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中国IT派遣人才在日本

作者:admin 2017-08-02 我要评论

70分,是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高的分数。 但对于希望在5年内拿到日本永久居住权的小龙来说,这是必须达到的及格线。可惜,由于最终分数未能达标,他2017年的申请计划...

70分,是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高的分数。

但对于希望在5年内拿到日本永久居住权的小龙来说,这是必须达到的及格线。可惜,由于最终分数未能达标,他2017年的申请计划泡汤了。“如果有了永住权,我想自己做买卖,做一辈子程序员太无聊了。”从事IT工作的他每晚9点下班,开车回家前,他习惯地点上根烟,听上几首中文歌。

让高级人才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永久居住权,是日本政府推进新经济成长战略的重要一环。早在去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出“拿到永久居住权为止,要成为世界上在留时间最短的国家”宣言。6月,日本公布《再兴战略2016》的经济战略,明确写入“创设世界上最快级别的日本版外国高级人才绿卡制度”。此前,外国人申请日本永住权一般需要10年以上的在留资格,这一次日本政府将高级人才的在留时间缩短到5年,条件好的最短滞留1年便能取得。

日本这个风险意识极强的国家,有着最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6年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为1亿2693万人,比前一年减少16.2万人,连续6年下降。这其中,IT业成为人才缺口的“重灾区”。日本经济产业省2016年的调查显示,2030年日本IT人才缺口将达到约59万人。因此,各大IT公司以及派遣公司对有IT技术的外籍人才青睐有加,甚至不惜直接从国外分公司调派人员或者委托派遣公司直接招聘。

新政策推行期间,像小龙一样从中国派遣来的年轻人看着新宿西口的人头攒动、池袋街头的霓虹闪烁,和1.5万名在日的中国软件工程师一起开始在这个陌生国度打拼奋斗。他们向往丰厚的工资收入、理想的职业发展、能够自由选择的永久居住权和可以真正融入其中的社会地位,但心愿的达成远比想象中漫长。

要拿永住权不容易

2012年,日本法务省导入了较为详细的“高度人才评分制”。彼时,即将踏入30岁门槛的小龙,刚从国内任职的一家中日合资软件开发公司转职到日本。情况紧急,从申请签证到落地羽田机场,只用了1个月。来日后,他一直被派往日立、富士通等日本大型IT公司参与项目。而他所在的合资公司在日本摇身一变,转型为一家IT人才派遣公司。

“我们公司的社员几乎全是中国人。”据小龙介绍,其所在的公司会和这些大型IT公司根据项目周期按月份签署派遣社员的劳动合同。最初他从普通程序员做起,由于拥有过硬的技术,他不断接到项目,也尝试过难度更高的软件桥梁系统工程师等工作。

小龙所在的IT人才派遣公司与员工以正社员或者契约社员的形式签约。他幸运地签到了正社员的劳动合同,公司缴纳税金和保险金,即使在项目空档期,他也能拿到相应底薪。“但和我一起过来的朋友与其他派遣公司第一年只能签契约社员合同,没那么稳定。契约社员可能会因为没有项目被克扣或者取消休息时间的底薪。税金和保险也需要自己去市役所缴纳。”小龙数次提及的“正社员”身份,给予他初抵日本时最大的安全感。

这些派遣员工同样面临项目被解约的风险,但解约并不意味着解雇,派遣公司会继续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给被解约的员工。在日本IT行业巨大的缺口下,这些外籍人员往往承受着最严苛的评价,成为日本IT行业流动的“特派员”。

小野是日立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本社员,负责项目销售并经常与外籍派遣技术人员有工作上的合作。“公司对于派遣技术人员的要求是实际操作必须过硬。一个月前我们到日立总公司做一个软件开发的项目,与我合作的外籍程序员日语实在太差,也无法独立完成专业的软件开发工作。由于他工作效率很低,导致我们的科长周末也来加班帮他一起写程序。在非常影响工作进度的情况下,他后来被科长解约了。”

日语能力不够和业务水平较低,成为外籍派遣人员被解约的主要原因。某大型IT公司工作的中国籍正社员透露:“日本对于派遣人员的证书检查其实不太严格,从中国来日的程序员要求至少有日语能力等级考试2级水平。这是维持日常对话的基本水平。日本公司不会要求面试出示证书,其中会有派遣的中国人谎报考试合格。但来日本之后,工作起来就困难重重。”

来日5年,小龙所在的派遣公司直接派遣项目较少,一般委派给更大型的派遣公司再做分配。他经常被派到“情报处理学会”交流——这家学会自1960年设立,一直承担日本IT行业指导性工作。如今外籍IT人才从引进、育成再到派遣,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流水线服务。

在日本,IT行业的“双重派遣”形式极为普遍。据某大型IT公司研发部门的一位日方负责人透露:“日本的大型IT公司都将主要精力放在系统或者程序设计上,寻找程序执行人员的工作会全权交给客户资源多的派遣公司负责。‘情报处理学会’是业内相对认可的一家。但他们的IT人才储备也会告急,所以基本靠下面的一批中小派遣公司网罗人员,审核不严格、水平参差不齐也在意料之中。”

小龙倒是欣然接受这种模式:“经过一次派遣,我的公司拿到的钱肯定会打折扣,我们自己的收入多少也会有一些影响。但‘双重派遣’可以保证我一直有项目,损失的部分可以弥补回来。”拿到永久居住权是小龙现阶段唯一的“职业规划”,对他来说,永住是一份自由的权利,可以自由出入日本,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规划未来。

然而,根据2017年3月新修订的“高级人才评分制度”,永住权对于像小龙一样的外籍派遣人员还是存在一定难度。年龄、在日本工作年限、日语等级考试级别、毕业的大学排名和学历都成了他的绊脚石。

相比小龙,就职于IBM日本总部的李伟将于明年顺利拿到永久居住权。按照评分计算方法,29岁的李伟获得34岁以下加10分,年收入达到600万日币加20分,北海道大学研究生学历加30分;再加上工作5年得10分,拥有日语能力等级考试N1证书得10分,最终他以80分的高分通过考核,并将在留期限缩短到1年。

“这是一场综合能力的竞争,外籍的IT人员将趋于两极分化。在日有留学经验以及对日本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外国人会更容易被日本公司重用。派遣的外籍人员或许专业技术更胜一筹,但晋升空间受限,融入日本社会较为困难,这将或多或少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李伟清醒地认知到,日本社会对于外国人的包容程度之深浅。与其和日本人争抢晋升机会,他更愿意主动学习、主动思考,以及沉默不语地踏实工作。

融入日企亦有难度

近十年来,日本IT行业开始流行“新3K”的说法——累、回不了家、工资低。90年代流行的“旧3K”(累、脏、危险)多针对日本蓝领,当时他们主要从事建筑施工或垃圾处理等工作。“新3K”虽不像旧时的工作环境那般恶劣,但IT行业在日本常被划归为“被讨厌的工种”之一。

“我们有一个项目的社员已经从事IT这行19年了,至今还是派遣员身份。”据小龙介绍,一般的派遣劳动合同让员工在完成项目之后可以不对项目负责,按月领薪即可。“派遣”劳动合同之外,还有“请负”以及“委任”的合约形式。后两种与派遣最大的不同是,完成项目以外还需要修复漏洞,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直到项目结束才可领薪。所以,派遣员一般更喜欢被“派遣”,流动于各大IT公司之中,见识各个公司的操作系统,是迅速练就一身技能的捷径之选。

“派遣的软件工程师想要进入大企业成为正社员,是极难的挑战。”日立总公司前研究开发部总负责人蔡立说。在大型日企能做到蔡立的级别,对外籍员工来说是凤毛麟角。2002年,三十出头的他毅然辞去日立的工作回国创业,如今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外国人在日本走到一定高度是有极限的,不可能太高。我又爱闯荡,不太适合这种‘大体制’,就出来了。”

蔡立所说的“大体制”,是日本企业相对陈旧的雇佣制度。虽然日本IT企业会在自己公司设定目标中加入“国际化”、“全球化”等字眼,但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和企业内工会被称为日本企业雇佣制度的“三大支柱”,这也是融入日本社会血液里的制度。

“这属于日企内部的体制问题。”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小黑一向《凤凰周刊》解释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因为劳动力短缺,不只中国,菲律宾、巴西甚至非洲的人才(日本)都在不断引进。但这种经济政策动向往往会受到企业内部‘体制’的冲击。”

“时刻以全球化的视点思考、判断”是日本著名IT企业富士通的口号。该集团曾尝试导入“成果主义”来打破这种企业内部的体制问题,即打破定期加薪,根据成果不同来增减薪水。伴随着60年代开始的终身雇佣制以及年功序列制度,日本员工一经录用,只要公司不倒闭,员工就不会被解雇。“成果主义”下的薪水,取决于每个人职务的重要性及工作能力。

1993年泡沫经济时期,富士通率先导入“成果主义”,但时隔多年,对于这项改革褒贬皆有。年轻社员一边希望摆脱陈旧的年功序列制,一边又觉得在实际的“成果主义”企业中没能较好地得到重用和发展。富士通人事部在职的城繁幸氏曾在《内部看富士通“成果主义”的崩塌》一书中剖析了这种制度机能不全的问题。城繁幸氏认为,富士通所运行的人事和报酬制度不是真正的成果主义,其过于强调人的优劣之分,使得公司人际关系淡薄,搞得“阴气”弥漫。

“日本人从大学毕业到60岁退休,有着近40年的职业生涯,年功序列制度是日本社会的根基。国际化以及互联网推进后,日本在变,但其实是在年功序列的基础之上隐形地变。这就形成日本特色的资本社会体系。”如今跳离其中的蔡立,对于大批派遣外籍员工想要融入日本根基牢固的社会体系深表忧虑。

“请给日本社会一些时间改变观念。与此同时,派遣外籍社员也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在日本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日本智库东京财团的研究员浅野贵昭向《凤凰周刊》解释说,“虽然外国人想要成为丰田这种大型会社的员工确实有难度,但大环境已经在变了。之前很多日本企业派遣本国人去海外,现在则是不断引进外籍人才,他们终将在日本得到一定的上升空间和社会地位。”

“日式”思维模式的转变

“我刚来日本的那半年哭过很多次。不过,终于熬过来了!”29岁的小江是日本IVIS株式会社的正社员,被上海分公司直接招聘来到日本,给IBM以及富士通等企业做项目已经三年。虽然来日本前在大学学过日语,并在日系软件开发公司工作了3年,但最初,她每天都在否定自己。

对于IT公司常见的系统漏洞问题,小江在中国时一般不会上报,而是自行处理,但日本人对漏洞问题的修复有着极致要求。来日后她接到的第一个项目是IBM对政府机关的一个数据项目。“日本IT公司不会先去修改这个漏洞,而会去调查成因,把相关情况列举出来提交给上级,上级确认后再申请进行作业修改。这些内容将汇总为一份详细的报告,然后给出防止再发策略。对于具有研究价值或者相对深刻的问题,会被提交到‘课题表’中。”最初小江认为,过于认真追究原因很浪费时间,甚至有点固执。她甚至敏感于“review(复查)”这个单词,听到即刻抓狂。“我收到最夸张的一次review意见是,他们改了我通篇的标点符号。”

“日本人踏实细致的做法让你感觉有点吹毛求疵,但事后想想也是必要的。”努力理解并尝试接受这些“看似无聊的要求”,是小江转变思维模式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蔡立则认为,“与其叫做系统,这些软件更像是产品,这是开发理念的差别。日本人拥有完善的软件开发管理思维。庞大的系统背后,他们会思考如何保证质量。”

大批中国派遣人员涌入日本时,他们遇到的未必是那种需要风尘仆仆闯过的困境,更像是跌倒吃了一嘴沙子还要步履不停,最后适应并进入“日式”的思维模式。

对于自己的选择,小江十分笃定。能接触到IT更核心的东西,是她在专业竞技场上的大跨越。“之前在中国分公司,我们只能做一些日本留下来的相对后期的内容。因为数据存储设计、设计的核心需求、服务器等全都在日本这边开发完成。现在我做的项目可以直接听到客户的需求,而且有机会接触到核心的服务器。即使以后回国,我也不虚此行。”现在小江正在积极备战,打算考取IT方面国际认证的“红帽认证系统管理员认证”和“Oracle数据库认证”两个证书。

日本的IT业亦会给予零基础的人从零学习的机会,小江的同事中,来自音乐、新闻、文学等专业的文科生比比皆是。她所参与的富士通项目老板也常跟她讲,“我们看重过硬的学习能力和端正的态度。”“和外国人相比,日本人似乎一开始起步慢,但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他们会慢慢赶上来。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步学习,拥有扎实的技术。”小江说。 


1.本站遵循行业规范,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2.本站的原创文章,请转载时务必注明文章作者和来源,不尊重原创的行为我们将追究责任;3.作者投稿可能会经我们编辑修改或补充。

相关文章
  • 危险流量

    危险流量

  • 深海诱惑

    深海诱惑

  • 脱欧前夕,BBC的鬼节目

    脱欧前夕,BBC的鬼节目

  • 三孩生育政策发布;广州即日起暂停新冠

    三孩生育政策发布;广州即日起暂停新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