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许多医生都跟我提到“节点”这个词。不同节点在这场疫情发展过程中，变得重要。

一位家属在抢救室门口望着里面的患者，两个人互相对视，应该有很多要说的话

 

记者/王珊 (发自武汉)  摄影/蔡小川

第一批患者

早在2019年12月29日，位于东西湖区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已是如临大敌。

科室主任徐冰（化名）记得，上午11点医院突然通知医务人员临时开会。会议时间很短，领导话也没说几句，只是简单传达了一个指令：下午要开始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命令来得急，许多人觉得没准备好，儿科的负责人提到科室当天刚刚收了80名患流感的儿童，如果将肺炎病人收治入院，一定会对这些孩子产生威胁。反对并没有起到作用，当天80多名儿童患者相继出院，为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腾出空间。

尽管领导没有明说，徐冰的心里多少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情况有些了解。金银潭医院又叫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是湖北省、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2003年，这里是武汉收治“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在当时被称为武汉市传染病医院。“非典”之后，这家医院又先后于2006年、2008年承担了武汉市的首例人感染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救治、手足口病人的收治任务，2009年被定点为甲型H1N1流感收治医院。徐冰2003年曾处理过“非典”病人，直觉和经验告诉他，这些“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情况并不简单。但徐冰不知道的是，在这些患者收治之前，院领导就已经按照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和指令，去将要转送病人的医院做了会诊，做出了病人“可能具有传染性”的结论。

当天傍晚，第一批6名患者进入金银潭医院，他们是从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送来的。医院特意调用了负压救护车，这种救护车的好处是，车内气压低于外界大气压，空气在自由流动时只能由车外流向车内，且负压还能将车内的空气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排出，一般用于运送传染病病人。6位患者并不是一起过来的，救护车一次只运送一个病人，运送完后，救护车要做全面消毒，才会去接另一名病人。因此一直到晚上11点多，6个病人才全部转运完毕。

这些人直接被送到南七楼刚刚建好的重症病区。病区里的徐冰和同事们全副武装，防护服、护目镜、手套、鞋套配备齐全，这是最高级别的防护。医院的小护士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仗，在慌乱中有些茫然。徐冰当了近20年的科室主任，他知道这个防护级别意味着什么，6个病人接下来，徐冰喘息不得，整个人像被闷在了层层包裹的保鲜膜里。

当天晚上，又有其他10多名患者被收入病区，这些患者的症状表现基本是发热、双肺感染，少数人已经出现呼吸困难。徐冰和同事对他们的病史、接触史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或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或是住在市场附近，“很多病人是相互认识的，有人会告诉我们，亲戚住在哪个医院，状况非常不好”。徐冰发现，这些人有的来自一个家族，有的则是长久的麻将搭子——这些基本上能够判断这是一次聚集性发病事件。

如果说此时，徐冰还是不敢贸然下“人传人”的结论，第二天的情形则一次次指向这个最可怕的猜测。第二天，又有20多个患者涌进了病区，40多个床位全满。医院只得开始整理南七楼新的病区，以面对不断送进来的新患者。徐冰觉得有些慌，他听说其他医院也收到了类似的病例，就悄悄去打听，要来了患者的CT片子。他发现，这些医院收治的病例跟他手里的病人一样，肺部皆出现了严重的感染问题，但有的人并没有明确的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这些信息都指向病毒“人传人”的可能性非常高。当天，武汉市中心医院送往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病例报告出了结果，在关于临床病原体的筛查结果描述中，认为这是一种“SARS冠状病毒”。徐冰将这些得来的信息告诉了有关领导，但并没有收到有效反馈。

无论如何，在徐冰的心里一场战役已经打响——“不明肺炎患者”携带的是有很高人传人风险的病毒，很可能蔓延到密切接触者的身上，尤其是贴身护理的医护人员。不过，政府公开的信息却跟他的所见和预判不同。第二天中午，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一则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这是武汉市发布的第一条关于不明肺炎的公开信息。通报说，市卫健委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且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公布的全市患者总量还没有徐冰手里的病例多。也是在当天，徐冰得知某些医院的医务人员因为讨论病例，已经被警示。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微发布消息称，公安机关传唤了8名发布和转发有关不明肺炎的不实消息的人，且进行了依法处理。但公安机关的严厉训诫阻挡不了医院内对不明肺炎的恐慌。在徐冰负责的病区，收治的病人情绪越来越激动、恐慌。病人们眼看着感染的人日渐增多，死亡病例就在身边发生着，“‘非典’卷土重来”的声音在病区此起彼伏。很多人问徐冰：“我的朋友已经死了，我会不会也死掉？”徐冰回答不上来，他只能积极安抚病人不要担心。

患者家属在询问医护人员一些问题

 

病例如何报送？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下来之后，一家三甲医院影像科的主任李素（化名）坐不住了。她马上上报，并让科室的人将过去一段时间的CT影像调出来，筛选出有肺部感染问题的人。她想到半个月前，影像科的一位同事看了一个患者的CT后，随口说了句“这个怎么那么像SARS？”。当时李素凑过去一看，确实像，双肺感染严重，呈毛玻璃状。不过，她和同事都没有太在意，很快就忘了这件事情。

如今再谈起这个事情，从李素言语里能听出一点懊恼。她今年42岁，经历过“非典”，知道传染病没有及时控制的严重性。2003年，她在内蒙古一家医院当外科医生，楼下的妇产科出现了传染病例，产妇在生产过程中将整个妇产科污染，“那时我们从楼道经过，看到妇产科整体在做消杀，就意识到问题很严重”。李素记得，“非典”期间，她和同事非常恐慌，买了大量84消毒液，只要有人从外面回来，寝室的人就会拿着喷壶对着喷，她的一件几千块的外套，烧得都是洞。“12月中旬发现的患者，新冠肺炎的影像特征是很明显的。在卫健委通知下来前，我们认为自己医院一直没有这样的病例，现在回头看，12月中旬可能已经出现了。”

李素的科室在筛查影像的同时，整个武汉的其他医院也在内部迅速排查。对于肺炎病人，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医生们接到的上级指令是，不明原因的肺炎和华南海鲜市场相关，这是最重要的筛查标准。1月初，就有医院相继排查出病人。在李素的印象里，她所在医院影像科的工作还没做完，不明肺炎患者的数量开始激增，医院不得不将精力放到新发病例上。

穿着防护服的护士帮助一个患者移动输液瓶

 

中南医院收治的第一个病例是1月6日从黄冈转运过来的。病人体温很高，血氧饱和度不断下降，在急诊科经过插管等抢救后并无明显好转，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到急诊科参加会诊。经过几次讨论，几位医生已经心里明白，患者应该是不明肺炎。那么，要不要收这个患者？如果不收，等待患者的只有死路一条，收了病人，传染给其他人的概率很高。彭志勇说，最终医生们决定收下病人，并为其建立ECMO（体外膜肺氧合）治疗，以保持他的呼吸和心脏功能正常。

ECMO是在急诊科做的。这个过程中，中南医院决定拿出三个科室进行改造，为可能继续出现的患者作准备。中南医院副院长、急诊科主任赵剡告诉本刊，考虑到急诊作为一线肯定会被病毒污染，所以医院决定先将急诊拿出来，其次是重症科和感染科，“当时的设想是重症科收重的患者，感染科收轻症患者，急诊则作为一个中转地”。彭志勇提议重症监护室拿出16张床位，当时还有人反对，“说重症监护室床位有限，拿出16张床太浪费，然而两天后床位就满了”。

1月8日，中南医院的首例患者转入重症监护病房。虽然医生们已经对不明肺炎的传染性有所判断，但因为不少医院都接到了来自上级部门的书面或者口头指令，告诫他们要“注意影响”，所以在运送这名患者时，为了避免在医院里引起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恐慌，几名医生护士，除了每人戴了个口罩外，没有做其他的防护。“这里面后来有人就感染了。”重症医学科副主任胡波告诉本刊。

在出现医务人员感染的严峻形势下，中南医院向武汉市卫健委做了汇报。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三人专家组到中南医院，他们承认不明肺炎的表现跟SARS很像，但在确诊标准上，他们再三跟中南医院强调几点：有华南海鲜接触史、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抗病毒治疗三天无效。

在一线临床大夫的眼里，这几条诊断标准还是在照搬以往的治疗常规，和现实情况不符。按照传统肺炎治疗指南，对于社区获得性肺炎，在病原体不明确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抗生素治疗；但1月9日，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就已经公开对媒体表示，本次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既然是病毒性肺炎，就不应该使用抗生素治疗，何况许多患者到医院就已经症状很重，如果按照三天治疗的标准，病人的命早就没了。”彭志勇说。

而确诊标准里“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一条，更增加了患者确诊的难度。一名医生告诉本刊，最初，使用检测试剂的权力掌握在湖北省疾控中心手里。换句话来说，只有这一家机构能够做试剂检测，并对不明肺炎做最终的确诊。按照流程，各级医院只能将取样先送到所在区的卫健委，区里送到市里，层层把关，再由市里统一送到省疾控中心。一家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告诉本刊，他所在的医院原本想找中科院病毒所进行合作，但也被告知对方没有资质，所以无法做检测。“中科院病毒所距离我们医院走路就20分钟，但我们的取样标本就是送不出去。试剂检测并不难，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就可以做，但也没有这个权力。我们医院几乎拿不到检测名额。”

即使患者已经表现出了非常明确的肺部症状，有接触史，其他所有的病毒排查都显示阴性，但因为无法做病毒检测，这些患者都只能是疑似病人。中南医院只得按照这些条件内部设置了一个诊断指标。“病人只要前三个条件满足，我们就将他们收进隔离病房。”赵剡告诉本刊。

从收治病人开始，赵剡每天都会上网查一下武汉市卫健委有没有发布新的患者数字，发现直到1月16日，武汉市卫健委的通告仍声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只有41例，无新增病例，其中已治愈出院12例。那时，国外已经相继报出感染病例，有同行甚至跟赵剡开玩笑：“你们这个新发病毒真讲纪律，只出国，不出省。”

1月20日至2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派出专家组赴武汉市实地考察。按照计划，WHO将在1月20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了解发热门诊、筛查、隔离、收治全流程。在WHO到的前一天，省市各部门的一批领导上午来到中南医院视察。中南医院的一名医生告诉本刊：院长当时坦陈他要实话实说。这位院长曾任广东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10年，“非典”时他的一名护士长因为感染去世，他很痛心。

次日凌晨2点多钟，武汉市卫健委再次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通报显示，1月18日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9例，1月19日新认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77例，两日共新确诊病例136例。在此之前，武汉市从13日开始到17日，只增加了4例病例。

彭志勇还记得，1月20日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到他的病房视察，门一开，专家组成员就震惊了：“你这儿全是病人啊，不是说你们重症病房只有两个人吗？”

1月20日晚，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的资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肯定的人传人，虽然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有一定相似性，但传染力没有SARS强。由此，事情才有了重大转机。

病房里有三个患者在输液，坐在凳子上的也是

 

匆忙的战役

在一家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时，陈明的病床与父亲只隔了两个床位。他住27床，父亲在24床。他56岁，父亲92岁，两个人症状都很重，不能下床。一直到父亲去世，陈明都没有机会看父亲最后一眼。重症监护室的病房是做了传染病房改造的，每个病床占的地方并不小，用玻璃跟隔壁隔开，躺在床上，眼睛左右一瞥，能勉强看到隔壁两张床的病友。

陈明的父亲是2019年12月28日被送进医院的。发病前，父亲一直住在养护院，每到周五，陈明会将他接到家里过周末，父亲住了两三年，已经习惯了这样两个家的生活，回来能看看孙女、儿子、媳妇，去养老院能跟一起住的朋友们聊聊天，散散步。2019年12月27日，陈明将父亲接回家里。他发现父亲很没有精神，晚上吃饭时，甚至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因为不发烧，也不咳嗽，陈明怀疑父亲可能中风了，就送到医院就诊，最后被神经内科收治入院。

父亲入院两天后，陈明出现畏冷症状，三天后开始发烧，在发热门诊输液三天后情况并未好转。1月5日，陈明觉得呼吸困难，被收入呼吸内科住院。第二天去做CT，医生告诉他双肺已经感染。他所在的呼吸病房病人全部被清了出去，只剩下他一个人，病房也开始做隔离改造，“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传染源。我后来听说神经内科也有医护感染，不知道是不是我父亲的原因。”

在民众和医院都还没有设防的时候，病毒已经在这个城市蔓延开来。虽然与SARS同属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却在症状上表现出了更加不可琢磨的特性。SARS患者一开始症状就很重，病毒变异得也很快，而新型冠状病毒在有的病人身上表现出很轻的症状，甚至无明显症状，但患者传染的人，又可能病情很重。“出于人们对病毒认识的有限性以及当时的环境，，很多医生无准备的状况下被传染了。”一名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本刊。这成为疫情急速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南医院的一名医生告诉本刊，1月28日，中南医院疑似感染加确诊的医护人员接近80例，而在22日之前，这个数字还是45例。“我们虽然已经做了严格的分诊，但有些患者入院前处于潜伏期，是看不出症状的。”这位医生提到他们接诊的一名孕妇，在入院前隐瞒了接触史和病史，一晚上转诊六家医院到了中南医院。“我们按照常规治疗将孕妇接收进产房生产，母子平安，皆大欢喜。后面却是很大的悲剧。”他告诉我，所有的医护人员当时只穿了普通的手术服，连个N95口罩都没戴。“我们也理解孕妇活命的欲望，但我的医护人员怎么办？”

城市就在这样的信息迷雾中开始了和病毒的遭遇战。一位医生告诉本刊，截至1月23日，除了几个科室的一线人员，中南医院已经连续从原本和新冠肺炎不相干的科室召集了四批人，每批50个左右，加入抗击新冠的战斗中去。然而，另一个事实是，一线直接抗击肺炎的医护人员不但得不到足够确实的信息，手边也缺少保护他们和病毒作战的防护物资。随着多年来传统烈性传染病的减少甚至绝迹，全国很多医院没有保留传染科，缺乏应对传染病最基本的经验和能力。而在全国排名前列的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徐斌告诉本刊，即使他们科室平时也不会大量储备N95口罩以及防护服，尤其是后者。在医院的财务报表上，“防护服没有单列开支，我们使用一套科室需要支付一套的钱，计入科室的成本。所以平常消耗不大，医院也不会特别去储备”。这次华山医院来了六七个人支援武汉，医院几乎将所有的库存防护物资都给他们带了过来，“才到四五天，物资已经见底”。

48岁的徐钢是武钢总院装备部部长，药学出身。他告诉我们，1月初，他凭平常采购的经验判断，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可能需要消耗大量物资。他当即四处订货，包括防护服和N95口罩，还跟厂家预订了四台呼吸机。“我当时就让他们将呼吸机安装好，直接放进了库房，还跟他们约定好，如果用不到就退货，现在全用上了。”徐钢对本刊回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想到武汉后来竟然会封城，没等订购物资全到手，入城渠道就被封掉了。

1月23日，也就是封城当天，徐钢带着装备部的人开始四处找接货物进城的路。他们跑遍了武汉周边的孝感、咸宁、仙桃等地，赶在这些城市陆续“封城”之前把物资送进仓库。因为担心不让通行，他们干脆找了一辆救护车。“我们没有搞到通行证，就自己给自己开了个医院接收物资的证明。”大年三十那天，徐钢还在路上接物资。他的母亲刚去世，家里只有八十多岁的父亲，他路过家门时给母亲磕了一个头，又匆匆出了门。

徐钢没想到物资消耗的速度那么快。刚开始对于一线科室医务人员，医院可以一次发三到五天的物资，现在最多只能保障一到两天，徐钢背负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装备部原本是医院内部并不引人注意的科室，现在全院上千名医护人员所需要的全部防护物资都得找他。徐钢的部门有13个人，原本负责医院整个设备系统的运行，物资仅是很小块的内容，“现在所有人的精力都在这里”。

即使拿到了物资，如何正确使用还得现学。一家三甲医院的院感科主任告诉本刊，医护人员大部分人都没有穿脱防护服的经验，需要院感染科的人一点点教。“我们科室总共就只有三个人，每天都要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监督，同时还负责整个医院的消毒工作督查。”中南医院重症科的副主任胡波是新冠肺炎重症病区的负责人，也是病区第一个穿上防护服的人。“这场战役来得太仓促。”胡波告诉本刊，即使院感科的工作人员，也很少有机会面临现在的情形。“坦白说，我们一开始在防护上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胡波举了一个如何脱防护服的例子。最开始从病区出来，他总是会用手抓着防护服的外面往下脱，“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污染，应该用手尽量抓住里面干净的地方。刚开始时大家都不懂，都是看着视频跟着学。防护不规范是刚开始医护人员感染比例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多的医护人员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了“战争”。1月22日，政府宣布将7家二级医院作为定点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将三级医院的病人全部转到这7家二级医院。这样设置或许是考虑到大医院还要收治其他疾病患者，以便满足整个武汉的其他看病需求。但显然没有考虑到患者的基数，以及这些二级医院在防治传染病上的物资和经验储备——它们显然不具备抵抗疫情冲击的条件。彭志勇告诉本刊，中南医院重症监护科的医生去一家定点二级医院援助时，发现他们ICU 70%左右的医护人员都感染了。

2月7日，我采访时曾收到一家定点二级医院医生发来的照片，说今天就要这样上战场。照片上，他在一个质量很差的防护服外面套了一层塑料袋——虽然防护服是一次性的，但物资不足，为了能够多次使用，他选择这样来保护这套防护服。我当时感觉自己在颤抖。距离第一次去这家医院已经过去10多天，中间我还帮他们筹集过物资。我以为过去十多天的时间里，物资捐献、政府下拨应该已经到位，没想到定点医院的物资还如此匮乏。一名医生告诉我，在这场战役中，“政府也在积极行动，同时医院也在努力自救”。

方舱医院等待入院的病人

 

急诊资源不足

1月22日，从湖北省卫健委当天通报的数据来看，武汉的疫情仍在一个可控的数字内。通报显示，1月22日0时～24时，武汉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只有62例，死亡8例。在当时核酸检测权还没有下放的前提下，这可能是一个准确的确诊数字。“1月23日我们医院一天也只有三个检测名额。”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对本刊说。他所在的医院有90多名疑似病例，“如果按照这个检测效率，仅现有病人就需要3个月才能检测完”。

1月22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指定，包括市汉口医院、市红十字会医院、市七医院、市四医院西院区等7家医院为定点医院。按照规定，所有发热在37.3℃以上的病人全部到这7家定点医院就诊。一家定点医院的医生告诉本刊，按照当时的命令，他们只收疑似病例和轻症患者，但当天傍晚7点左右医院门口就是黑压压的人群，“我第一次觉得在大灾大难面前，人是多么的无力”。在跟同事商量后，他们决定优先收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这些患者不收进来，只会让人群更加恐慌”。

1月23日，李素带着三个同事来支援一家定点医院的CT室。CT室在医院门诊进门靠右手边的走廊。在CT室，李素眼瞅着人群涌了过来，从门口到走廊到CT室入口，全都是人。想做CT的进不去，做完了的也出不来，所有人在一片恐慌中高喊、哀嚎。负责叫号的工作人员嗓子都喊哑了，李素喊着调配工作人员，她的嗓子也哑了。“我那时就想，如果我手里能有一只喇叭，该有多好。”她怕出现踩踏事件，让大家赶紧把CT室给关上。她拿着手机在里面打市长热线，没人接，110也打了两次，对方做了登记，但没有来处理。

不知道是过了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也不知道是否刚才的电话起了点作用，李素觉得人群安静下来，开始变得有次序了。她后来才知道，1月23日当天，这家定点医院近200个床位全部收满，她所在的医院只转了几个病人进来。另外一家对口支援其他定点医院的三甲医院甚至都没来得及转运一个病人。为了避免更多的医护人员感染，许多医院只保留了发热门诊，继续收治发热病人，其他科室相继停了门诊。中南医院只保留了发热门诊和急诊两个科室继续运行。

从我1月21日第一次来武汉到现在，这个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南医院急诊科抢救室那扇海蓝色的大门。只要走进急诊科大楼，就要从这片海蓝色前经过，每天来来回回，这片颜色就印在了我的眼睛里。其他时候，即使不下雨，武汉的天空也总是蒙上了一层灰。我不能细致地看清楚这个城市，看不清汽车穿梭而过的一座座桥，看不清桥下层层叠叠的楼房。截至2月9日，官方通报的武汉新冠肺炎感染者数量已经比20天前增长了接近250倍。

海蓝色大门上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给了我探视门内的机会。里面有个分诊台，一个全副武装的护士坐在那里，白色的防护服将他/她包裹得严严实实，显然是个瘦小的人。他/她盯着九张病床上的病人，默不作声。所有人都习惯了这种无奈。中南医院急诊科是湖北省急诊医学质量控制中心，集创伤、危重病、胸痛等危急重症救治为一体，中心还可以操作ECMO、血透等医疗处理。“从技术上来说，急诊科能力很强，但我们分区比较多，包括急诊内科、急诊外科、急诊抢救室、急诊手术室、普通病房等等，总人数不到80人。”急诊科副主任夏剑告诉我，有13名医护人员已经感染。

病人在方舱医院收拾东西

 

按原有设计，急诊科的抢救室原本要留作普通重病患者的救治，针对新冠肺炎患者，医护人员特意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了一个抢救区。“但抢救室就在急诊科门口，很多家属和病人来了就直接冲进抢救室，怎么劝说也不行，抢救室就这么被污染了。”急诊科主任赵剡告诉本刊。抢救室原本只有4张病床，现在已经增加到了9张。每张病床之间只有一米左右的距离，“这是为了抢救时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床也不是能随便加的，每一张床都要配备监护仪、呼吸机，我们很多设备都是从其他科室借过来的，”急诊科的一位医生许丽（化名）说，现在病房加留观室以及抢救室的病床，总共有30张左右。为了让病人得到更及时的救治，从2月7日开始，政府规定每家医院只接收本片区的患者。中南医院对口的是武昌区，但是仍有青山区，甚至是一些临近地县的救护车将患者送来，“患者被抬到急诊科门口就走了。按照流程，很多患者需要有社区转诊单，到了这里我们才能收治，但病人来了，病情那么重，真的能见死不救吗？”

抢救完之后，病人该去哪里又是一个问题。“所有医院都满了，根本进不去。病人只能滞留在这里。”一位医生告诉我，有的病人已经在抢救室待了四五天，这位医生说：“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政府层面出了很多规定，每一条在操作时都发现很难执行。比如说社区筛查和转诊，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社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物资配备。后来说把轻症患者转进方舱医院，可一开始方舱那边我们也送不进去。”

另一个问题是，非新冠肺炎的急诊病人却接受不了治疗。许丽说有一名心衰患者家属告诉她，自己打120求助，救护车告诉她前面排了200人左右，要等三个小时以上。家属只好找了一辆车将病人送过来。“以前这个时候，医生忙起来一天要看两三百个普通门诊，现在这批病人去哪里了？他们来不了医院该怎么办？”许丽提到一名血液疾病的患者，来时血小板已经非常低，要迅速输血。医生和护士只能在门外的走廊给他找了一个位置，“对于血液病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暴露”。

从2月初开始，武汉整个城市都被巨大的救治和求生压力所包裹。一位定点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医院每天的发热患者接诊人数仍在700多人左右，少的时候也有600多，四分之三以上存在肺部感染的状况，“可医院每天最多只能腾出5张病床”。在这个特殊时期，一张病床已经不是一个常规的医疗产品，而是演变为一种奢侈品。一个有接近20年医龄的医生告诉我，自己已经哭了很多次。他被调配去支援一家二级医院，负责医院的总体协调。每天有很多人向他求助床位，有的是熟人，有的是朋友的朋友，当然也有陌生人。“全是这样的电话，我爱莫能助，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有时相熟的朋友说他心硬，他也只能回一句：“国难当头，只能按次序来。”

而另一家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他们重症病房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早就该转到其他病房或者其他医院。“入院时，在a和b之间，我们已经优先选择了对方。但现在该出院他们却不出。”这名医生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说一个普通病房医护和设备、治疗的资源投入是2或者3，重症病房的投入则是10，得到的治疗当然也是最好的。“这些人应该将床位让出来，给其他人一些生存的可能性。”“最近一周，随着武汉的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和多个”方舱医院逐渐开放，重症病房不够的情况开始出现了新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