为小型棉农及其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25年后，“可持续”一词兴起，在每100页的时尚公司报告中被提及的次数达到13次。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可持续不需要妥协美丽，艾玛·沃特森穿着一件由再生材料制成的Calvin Klein礼服裙参加了2016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慈善舞会。从使用Newlife聚酯纱线（100%回收塑料瓶制造）织造面料到采用再生材料制成拉链，礼服尽可能地将那些日常消耗品在这件服装中进行再利用。不仅如此，礼服的各个部件可以被巧妙地拆分，以便用解构的方式变换不同款式，提高礼服的使用率。正如这件衣服被收入《源于自然的时尚》展览时，艾玛·沃特森所说：“当下，重新定义着装、消费以及时尚的内涵，无疑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

1∶6缩小的小花楼织机模型和交龙对凤纹锦纹样

 

我们从纺织品文物中看到了什么？

——专访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

作为对西方展品的回应，展中展“衣从万物：中国今昔时尚”通过中国历代服饰及纺织品的材料、色彩和图案，回溯蚕桑业的悠久历史。从一件仿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的龙凤刺绣衾，到2020年品牌“封面是花”以树叶跟泥染的帆布鞋，在这些跨越了2300年的时尚造物中，流露着中国人看待自然的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当大众看到这样一件织锦文物，他们最先会被图案所吸引。图案的故事一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去解读？

赵丰：一般来说，图案有三个要素，题材（造型）、布局和色彩。拿丝绸之路上面的图案来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要辨别它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在汉唐之间有一类太阳神图案。太阳神本身是西方的，多出现在希腊神话里。公元前300多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一路来到印度北面，随之把希腊人的生活方式、风俗、语言和文字传入东方。100多年后，张骞出使西域又和这些从希腊过来的文化相遇，然后把希腊的文化继续往中国方向的新疆一带传播，直到后来，中国人也用了太阳神的题材。太阳神的由来、使用方式和象征意义都是图案研究的重要方向。

图案题材跟历史、文化或是宗教信仰有关，而图案的结构往往跟技术更有关系。“五星出东方”锦上的图案是沿着纬向一道一道排列，因为那时的织机只能织出经线方面的循环，纬线方向无法循环，所以图案的单元就是纬向扁扁长长的。到了唐代，无论是织绫也好，织锦也好，都出现了团花结构，像宝花那样左右上下对称循环，这都归功于技术的进步。染缬图案也是如此，唐代盛行一种雕版印花的方式，名为夹缬。它是把折叠好的布料夹在刻有相同纹样的两块板子中间，然后放进染缸里。如此一来，被板子凸起的纹样夹着的地方不上色，凹进去的地方就能染色，因为折叠，最后丝绸上就形成了对称的图案布局，折叠的地方就是对称轴。这种布局当然跟设计有关，但设计很大程度上受技术的制约。至于色彩，一个时代的流行，同样和技法、染料脱不开关系。所以每一件织锦文物都能从它的艺术价值（色彩）、科学价值（技术）和历史价值（文化、宗教信仰）来解读。

三联生活周刊：色彩是历朝历代服装等级的重要标志。在人工合成染料发明和普及之前，染色都是用天然染料，而只有在丝绸上，天然染料才能发挥最佳效果。展览中的织品面料大部分都能被划分为丝、毛、棉、麻这四大类源于自然的纤维，其他面料在当时的颜色表现力怎么样？

赵丰：毛和丝属于蛋白质纤维，对染料的上染性能高于棉和麻这种植物纤维。植物纤维，比如麻，在表层有像杂质颗粒一样的保护层，极不容易上色。相比之下，棉好一些，但是它比较适合在碱性环境里印染，所以古代常见靛蓝色的棉布。而丝、毛适合在酸性环境里染，容易呈现出更多丰富的颜色。

同属蛋白质纤维，毛比不上丝的鲜艳度和光泽感。一来它有毛鳞片的保护（毛鳞片的特性也使羊毛可用于制毡），打开毛鳞片的工序比脱掉丝胶复杂；再者毛是短纤维，丝是长纤维（一个蚕茧剥离出的丝长度在800～1000米之间）。把羊毛纺成纱线不免会有很多短纤维露在表面，所以它的光泽无法像丝那么连续、那么光亮，精细程度也没丝好。在古代世界，彩色丝织品不论材料还是加工都很昂贵，是绝对的奢侈品，普通百姓只能穿蓝染的棉麻布衣。

三联生活周刊：哪些颜色在历史上属于“贵”的颜色？

赵丰：在人工合成染料发明之前，紫色算得上贵的颜色。骨螺紫属于欧洲最贵的动物染料，它源于一种地中海海螺的分泌物。要染一块紫色的布需要从上万个海螺里提取那种物质，所以骨螺紫也被称为帝王紫。在考古实物中我们发现，早在公元前5～3世纪前后，骨螺紫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进入新疆阿尔泰山地区，或是由骨螺紫染成的纺织品进入这一地区。后来有人研究发现，中国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已经有骨螺紫了。春秋的齐怀王很喜欢紫色，尽管史料上面没有明确说它用的什么染料，但从记载中描述的这种紫色会发臭，整个国家的经济都要被拖垮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是骨螺紫。

颜色“贵”跟染料的性能和获取难度等因素相关。一般来说，动物染料染出来的颜色比植物染料的要贵，因为前者的色牢度更高。要说贵的颜色就一定好看么，这个见仁见智。不过贵的颜色都染得均匀，也比较稀缺，加上人们的崇尚心理，往往会流行一些。它和审美就这样以多层原因交织在一起了。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在了解到合成染料漂染工业的污染之后，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重新探索天然染料的可能性，他们的方式方法和染料选用和古人一样吗？

赵丰：我想部分采用天然染料的设计师还停留在概念层面上。我们在研究乾隆色谱的时候，也是从史料着手，配方是有了，却没能轻易复制原工艺的染色效果。这里面存在我们和古人的距离。当年织染局里的的染匠毕生都在做这个事，他们承袭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越做越精。而大部分人对染料的了解程度远不及他们。我们也在法国化学家加入的情况下，通过对染料分子结构的把握，才呈现出乾隆色谱最好的颜色。

事实上，真正从事染色的人喜欢研究化学染料，因为它的分子结构稳定，不像植物染色的变量那么大。天然染料的色牢度也不容易达到我们今天的要求。以前，皇帝和那些穿着靓丽色彩的人，一件衣服只穿几个场合，不需要洗。今天我们要把颜色用到大量的日常生活里，这需要科学家跟艺术家的合作才能做好。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已经复原了乾隆色谱中大部分的染色技法，古代技法中的纺织部分也都能复原吗？研究、复制古法对现代有什么意义？

赵丰：复原古代技法不难，难在用原工艺复原，而不是像来样加工那么做。这次展览中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从材料、加工工艺，到艺术审美都与原文物基本一致。锦上饰有凤、虎、麒麟、灵芝、星宿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在古代，这五个字经常出现在占星术中。汉宣帝时，老将赵充国率军平定羌乱，也借用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说法。我们通过研究先做出了汉代的织机，然后花了两年时间在复制的织机上织造、复制了这匹锦。若用现代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很容易，但那不是一种感觉。

在以博物馆馆藏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希望做到传统工艺的复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了解古代社会，了解丝绸生产对他们来说到底有多重要，生产率有多高、设计水平怎样等。这有助于对当时整个社会的科技、文化、经济、艺术各方面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