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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征用了几批定点医院，但床位仍旧容纳不下病患（图为武汉市第七医院，第二批征用的一家二级医院）（蔡小川 摄）

主笔/陈晓

记者/丘濂   刘畅

万众期待的火神和雷神

2月2日上午，历时11天，距离汉口火车站40分钟车程的火神山医院完工，正式交付给联勤保障部队，次日开始收治病人。与此同时，自1月26日开始施工后，位于武汉主城区南部江夏区军运村的雷神山医院已进度过半，预计2月5日完工，第二天投入使用。

因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市内的指定收治医院和发热门诊不堪重负，而临时修建了这两座传染病专科医院。两座医院的修建方式都借鉴了2003年北京应对SARS修建的“小汤山医院”。

2003年“非典”在北京肆虐时，收治“非典”病人的病床缺口达到1500至2000张。为了满足收治需求，北京将北郊小汤山疗养院内的假山花园推倒，平整地基，7日内建成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能容纳1000张床位的小汤山医院。

“小汤山医院”的建成成为2003年“非典”疫情的一个拐点。大量拥塞在城内无处安放的患者们，终于有了疏散的出口。成批医务人员感染，甚至死亡患者都得不到及时处理的混乱场面开始得到改变。而“学医的都知道，只要混乱状态结束了，这个传染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曾经亲历SARS的北大医院副院长张庆林对本刊记者回忆。

时隔17年后，2020年1月23日的夜里，小汤山医院的设计方中国中元设计院接到了武汉市城乡建设局的电话，寻求再建简易集中医院的技术支持。接到请求后一小时，中元设计院将修订完善的图纸送达城建局备用，并与武汉中信设计院建立直通联系，一天内形成完整图纸，武汉开建火神山医院；三天后，雷神山医院工程上马。

一些住不进医院的病患不得不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蔡小川 摄）

不仅是武汉，同样被疫情追赶防线崩溃的黄冈、鄂州、孝感等地都开始了地方版“小汤山医院”的改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主任魏晟教授告诉本刊，近年来国外在应对突发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也会因床位不足建立临时医院。但是那种医院类似部队打仗时的“野战医院”，建在帐篷或者简易房里，床位有限。这种短时间内能够完成容纳几百甚至上千张床位的医院建设，是中国特色。

当病毒在极短时间里制造出超乎想象的混乱时，一个为应对疫情而快速建立的专门医院，似乎成为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标准范本”，寄托了无数人的希望。火神山、雷神山建设期间，很多被封城禁令困在室内的当地人相互劝告，睡不着就去看火神山建设。在央视的新闻端口上，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现场直播是热门视频，凌晨两三点在线人数也常常超过2000万。

从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来看，2003年建立的小汤山医院是扭转局势的成功范例，但它的基石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感染病毒对身体的折磨，往返医院多次却得不到救治的绝望，眼看着患病的亲人一天天委顿却无能为力的焦灼恐惧，还有无可挽回的生命。因为前期应对失策造成的混乱，病毒已经在城里完成了一轮远高过它正常能力的杀戮。“非典”的总体病死率接近11%，但前期因为混乱状态在有些医院制造了高出几倍的死亡率。同样的代价也发生在2020年初的武汉。截至2月4日，武汉死亡人数占全国死亡人数的74%，病死率约为4.9%。如果除去湖北省，其他省份的病死率约为0.16%。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疫情前期，武汉三家定点医院共110张重症医学床位，远不够收治大量重症患者。由于优质医疗资源匮乏、分散，重症患者病死率显著高于外省。

火神山医院借鉴了小汤山医院曾经的布局

原本强大的医疗城市

如果把和新型冠状病毒的遭遇比作一场战争，武汉原本不该是这么容易被击垮的城市。不止一位医务人员告诉本刊，武汉的整体医疗资源排全国前列。根据《2019湖北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武汉市拥有床位数9.53万张，执业（助理）医师数量4.23万个。其中三级医院61家，三级甲等医院27家；拥有122个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进入全国医院综合排名前50强的有三家，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

历史上，武汉也遭遇过几次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上世纪30年代爆发过霍乱，1949年后流行过很长时间的血吸虫病。“这两种都和消化道系统有关，所以对于消化道系统的传染疾病，武汉有不错的底子，至今都有血吸虫病防治所。”武汉医疗系统的管理人员陈浩告诉本刊。2003年给全国造成深重影响的SARS，在武汉的病例却不多，城市没经受什么考验就度过了那次危机。“非典”疫情结束后，国家在很多城市增加了传染病防治中心，武汉将原有的几所传染病医院整合为金银潭医院——这次最早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但前些年主要负责医治肝炎患者、小型禽流感的防治。医院在市民中的认知度并不高，甚至一些老武汉人都不知道市郊还有这样一所专治传染病的医院。

感染病专科资源在整个医疗系统中占比下降是一个时代趋势。新中国成立后，烈性传染病鼠疫、天花已基本绝迹。即便偶见报章，也是在青海等偏远牧区，那里天气苦寒，人畜接触机会多，和现代大都市完全是两个世界。传统的肝炎和新兴的传染病艾滋病，也不足以对城市构成威胁。前者早就在医学的掌控之中，后者则需要一些更苛刻的传播条件，并不容易在短时间内蔓延出一场公共危机。烈性传染病不再是综合医院工作的主要目标。医疗市场化改革后，医院的全科室配备是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的，大部分综合医院取消了感染科，即便保留也削减了人员配置，大部分医生没有大规模传染病的防治经历。

武汉也不例外。陈浩告诉本刊，他所在单位有两家医院，一家是总院，“本来感染科一共7人，去年分流到其他科室4人，只剩3人”；另外一家分院本来在“非典”后修建了感染科大楼，按照“三区两通道”的防感染标准设计（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以及医务人员通道和患者通道），但之后由于病人实在太少，大楼干脆处于闲置状态，感染科的医务人员也是“只出不进”，退休之后就不招聘新人。

“我们不可能在全国都把传染病科的建制恢复到解放之初的水平，去等待一个可能17年一遇的重大疫情，那是不现实的。”上海市医学病毒学会副主任委员缪晓辉对本刊记者说。但当感染病科配置减少成为常态时，对政府的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需要对危机苗头有着极高警惕，及时发布警告唤醒长期处于安逸状态的民众，为防控病毒争取最重要的社会支持，还要有快速征用医疗资源抗击病毒的能力。缪晓辉将此总结为两步：“早期信息传播不能懈怠，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序征用。”从调研情况，到听取专家意见，再到确定危机等级，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各级医疗机构联动起来，有序征用，既包含决策者的个人勇气和责任感，还涉及行政体系的运作效率。就武汉而言，虽然城市的医疗资源不少，但分别是市属、省属、部属医院等不同层级。如果决策层不在集合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早下决断，及时提高危机响应的等级，这些资源就无法被有效地征用起来。

雷神山医院工地现场，高峰期有近2000人在这里忙碌

漫长的“沉默期”

武汉政府最早对医疗资源的征用部署始于1月22日，也就是正式“封城”前一天——这距离发现病毒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根据《柳叶刀》杂志发表的关于新冠状病毒的论文，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医生们发现第一例患者的症状开始日期是12月1日。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发布的《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中提道：“这次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发病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日之间。”而警示民众该病毒有人传人的危险，则是到1月20日。

目前还不清楚，从发现病毒到警示公众之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差，是源于轻慢，隐瞒，或者是科研结论需要更多验证时间，目前还在调查之中，而要将这种结论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达成一致并公之于众需要更多的时间，但这些时间差确实导致病毒在毫无防范的社会快速攻城略池。在武汉市反应迟缓的这些日子里，每家配置了发热门诊的医院的排队人群越来越长，甚至通宵排到外面的大街上。人们必须等到有了病床，并做两次核酸检测得到确诊后，才有资格被传染病定点医院接收。这些被有限的病床资源和冗长的确诊流程滞留在医院和街道上的疑似患者们，成为了病毒最方便的传播体。

“对于传染病而言，首先是隔离，其次才是治疗。在病人出现指数级增长前，没有足够的空间收治他们，并实现有效的隔离，之后就出现了失控的局面。”陈浩告诉本刊。这原本是传染病防治的基本常识，也是2003年北京SARS前期疫情失控最重要的教训。但17年后，武汉仍然重蹈覆辙。陈浩记得直到1月15日左右，自己所在医院的呼吸科已经加到50多张病床，全部收满，而那时关于疫情的严重性还没有什么公开讨论和报道。

1月20日，钟南山赴武汉考察后明确指出武汉新型肺炎有“人传人”特点。1月20～21日，世卫组织派专家到达武汉。在外部力量的催化下，1月22日武汉市第一次征用了7家市属医院门诊，全部作为发热门诊集中接诊全市的发热患者，并增添3000余张床收治疑似和确诊病例。但此时病人已经进入指数级增长的状态。这一天仅武汉市公布的新增确诊病例就达到70例，全国则达到259例，几乎是前一天公布数量的两倍。

病人以可怕的速度增长。新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和传染渠道都超出以往认知，除了呼吸和接触，眼部也成为可能的传染渠道，甚至出现无症状传染者。而疫情的爆发又刚好与冬季流感高发期重合，大量流感患者和新冠状病毒感染者以相似的初期症状混在一起。“武汉每天的发热门诊接诊人数超过1万人，个别医院的发热门诊量超过1000人。这些人里，可以说大部分都不是新型冠状病毒患者。”魏晟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因为现在打疫苗医保是不报销的，中国每年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仅为2%至3%。武汉也不例外。如果医保出钱提高了流感疫苗接种率，可能今年就不会这么被动。”

所有公共卫生预防方面的欠缺，都在2020年1月被一个小小的病毒放大了。大量流感患者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以相似的初期症状混在一起，处于一线的综合医院像一个压力越来越大的高压锅，病毒和病人在拥挤的空间里不断发酵。第一批征用医院很快就无法应对。“政府最初的想法是把所有的发热病人、疑似和确诊病例都集中在这7家医院，但是马上就装满了。”陈浩对本刊记者回忆，“我们医院的病人往定点医院根本就转不出去。”

火神山医院工地上休息的工人

二级医院使用之困

武汉市早期征用的医院绝大多数是市属二级医院，或者是三级医院的分院区，医疗水平相当于二级医院。

在陈浩看来，二级医院的病床容易腾空是它的优势。“它们的病床数在300到500之间，紧急情况下可以全部腾空。”劣势则是它的硬件条件和医疗水平。“和三级医院相比，二级医院的学科建制都是不完整的，基本没有设感染科。”虽然征用了空间，但医院没有应对传染病的隔离病房，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改造出真正具备收治传染病病人的病房——完全做不到“三区两通道”的划分，至多只是能用木板隔离出一个脱穿隔离服的“缓冲区”。“虽然我们把它设为定点医院，但实际上原有的医院建筑设计并不适合收治传染病患者，需要进行临时改造，这需要时间，并且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理想的隔离收治效果，医务人员可能仍会处于较高的医院感染风险之中，是临时的应急措施。”魏晟对本刊记者说。

二级医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重症抢救能力不足。由于平时医院需要氧疗的病人不多，二级医院普遍存在氧压不足的情况，一旦发生重症抢救时，不能支持多个呼吸机同时使用。

迄今为止，新冠状病毒还没有特效药，对所有确诊病人的医治只能是对症治疗：给高烧的病人退烧，给因高热不能吃饭的病人补液，给已经出现呼吸衰竭的病人上呼吸机，给出现并发症的危险病人注射激素。但激素的用量非常有讲究，少了无法救命，多了会削弱个体免疫力，伤害病人身体。这些都是二级医院原来的大夫难以应对的复杂医疗局面。陈浩本人所在的三级医院，从1月23日开始进驻一家二级医院帮助诊疗新冠状病毒患者。他告诉本刊，一般的治疗分歧主要在以下两点：基层大夫用药把握不好，尤其喜欢给病人输抗生素，但其实病毒性肺炎，输抗生素并没有任何作用，反而容易引起菌群紊乱；另外就是激素的使用不加以控制，倾向长时间、大剂量使用。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要三级医院的大夫进驻，简化用药，并随时关注氧压的变化。“实在氧压不能满足，就改用氧气筒来供氧。这样虽然经常更换很辛苦，但病人的好转是立竿见影的。”陈浩对本刊记者说。

从2019年12月初发现第一例病例，到2020年1月23日第一次征用开始，中间的一个多月是武汉市管理部门面对病毒的“沉默期”。1月23日开始征用的第一批医院，无论在空间容量还是防治标准上都无法应对局势，这道虚弱的防线根本无法阻挡病毒蔓延。1月24日政府提高了危机应对级别，启动了第二批、第三批征用，到现在为止总共有28家医院、3家方舱医院提供1万余张病床用于新冠肺炎病人的收治，但武汉市的确诊病例已经过万，还有许多疑似病例尚未被收治——病毒已经远远跑在了前面。

只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武汉就来到了2003年4月时北京面临的处境：原本倚望通过原有资源的轻度整合就可应对这场病毒袭击的管理部门，发现形势已经超过预想。以各家综合医院作为第一道防线和中转站的设想，已经被现实冲垮，防护物资紧缺和病床缺口信息纷至沓来，只有一所新的医院才能拯救这个城市。

“火神山”与“雷神山”

1月24日，由武汉当地在建工程临时组成的混编队伍开挖地基，开始了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这是一个在资金和时间上都非同寻常的工程。2003年兴建小汤山医院时，北京市投资数百万元，抽调约4000名工人和约500台机械设备，6家大型建设集团全部上阵。此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下拨中央预算内投资3亿元，补助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另有国家电网、各企业和协会捐赠总计近千万元。之后由中建三局、武汉建工、武汉市政、汉阳市政共同指导建设。建设期间，工人采取“两班倒”，截至完工时，前后有7500名建设者参与建设。而正在兴建的雷神山医院，高峰期亦有近2000人在工地忙碌。

在设计上，两座医院均是小汤山医院的翻版，它们都借鉴了鱼骨形的布局。“‘鱼骨’中间的那根脊骨把各个病区连接起来，医务人员走中间，病人走外面。”当年小汤山医院的设计师黄锡璆告诉本刊，鱼骨形的结构是为避免医护人员被病人传染。根据图纸和施工现场的视频所见，占地2.5万平方米的火神山医院总体呈L形，内部由多个H形的中心模块排列而成。H形的中轴线类似“鱼骨”，布置办公区域和医护人员通道，每个中心模块负责4个护理单元，护理单元内安置两列病房。所有病房加在一起，可提供813张床位。而规模更大的雷神山医院总面积近6万平方米，由并列的两排“鱼骨”组成，预计可容纳1600张床位。

兴建小汤山医院的经验被继承的同时，情急之下的匆忙也无可避免地重现。“2003年在建筑工地，4名设计师还有一间房子住，把图纸、电脑、打印机搬进去办公。施工工人晚上就只能睡在露天的工地上，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岐山还带头给工人们送棉大衣。”黄锡璆向本刊回忆当时的艰难，他在施工现场发现，因有六大施工公司进驻，每个公司用的建筑材料都不一样，以致“鱼骨”的中轴线、鱼刺部分各有不同，“回想起来不可思议，居然都拼在一起了”。

相较于此，火神山、雷神山医院采用的集装箱式病房是技术的进步，但多个施工方的参与在火神山医院如火如荼的工地上，于1月30日发展出一场斗殴，两个施工方因对道路开挖时间存在误会而发生冲突。

工人间的争斗只是插曲，春节期间的工人短缺却是必须克服的困难。负责火神山施工的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技术部经理叶建曾向媒体介绍，1月23日进场当晚，中建三局迅速调集了武汉市正在加班的5个建设项目中的1400多名工人，场地平整等工作才得以展开。他们同时通过劳务分包公司召集工人，召集的工人由劳务公司开着大巴从武汉周边各市接回。从连云港赶来支援的工人曾告诉媒体，他们于1月31日凌晨2点多钟到工地，“7点钟起床就开始干活了，加班到晚上8点。中午休息一小时，基本上天天如此”。甚至到后期通宵施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7个小时。

方舱医院如果全部投入使用，可增添3400张床

我们能从上一次疫情中得到什么？

2月4日，火神山医院正式投入使用，开始接收市区医院的转入病患。可以预见的是，市区医院的接诊压力会逐渐减轻，武汉市远高于全国的病死率会慢慢下降，疫情有一天终将结束。但这些在短时间内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兴建起来的医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作为无数普通人为疫情付出巨大代价后的产物，它们是否还可以为下一次潜在的公共卫生危机做点什么？

2003年6月最后一批“非典”患者康复后，征用的各级医务人员撤出，小汤山医院的鱼骨形隔离病区自此荒废。7年后，北京市卫生局表示，因隔离病房的建筑使用年限为3年，病房已经失去使用价值，决定将“非典”病房拆除。2013年，当摄影师李伟来到小汤山时，看到当年隔离病房的区域仍有废弃板房，房中散落着破碎的家具，锈迹斑斑的病床，满是尘土的器械推车、防护服与垃圾混在一起，恍若废墟。

2003年“非典”疫情时曾掀起了一场公共卫生硬件的建设热潮，各地都加强了传染病专科医院的修建。此次疫情仅次于武汉的黄冈，曾在“非典”时兴建了传染病医院，但疫情结束后，基本没有后续运营管理。当新冠状病毒到来时，医院完全不具备应对疫情的专业条件。此次支援黄冈的山东聊城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田龙营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工作的地方是黄冈市传染病医院，这个医院自2003年SARS结束以来，已经基本废弃，改造以后重新使用，条件非常差。ICU是由办公区会议室改造的，总共130平方米左右，编制10张床位已经比较紧张，计划收到20人左右。通风和保暖的问题没解决，温度非常低，层流更没可能，没有压缩空气，没有中心供氧，呼吸机工作起来噪音会很大，信息系统手写也比较麻烦，房间里医疗垃圾没有工人及时清除，医务人员休息及洗澡的地方存在问题。”

如何对待这些医疗资源，就是地方政府公共卫生危机意识的写照——只是应付眼下的燃眉之急，还是记住已经付出的代价，对未来持续保持警醒。人类和病毒之间的战争永远不会消失，只是狡猾的病毒会不停地变换攻击方式。魏晟多年致力于传染病的防治研究。相比于新建立一个专门的医院用来收治传染病患者，他认为“平战结合”或许是未来更应该提倡的传染病防治策略。“例如建立一个综合医院时，应要求设立相关病区或单独的楼栋，建成符合传染病收治标准的病房。平时封闭相关设施，按照普通病房来收治病人，‘战时’再迅速转为收治传染病患者的病房，投入使用。”陈浩所在的医院这次某种程度上就对应了“平战结合”的模式——医院那栋闲置的感染科大楼就在收拾了三四天后重新接纳病人。但因为专业传染病病区涉及的风控、采暖、污水处理等硬件体系的不同，平时的运营成本比普通病房高，这部分成本是由医院负担，还是政府补贴，或许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

2003年5月7日，卫生人员将生活必需品运送到小汤山医院

上海市医学病毒学会副主任委员缪晓辉则对未来感染科的人才建设有很深的体会。2000年时，他所在的长征医院就想撤掉这个病人日益渐少的科室。当时担任感染科主任的缪晓辉据理力争把科室保留了下来，搬迁到一个稍微偏远的分部，结果2003年“非典”来临时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缪晓辉的印象里，上海整个城市感染科的力量，至少在“非典”结束后没有再继续缩减。在一场关于呼吸道系统传染病的战役中，感染科的医生都会更有经验：三级防护怎么来做？院内医疗人员的动线应该怎么设计？是否能对病毒进行基因诊断？

当“和平”又一次到来后，我们还会记得这些问题吗？还会记得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患者和医护人员吗？当下一次病毒又发起攻击时，我们是能更从容有序地应对，还是依靠临时兴建一个只有三年使用期限的集装箱医院带来救急呢？

（陈浩为化名；实习记者梁梓琳、贾雨心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