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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有时候,小说太乐观

作者:admin 2020-02-24 我要评论

人不可能经历所有的灾难,小说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引文。无论如何,所有的安慰、成长、感悟,都只对活着的人起效。死去的人听不到了。 路内 你曾经是文艺青年,后来...

“人不可能经历所有的灾难,小说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引文。无论如何,所有的安慰、成长、感悟,都只对活着的人起效。死去的人听不到了。”
 

路内


 

“你曾经是文艺青年,后来发生了什么?”这句话的出处是小说《雾行者》。第一次读到它时,我心头一紧,拿笔标注了下来,想着日后一定会把它当成问题扔回给这本书的作者路内。当时,我读的还是出版社提前印出来的试读本,一本白皮书,并不知道经过装帧之后,这句话会赫然地印在书的腰封上。

《雾行者》的时间跨度是1998年到2008年,起点处有一场洪水,经过世纪之交、非典……走到故事的终点时,即将望见的是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这些被用来标记时间节点的事件,通常会作为时代的认证,告诉我们作者为何选择书写这个十年。但进入这本书,它们又不过是路内布置的远景,几乎没有对故事的行进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

我想知道,对他个人而言,这十年意味着什么。那是路内的25岁到35岁,1998年他在《萌芽》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2008年他的第一本书《少年巴比伦》出版,他的孩子出生。因为起点和终点的境遇迥然不同,路内形容那是他心理上的十年。“这不会是我一个人的经验。”他说,“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里,或长或短,八年也好,十五年也好,总会产生这样一种奇怪的错觉,仿佛穿越了一条隧道,从一个闪着光的地方穿透到了另一个地方,和原来的那个地方已经没关系了。”所有的一切让他自己也不免追问,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那时,路内已经离开工厂,成了无业青年,大量的时间用在到处游荡、瞎混、见朋友。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正经工作,下岗,然后打零工。他那些众所周知的五花八门的工作经历基本都发生在那段时间。《雾行者》里的主人公周劭和端木云被安排到南方去看仓库,也正是动用了他在1998年做了半年仓库管理员的经验。

《雾行者》


 

故事就是从周邵作为仓管员前往北方某地调查一桩同事的死亡事件开始讲起的。仓管员是一份看似平庸但生活方式奇异的工作。他们并不是静止的守卫,而是以封闭的路线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流转,从总部到仓库,从一个仓库到另一个仓库。他们有时需要和卡车司机一起送货,有时候还会扮演调查员的角色,追踪丢失的货物及其背后那些伪造身份的人。因为几乎从不进入大城市的内部,他们似乎脱离了时代,但身上却又折射出社会飞速的变迁。

周邵任职的美仙瓷砖是当地开发区最大的企业。开发区曾经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坐落在上海、江苏、浙江交界。1993年,第一家大浴场在镇上出现,游客渐多。1995年,东部城市加速开发,引进外资。小镇成了开发区,中国港台和日韩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相继进驻。1996年,数万名的打工仔涌入,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四川。

到了1997年,镇上的人口已经增加了五倍。书中写:“人们习惯于把他们称为流动人口,似乎他们来了又很快会离开,像某种大批迁徙的食草动物。事实上,有一万人走掉,便会有一万人来填补空白,事实上,他们也并不是安静的食草动物。”路内说,人口流动是“70后”在青年时代最强有力的经验。“夸张地说,像踏上征程。”它非常外化,但内化之后讨论的其实是自我身份的重构。

1998年,小说的主人公们汇集到了开发区。我无法继续说故事接下来都讲了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用只言片语概括路内以不同人物的视角、不同的人称、不同的节奏,在每一章都似一部中篇小说体量的五个章节中所展开的非线性的讲述,更不知道这种概括有什么意义。只能说,那些人物的命运开始在那个淤塞了几万人的地方交织在一起,在时代的背景下起伏纠葛。而这本书人物众多,好像过百,我记得有人真的去数过。

他们中的很多人,说起话来会有一种带有哲学味道的口吻,其中一部分是文学青年。有人在写小说,想要发表。于是,打工者的现实和文学青年的梦想出现了并行。不管在何种岗位上,他们也许都并不认为自己是为了谋生,但在所有人眼中,他们就是谋生大军中的一员。他们一边被现实消磨,一边大谈文学理想和文学观念。路内说,那些观念大多是天真的、个人化的、极端的,甚至就不是文学观,更像是那些人物的世界观。而有意思的,正是这些仿佛胡乱拼凑出的世界观究竟如何与现实世界对接,以及其中时不时冒出的自我反对和自我否认。意义悖反、消解,又产生新的意义。

《雾行者》这本书路内写了5年,今年的1月初,它赶在春节前出版了。我们的采访原本也是那时候做的。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篇稿子会因为肺炎而拖延,疫情复制出了一个又一个无所适从的7天。前两天,路内忽然说:“你再重新采访一次也行,咱们年前那个问答的态度太乐观了。”他还说,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因此,在无法重启的2020年,我们重启了关于这本书的对话。


 

好日子:你说咱们年前采访时的态度太乐观了,这个“乐观”具体指什么?

路内:《雾行者》的时间轴长达10年,它又不是写家庭和爱情的,人在路上,总会牵扯到各种灾难和事件,包括美国的“9·11”,在当时对中国人也是有所触动的。跨进全世界的秩序了嘛。但这本小说把类似的灾异放在一个远景去看,导致我们的谈话也是一种远观、回忆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庆幸。庆幸总是乐观的。

好日子:的确,《雾行者》虽然从1998年洪水开始,到2008年汶川地震前结束,但是大的灾难对书里的人并未构成直接的影响,就像你说的,是远景。所以在这次疫情之下,听你说“世界已经改变了”,我其实有点意外。

路内:我对你说的那个世界,是一个诗意的词,带修辞感的。但你要是真问我世界改变了吗,我感受到的是相当泛政治化的“世界”,它将怎么运行,它将怎么解释。在这小说里所有的灾异都并没有这种泛政治化的意义,都像修辞。这固然使小说像个寓言,但坏处是太抽象了。一本小说很难完成所有的具象的任务吧。

好日子:如果不是眼前的疫情,你也许不会回过头想这本小说是怎么处理灾异的?

路内:我能想到的,人处理极端痛苦的经验的方式,例如主人公的父亲早年去世,例如被欺凌。但那个非常个人化。它不是一种群体的痛苦经验。因为这次疫情,我回头去看的话,这种从每个个体身上会聚成的群体的、极端痛苦经验,确实没有写到。即使流水线,也不是纯粹的痛苦,它是一份职业。

好日子:你现在不光觉得咱们之前的对话太过乐观,甚至觉得这本书也过于乐观了?遗憾没有写到那种极端痛苦的经验?

路内:这本书的故事停在了2008年5月1日,就是因为11天之后的群体经验无法越过。不是遗憾没写到,而是,即使它写到这么厚,也还是难以直接去处理。有时候,我感到的是小说太乐观,一切艺术都是乐观的,因为它带有虚构和幻觉的性质,它总能给人以一丝安慰。就像小说里写的,即使是最黑暗的电影,当它落幕时,你会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实,现实很平静。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带有乐观成分(乐观也没有错)。当然这和咱们谈话的乐观还是不太一样,咱们谈起灾难时,自动认为它是往事了,因为咱们都是往事的讲述者,而不是亲历者。

但这没办法。在短篇小说《巨猿》里,我写过这么一句话:人不可能经历所有的灾难,小说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引文。无论如何,所有的安慰、成长、感悟,都只对活着的人起效。死去的人听不到了。

好日子:咱们是往事的讲述者而不是亲历者,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书里关于“猎物”和“捕猎者”的讨论来了。

路内:啊,书里有赤裸裸地写过这两个词吗?如果写作者自认是捕猎者的话,道德上是不正确的,他无论如何也会否认这一点吧。

有些小说,戏谑的、幻想的、二手资料的,比如《哈扎尔辞典》和《十日谈》,或者可以用猎物和捕捉者来形容。但有些小说还是要经历道德考验,即使《洛丽塔》,已经高度艺术化了,多多少少也要承受一点吧。不同的小说在各自维度上的承重也是有差别的。

好日子:这也许不是书里直接出现的词汇,但你的确说过,写作者不能以捕猎者的姿态去狩猎,这正是这本小说要讨论的问题,“动用人物的隐私就是动用他的命运,书写了他却不能给他安慰,你最好赶紧***”。书里好像有这样的话。那到底什么是安慰?作为捕猎者的写作者会受到的惩罚又是什么?

路内:这本书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其中一部分写到那些青年写作者对于“小说”的理解,里面各种奇谈怪论也都有。从事写作的人能看出高下,一般读者如果特别热爱现当代文学,也能理解。用小说来谈论小说理论难度太高,但小说可以讨论写作。在我看来写作这件事和任何一种职业、信仰一样,都有被写的空间,不必美化或丑化。其中讲到的这种姿态(你所谓狩猎),实际就是缺乏反思,以及对“人”的藐视。它和文学史上的“邪典”还是不一样,主要是浅薄,没什么大意思。所谓的安慰和惩罚是心理学层面的,它难以外在呈现,只能以共情的方式去碰触。

好日子:如果是动用自己隐私的写作呢?这是否等同于,当我们不只是讲述者,同时也是亲历者。

路内:这个讲法太沉重了,在虚构文体中,在诗歌和电影中,这种再现的“亲历”仍可能被修改,重新编码。人的记忆都在不断修改过去,强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部分。我的看法,经过讲述和亲历,人成为判断者,选择站在哪边,选择相信谁。

好日子:咱们来说说人口流动吧,在疫情之下,这个问题瞬间从“远景”切换到了现实,此前它似乎已经自然而然到不再被看见了,但眼下它又变得非常切身。

路内:我的理解是最近几年高铁技术完善,智能手机普及,人口流动在直观上变得有序了。普通人习惯了这种有序,大概率上不会有失序事件发生。人口流动的路线比20年前更复杂些吧。我倒是会想,疫情过去以后会怎样,我很可能一辈子都会戴着口罩坐火车。

小概率事件刻在记忆中的结果,你发现这个微小概率对中招者来说是百分之百的。就是这样。

好日子:你说,“70后”最强有力的经验就是人口流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当时的经验或者感受。

路内:“70后”在青年时代经历的人口流动,夸张地说,像踏上征程。其中充满了乐观和冒险精神,有些人为了省钱坐硬座,踌躇满志,对自己的体能和精神都很自信。我那时候都得穿得很帅气才去挤火车的。非常清楚这世界有多美丽有多狂暴,要在其中获得自己的经历。

好日子:对“人口流动”这个问题进行凝视的作家似乎并不多,你认为这是为什么?你又是为什么做那个凝视的人?其中最让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路内:大长篇对主题的考验还是有的,就算主题先行吧,你得明白一个或多个主题的承重能力。你还得有一点文学史的常识,写作都是承前的(不一定能启后),上一代中国作家最强有力的题材是什么,我是不是也要写启蒙、救亡、知青、家族,最后发现写不来,写出来是拧的。属于我自己的、那个最应该被写的,是什么?结果一看是文青和丧逼,气也气昏了,这是被新一代年轻人骂惨了的两种人,还什么文青的劣根性。这个词已经符号化了。再看看底层,这个词也好不到哪儿去,我30岁时候才知道中国有底层了,过去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它们成了概念,抽象的扭曲的概念,我当然更想去写了。

好日子:为什么说它们是属于你的,最应该写的?在这本小说里,的确大部分人物都可以贴上这两个标签,即便不是标准的文青,大部分人也都有一种“哲学家”的口吻。

路内:这是两个问题。我一个一个回答。

第一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得谈谈中国的“70后”作家的困境。不要问我具体困境是什么,反正不如前代作家突出吧。我闲下来难免会猜想,是写作能力不好,还是题材不行,还是没赶上文学浪潮?业界有很多分析,但因果关系也不是很有说服力。我当然知道宏大叙事是什么,但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好小说,我喜欢的那些,大多数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宏大叙事。谈这个反正也艰难,你看看我用了多少定语。最后就是这些定语把我弄烦了,横下心来写一本自己的书呗。我也曾经被定义成工厂作家,我没办法,工人家庭出身,要写只能写这个。如果我是大院子弟,大概也能写得还不错,但归类就不一样了。但是这二三十年,中国变化特别大,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流动,物理意义上的人口流动,导致我们的经验变得很丰富,这种丰富又不够极端的经验是否可以被写成一本小说,总得尝试一下。

第二个问题,这本小说里的人讲来讲去,大部分也就是一些大众哲学、一些道理。中国人喜欢讲道理嘛。我觉得不要轻视中国底层受过的教育,他们都在接受各种规训,说句难听的,就算去做黑帮,也是从规矩做起。小说里写到的人物对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高深的哲学。

好日子:有人说,因为你个人的经历,使你对二、三线城市青年的状态书写地特别拿手,我们其实也曾聊到过,你认为他们才是能代表中国青年的最主要的声音。能不能具体说说他们最吸引你去书写的地方是什么?

路内:我对一线城市青年也很了解啊,没什么机会写。过去一些年,我认为二、三线城市,甚或小镇青年,更有代表性,现在不这么看了,因为一线和二、三线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只有有钱的青年和没钱的青年这两种了。

好日子:相比之下,虽然有人认为一线城市的声音是主流,但实际上,至少在文学中,一线城市的声音是乏力的,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路内:我们当下的文学中很多声音都是乏力的,女性的声音、弱势群体的声音、好人的声音,只有写傻逼的声音是最响亮的。当然,傻逼也是值得嘲笑或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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