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洋一家三代五口，三人已经感染，都是长辈，全部靠着他一人奔走寻找治疗机会。

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前的医护与病人

 

记者/驳静 (发自武汉)  摄影/黄宇

2020年元旦，周洋就开始戴口罩了。

往前数2天，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他的微信群里发出提醒，这条有“非典”字眼的消息，也在第2天传到了周洋的朋友圈中。“内部消息说别的医院检查到冠状病毒了，怀疑是‘非典’，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有传染性。”他没有格外留神的是，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消息说武汉市27例“不明肺炎”。周洋是医疗行业从业者，几个月前，刚拿到医师从业资格证。不过虽然是业内人士，却没能在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为他带去任何影响，硬要说影响或许也有，但很消极，他在之后每一个等不到病床的夜晚复盘，得出的结论永远是“挫败感”。好歹还是学医的，却连说服家人出门戴口罩这么简单的事，都没做到。

同行转发的消息令周洋担心，当天，他就下单了两盒口罩，不是N95，只是普通医用口罩。

新年第一天，口罩到货。周洋自己留一盒，给父母家送去一盒。此后多天，他就在家人群里发消息，把专家说过的话截图，每天都发，每天都得不到回应。跟许多人的父母一样，他们听不进去，觉得年轻人小题大做，那盒口罩就“丢在一边”。

周洋26岁，第一次通话时，他告诉我，“如果你见到我，不会想到我是做针灸的”，之后大家在全副武装中见面，从眉眼判断，相貌应当不错。周洋是家中独子，原本与父母和祖父母一家五口住在硚口区新合村，两年前搬了出去，住进家人为他买的小公寓，开始他的半独立生活。新房离老屋只隔了两条街，所以周洋晚饭通常回家吃。1月19日以及之前的4天，他都在外面跟朋友聚餐，连续四五天都没有回家，直到听说父亲周新田生病的消息。

周洋去家里给爷爷取药，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喷酒精消毒

 

父亲

1月19日，武汉市百步亭举办万家宴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周洋本来打算把这条消息转到群里，转念一想，这大概只会助长父母的气焰，就作罢了。这天晚些时候，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新增17例确诊病例，这条消息，他给转到群里了。好比哑炮，没炸出一点动静。

晚上，周新田自己在家喝了点酒。周新田不抽烟不嗜酒，偶尔打牌，多数时间守着电视，看抗战电视剧。这晚喝酒，还是“托祖宗的福”，快过年了，做了一桌菜，摆上两个空杯子，倒上高粱酒，算是祭祖。敬完祖先，剩余的酒，周新田独自给喝了。这桌酒菜的菜，也是周新田白天去菜市场买回来的。出现症状后，周洋还试图替父亲追溯感染源，除了菜市场这一趟，当天就没见过其他人。可这新冠肺炎的潜伏期平均有一周，终究无法推算出究竟是在何地被谁感染。

这天晚上周新田开始头痛，发烧，一晚上都没睡着踏实觉。第2天，他去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

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离他家步行用不了五分钟，一路上，他会经过两家水果店，一家烟酒超市，一个菜鸟绎站，两家副食品店，后来这些店铺都拉紧卷帘门，只余一家花圈店开着，门匾上写着“一条龙服务”，头再往上抑一点，还能看到一顶花圈，悬在头顶的电线上。顺着电线看过去，花圈店对面，还开有一个小门脸的成人用品自助商店。在疫情猛烈如厮的2月上旬，新合村的有些生意仍然开门营业，有些憋不住的村民，穿起棉服，仍在村里溜达，疫情并未卸掉这个城中村的内脏。

菜市场就在敞开的街面上，统领七八个门面，都锁着卷帘门，菜贩们把菜摊支到路边，就在新合村路靠近解放大道那条口子上。周洋父母沿着新合村路走到路口，视野为之开阔，大道沿路，有武汉市的第1条地铁线，真正的城市文明。解放大道包裹起新合村的一条边框线，村民的生活可以仅限于边框线内，走到此处，周新田不用往前再跨，往右一拐，沿着两栋楼之间的小道再走几十米，就是卫生服务中心。

新合村临时支起的菜摊

 

2月7日，距离周新田在这里查检血常规和拍X片已有十多天，我和摄影师走到此处时，诧异于它与路口买菜人群之间的距离。卫生服务中心眼下的人流量，并不比当时多，按周新田的描述，那时的医生只是戴了口罩，现在他们已经尽可能地穿上了防护服（也有只罩一件蓝色纱布罩衫的护士）。跨过买菜人群，我们试图靠近卫生服务中心，被护士瞧见了，她冲我们摆手，扬声喊道，“往那边走”。她指的是外面那条解放大道，它通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正门。我猜想，护士尽量隔开受感染者和其他人，不过除了喊这一嗓子，她能做的不多。

来了一位骑着自行车、着装考究的大叔，他戴了薄薄一层口罩，卫生服务中心门口的护士举起体温枪，测完体温，正常。他骑上车，往卖菜的路口骑去。买菜的婆婆爹爹，十有二三口罩都戴得不规范，掩在鼻子下方的，或者根本就只是一块薄纱的。骑自行车的大叔穿过看病的人群，在通道最狭窄处扭了一身子，顺利地走了。仿佛远来一趟，不惜接触疑似人群，只是为了测这一下体温。

卫生服务中心门口的空地上，有四五个村民，坐在板凳上，由护士们为其做咽拭子取样。其中一位护士告诉我，做取样的这些人，都有发热症状。当时周新田来的时候，还没有这项检测，他只做了血常规检查并拍了X片，他被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

奶奶

周新田在家吃了三天药，每天都是白天情况略好，一到晚上高烧又起。第3天，周新田又去服务中心，去问医生为什么还是烧，医生说，“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是支气管炎”。不过还是给换了一个药，换成头孢。第4天，有了变化，仍是烧，不过给提前到了中午，39.5℃高烧。这个时候，周洋按捺不住了。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宣布“人传人”，周洋看他父亲连续三天高烧，感到“太不对劲”。

1月23日，周洋拖着周新田，先去了离新合村最近的普爱医院，发现这里还未开放发热门诊，然后又到了武汉市第五医院。直到到了医院，周新田才吃惊，怎么那么多人排队，他跟儿子说，“这跟电视里放的很不一样”。父子二人在医院一直待到第2天凌晨5点，看诊以及做肺部CT，共计10个小时。

1月24日是除夕，凌晨2点多，周洋在手机上刷到一条消息，说武汉宣布封城，他看着医院里攒动的病人，第一反应是，“早该封了”。此时，他父亲正在等候做肺部CT，已经排了2个多小时，前面还有几十号人。有人借给他爸爸一条板凳，候诊大厅座位不多，一些人站着，更多人自己带着小板凳，他们来过，有经验。

周洋的第二反应是赶紧把消息告诉妈妈，叫她不要去上班。***妈听了他的话，后来还告诉儿子，她同事上午笑话她“爱听谣言”，坚持去上班的她们，后来才得知，不只封城，还停了公共交通，她们当中的好几个人，差点回不了家。

凌晨4点出头，CT做上了，等结果的空当，周洋想到外面抽烟。突然听到有条队伍里“砰”的一声，有病人直接倒在了地上。平日里，有人倒在地上，人群会将其围起，这天凌晨，周洋看到恰恰相反的轨迹，所有人都躲开了，惊恐和害怕的味道弥散开来。周洋趁势逃出了候诊大厅，在门口，迎面看到一辆厢式货车，他第一次见到裹尸袋的颜色，是种比较明亮的黄色，在货车车厢里，让他瞥到一眼。这两个画面持久地留在周洋脑海里。

半小时后，周新田拿到了CT结果，拿去给医生看，医生指着双肺上的斑片影说，“就是这个病”。但没有核酸检测的试剂，无法确诊。医生给周新田开了3天吊针，两种药，一个是左氧氟沙星，用于抗菌，另一个是更昔洛伟，一种广谱抗病毒药。周新田终于相信自己“得了那个病”，在这之前，他一直说儿子大惊小怪，也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觉得传染病离他很远。这天开始，周新田终于戴起了口罩。

下一步是打吊针，队伍又比刚才做CT的更长，周洋看他父亲神色萎靡，决定先回家休息，就把父亲拖上了车。

睡了三四个钟头，1月24日上午9点多，周洋又带着父亲返回第五医院，在这里排队9个小时，才打上吊针。全家人也就此错过了除夕夜。连打三天吊针后，医生告诉周新田，他症状不重，给他开药，回家吃，“免得在医院交叉感染”。

这是1月26日了。早上，周洋回老屋去接他爸爸，发现奶奶还躺着，平常这个点早就起床了，周洋凑过去瞧，发现老人家面色也不好，皱着眉头，赶紧给量了体温，果然不对劲，出现低烧。不过奶奶发话，“我不去医院”。一想到无论是做检查还是打吊针，都要排队那么久，周洋没有强求。等他们父子回到老屋，周洋清楚地意识到，他手头要管顾的人口，迅速地增加到2个。

几天前出了一条消息，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确诊为新冠肺炎后，回家隔离，口服药物一周后逐渐恢复了。除夕这天，武汉协和医院的微博发布一份“张劲农自救药方”。周洋心里恐慌，盘算两件事，一是“交叉感染”，二是奶奶无法承受漫长的检查过程。既然医生建议在家隔离，协和又有专家出了药方，周洋给自己打气，“现在不是恐慌的时候，这个病传染性很强，可致死率不高”，周洋下了决心，没有别的办法，在家吃药，并远离医院，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事实证明“最好的选择”不过是唯一的选择。接下来几天，他父亲日渐严重，呼吸困难，以至于口罩都戴不住，周洋跑去医院，这才意识到，医院叫他们回家隔离的另一个原因，是根本没有床位。“难道要在家等死？”这个念头爬进周洋脑中，他开始一个一个打电话，市长热线、硚口区卫健委、街道办事处，甚至武汉市纪检委、硚口区纪检委，都打了一遍，都“没有办法”。“很绝望”，周洋眼见他父亲随时有可能呼吸衰竭，打遍电话未果，他学习其他患者家属，在微博“肺炎病人超话”里发布了他的求助微博。

周洋爷爷奶奶的房间

 

爷爷

此时，武汉开始推行社区责任制，周洋把奶奶和爸爸二人的资料都报给社区。1月31日，距离周洋第一次听说肺炎消息已过去整整一个月。他手里有两位病人要管顾，能指望得上的人只有他自己。这天来了一条好消息。社区告诉他说新开了一个隔离酒店，可以去看一下。周洋当时正在武汉市第五医院排队，准备给家里两位病人开点药。挂了电话就往酒店跑，酒店名为“宜尚”，挺远，开车得半个小时。开车过去的时候他心里忐忑，先不从家里拖病人，自己跑过去，会不会因此错失床位。

他把车停到侧面停车场，一进酒店，就有人告诉他，已经满了。周洋争辩，“社区说早上才开的，我接到电话立刻赶过来了，怎么这么快就没有了？”对方说，“那就是满了，没办法”。周洋再打给社区，社区说，“没办法了，再等待一下”。

周洋望望这家“新开的”隔离酒店，又望望行色陌路的人。没办法，原路返回。他坐到车里，想想不是滋味，把车开到正门，又下了车。走入正门，他碰到另外两个人，问他来干吗。周洋如实说，对方说，“行，那你登记一下”。周洋问，“有没有位置？”周洋还记得对方听到这个问题时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说，“有位置”。

如同在湍急水流中抓到一块竹筏，周洋心跳加速，可还是没忘记问更重要的问题，“我家里有两个人，都很需要，你给我留两个房间”，对方说，“行，没问题”。

周洋赶紧往家跑，把两个人拖到车上，兴冲冲再往酒店赶。下了车，走到门口就被拦住了，他们问；“来干吗的？”周洋答；“来隔离的。”对方说，“位置都满了，你们还来干吗？”

“我刚刚来过的，说有位置，才从家里拖来人，停都没停，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怎么又变卦了。”周洋急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子。”对方说；“没办法。来了也没有办法。”

周洋气得发抖，躲开门口这个人就闯了进去。一进去，看到前台，先前说有位置那个人站在那里，周洋认出来是同一个人，因为他的护目镜过大，两边漏着风。二话不说，就给他们办理了隔离入住，奶奶和父亲，一人一间，仿佛一分钟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短短几分钟，出现两次反转，周洋不敢假设，在这条起伏不定的前进路线上，他少走一步，会是什么后果。他搞不明白他碰到的这三拨人分别都是谁，“也不想搞明白，只想把人搞进去”。

进去隔离酒店意味着“机会”。这机会依次是核酸检测和潜在的医院收治可能性。

在“艳阳天”隔离酒店，周洋服侍爷爷吃药

 

不过，一旦进入隔离酒店，周洋的父亲与奶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等普爱医院空出病床，把这张床分派给他们。从宗关街道办事处，周洋了解到的事实是，他们所在的硚口区，指定的医院只有普爱医院一家。“硚口区有60万人，普爱医院病床不会超过1000张，算一下比例，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周洋问完这句，沉默了一会儿，像是等我回答，我答不上来。我只好告诉他，有天晚上去了一位患者家中，也是一家三代三口人，都有症状，可是情况却糟糕得多，家里连热水器都没有，更别说车，行动不便的奶奶，那天晚上在家中去世，去世前，连检查都没有做。像隔离酒店这样的地方，就算有名额，他们也无法将人运过去。

周洋说，这些情况他知道。武汉市封城、公共交通停止运行后，为每个社区指派车辆，周洋申请使用，社区告诉他，“不送发热病人”。他在微博上看到很多求救案例，“没有车去不了医院”这几个字眼反复出现，让他心有余悸，几年前家里给他买的这辆车，救了他们一家。

在眼睁睁看着父亲病情加重的那几天里，周洋给几乎所有医院都打了电话，没有一家医院有床位。更何况必须要确诊，不确诊医院不会收，“说难听点，哪怕要死了，也不会收”。但要确诊，就得先住院。这个互相矛盾的思路，像个解不开的死结，打在许多患者生命线上。后来武汉市才成批地组织了隔离酒店。在这里，周洋的爸爸与奶奶第二天就获得了采样的机会。二人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都是阳性。但显然，周新田症状更重，他每喘一口气，都感到无比困难，吃了十几天药，胃也承受不下，“吃的药都吐了出来”。

也不知道打的哪通电话起了作用，2月3日，周新田接到卫健委打去的电话，说给他在普爱医院留了一个床位，他可以去住院了。如果不按街道、隔离酒店、医院这条前进路线，周洋认为他们家一点住院治疗的可能性都没有，“老天给了一线生机”。

父亲住上医院后，周洋无比期盼奶奶也能快点获得医院床位。父亲被接去医院的前一天晚上，周洋回老屋，又发现爷爷在发烧，如逢大敌，心想“完了”。他给爷爷吃了退烧药后，又跑去宗关街道办事处，要求隔离爷爷。他心里想的是，“现在家里面除了我和妈妈，都感染了”，他得把妈妈保护起来。街道办事处告诉他说他们无能为力，让他去找社区，因为现在责任和权力，都下放到社区了。社区通知周洋等消息。

此后每一天，周洋都给社区去一个电话，有时候上午下午各打一个，他不敢寄希望于社区会主动通知他什么。两天后的这通电话里，他获知，又新开了一个酒店，叫“艳阳天”。

2月7日，记者来到收治周洋父亲的普爱医院，发现这里的病人已经少了很多

 

母亲和自己

病人送去隔离酒店后，按道理，家属当然最好不要再去与病人密切接触。但他爷爷住进“艳阳天”的第2天，周洋就去了，有些药他得送去。在房间门口，周洋敲门后等了足足三分钟。老先生大名周更树，动作缓慢，精神尚可，他见到孙子带了我和摄影师两个陌生人前去，也没说什么，只是抱怨这里没东西吃，他说，“给个馒头也好的呀”。周洋一算，晚上6点入住，此时是早上10点，16个小时过去，“艳阳天”还没给隔离病人送过一餐饭。

老先生肯来隔离酒店，还算是难得肯听孙子一回话。周洋说他爷爷平常在家，大嗓门，脾气差，在家说一不二，威风不小。周洋想起奶奶，此时在另一间隔离酒店，这对老夫妻，不知哪天才能重逢。奶奶前一天还给周洋打电话，问孙子是不是要把她丢在那里，让她一个人死在那里。周洋一个男子汉，独自一人扛了这么多天，这通电话让他感到悲凉。我劝他说，我爷爷性格也是一般无二，看世界的逻辑古板陈旧，有时错得离谱，也要在嗓门音量上占个上风。又说，在老人家的理解中，传染病归传染病，他们现在生着病，却没有一个病人应有的待遇，最起码，平常时分，生病了总有儿孙探望，现在是什么世道，孤零零关在一间病房。

周洋意识到，除了身体，一大家子的心理状态，也是一桩难题。他强撑着一张脸，服侍爷爷吃药，又弄了点吃的，努力解释了一些关于传染病的道理。我们在“艳阳天”，发现这里还有不少空着的房间，贴着封条，还没有人入住。楼道里，有戴着简单口罩的婆婆爹爹，四处溜达，像周洋爷爷这样腿脚不便的，困在房间，连溜达的可能性都没有。

周更树八十多岁，中过两次风，行动非常困难，平常依赖轮椅过活。第一天到“艳阳天”，电梯停了，得爬楼梯，周洋一手支在他腋下，用身体当拐杖，一步一缓，4层楼梯走了半个多小时，出了一身汗。周更树60年前到的武汉，进了电源厂，也就是原来的电子工业部国营752厂，是个制造电源的军工厂，干到“高级技工”，“要不是不识字儿，没准儿就是厂长”。后来提前退休，儿子周新田顶了岗。周新田转岗为“售后”，经常出差，见多识广，为大厂自豪。他会把当年的故事当笑话讲给儿子听，说周洋妈妈干的轮胎厂只是个小厂，比他们电源厂可差了一截。

不管是好是赖，后来厂子都垮了，夫妻二人反正最后都下了岗。最开始那两年，周新田卖过水果，兜售过杂货，也去东莞闯荡过，都不顺利。在周洋小学五年级那年回了武汉，不再作他想，以开车为生。一开始还买了辆小货车，后来找到了开出租这行，出租车也不是自己的，他帮车主开白班。前几年给一个公司当班车司机，公司把业务外包后，周新田又失了业，之后就不打算去工作了。因为2020年3月，他将熬到退休的日子，可以从老厂拿退休金。这算是国营单位留给周家的一点念想。

除此之外，老先生周更树当年盖的这幢3层的房子，住了五十多年，或将拆迁。新合村村民所住，大都是这样的“私房”，在外来者眼里，也是不折不扣的“危房”，房子之间的步道逼仄，最多两人宽，可你抬头往上看，两幢房子互相延伸出多余的触角，在空中发生接触，也将光线一并挡住。关于拆迁的话，周洋还没出生，就在新合村流传，但这回是真的，白纸黑字落脚在文件上。每家每房的墙面，红漆刷出编号，等待拆迁的心情，就写在这些醒目的数字上。周洋打听过，他们家这栋三层的老房子，能按每平方米2万元来算，这样就是二百多万元。他可以用这笔钱，买一套大点的房子，“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这句感慨之语，周洋讲到好多次。2020年，周洋原本有很多打算。春节玩它一个星期，然后收拾心情，把去年考研不够的工夫备足了，好好看书，考个研。他还打算结婚。他跟女朋友从大一下学期就在一起，准备今年结婚——他庆幸，他女朋友家还没有出现病人。

这一切结束后，周洋还想做两件事。第一个是去拍一张全家福，去影楼拍，拍得好看一些。他们一家五口，上一次全家福还是二十多年前。没有多正式，饭桌上临时起意拍的一张照片，当时地周洋还是婴儿，抱在爷爷手里。另外，他还想把24号无暇顾及的年夜饭补上。

从他父亲发烧以来，周洋精神紧张，听到旁人的咳嗽声会感到害怕，送病人、去医院，他密切接触病毒，不得不经常对自己喷洒酒精。“酒精味道闻到想吐”。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在过白天的一些画面，思考第二天还可以再给谁打电话，床位还有哪些可能性。想得辗转难眠，就想想过去的事。

周洋小时候非常淘气，跟他爸爸尤其不对付。上小学，经常因为上课的时候讲话这样的小事，被叫家长。回家后裤子一脱，拿个衣架，打屁股。搓衣板也跪，跪完膝盖上齿轮印很深，跟搓衣板完全吻合。周新田下手狠，周洋也不嘴硬，一骂就住口，一打就狂嚎。

有一次奶奶在别人家里打麻将，周洋摸到麻将桌边，跟奶奶讨钱，去打游戏机，打完了跑回去讨钱，去到第3次，发现这人家把门给锁了。周洋气不过，先是把他家门口摆着的煤饼都给踩碎趟平。一股气还是没匀下来，又去找了一把锁，从外头把人家门给反锁上了。因为这件事，周洋又挨了他爸爸一顿揍，奶奶从此再也没去这位邻居家打过麻将。

想起奶奶，周洋开始算日子，她在隔离酒店确诊，已有近10天。这几天武汉市又大建方舱医院，政策一天一变，新增床位的数字不断增加，奶奶在医院的床位一直没有着落，直到2月9日，终于传来好消息，“现在还剩爷爷了”。仿佛是通关游戏，周洋手里有3项任务，每项任务都得拆分成3个步骤，每个步骤他都只能尽人事看天命。周洋只求，任务数量不要再增多，他跟母亲早就商定，只要没有症状，二人坚决不去做检查。他与母亲都密切接触病人，算起来已超过14天，他宁可相信，病毒对他们无可奈何，“要是妈妈再感染，我的家就没了”。

我问周洋，是否抱有希望。他没有回答，只告诉我一件事。他把奶奶安排进隔离酒店的第二天，就接到电话说“快不行了”。周洋赶过去，打给120，发现占线，“急救电话都能占线”，周洋当时心时浮起绝望感。电话打通后，对方告诉他“要排队，先给他登记上。”“排多久？”“两三个小时。”“要等两个小时，人都死了。”所幸奶奶转危为安。打给120这通急救电话，周洋一直惦记着，他想知道，需要几天，他们才会记起来，有人求救过，会给他回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