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批设立的定点医院成为武汉此次肺炎疫情当中的最前线，命令下达后，病人涌来，它们迅速从一家普通医院转为一家传染病医院，病房被填满，门诊承受着数倍于平日的冲击。因为防护物资和医疗设备的不足，医护人员不断感染下，患者死亡率不断上升，定点医院在这场疫情当中渐渐演变成一个个的堰塞湖。

记者/张从志 (发自武汉)  摄影/蔡小川

“堰塞湖”

李雪的父亲2月2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简称“新冠肺炎”），2月5日凌晨3点在医院去世，他离开的那天，全国新增了73例死亡病例，其中湖北70例。第一次采访李雪是在1月22日晚上10点，和我打电话时，她年迈的父母正站在武汉街头的寒风中，苦苦等待着一张床位。连日的高烧和来回奔波已经耗尽李雪父亲的最后一丝力气，他连站都站不稳了，住进医院是支撑他的最后信念。

那次采访的尾声，李雪跟我说了一句话：“人如果在家里死了，是留不下这个人的记录的，没人知道他是因为肺炎死的。”在电话里，她哽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说不出一句话，尽管没有明说，但她已经想到了最坏的情况。她的父亲64岁，是一名退休公务员，和病毒搏斗了二十多天后，最终在医院病逝。他的遗体被直接送去了殡仪馆，没有家属陪同，死亡记录添上了肺炎的证明，让他成为新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李雪不敢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因为在照顾父亲的日子里，母亲也被感染，病情一度恶化，现在稳定了下来，仍在住院治疗。

父亲生前曾向李雪推测过，自己从未去过海鲜市场，最可能感染病毒的地方是在湖北省人民医院。因为前几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他每个月都要去这里取一次药，上一次取药是在今年1月12日，门诊大厅像往常一样人头攒动，他自己一个人排队缴费、拿药，在医院待了一两个小时才出来。回家后五天，1月17日，他开始高烧，浑身无力、食欲下降。医院拍的CT显示，他的肺部已被感染，但因为没有床位，只能回家隔离。几天后，他的病情持续加重。1月22日，李雪的父母不得不再次去医院。

那晚9点多，李雪的父母到了武汉市第七医院（简称“七院”），这是他们那一整天跑的第四家医院。在当天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邂馨表示，计划安排七家医院腾出3400张床位，专门收治发热患者。李雪父母得知，七院是这七家医院之一，第二天将新增300张床位，于是他们连夜赶到了七院，到的时候，前面已经排了四十多人的长队，过了一个小时，他们身后站了一百多人，还有更多人不断到来。

1月30日，武汉第七医院门诊楼内，正在排队取药的人群

望着院门口越排越长的队伍和夜色之下黑压压的人群，做了十几年医生的刘平平心底也暗暗发紧。按照上级的要求，作为第一批定点医院的七院，只接收疑似和轻症患者，重症患者统一转诊到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肺科医院。不过，规定从一开始就失效了。刘平平和七院的其他医生都明白，门口的队伍里不少都是重症患者，“这些患者不收进来，只会让人群更加恐慌”。他们当机立断，不再等到第二天，当晚就开放门诊，并且优先接收重症患者。

那天晚上10点左右，李雪父母终于等来了希望。七院开了一扇门，一次放进三个患者，只收重症病人。但一切太乱了，维持就诊的秩序并不容易。刘平平的同事张涛所在的病区是最先准备好的，收治病人前，张涛进入病房做最后的检查，却意外看到有个人已经坐在了病床上，他完全不知道对方怎么进来的，软磨硬泡劝了很久，对方才同意下床去办手续。到第二天，七院腾出来的200多张床位就塞满了，在接下来的大半个月里，院门口张贴的“床位已满”告示就没撤下过。不过至少在那一晚，李雪的父亲是“幸运”的，1月23日凌晨时分，他因为病情较重被七院收到了急症室。

设立定点医院的初衷原本是为了理顺发热患者的就诊流程，提高收治效率，但如今来看，决策者似乎仍然低估了患者的数量。武汉市公布的第一批定点医院一共七家，包括七院、汉口医院、市红十字会医院、市四医院西院区、市九医院、市武昌医院、市五医院，其中，除了市五医院是三甲综合医院以外，其余六家都是级别较低的二级或三级医院。政府后来设计了“7+7”结对方式，由七家三甲大型医院对口帮扶这七家定点医院，派驻医疗队输出技术和管理。这一举措是考虑到三甲综合医院需要承担其他疾病的救治，而且住院病人多，一旦新冠肺炎患者涌入，可能引起更大规模的交叉感染。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发热门诊外的一对夫妇

一家三甲医院的管理者告诉我，这一设计当初是有合理性的，但疫情的走势很快让整个体系几近瘫痪。他们对口帮扶的定点医院是一家实力很弱的小医院，成为定点之后迅速将整个医院腾空，把非发热病人悉数转移到了对口的三甲医院，但第二天，当三甲医院试图把自己已接收到的发热病人转到这家定点医院时，发现那里早已被填满，发热病人只能留在了自家医院。所以，他们不得不将其他病区全部关闭，只保留了三个非发热病区，这样一来，也就事实上承担了定点医院的职能。

几乎所有医院的床位都被填满后，定点医院的住院病人转不出去，新增的患者又住不进来，整个医院成为了一个堰塞湖。与此同时，发热门诊仍在承受数倍于平日的冲击。七院平时一天的总门诊量也不过数百，而且大多是感冒发烧或者普通疾病的病人，患者病情稍重就会去附近三甲大医院，成为定点医院后，他们发热门诊高峰时一天接诊可高达1500人次。因为没有病床，患者即使病情危重也无法收治入院，使得医患矛盾更加尖锐。在门诊，患者家属言语攻击、威胁医护人员的事情时有发生，就在不久前，武汉市第四医院的两名医生就被殴打受伤，防护服也被撕扯掉，严重暴露在了高危环境当中。

医护感染

1月21日刚到武汉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因为官方前一日通报的确诊病例成倍增长而对这场疫情有所警惕，但也远未认识到它的严重性，更未想到随后几天急转直下的局势。就在四天前，我从北京回老家过春节，还特意在武汉停留一晚见了几个同学，在武汉站下车时，我曾特地留意过，发现戴口罩的人仍是人群中的少数。几天后再回武汉，在出租车上沿路看到的街头氛围已全然不同，口罩成为大多数人的标配——我在这座城市上了四年大学，这种场面还是头一回见，心不由得提了起来。

21日下午，我们在华南海鲜市场外遇到了查完货物正要回家的商贩黄昌，他在市场里做了十几年海鲜生意，他回忆说，在2019年12月中旬，自己邻铺的商贩就接连出现“感冒”症状。元旦过后，他也开始出现浑身无力，发热、咳嗽的症状。1月6日，他被家人送去了附近的武汉红十字会医院（简称“红会医院”），直到1月20日出院。但他被送去医院几天后，他的妻子李桂芳也出现相同症状，最后也去了红会医院接受治疗，每天从家里往返红会医院打针。

红会医院位于江汉区香港路上，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1.5公里，黄昌和老伴租住的房子就在海鲜市场背面，步行到医院也不到20分钟。大家平时感冒发烧就去红会医院，因为附近社区居住了很多在华南海鲜市场谋生的商贩和工人，红会医院因此成为最早一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

从黄昌夫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从1月初开始，病毒就已经开始侵入医院，而很多直接接触病患的医护人员对此还浑然不知。李桂芳的回忆印证了这一点，她在1月11日到红会医院就诊时，看到医生护士只戴着普通的口罩，并无其他防护。到21日前几天，医护人员才全部穿上了防护服、戴上了护目镜，裹得严严实实的。她那天去医院打针时还听人说，楼上有好多医务人员，包括几个做CT的护士也被感染了。对口援助红会医院的四川省援鄂医疗队副队长、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主任黄晓波在2月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红会医院的医护人员感染率很高，有三十多人住院，三十多人隔离，非战斗减员1/6。2月3日，连红会医院的副院长都被确诊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最新一篇论文则显示，该院从1月1日至1月28日收治的138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中，约41.3%的患者属于院内感染，其中40人（29%）为医护人员，17人（12.3%）为因其他原因住院的患者。

定点医院内的医护与病患、家属混杂在一起，交叉感染的风险极高

关于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公众层面的首次察觉要到1月20日钟南山答记者问后。钟南山那次向媒体披露，武汉协和医院有一名患者感染了所在科室的14名医护人员，官方后来证实了这一信息。2003年抗击“非典”留下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医护人员一旦大批感染，医院将会在疫情面前很快丧失战斗力。

红会医院和七院一样也是一家二级医院，开设有将近500张床位，主要辐射周边社区，被列入第一批定点医院后，发热患者立刻填满了这家医院，门诊量几乎达到了平时的三倍。1月26日，大年初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尹万红第一天到红会医院时，他体会到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感，“真的就是死扛，没有那么多物资，防护的意识也不到位，他们就是用身体在扛，不是在喊口号，是每天坚守岗位，就像战争电影里一样，一个人倒了，另一个人就上”。尹万红在红会医院的两周里，常常看到有之前从未见过名字的医护人员来上班，一问才知道，对方是红会医院的，隔离刚刚结束。

1981年出生的尹万红亲历过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时候他还是华西医院的一名年轻医生，地震发生后，他从内科被临时征调到ICU。他说，汶川大地震时，也有数倍于平时的重症患者被送入ICU，这些患者大多是创伤病人，但地震是一次性产生的大量重症患者，之后虽有余震发生，对人群的伤害却很小。然而，这次疫情一开始却让尹万红有种望不到尽头的感觉——感染者源源不断产生，而院内的重症患者救治又需要时间和耐心，更重要的是，医护人员面对的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稍有不慎，自己就会倒下，这是一种无时不在、难以消除的心理震慑。

疫情爆发后，武汉各大医院人满为患，发热患者源源不断地涌入

与病毒的空间战

疫情一爆发，武汉的两家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肺科医院的收治能力就已饱和，患者被集中到这些定点医院后，它们实际上成为了一家家传染病医院。要避免院内医护人员与患者的交叉感染，除了充足的防护物资，还需要足够的转圜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将病毒牢牢约束在划定的空间之内。物资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后者也同样重要，而这恰恰是很多定点医院都无法达到的。这些临时充当传染病医院的定点医院没有一家是按照传染病院设计的，其门诊和住院大楼大多只有一个病患与医护共用的通道，很难做到严格的分区隔离。

1月底，我们在七院门诊楼看到的是，医护人员、患者、家属全部挤在一起，排队做核酸采样的、拿CT结果的、缴费取药的全都在一个楼层，门口的输液室内一眼望去都是垂下的输液管，其中很多人都只戴着一层薄薄的外科口罩。用医生们的话说，定点医院已经成为一个“毒窝”，在救治患者的同时，也制造着新的病人。

四川援鄂医疗队队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罗凤鸣1月26日第一次到红会医院考察时就发现了院内感染的隐患。当时的红会医院已经进行了改造，做了一些隔离，但因为是应急条件下的改造，罗凤鸣觉得院内感染的风险仍然很大，“比如说进出人员的通道都是共用的，医护人员吃饭都在一起，但吃饭的时候你必须把口罩摘下来，这些都存在潜在的感染风险”。回去后，罗凤鸣就给医疗队队员宣布了几项要求，他们排4个小时一班，在医院上完班就回宾馆，吃饭也在宾馆内，尽量减少在医院暴露的风险。“其他医院如果条件比较好的，比如说严格分出了污染区、相对污染区和清洁区，而且这个清洁区是非常清洁的，就像我们在宾馆一样。排6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一班，中间允许出来上厕所，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们这边做不到。”我们是在四川医疗队驻地宾馆的大堂里见到的罗凤鸣，他隔着口罩，坚定地对我们说道：“但是我也理解，就像打仗一样，你不可能全部准备好了再去打。”

七院发热门诊外，一位患者正在输液。成为定点医院后，这里永远都是“床位已满”状态

天津援鄂医疗队第一批138名队员也是1月26日到的武汉，他们对口支援的是武汉市第二批定点医院之一的武钢二院。武钢二院位于青山区，是一家三级医院，但因为地处偏远的老工业区，医院规模不算大，条件也相对受限。天津医疗队接手的是武钢二院专科住院部的传染病专科大楼，这幢四层的建筑外表陈旧，是十几年前的楼房式样。据院长许平介绍，因为大楼的建筑整体出现了沉降，已在去年3月被空置，一直在等待彻底整修。大楼的闲置其实还有另一层因素。住在里面的传染科原本是武钢二院的三大专科之一，不仅拥有独立的大楼，还配备了专门的医技实验室。但这些年随着卫生水平的提高，包括血吸虫、甲肝在内的经典传染病多已不见踪影，传染科的门诊和住院量不断下降，科里的医护人员最多时有七十多人，如今大多数已经分流到了其他科室，传染科则成建制地转为消化内科。

这次疫情爆发后，市政府决定重新启用这栋大楼，许平被叫去开了个会后，回来就着手清理工作。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两三天，因为找不到物业人员，医护人员自己上手，一边打扫卫生，布置病房，另一边已经开始接收病人，清完一层就收一层，四层楼很快就住满了病人。如今除了第四层仍由二院的医护人员管理，其他三层已经全部移交给天津医疗队。

到武汉后，天津队领队、天津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陆伟就在队里提出了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他的信心一部分来源于17年前，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时，陆伟带医疗队进入天津武警医院，当时的天津是北方地区仅次于北京的疫情重灾区，武警医院又是天津的重灾区，但陆伟的队伍创造了零感染的记录。时隔多年，陆伟向我回忆说，“非典”的时候，医护人员拥有的防护装备少得可怜，他自己就是戴着一个医用外科口罩再加一层棉纱口罩就进了医院，“哪有什么N95”。正因为如此，陆伟当时对队员们提出了严格的防护要求，“非典”疫情持续到了夏天，大家里面的衣服穿得少，但陆伟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只要进污染区，穿脱防护服时就要找人一对一盯着，不论对方是男是女，“生命比一切都重要”。“人盯人”的原则也被延续到了这次疫情当中，天津队内有一个6人组成的感染控制组，除了监控队员的体温和健康状况，还负责监督防护程序的执行，队员在病区内视野受限，他们也要互相盯着，一旦有人防护装备出现问题，比如胶带松动，领子开了，都要赶紧处理。

陆伟另一部分的信心则是来源于这栋被空置已久的传染病专科大楼。天津队提出了三条准则：“严格分区，规范防护，人盯人。”陆伟告诉我，如果做不到严格分区，后两者也无从谈起。他们将武钢二院的专科住院部整体划分为红（污染）、黄（相对污染）、绿（清洁）三区，用不同的警戒线围了起来，其中红区就是传染病大楼及周边区域，绿区包括指挥部所在的一栋小楼，而中间的黄区是缓冲地带。传染病大楼虽然已被废置，但难得的一点是，它是完全依照传染病医院的建筑标准设计建造的，本身即具备“三区两通道”的条件，陆伟他们得以在楼内再进行一次分区，严格地划分出了红、黄、绿三区，也区隔出了医护人员和患者专用的两个通道。

陆伟说，划分空间的过程其实也是规范防护的过程。“医护人员输液打针，写病历，更衣准备，都要有对应的区域。你首先心里要明白哪个地方是干净的，哪个地方是脏的。你到黄区的时候，该穿什么服装，到红区该穿什么，比如在黄区穿防护服就行，进入红区必须再加一层隔离服，又比如在指挥部不准戴N95口罩，到了红区则必须戴。”陆伟说，“我们要想打胜仗，首先要力争零感染，医护人员不能有人倒下，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医护人员有一个感染，我就得隔离十几二十个甚至更多的医护人员，队伍一下子严重减员，人心就会涣散，这是很致命的。”

救治的困境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条件下，医护人员的中心任务仍是救治患者。陆伟带来的第一批天津队员里有不少呼吸科和重症医学科的专家，他们本打算组建一个ICU中心，但到了武钢二院，发现这个想法并不现实，“缺少设备，关键是没有中心供氧”。在专科大楼楼下，我们看到这里摆满了蓝色的氧气瓶，现在整个病区的供氧都是靠这些氧气瓶。武钢二院的党委副书记严明告诉我，这些瓶装氧气来得也不容易。专科大楼主要为消化道传染病设计，没有建设中心供氧的管道系统，政府决定启用这栋大楼时，二院就将供氧的情况上报了，“因为呼吸道衰竭的危重病人对氧的要求是很高的，需要高流量吸氧”。但困难还是要他们自己克服。他们去找了氧气厂，对方答应保证瓶装氧气的供应，但氧气送来后，工人们怕感染都不敢进楼，把氧气瓶卸到外面就不管了，医护人员只能自己动手，把氧气瓶直送到病人床边。严明说，那几天，几十斤一个的氧气瓶子已经砸伤了好几个医护人员。

重症患者的一个共同症状是呼吸衰竭，在尚未找到特效药物的前提下，充足的氧气量是维持他们生命最关键的手段。作为ICU的医生，尹万红对供氧不足的问题体会更深。红会医院的ICU原本只有9张床位，四川医疗队进驻后，用一周时间在红会医院ICU的基础上重建了一个ICU，一个两层楼，床位增加到35张。ICU组建完第二天，35张床位就全部住满。尹万红告诉我，因为住院危重患者的急剧增加，红会医院对氧的需求量短期内增加到平时的10倍以上，给氧源提供带来了巨大压力。“我们医院平时的供氧都叫中心供氧，有一个专门的制氧站，通过管道往楼层里的各个科室输送氧气，很多设备通过插头接到管道里就可以直接供氧。但每个医院的制氧站都是根据医院平时的需求设计的，短期内需求暴增后，原有的管道、制氧设备显然就不够。这是现在各家医院面临的一个极大的难题。”

尹万红说，瓶装供氧虽然能解燃眉之急，但并不是长久之计。“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氧气进去了，病人也不一定能够用上。因为氧气瓶里面装的是加压氧气，需要通过一个减压阀才能释放出来，而很多病人需要通过呼吸机吸氧，呼吸机想要直接连在氧气瓶上，就需要一个专门的转接头。现在到处都缺这种转接头，所以很多氧气瓶没办法直接接到呼吸机上面。氧气瓶目前只能作为一个辅助供氧手段，当中心供氧氧压不够时，额外给患者补充一部分氧气，起到缓解作用，但这个效果可想而知。”还有一位定点医院的医生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在换氧气罐的间隙，病人眼看着喘不上气，他立马拿着氧气罐对着病人吹了一会儿才缓过来。他说，根据他的观察，很多患者最后离世，本身并不是因为病毒的问题，而是得了病之后得不到好的救治。“所以现在的病死率到底有多少，我们觉得很难估算，有些人甚至连医院都没住进来，就去世了。”

供氧不足，给临床救治，尤其是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带来很大影响。“我们医生就算尽全力，设备都上了，但是氧不够，就相当于没有子弹。你就算拿着枪，就算全副武装，人员充足，但没有子弹，你就没办法作战。”尹万红说，因为需求剧增加上管路老化，红会医院中心供氧的水平现在只能达到正常需求的百分之六七十，医院正在计划新建一个临时制氧站提供额外供氧，优先满足重症病人的需求。

尹万红向我介绍，汶川大地震结束后，华西医院认识到了重症医学科的重要性，开始大力发展ICU，从最初的七十多张床位，发展到如今将近200张床位，包括进修轮转的在内，有六百多名重症护士、一百多名医生。这一次支援武汉，他们已经派来了二百多名重症护士和三十多名重症医生。全力救治每一个危重患者，是尹万红这些ICU医护人员的天职，但现实条件大大束缚了他们的手脚。

不只是氧气，医疗设备也处于紧缺状态。尹万红告诉我，如果按华西医院的标准，每一张ICU床位必须要配备一台心电监护仪、一套呼吸机，以及其他一整套监测和治疗设备，他们称之为一个救治单元。人员方面，每1～2张床配备一个专业的重症医生，特重的患者一床一护，轻症病人1～2张床配备一个护士。“但是现在完全达不到，我们只有把病人进行分级，重的里面再分出轻、中、重，特重的争取能做到1∶1配置医护，中等和轻等的患者再逐渐放宽比例。设备也很难每张床位配齐一整套，只能根据需求拆东墙补西墙。”

因为医疗资源的短缺，给医院的救治原则也带来了挑战。在一家定点医院，我曾听到过几个病区主任对此的争论。医院领导提出，现在情况所逼，大家要把“防”放在第一位，“治”放在第二位。他解释说，有的病区主任仍在想方设法地给患者治疗，把别的病区不要的呼吸机都弄到了自己病区，还在不断尝试新的治疗方案。这样做在平时当然无可厚非，但现在的医疗资源十分有限，外面还有大量亟待收治的患者，根本救不过来。到底该如何抉择，对每个医生都是一场拷问——呼吸机只有一台，给重的上还是给轻的上？救了住进来的，排在门口的病人该怎么办？

在医疗救治方面，陆伟给天津队定下了三条这样的原则：一是“轻症患者尽快痊愈”，二是“重症患者尽快转为轻症”，三是“尽力救治危重患者”。陆伟说：“这三条是针对武汉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如果放到天津，这就不对了。在天津，这三条就应该反过来，第一条就应该是救治危重患者，而且是全力救治，争取零死亡。”“第一条为什么是尽快让轻症患者痊愈？”陆伟解释说：“我到这里以后就感觉很多病人没有信心，觉得自己可能出不去了。所以，只有让轻症的病人痊愈出院，其他的病人才有信心。其次，我得让医护人员也树立起信心，看到自己的努力没白费。更重要的是，只有让轻症患者尽快出院，才能把外边的病人收进来，这现在是武汉最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