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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隔离病房内，一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远征 摄）

 

记者/王珊（发自武汉）

不断增设重症病区

从武汉雷神山医院的繁忙程度，能够看出重症患者对病房的急迫需求。2月8日，雷神山交付使用，第一批80多位新冠肺炎患者当即被转送入院。当晚，辽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李振兴接到支援雷神山的指令。这是一个异常忙碌的夜晚，来自辽宁15家医疗单位的502名医护人员当即集结，第二天凌晨5点出发支援武汉。

抵达雷神山已经是中午，李振兴等人迅速与另外一支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徐英辉带领的辽宁队伍汇合，接手了包括A9、A7、A5等在内的9个病区。接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接接手——病区病房空荡荡的，是否符合使用标准需要刚到的医务人员验收，这其中包括清洁区、污染区的划分是否达到感控标准，负压病房能否正常使用，保洁员如何进出，防护是否到位等。这些完备之后，他们才能向雷神山医院申请各种医疗器械，然后进行安装调试。

为了使沟通更有效率，每一个病区由具体的医生和护士长跟相关部门直接对接，差什么补什么。“每一个病区从验收到开诊都在24小时之内，基本是前脚病区准备好，后脚病人就进来了。”李振兴告诉我，2月12日病房启用后，第一天就收了100多名患者，第二天收治的患者人数有250人。李振兴告诉我，他所带领的队伍和大连医科大学的队伍，最终要接手17个病区，收治780名重症患者。

1月29日，我曾去过雷神山一次，当时雷神山刚建设4天。我采访了雷神山的执行总建筑师姚莘，他来自中南建筑设计院，曾做过不少医疗建筑的设计工作。按照建设目标，雷神山共设床位1500张，分别为2个重症医学科病区、3个亚重症病区及27个普通病区，除重症病区外，病房均为二人间。姚莘告诉我们，按照雷神山既有的体量，如果是正常施工，从设计到完工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如今算来，只用了2个星期。“我们是边改设计，边建设。”姚莘当时告诉我。我们去的那天，他们正在做第三版图纸的修改，当时整个建造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30%。

上、下图：1月24日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远征 摄）

我始终记得在雷神山的施工现场时，我的鼻子酸了一下，那时我已经到武汉好几天，采访了至少两家医院，了解到新冠肺炎患者住不进医院已经是普遍现象。但直到看见人潮涌动的雷神山施工现场，这种集体力量下的忙碌和努力横在眼前，我才意识到自己之前在医院所看到、听到的一切都发生在现实世界里。我收起的情绪和感知，好像在这里完成了一种印证。我的内心也生出了一些隐隐担心，这些施工工人许多没有戴口罩，有的即使戴了，也是我们常见的布口罩，吃饭也是在一起，会不会有风险？我还记得，当时即使是医务人员都在乐观地等待雷神山和火神山的建设完工，他们传达给我一个讯息，一旦雷神山和火神山投入使用，疫情就要结束了。

现在看来，面对重症患者的比例，既有的病床数是远远不够的。在2月1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说，与火神山一样，雷神山的这些病房全用来收治重症患者。这种变化是疫情形势不断严峻下的唯一选择。2月15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介绍，武汉的重症病例大概占到了所有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的18%左右。按照2月15日武汉市累计报告的39462例新冠肺炎患者的基数来算，武汉重症患者大概有7000多人。

这还不是所有重症患者的人数，只是建立在确诊和住院比例上的一次估算。2月13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武汉市要多渠道尽快增加隔离床位供给，对未隔离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加速分类集中收治和隔离。这个措施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另一方面是确保救治设备和防护用品向重症病例治疗集中。

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2月14日全区共设24个集中隔离点，累计有3100余张床位。一位隔离点的医务人员告诉我，他们收治的200多名患者里，重症和危重症的比例有20%左右。“隔离点不具备医疗条件，我们起初给予基本的吸氧措施，但考虑到有些患者情绪不稳定，心理问题突出，有可能点燃打火机，现在也不敢再使用氧气，只能等着转运出去。”这些尚未计入确诊和住院统计数字的患者，显然也在政府工作的考虑之内。

为了接纳这些重症，政府的措施力度不断加强。2月4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表示，武汉在原有3家重症集中收治医院——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基础上，新开设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计划收治1000名重症患者。2月15日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消息称，这几个院区的重症床位已扩大到5000张。其中，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就开辟了810张床位，在本部开辟了206张床位，加上肿瘤中心新增的床位，协和医院提供总计达1866张危重症新冠肺炎收治床位。

就在2月14日，武汉市各家医院还收到了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知，要求在2月20日之前新征用定点医院新冠肺炎病床1.4万张，用于紧急收治新冠肺炎重症病人。这其中，包括中南医院2000张、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950张、协和医院肿瘤中心550张等。这些医院的改造速度和力度，传达了一个讯息，重症患者的数量很多。“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重症、危重症的人数一定会增加。现在全国支援武汉，相当于一个会战，就是要将这些危重病人全都接住，进行抢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海潮所在的医院已经来了三批队伍，他是第三批的领队，这支队伍有111人。

在武汉，难得的采访闲暇时我经常站在21层的公寓窗户边往下望，定定看上几分钟，很少能看到行人的踪影。我住的位置紧靠塔子湖，据说是汉口最大的城中湖，我曾绕着湖边走过两次，第一次碰到一个人，第二次碰到一人一狗。也只有在医院采访时，我才能想到，这是一个拥有1100万常住人口的大型城市，这还是几年前的统计数字。无奈而又真实地说一句，医院成了这个城市的平行世界。我经常会去想象医院改造的场景，那一定是非常急迫的。普通的医院病房，大多数都是护士服务站在中心，病房从这个区域沿着走廊方向蔓延开来，很难想象利用这些本来就促狭的走廊，在病房里隔出清洁区、污染区、半污染区，以接收新冠肺炎重症病人。整个武汉的医院都变成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场。

丁仁彧比我更真切地体会着这种急迫。他是位于辽宁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2月2日带队来到武汉。他所带领的是一支118人的重症医学科队伍。丁仁彧告诉我，这支队伍来自41家医院，包括9所省直医院、14个地市的32所医院。丁仁彧带队支援的是武汉市人民医院东院区。抵达目的地之后，丁仁彧发现，跟他几乎同时到来的还有四川、重庆、山东、陕西、新疆的至少8支医疗队，全是重症专业的人员，每支队伍均有100多人。他们迅速接管了800张病床。“这个院区的ICU原本只有20张床，我们相当于重建了一个大型的ICU。”丁仁彧说。早在1月26日，辽宁省就组织辽沈地区各大医院精干力量组成首支辽宁医疗队，累计137人，丁仁彧报了名。“当时大家认为新冠病毒感染的表现主要是呼吸道疾病，队伍以呼吸科和感染科为主，重症的比例只占三分之一，考虑到辽宁省本身的疫情状况，就没让我来。”

1月底，正在接治患者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蔡小川 摄）

 

全力救治重患

救治重患的压力，包裹着每一个参与救援的医务人员。一位带队来支援的医疗队队长告诉我，从2月初开始，国家卫健委组织的专家组已经四次到她所支援的武汉某医院进行督查。“他们会看具体的治疗病例，看治疗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会提出直接而严肃的批评。批评非常严厉，让医务人员脸上都挂不住。”她所在的几家支援医疗队也成立了院区专家组，一旦院区出现患者死亡，就要进行严肃讨论：“死亡原因是什么，操作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当的地方，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手段，病人病情加重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存在需要插管而没及时做？”“所有的医疗队都在努力救治病人，现在就是一种竞赛比拼，想要降低病死率，大家都不想自己病区的死亡率最高。”这位队长告诉我，他们刚刚遇到一个难题，有个90多岁的患者，病情已经发展到要插管的阶段，但家属不同意，“我们还在努力救治，我们希望抢救这个患者成功”。

根据数据统计，截至2月3日24时，全国感染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是20438人，死亡425人，其中武汉市的死亡人数为313人，占全国死亡人数的74%，死亡率为4.9%。2月16日，武汉市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人数增加至1233人。“病死率是公众关注疫情状况非常重要的一点，会影响到人们对新冠病毒严重性的认知，武汉地区病死率高，意味着有更多的生命消失。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救治，尽量将死亡率降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海潮理解政府在救治重症方面的投入力度，他认为这是疫情关键时期的关键举措。一名同样在武汉支援的重症医生告诉我：“病死率是否降低对未来抗疫政策的走向，以及减轻恐慌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2月13日，金银潭医院隔离病房内忙碌的医护人员

 

作为记者，我之前从未去过重症病房采访，但在这些天，也对重症监护室有了一些概念。不少重症科的医生告诉我，重症病房的患者因为病情较重，需要医护人员24小时密切观察、记录患者的病情变化，包括进行心电、呼吸、血压、血氧、体温等方面的监护。所以，一个完备的重症监护室应该备有多功能监护仪、呼吸机、血液灌流机、心电图机、床旁B超机、除颤仪、辅助咳痰机等等一系列设备。同时，从人员的配比上来说，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医生、护士的比例应该是1∶1∶3——重症患者病情多变、复杂，必须实时监测，最快地发现患者的病情变化迹象，才有可能及时进行干涉；还有一点原因是，重症患者多不能自理，基本的日常生活，喝水、洗漱乃至大小便都需要护士处理。

现在看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区，这个重建的“ICU”不管是从人员还是设备上，都很难达到这些基础目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教授刘丹所在的病区是由乳腺外科和肠胃外科改建的，“这两个科室都很少会用到吸氧设备，所以当时很少有病房有中心供氧通道，重症患者基本都要吸氧，只能使用氧气瓶替代”。但一个问题也出现了，很多病人需要通过呼吸机吸氧，呼吸机想要直接连在氧气瓶上，需要一个专门的转接头，现在到处都缺这种转接头。刘丹告诉我，即使一些病房有中心供氧，氧压也不稳定。“我的理解是，需求量太大了，就像水的分流一样，分支太多，出水量就会越来越小。”

许多设备都还在陆续配备过程中。一个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支援的医生告诉我，他所在的病区有50人，目前手上的设备只包括8台无创呼吸机、2台高流量吸氧装备，以及2台有创呼吸机，心电监护设备三分之二的病床都有了。“8台无创呼吸机都是家用版的。”我问了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家用和专业用有什么区别？”他回答得很直接：“家用版只要几万元，专业的要十几万元一台，从功能上来讲，它提供呼吸支持的力度和强度都不能跟专业版比，但现在有什么用什么，等条件好了，我们再换好的。”

丁仁彧刚到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天只能睡两到三个小时，太多的事务性问题都需要他来交涉。他告诉我有一次在为一个患者做ECMO（体外膜肺氧合）手术，这是一种医疗急救设备，用于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循环，以维持患者生命。在这次手术过程中，仅等一个导丝，就等了一个多小时。我跟他联系的时候，他已经有些感冒，鼻音浓厚，“我就是在病和不病之间游泳，现在根本病不起”。

2月4日，检测人员在武汉市的病原体检测实验室研究病毒核酸

 

在常规的重症病房里，一般会有一个中心监护区，医护人员即使不在病房内，也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随时观察病人的生命动态，现在条件不具备，需要护士随时在患者身边查看。丁仁彧的队伍有18名医生、100名护士，承接两个病区，患者80人。丁仁彧将人员分成两组，每个病区8名医生，8小时倒一班，每一班2位医生；护士每个病区50人，考虑到节省防护资源和体力消耗，6个小时倒一班，每一班10人左右。“你这样算下来，在一个工作时间段里，40个患者只有2个医生、10个护士，怎么忙得过来。”为了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在有些病区里，医生们只能在重症患者里再次进行分级，对于危重患者，争取能够一个人配备一个护士，如果患者情况相对较重，就一个护士管三四张床，如果相对较轻，一人管更多的床位。在丁仁彧的病区，已经开展了ECMO救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只好一边救治患者，一边现场教学，进行人员培训。

如果说这些只是一些客观限制因素，那么对医生来讲，患者症状表现出的反复和跳跃，更让他们困扰——即使一直以来医学本身的特点就是迎接不确定性。丁仁彧病区有一个35岁的男性患者，孩子只有4个月大，在最初的一个星期内，他的症状都比较稳定，但有一天突然出现高热合并呼吸衰竭，医疗队员紧急行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但是也无法保证氧合，只能给他上了ECMO，“他本身并没有严重的基础疾病”。李海潮接管的病区也出现类似的病例。病区里有一个50多岁的患者，住院之后开始时状态一直相对平稳，使用鼻导管吸氧，氧饱和度就能达到90%以上。“从昨天开始，他的吸氧浓度不断提高，我们带他拍了一个CT，发现他肺部病变的范围比以前明显扩大，需要进行无创通气了。”李海潮告诉我，对于这些病情迅速变化的患者，目前医生们尚不能解释这其中的机制问题。“对于这些患者，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及时的治疗方案的调整，大家会试图去找一些可能造成病情加重的危险因素，并及时进行防治。”

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尹万红将治疗普通的重症患者比作修房子。对于这些患者来讲，要稳住这个房子，既要修地基又要修支柱，还要帮助患者将整个房子的框架搭起来，才不至于让房子倒掉。尹万红告诉本刊，这个过程里一是解决患者本身既有的脏器损伤，二是要处理这些损伤引发的炎症，以减少病症对患者的持续打击。然而，面对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这个举措的限度却很难把控。“作为一种传染病，病毒本身的复制过程就会不断地刺激炎症反应，就像是一阵龙卷风，它会不停地复制，加上没有明确的抗病毒药物可以使用，调控炎症就很挑战。”

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传染病，经验成了此时最为奢侈的东西。丁仁彧告诉我，在他们支持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区，一旦有人发现某种治疗方法有效，都会迅速分享，并做讨论。在李海潮所在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目前1000多张开放的床位已经住满重症患者。在这里，来自6支国家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有时会在一起讨论治疗方案，开展会诊。面对一种新型传染病，医务人员在没有已知诊疗办法之前，希望通过讨论找到一些有效、同时又能彼此认同的处理方式。如果产生争论，就努力寻找合理的依据，纠正已经出现的病理生理的异常，尽量做到科学严谨。

李海潮说，每当一个临床医生提出一个治疗方式，他就必须摆明临床证据，如果证据不充足，就会被否定。大家能够确定的是，新冠肺炎可以引起严重的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临床表现为严重呼吸衰竭，有些患者甚至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但目前为止，对于何时使用什么样的呼吸干预方式，并没有达成统一。有专家认为在判断患者生命体征，比如心率、血压，特别是血氧变化的基础上，要将有创通气支持以及体外膜肺支持提前进行。李海潮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对于需要呼吸支持的病人应该合理选用氧疗手段以及无创通气治疗，对于无创通气治疗无效的患者可以考虑使用气管插管直接通气，有条件的使用ECMO救治。

激素的使用边界也是一个关注点。“非典”期间，有些患者使用了大剂量的激素，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因此讨论认为对激素的使用态度要更为谨慎。目前，大多数人对激素使用的共识是，重症患者中肺部病变快速进展的患者可短期使用剂量并不是很大的激素，一般每天40mg，病情严重的患者也不建议超过80mg，一般使用三到五天。“激素治疗可能对部分病人有效，但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远期的影响如股骨头坏死，近期则可能造成其他的感染，比如说结核、真菌感染，同时也会使新冠病毒的清除时间延长。”李海潮说。

尹万红告诉本刊，每一个重症患者他都是倾注了心血的，如果病人没有救治回来，他会觉得特别难受。“你会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受制于疫情和医疗资源不足，难以施展。”他告诉我，他的继续坚持源于一些患者的好转。他提到病区里有一个患者，刚来时处于极度缺氧状态，面无血色，四肢冰凉，但经过治疗后，他的脸上开始有了血色，过了两天，患者脸上的淡漠逐渐消失，眼睛开始有神了。再过两天，他甚至开始与医生护士有些零星的沟通交流，脸上也能看到笑容了。

1月底，在武汉第七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蔡小川 摄）

 

医院的病床运转起来了

2月17日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派出3.2万余名医务人员支持湖北武汉，主要来自呼吸、感染、重症等专业。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针对武汉重症多的特点，已投入的重症专业医护力量是最强的，有1.1万重症专业医务人员负责重症救治工作，这已经接近全国重症医务人员资源的10%。在大批量重症援助人员抵达和重症病房启用之下，在武汉第一批定点医院支援的医生陈峰（化名）告诉我，他所在的医院已经能够“正常运转”——“正常”的意思是，他的病区48人，隔两天就能够转出两三个人，可能是去ICU，也可能是转到别的医院。

陈峰的语气里满是兴奋，“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正常运转的模式”，他又强调了一遍。我特别明白陈峰的激动，相较于门口排着大量得不到救治的患者，这些细小的变化已经让他觉得足够惊喜。陈峰1月23日来到这家定点医院支援，开诊当天，医院近200个病床全部收满。在采访时，我曾多次去过那家医院，院门口有几张长椅，入不了院的病人和家属就在那里坐着，沉默到空气都能凝固。甚至一些已经确诊的病人也住不进医院，只能央求医生开了药坐在那里打点滴。在医院门口，我曾碰到一位确诊患者，他的家属已经陪他来了11天，他们每天天一亮就从3公里外的家里走过来排号打点滴，家属向我展示当天的号码牌，“186号”。陈峰告诉我，那时腾出病床的唯一方法就是有患者去世，整个医院一天腾出的病床不会超过5张。

那段时间是陈峰最痛苦的日子。陈峰是一家三甲医院的ICU医生。他告诉我，他从医以来，一直记在心里的口号是：“只要病人有一丝希望，重症医生就要尽百分百努力。但当时对病人，我做不到这些。”陈峰已经当医生15年，他曾参加过汶川地震的救援，救治过不少伤员。“当时主要是外科手术，有的人脑出血，就在他脑袋上打个洞，把血放出来。如果骨折了，即使没有固定夹板，还可以用树枝来代替。”陈峰说，最困难的要数抢救被埋人员。“你可能要走路爬山一两天，然后将那个人从废墟里刨出来，但有时也能有一线生机，你可以为患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于门口的患者，陈峰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一度让陈峰和医院里的很多医生都备受打击。

这种无力我也深深体会过。在医院门口，我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你是记者，能不能帮上忙？”我不敢吭声。在一张病床面前，我第一次觉得，患者、医生和我处于同样弱小而平等的地位。一个好消息是，就在昨天，一位之前向我求助的患者家属跟我说，爱人已经住进了火神山医院。“我所在的定点医院现在每天留下观察的患者大概有20人左右，医院有5个病区，加上ICU，每个病区只要每天匀出三四个床位就可以。即使我们当时拿不出，我们也可以告诉患者，大概等多长时间会有床位，我的病人来了之后，不用再四处求病房，大家现在都看到了希望。在以前，面对患者，你只能拒绝。”陈峰说，病区里有一些危重患者，现在已经不具备转运的条件，很多患者一旦脱离了呼吸机等支持设备，可能5分钟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我跟陈峰的第一次碰面是在1月28日，武汉封城的第六天，当时陈峰和医院其他医生就跟我陈述了一个现象，即他们发现来医院的就诊者分为两类：一种是情况很严重，已经到了非救治不可的地步；一种则是症状很轻，心里怀疑自己可能被感染，来医院是想排除状况的。“最危险的是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现在封城不方便，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扛下去，就在家里做自我隔离，病情却在不断发展。”当时陈峰估计，等封城结束，会有不少重症患者出现。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一种乐观的估计。

武汉封城初期居家隔离的措施，现在看来对普通公众有一定的不适用性。丁仁彧曾对病区80名患者进行接触史询问，他发现，很多患者很有可能是大年三十或者初一（1月24日或25日）聚餐时感染的。“这是一个意识的问题，现在我们病区也有患者不愿意戴口罩，他觉得自己反正已经感染了。”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徐鹏（化名）的父母也确诊为新冠肺炎，他告诉我，从2019年12月31日接到通知以后，他就告诫家人出门要戴口罩，但父母不听，即使出门前戴上了，到了人堆里，就会扯下来。“别人都不戴，为什么我要戴。”徐鹏的父母经常冲着他发火。

直到2020年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在通报中还声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徐鹏告诉我，每当他跟父母提出戴口罩，他的父母就拿政府公布的信息跟自己吵，“政府都这么说了”。最先确诊的是徐鹏的父亲，因为症状比较轻，在家里隔离。“他那哪里叫隔离，在房间里倒是不出来，这里也碰，那里也摸，还不戴口罩，没几天，我妈就被感染了。公众根本不清楚居家隔离应该做什么。这批人恰恰是一个很大的传染源。”徐鹏说。

很明显，封城的措施尽管严厉，但在前期一系列政府信号传达的偏差下，许多人的弦并没有紧绷起来。家庭聚集性发病的增多，也将疫情推向了高峰。徐鹏提到，他见过许多患者，刚开始做CT检测，肺部感染问题很轻，就按照要求让他们回去隔离5天，5天之后来复查，不仅患者的状况进展了，家属也被感染了。

在陈峰的感受里，从1月23日封城开始，相关部门的主要任务仍然是阻止传染病的传播，在救治上难以分出精力。在2月4日国家卫健委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提到，武汉市前期重症病人主要收治在3家定点医院，这3家定点医院重症医学床位只有110张，容量远远不够；其他重症患者都分散在20多家医疗机构，收治没有充分落实“四集中”的原则；收治病人比较分散，不利于管理，也不是由重症医学科专业的医疗团队来进行管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摊薄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力量，导致病症患者病死率较高。

陈峰告诉我，前期在他所在的医院，即使是收治到院的病人，也很难进行救治，重症患者人数很多，但相应的设备都是没有的。

难入院的非新冠重症患者

在整个武汉市的医院都在全力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时，陈峰对抗疫充满了信心。他觉得他的病人有了后盾和保障。然而他又生出一些担心，他的本职是一名重症医生，那些非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的治疗应该怎么办？陈峰知道现在许多医院除了保留发热门诊以外，其他平常的门诊已经不开放。“重症患者经常突发状况，既严重，又很急。这些患者要去哪里呢？”

按照计划，曾红（化名）应该在2月7日去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做第九次化疗。她29岁，是一名胃癌四期患者，去年被检查出癌症时，肿瘤转移到卵巢、腹膜等多部位，已经没有手术的机会。她的孩子才9个月大，她选择接受化疗，还好情况一直比较稳定。武汉封城后，因为担心医院的传染风险，曾红的管床医生一直劝她延后化疗时间。2月12日晚，曾红在网上看到协和肿瘤中心紧急改造，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新闻，她第二天和老公迅速赶到医院，她看到，她每次住院的那栋16层高的大楼已经全部封了起来，不允许病人入内。曾红对这里太熟悉了，大楼有850个床位。每次来化疗，她和老公都要提前预约，这里是唯一能给她一线生机的地方。“主治医生跟我老公说他也很无奈，认为这样的做法会耽误很多肿瘤病人的治疗，但也没办法。”曾红和老公先后联系了3家三甲医院，都被告知无法收治她。

这几天，李力成（化名）一直在家里不停地打电话求助，他的声音很大，只是为了让在楼上的父亲知道他在努力联系，让父亲觉得有些希望。李力成的父亲今年60岁，去年10月在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确诊右肺腺癌，已经在协和做了四次化疗。“我爸的主治医生2月3日就告诉我协和肿瘤中心已经停诊了，还说已经出现了疑似患者，他说自己也在隔离。”当晚，李力成的父亲咯血严重。“他从喉管里吐血，餐巾纸直接就浸湿了，我爸就拿着个报纸接着。”李力成只好带着父亲去社区医院打止血针，帽子、口罩、手套，还有消毒液，一律准备齐全，他们才敢出门。他带着父亲开车跑了两家社区医院才知道，他们只能帮忙打针，并不能开止血针。李力成带着父亲去了南京路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到了门口，父亲却不下车，也不让李力成下车，“他看到中心医院门口就停着一辆殡仪馆的车”。

第二天，李力成带着父亲去了湖北省肿瘤医院。医院也只有急诊开放，结果刚打了一天止血针，急诊病区里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整个急诊科开始疏散病人，医生告诉他们太危险了，不要再来了。李力成始终记得当天的情景，他的父亲正在急诊室里输液，急诊室外面乱作一团，医生护士全部穿上了防护设备，他极力平复了情绪，等着父亲输完液，将父亲从急诊室里扶出来。李力成恳求医生帮他多开两天止血针，医生答应了，他觉得那是对方危急时刻的一种侠义。

从这天开始，李力成一直在联系父亲的住院问题。他觉得这种游击战的方法一方面对父亲的病情不利，另一方面过多的暴露也有可能让他有感染的风险。武汉市解决不了，他就想着给父亲转诊到别的地方。他打市长热线，对方回复他想要转诊出去必须要上报社区，社区上报街道，再由街道上报区防御指挥中心。但他一直迟迟得不到区防御指挥中心的回复。街道也很着急，就给他找了一个江汉区城管局科长的电话，这个人主要负责防疫指挥中心的交通运输组。对方告诉他，目前武汉有医院可以收非新冠肺炎的重症病人，但又说不清是哪家医院。李力成告诉本刊，他咨询过的医院包括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省肿瘤医院、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等等，“基本上三甲医院都已经打过电话了，都说没有办法接收”。

李力成描述的这个过程让我想到了新冠肺炎救治的初期，一些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求助无果的事情。一位社区医生告诉我，他所在的社区有5万人，而他们社区卫生中心只有5个全科医生。“我们每天会接到许多求助床位的电话，我们也多方跟区卫健委以及各家定点医院沟通，但就是没有床位，患者就是送不出去。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会不会在非新冠肺炎患者身上重演。”在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一位医生告诉我：“以往，医生忙起来一天要看两三百个普通门诊，现在这批病人去哪里了？他们来不了医院该怎么办？”

2月16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非新冠肺炎患者部分接诊医院的公告》，指定武汉市中心医院汉口院区作为非新冠患者普通门诊、急诊点，它是目前唯一公开可以接纳肿瘤相关病人的医院。这样一家医院显然不能承担整个武汉市拥有61家三级医院的常规重症病人量。后据报道，又有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首义院区、武汉儿童医院、武汉第六医院等5家医院也能接纳患者。单以湖北省肿瘤医院为例，作为一家辐射湖北各地的肿瘤专科医院，其拥有编制病床2000张，每年的年住院量达3.8万人次以上，这个数字后面是庞大的肿瘤患者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