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尼科尔斯

浅薄，常常是世人对美国文化的首要印象——这个社会不仅只能弄出诸如米老鼠、汉堡和牛仔裤这样的东西，而且还出了名敌视知识分子。尤其是反美的法国人，对此曾有许多刻薄的奚落，如雷蒙·阿隆在《美国癌症》中就曾说，美国文明是一种“技术员文明，在这个文明里，知识分子只是众多工具之一而已，最多是一台机床”。不过现在，似乎连美国人自己都无法忍受了，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员汤姆·尼科尔斯在《专家之死》中认为，美国人现在已经达到了一种新境界，那就是“把无知当美德”，拒绝听进去任何指正的意见，对知识精英则一概不放在眼里。

当然，美国人一向不喜欢知识分子，这倒也不是欧洲人的偏见，因为就算是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在历史上，他们从物质、技术和体育活动中获得的幸福看起来似乎超过源于文化和智力活动的乐趣。美国人对知识分子，通常都是在潜意识里抱着忽视、疑惑甚至轻蔑的态度；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运作又高度依赖专家学者，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律师、会计这些专业人员。现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外行，把自己东拼西凑的知识包装为博学，甚至在网上读了几篇文章后，就想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灌输给专家，并且竭力争辩，为什么那些专家建议是错的。

尽管这样的现象如今可能到处都有，但值得补充的是，美国确实有点自己特殊的“国情”。法国学者加亚戴曾在《论美国的贵族政治》中说过，美国除了财富贵族之外，还有一种人民贵族，“任何报纸都不敢说他的坏话”，这个平民阶层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奉承”。因此，当争执出现时，一个普通美国人更有可能拒不相信自己有可能说错了，而别人也不敢告诉他这一点。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早就说过，美国人向来坚信，民主就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这些早不是新闻，“专家之死”所指的也并不是专业能力和美国前沿科技水平的退步，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失去了对专业知识的敬畏，仅凭自己的错误认知行事；而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也开始放弃与公众互动的责任，退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更愿意和那些听得懂自己说什么的专业人士打交道。这之所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严重问题，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抵制现有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抵制科学与客观理性，而这两者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乍看吊诡的是，这本身却正是进步的信号与结果。因为专家权威的失落，正是因为专家不再占有知识的制高点，而民众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识，也表明在网络时代，知识远比以前更容易获得了，并且还由此获得了自己发声的公共平台。然而，网络又是一把双刃剑，尼古拉斯·卡尔十几年前就写过一本《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我们的大脑》，认定刷屏带来的浅阅读助长了人们的无知。在这样剧烈的变动面前，仅仅像九斤老太那样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并不能逆转局势，问题在于：究竟如何理解这些变化？

在美国，就像社会中的其他诸多变化一样，这一切都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因为“专家之死”的基础，就是专家的权威受到侵蚀和质疑，而那半个多世纪之前正是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一方面是普通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面则是人们赫然发现，对专家和政治精英的信任，不仅是错付了，还被滥用了——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的失败，在越战中表现得最为令人失望。一旦他们从神坛上跌落，再想让人们将之敬若神明就不可能了。

《专家之死》

因此，与其说是美国人变蠢了，不如说这体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心理变化：在“上帝已死”之后，权威也死了，接下来就该轮到专家了。因为当社会变成了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时，人们会发现，专家竟然也会出错，那么，风险问题就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仅仅交给专家们来办。此时，原有的一元价值观轰然崩塌，社会趋于多元，差异和偏离得到容许，相应地，个人的关注重点也从道德转向个性，那么势必难以避免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丧失了在单一的尺度上衡量“对错”的分寸感，而倾向于认为一切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差异体现的是个性而非对错或优劣。实际上，在此时硬要分出个对错，恐怕才是让人恼火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美国人无知、拒不相信自己不喜欢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多元文化和相对主义，而在于这些原本在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现象，“漫溢”到了其他领域——对于政治观点、审美趣味或许原本就没有定论，但物理定律可没有这一说。不同知识领域的门槛和规则原本就大为不同。专治文学批评的学者陈平原曾苦笑说：“我的专业，好处是大家都知道，不好呢，那就是谁都懂——起码是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有胆量跟你‘侃’。”但如果是高度专门化的量子物理、航天科技，恐怕就没几个人敢大言不惭说自己虽不在这个领域，也可以发表点看法。

就此而言，“专家之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真正的意义可能与其说是民众的无知，倒不如说是专业壁垒的瓦解与边界的模糊化。人们不一定是比以前更蠢了，只是他们比以往更敢谈那些自己并不怎么懂的领域了。乍看起来，解决的办法应当是人们清楚分界，将专门的问题交给专家来处理，然而，这种“我不懂的东西最好闭嘴”的边界意识，本身往往就是专家的特征。因此，问题在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它之所以难办，也就在此。

这一切虽然是在美国，但不必讳言，国内近些年的反智主义也在抬头，网上对“砖家”的嘲讽乃至辱骂比比皆是。不过，与美国相比，中国还自有其传统，这种反智主义往往体现为反对书本知识，认为是“无用”的，或理论知识过多反成为实践的阻碍，而这其中，又总是或隐或现地表现为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蔑视，甚至知识分子也常常以此自嘲，所谓“书生无用”之类多由此而起。汉学家列文森曾指出，中国社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专业化”倾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官员们往往以文化风雅自诩，而不屑于去深究技术细节。然而，现代化即专业化，在一个社会分工高度复杂的时代，最终只有深入的专业化程度，才能带来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