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医院如果全部投入使用，可增添3400张床

文/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我们每天都在不断讨论各种疫情相关的话题，甚至还在朋友圈、微信群里就某一话题进行激辩，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正以社会学家的方式思考。譬如说，为什么武汉在发现了第一例感染案例后，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新增案例？为什么不同的省市在疫情防御中采用了不同的尺度和标准？为什么我们会对疫情产生如此之大的恐慌和畏惧？

正是这种“反身性”社会学思考的渗透效果，才对社会造成了最大的改变和影响，让我们正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融入其中，带着问题不断思考自己的社会行为，思考我们周遭的日常制度的实践，思考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

这一次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爆发，目前来看，大部分都属于输入型感染，即大部分都是去过武汉或者和武汉有关系的病患者。这就导致在全国范围内，牵动起了一场对武汉人的歧视。从阻止湖北车辆，到无处不在的举报和返乡人员信息泄露，很多地方，大到省市，小到村和街道，都采取了“宁错不漏”的方式，大力排查武汉人。仿佛一夜之间，武汉人成为了疫情的代名词。

在社会学里，这实际上是一种污名化的贴标签过程。所谓“污名化”，英文单词是stigma，早期指的是用灼热的烙铁在奴隶或者罪犯的身上留下特定的记号，以表示其社会等级的低下。后来其意义扩大为对社会中特定的人和群体，进行特殊的身份标记，从而形成某种特定的负面偏见，而被标记的人或者群体，因为经常遭受到侮辱性歧视，就会导致他们降低自我的社会认同和自尊，并出现很多抑郁与沮丧的负面情绪。

在历史上，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对麻风病患者的污名化。在明清时期，麻风病是一种大众闻之色变的传染性疾病，而患病的人，因为疾病导致肌肤腐烂而被斥责为“污秽不洁”的“罪人”，被采取了“徙（迁徙出正常人居住的范围）、禁（禁止入城）、养（隔离于地理位置偏僻的麻风院中）”的抵制措施。换句话说，麻风病患者被污名化为病菌的携带者、危险的制造者，而患者的亲戚也遭受到社会强制性的排挤。

这样的污名化，不仅仅见于历史上的麻风病患者，我们今天的一些疾病，例如艾滋病、癌症、精神疾病，或者特殊的社会群体，譬如说乞丐、社会边缘人士，再或者特定的性别选择，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被贴上身份标签的污名化情况。

而在武汉疫情中，污名化的后果，就是会导致更多的武汉人被他们的乡亲、被他们的友邻赤裸裸地拒之门外，如果他们真的发热生病，则会变相延缓他们的及时治疗。武汉人并不是病毒，只是倒霉版的你。

从这两个与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小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其实很有用，可以帮助我们穿透事物的表象，解剖我们纷繁复杂的世界；也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种批判性思维，用更锐利的视角、更具包容性的人文关怀，去看待周围的人，以及他们的行为与互动。我们的社会，首先要做的，是实现道德的进步，人和人之间平等的交流，才可以走向规范有序的良治。而这，也是我们实践社会学的目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