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IC photo供图）

 

1949：新中国的家底

只有了解了新中国成立时的各种困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在70年里所获成就的不易。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跌至历史上的低谷。在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高达1/3，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经济总量占比下降到9%左右。虽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但这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好运。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由于几十年的战火连连，加之国民党的统治无能，中国的经济实力持续萎缩，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只有4.6%。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地位最低的时刻。

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困境，毛泽东曾用“一穷二白”来形容。“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而更准确的描述来自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当时在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做了更清晰的描述：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10%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第二，中国还有大约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

总体来看，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从农业来看，当时的农业基础相当落后，基本上处于看天吃饭的状况。由于受到长期战争的破坏，粮食、棉花、牲畜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均大幅下降，农业总产量只有战前平均水平的75%，大量农村地区一片凋零，农村灾民高达4000万。从工业来看，工业生产规模相当小，占当时GDP的比重大概只有10%，工业部门十分单一，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加工业，工业水平相当低下，大量工业产品都依赖进口。

除了这些宏观层面的问题，当时的新中国还面临更多现实层面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胀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烂摊子。1935年，在美国《白银收购法》的影响下，国民党放弃银本位，实施法币改革，因此拉开了几十年恶性通胀的序幕。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及国民党后来主动挑起内战，持续不断的战争导致国民党财政紧张，不得不通过滥发货币来解决问题。在放弃银本位之后，国民党滥发纸币的行为，使得十几年间的通货通胀高达几千亿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过去的常年战争导致工农业生产能力下降，物质供应紧张，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战争也没有完全停止，战争、人员安置等各方面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新中国的通货膨胀势头继续恶化，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对经济恢复带来极大困难。

除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外，另一大挑战就是失业。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城镇工业水平落后，加之战火导致很多经济活动停滞，城镇劳动力大多数处于失业状态。1949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1.8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仅有1533万人，城镇失业率高达23.6%。

城镇人口大量失业，农村人口大量灾民，如何让老百姓活下去成为巨大挑战。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认为中国政府可能连人民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1949年7月，艾奇逊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艾奇逊在信中表示：“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尽管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泥腿子”们终于还是进京赶考了。1949年6月，毛泽东在政协筹备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上海城市夜景（视觉中国供图）

 

1950～1956：新旧时代的过渡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治理通货膨胀。如果不能迅速抑制住飞涨的物价，其他所有的经济建设都无从谈起。

虽然当时很多资产阶级认为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但从治理通胀之战来看，共产党对于经济也并不外行。面对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胀烂摊子，共产党采用了标本皆治的办法，事实证明这样的举措成效斐然。

从治标的办法来看，当时的人民政府主要是集中力量打击市场上的投机资本。针对当时的银元投机，人民政府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拘捕了大量的投机分子，遏制住了银元的疯狂上涨。银元之战后，人民政府又向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大规模投放粮食、棉纱等重要物质，打击市场上的囤积居奇，很多投机商损失惨重，物价也迅速回落。

从治本的办法来看，1949年底，中共中央确立了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的方针。只有通过统一财经工作，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通货膨胀的源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几年，国内的财政收入明显改善，除了1950年之外，其余年份都实现了财政盈余。

财政状况好转之后，人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回收货币，通货膨胀的源头被封堵，物价迅速回落，1951年开始，国内的物价指数甚至出现了明显下跌。从国民党时期就开始的恶性通胀，在新中国成立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就得到了控制。对于统一财经、平抑物价的胜利，毛泽东的评价是“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在通货膨胀得到治理之后，新中国终于可以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了，但当时中国还面临一个重大路线抉择，应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还是延续过去的新民主主义？

从国民党时期延续而来的中国经济成分还相当复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提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并不现实。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认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一条更务实的道路，党中央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这至少要10年到15年，然后视情况而定。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村，土地改革无疑是当时的焦点。虽然土地改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轰轰烈烈地推进，但到了1950年上半年，全国还有3亿农业人口没有实施土改。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拉开序幕，到了1953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产量开始大幅增长，为中国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农业之外，工业部门的恢复生产也迅速展开。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确定了两大主要任务，一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二是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工业建设来看，当时的中国工业水平还相当低，毛泽东曾经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在计划模式的推动之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工农业总值增长了70%左右，国民收入增长了50%多，钢铁、煤炭等重要原材料产量都获得数倍增长，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五”期间的另一大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此前预计这个过程至少要10到15年，但实际推进速度大大超过了预期，最终只用了3年时间，到1956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首先以农村为突破口。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民拥有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将农村的个体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首先是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然后引导农民发展初级合作社，最后是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这个阶段，农户的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合作社统一经营、按劳分配，到1956年底，将近90%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合作社。

农业合作社的快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由国家对私人工商业实行统一收购、加工、订货、销售等等，而高级阶段就是实行公私合营，到了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全部完成了公私合营。

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大领域发生在个体手工业，在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三大领域完成改造之后，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全面结束，新中国开始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大客轮“民众号”，1954年从上海首航出发，抵达重庆时群众举着鲜花欢庆（视觉中国供图）

 

1956～1978：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徘徊与挣扎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就开始照搬苏联模式，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随着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其他经济成分，中国的计划经济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度。

苏联模式虽然短期内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很快显现出来。毛泽东本人也对此有深刻反思，认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病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

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表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重点讨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

由此，新中国在1958年开始了第一次经济改革，改革的主要重点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但这场改革并没有触及计划经济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大跃进”几乎同时拉开了序幕，新中国的第一次经济改革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无法走出计划经济的阴影，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农业领域，当时最著名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了追求高产量，农业生产违背基本的科学规律，反而导致产量大幅下降，而各地浮夸虚报产量，导致粮食被高额征收，农村开始面临大规模饥荒。在工业领域，中国更是雄心勃勃地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尤其是大炼钢铁导致农村劳动力严重缺失，又进一步影响了农业生产，加剧了农村饥荒的程度。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正式提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试图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探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除了统一生产之外，人民公社最大的特点就是按需分配，对社员生活实行“七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等全部由公社负责，其中最富特色的就是公社食堂，最多时全国90%的农民都在食堂吃饭。但很显然，这种按需分配的模式大大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平均主义严重打击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1958年，位于河南遂平县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视觉中国供图）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运动，完全以个人意志来决定经济发展，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凸显到极致，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伤害。1961年，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滑了16%，财政收入下滑了38%。财政收入下滑带来财政赤字增加，为了应对财政赤字，货币超发也就随之而来，通货膨胀被迅速推高。

不过，中央很快就开始反思并调整经济政策。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国经济结束狂热的“大跃进”，进入调整阶段。经过5年调整时间，到了1965年，中国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历史上最好水平，和1961年相比，196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长了40%，财政收支也实现了盈余，物价指数大幅回落，可以说，经过几年的及时调整，中国终于度过了这次劫难。但令人遗憾的是，1966～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次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破坏。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经济开始迎来新的发展时期。在经历了过去10年的压抑之后，中国经济再次迸发出极大的热情，但可惜的是，因为太过急于求成，这一次再度出现了“左”倾冒进的势头。1977年，中央下发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对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做出了过于乐观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由于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这一轮经济发展被称为“洋跃进”，当时希望利用外资来建设几十个重工业项目，但最终这场“洋跃进”很快终止。

和“洋跃进”带来的伤害相比，当时对中国经济更危险的是思想的僵化。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在当时极大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1978年5月，《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社会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激烈讨论。1978年12月，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经过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后，中国经济的大时代即将到来。

江苏省南京长江大桥（摄于1968年）（视觉中国供图）

 

1978～2001：拥抱市场经济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由此粉碎了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思想枷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起点，但其实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全篇没有出现“市场”二字，但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全会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且，全会将发展生产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事实上已经暗含了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由此启航。

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1956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是建立在《论十大关系》之上的，改革的重点还是以下放权力为核心。

不过，和1958年毛泽东主导的经济改革不同的是，当时的分权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而1978年的这一轮改革，主要是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表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很快就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但是负面效应也很快显现出来，由于当时仍处计划经济时代，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并不能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引发了很多矛盾。由于企业可以自己保留利润，政府的税收减少，财政赤字和通胀水平双双上升。这个阶段的改革，可以算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一次尝试。

虽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遭遇挫折，但改革还是在农村释放出巨大的活力。1980年，中央正式批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紧随其后，乡镇企业也开始蓬勃兴起，在国企改革陷入困境时，乡镇企业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也为日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起埋下了种子。

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很多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

1972年4月18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白宫玫瑰园接见中国乒乓球队代表队，中国代表队访问美国推动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和平与友谊（视觉中国供图）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头几年的各种经验和教训之后，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终于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正式确认了商品经济的地位。“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在官方文件中正式确认商品经济的地位，可以算是一次石破天惊的历史性事件。邓小平对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全会结束的第二天，邓小平表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此后，中国开始不断提升市场经济的分量，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建立起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终于将中国带上了正确的道路，中国的高速增长从此一发不可收。

中国在推动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打开国门对外开放。1980年8月，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随后几年开放程度不断提升，1984年开放了大连、天津等14个港口城市，1985年开放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1988年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开放上海浦东……这些开放城市吸引了规模巨大的外资流入，迅速提升了当地的投资和进出口水平，成为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部分，同时，这些开放城市也成为内地和国际市场连接的枢纽，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

当然，对外开放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以深圳来看，作为当时对外开放的排头兵，深圳的很多做法因为过于接近资本主义，在国内备受争议。而当时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中国对市场化改革开始出现怀疑态度。1992年邓小平去南方视察并发表“南方谈话”：“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争取到了更大的空间。

北京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摄于1988年）（视觉中国供图）

 

虽然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是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但是一直到90年代初期，国内对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比如陈云就提出过著名的“笼中鸟”理论，“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以此为基础，陈云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政策。所以，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虽然已经开始承认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一直处于边缘角色。甚至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还时常出现“姓社姓资”的大讨论，意识形态的枷锁仍然在相当长时间里禁锢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此番讲话，无疑为姓社姓资之争画上了句号。在稍作停顿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继续滚滚向前。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到底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议，“十四大”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深圳深南大道(摄于1992年)（视觉中国供图）

 

随着中国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国际资本也增加了对中国投资的信心，并且发现了中国的潜在巨大投资机会。由于中国市场具有充沛、廉价、熟练而且勤劳的劳动力，国际企业开始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由此启动。而这场前所未有的产业转移，无论给国际资本还是中国都带来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一个多赢的局面，国际资本可以大幅减轻劳动力成本，提升利润空间，而中国农村大量贫穷人口得到了工作机会，也大大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条件，中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

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放只是中国打开国门的第一步，更大程度的开放很快到来。1995年，中国开始正式申请加入WTO，试图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经过艰难的谈判之后，到了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WTO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开始发生更深刻的变化。

2004年三峡大坝泄洪（视觉中国供图）

 

2001～2010：复兴！复兴！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商品以价廉物美的优势迅速赢得了全球市场的欢迎，大规模的出口为中国经济增加了新的增长引擎。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以大规模投资为主要驱动力，以2001年的数据来看，当年GDP的三驾马车中，投资贡献了64%，消费贡献了49%，而进出口的贡献度为-13%。加入WTO的第二年，进出口就已经开始为中国经济做出贡献，在2002年的GDP构成中，进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已经从负数变为5%，到了2006年，进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已经高达15%。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疲软，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才开始大幅下降。

在内外需两大引擎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从2003到2007年，中国的GDP连续5年增速都在10%以上。随着经济总量大幅提升，中国的人均GDP也快速增长，2002年的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2006年突破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如果以五年规划期来看，“十五”时期，我国的年均GDP增速为8.3%，而“十一五”期间，年均GDP增速高达11.2%，几乎高出了3个百分点。

中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除了加入WTO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外部需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仍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市场经济改革，而深层次的改革对中国经济释放了更多的红利。这个阶段最引人关注的改革，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扶持。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由此拉开了非公有制改革的序幕。

港珠澳大桥（视觉中国供图）

 

要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用短短数年时间就实现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有经济开始一统天下，到现在开始重新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的改革史上又是一次重大的飞跃。而事实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即将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到了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意见》同时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36条扶持要求，包括“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等等，后来被称为“非公有制经济36条”，成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时隔5年之后，国务院在2010年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同样提出了非常具体的36条扶持意见，这份文件被业内人士称为“非公经济新36条”。

虽然民营经济始终面临各种困难，比如融资难和融资贵，在市场准入上面临各种玻璃门和弹簧门等等，不过，在政策扶持和自身的努力下，民营经济还是表现出了惊人的活力。按照现在的统计数据，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果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经济还处于怎样的地步。

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2008年，无论对于全球还是中国，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年份。这一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杀伤力之大堪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雄踞全球霸主几十年之后，美国模式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开始不可避免地下降。在次贷危机进入高潮之际，中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让全球看到了中国的崛起。

奠定中国国际地位的当然不只是一届奥运会，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全球领导责任，G2的概念也正是在当时横空出世。在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的背景下，如何拯救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当时美国的主流学者提出了G2的想法，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也正是从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开始形成共识，在解决全球性矛盾面前，中国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到了2010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复兴又迎来一个历史性时刻。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也不断增加。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推行份额改革，主要目的是让IMF的投票权和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地位提升更加匹配，将6%的份额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因为受到美国国会的百般阻扰，IMF的份额改革在时隔5年之后才获得正式通过，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份额从3.8%提高到超过6.39%，份额排名从第六位提升到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在份额改革完成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快就正式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占据10.92%的比重，仅次于美国和欧元位居第三，高于英镑和日元，人民币从此正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次贷危机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在经历2003～2007年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增速放缓至9.7%，2009年继续放缓至9.4%。次贷危机也严重冲击了我国的就业市场，当年春节前几个月，一度有20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给就业市场带来极大压力。

面对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2008年11月，中国通过了扩大内需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基建投资大潮，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4万亿计划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经历2008年和2009年两年的增速放缓之后，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0.6%，重回两位数的高增长。

不过，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来稳增长，只能在短时期内见效，中国经济在2010年重返两位数高增长之后，很快就开始回落。而更重要的是，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带来了明显的产能过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深深的困扰。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债危机接踵而至，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放缓，中国的外需开始变得疲软，外部需求大幅下降，使得中国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凸显。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过去的发展模式也遭遇了重大挑战，深化改革已经变得迫在眉睫。当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时，只有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才能继续保持增长。

2017年7月2日，搭载着“实践十八号”卫星的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视觉中国供图）

 

2010～2019：告别高增长，深化改革

4万亿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2010年将中国GDP重新推到两位数的增速，但这只是昙花一现，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就此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2011年，中国GDP增速跌破10%，2012年跌破8%，2015年跌破7%，几乎是每隔几年就下一个台阶。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2016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权威人士“开局首季问大势”的访谈，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提出了L型的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权威人士同时表示，“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退一步’为了‘进两步’。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

中国经济增速之所以持续放缓，一方面源于外部和内部的压力：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需求萎缩，中国的进出口红利开始减少；而从内部需求来看，大规模投资建设之后，继续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内外需同时萎缩，经济放缓自然也就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是中国开始主动调低经济增长目标，为深化改革留出更多的空间。因为中国以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虽然在短期之内依然有效，但是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突出，比如加深产能过剩的矛盾、加剧环境污染等等，因此，中国必须主动转型，提前终结投资驱动模式，寻找到更具持续性的发展模式。从2012年开始，中国政府主动放弃了多年来坚守的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只有降低增长目标，才能为经济转型留出更多的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之所以一直坚持较高的增长目标，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就业，因为中国的增长模式相对粗放，在产业结构上以制造业而不是第三产业为主，创造就业的能力比较弱，因此必须以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才能将就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不过，随着最近几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开始得到改善，尤其是第三产业占比大幅提升，中国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大大改善，中国经济不再需要维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就可以实现不错的就业，因此，中国经济也就有了主动调低增长速度的底气。

中国政府主动调低经济增速，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最近几年，中央反复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就是为了向旧的增长方式告别，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众所周知，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最擅长的就是需求侧管理，通过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需求侧已经越来越弱，中国政府开始转变管理方式，告别大水漫灌的同时，将重点从传统的需求侧向供给侧转移。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首次出现在最高级别的经济会议上。到了2016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变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供给侧改革已经跃升为主线，而需求侧管理退居其次。而到了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扩大总需求”已经只字不提，只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确认，“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在2015年首次提出供给侧管理的时候，中央就确定了供给侧管理的五大重点任务，分别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之中，去产能尤为引人关注，具体要求是——各地要明确具体任务和具体目标，加大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门槛准入、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和旧增长模式告别的决心和勇气。

除了供给侧改革之外，中央对房地产重新定位，也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重大改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房地产的支柱地位牢不可破。由于房地产市场体量巨大，对于相关产业的带动性也很强，因此，房地产的快速发展，的确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此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因素，首先是房价过快上涨，超出了很多普通人的承受能力，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民生问题。其次，房地产过度发展，对其他产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挤压效应，由于房价持续上涨，土地、人工、房租等成本也都水涨船高，其他产业的生产成本急速飙升，尤其是一些传统制造业，原本利润微薄，在房地产的挤压之下，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房地产对信贷资源的巨大需求，也对其他行业带来了巨大影响，我国民企长期以来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和房地产市场对信贷资源的过度占用相关。

2016年，中央首次提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住不炒”开始成为我国楼市调控的最高准则。虽然过去中国楼市过热时，也经常出台楼市调控政策，但是每当经济遭遇困难时，最后总是对楼市松绑，导致楼市迎来更猛烈的报复性上涨。但是这一次“房住不炒”的楼市调控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从2016年首次提出到现在，楼市调控没有任何松动，反而在一步步加码，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时，中央依然在强调“房住不炒”。

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命运的一个分水岭。过去经常有有识之士呼吁实业立国，抨击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弊端，但由于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效果确实立竿见影，所以实业立国的呼声一直很微弱，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但是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实施高强度打压，有了切肤之痛之后，国人才真正意识到高科技行业才是立国之本，长期依靠房地产行业注定没有出路。

随着房地产行业逐渐退出中国经济的舞台中央，高科技行业开始迎来发展的春天，今年7月份，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了科创板，充分印证了中国对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渴求。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过去依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模式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是随着这种模式逐渐走到尽头，依靠高科技生产力来拉动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这也是更加强大的增长引擎。

抛弃过去的增长模式当然会带来阵痛，但是，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阵痛之后，迎来的必将是新生。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史，其实就是和旧的不合理模式不断告别的历史，而正是这种持续改革的智慧和勇气，才奠定了新中国70年来的辉煌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