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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在武汉市红会医院重症隔离病区，一名劳累的护士在病房外靠着墙闭眼小憩（远征 摄）

 

记者/黄子懿   王梓辉   李秀莉

举国之力

几乎对每一个驰援武汉的人来说，出征号令来得非常紧急。

1月22日晚，看着武汉不断上升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和重症患者人数，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副主任医师郑霞开始焦急起来。她向领导表示，愿意去武汉支援，“那里一定需要很多重症医生”。23日上午11点，武汉封城一小时后，她就接到国家卫健委的电话：“因为当前疫情紧急，需要您马上到武汉去支援，务必今晚到达。”

郑霞立马收拾东西，下午4点坐高铁从杭州出发，晚上8点到达武汉周边某市，后被直接送至武汉金银潭医院。从接到任务到出发，只有三四个小时准备。郑霞告诉本刊，请缨24小时之后，她就从杭州出发踏上了疫情第一线。

郑霞是最早支援武汉的外地医护人员之一。与她几乎同一时间到达武汉的，还有上海中山医院的医生钟鸣、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桑岭等等。他们均是当地重症医学科的中坚力量，来此救治金银潭医院收治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他们的到达，是全国驰援武汉的开始。

第一批专家出征武汉的同时，首批成规模的外地医疗队也启动了招募。23日下午，上海、广东在各大医院进行了动员。上海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陈德昌报了名，次日便接受了防护培训。培训结束后，他问负责人何时出发，对方说可能会被派到武汉一个类似于“小汤山”的新建定点医院，“可能还要等几天”。然而，疫情不等人，他刚回到家吃年夜饭，电话就来了：“今晚马上就走！”

24日凌晨，上海、广东、陆军军医大学等5支医疗队飞抵武汉，四川、浙江、江苏等队伍紧随其后，在次日到达。武汉封城第三日，就有14支队伍、共1230名医护人员千里驰援。武汉抗疫也就此成为2008年汶川地震后全国最大的一次支援行动，大批援军进驻也采取了“汶川模式”，一支队伍对口支援一家医院，让精疲力竭的武汉一线医护人员暂时有了片刻喘息，也给武汉的大量病人带来了希望。

进入2月后，举国驰援的行动走向高峰，来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医护人员，以极快的聚集速度，将支援范围从武汉市扩至湖北省。2月13日，应勇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不再担任武汉市委书记。2月9日，辽宁、河北、福建等9省市的近6000人队伍，乘坐41架次包机陆续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创下疫情以来人数之最。奔赴武汉的包机与高铁专列，在冬日步履不停，火线加速，仅2月8日～14日，就运送了1.3万驰援医护人员。

2月14日，医务人员在金银潭医院隔离病房缓冲区呼叫同事（远征 摄）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说，截至2月14日，全国各地共派出了217支医疗队，25633名医疗队员支援湖北，其中在武汉的有181支队伍，20374名队员，这还不包括军队派出的医疗队。“这些都大大超过了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医疗救援的调动规模和速度。”

“出发得都非常紧急。基本上就是给我们打完电话后，当晚或者第二天一早就得出发，准备时间非常短。”2月4日跟随国家紧急救援队来到武汉支援的北京某三甲医院医生莫睿对本刊说，他们当日赶到武汉，所要接手的方舱医院甚至都还没有建好，但所有医护队伍都要待命。医院和患者尚未就位，前来驰援的医护队伍已然先到。

举国驰援的背后，是武汉自2月初启动的“应收尽收”攻坚战。主战场的主阵将帅，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担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担任湖北省委常委。2月9日，中央指导组下达“应收尽收、刻不容缓”的命令，要求武汉对“四类人员”（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分类集中收治隔离，15家方舱医院先后启动，武汉市3000余个社区、村落被动员起来，挨家挨户排查。武汉从“封住城”，迈向了“锁住人”。

与此同时，被人诟病的繁琐严苛的诊断标准调整，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的疑似患者以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名单。大批存量患者的释放，让2月12日湖北省新增病例一度暴涨至14840例，其中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此前摸不透看不清的疫情底数，首次直接明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现在国家抗击疫情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要把方方面面的资源都调动起来，所有人形成合力来做这件事，这是最关键的。”上海市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对本刊说，当前武汉的患者过多，其本身资源已很难应付这场战役，只有以举国之力，方可力拼一胜。武汉抗疫，也是一场全民抗疫。

前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向本刊分析道，如果把武汉封城算作抗疫第一节点，那么“当下是进入第二个关键节点了”。因为在第一节点内，疫情仍在蔓延、形势愈发严峻，必须调整策略，加大驰援力度，救治已有患者，增加防控力度。

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决，举国之力对决超级疫情。而当前，正是决战的关键时刻。“可以说到了最吃紧的时候，是一种胶着对垒的状态。”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

鏖战之下，中央指导组于2月14日下达命令：发起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全面总攻。“湖北、武汉是全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2月13日，扬州医疗队出发驰援武汉

 

重症攻坚

这场战役决胜的关键点在哪？陈尔真认为，要坚持分类集中的原则，“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和集中救治”。他带领的团队支援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主要负责对重症患者的救治。

2月17日，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29个地区共派往湖北的3.2万名外地支援人员，其中1.1万名是重症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同时还有全国顶级的重症救治专家团队在武汉指导会诊。这1.1万名重症医护人员，接近全国重症医务人员资源10%。

疫情中心的武汉，让人关注的不仅有3万多的确诊病例，还有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重症率与死亡率。截至2月15日，武汉的重症病例为8530例，占确诊病例（35314例）的24.2%，高于湖北的21.2%和全国的19.6%。“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年龄比较大，二是合并有基础疾病。另外，从他们发病到住院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很多患者入院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重症和危重的状态。”王贺胜说。

自疫情之始，武汉与湖北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也维持高位。截至2月15日，武汉的病死率为2.96%，高于湖北的2.69%与非湖北地区的0.55%，在1月下旬甚至最高到达过9.06%。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对外解释，武汉最初只有3家重症患者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床位一共只有110多张，严重不足。大量重症患者分散在20多家医疗机构，不利于管理，更不是由重症医学科的专业医疗团队进行救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摊薄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力量，也是导致重症患者病死率比较高的因素”。

很难想象，疫情面前捉襟见肘的武汉，本是全国人均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据官方统计，武汉市有三级医院61家，占湖北省近一半，其中三甲医院27家，数量名列全国第六。按人均算，武汉每百万人拥有的三甲医院数量（2.44）名列全国城市第六，远高于全国和湖北平均数。同时武汉高校众多，人均优质医疗资源更丰富。

然而在医疗体系内，重症监护室（ICU）本身就是稀有资源。以武汉综合实力较强的武汉协和医院为例，其官网介绍，医院重症监护床位只有55张。协和医院西院区一位医生在微博上表示，西院区在疫情之初都没有ICU，但收治的多是重症病人。院区后来开放了20张ICU床位，很快就住满，每天有10～20位病人病危，急求ICU转科，无奈根本转不进去，很多病人在等待中离去，这对医护人员的打击也很大。

金银潭医院两个科室老主任准备一起进隔离病区查房（远征 摄）

 

为此，国家卫健委在2月4日强调要把重症患者“集中救治”，将医疗资源和专家集中。除武汉原有收治重症患者的3所定点医院，新开设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这些医院将增加床位，计划收治1000名重症患者，病房由从全国抽调的精锐重症团队整建制接管。同时，钟南山、李兰娟、王辰三位院士的团队还建立了巡查制度，对定点医院的重症患者进行巡诊。

2月3日，决定集中收治重症患者的前一天，作为首批到达武汉的重症专家，郑霞参加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国家卫健委委托她与其他几位重症专家去武汉各定点医院评估需要转运的确诊重症患者。郑霞走访了黄陂区、青山区的8家医院，看到“重症病人非常多”，也有很多病人根本无法收进来。

“所有医生都很着急。”郑霞说，很多定点医院并没有相应的抢救条件。她印象最深的是，在武钢二院筛查时，一位天津医疗队的医生无奈地对她说：“我是一个ICU医生，我会用呼吸机，但这里没有这个设备。”当时，这名医生有一个病人病情严重，却因未确诊而无法转院，医生着急地让郑霞留了电话，说一旦检测结果出来立马联系她，“看看能不能赶快帮他转到有条件的医院去”。

郑霞说，平日这些中小规模的医院不会有很多需要氧疗和呼吸机的重症病人，但在应急时期却不得已收治了很多。由于条件所限，这些病人的病程被拖长，积压院内，院外则有大量病人收不进来，滞留在家，“所以这些医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重症患者的积压也跟救治难度有关。很多在武汉的重症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的重症病人与此前SARS、甲流的病人不一样。新冠病毒狡猾，病情会在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后突然加速恶化，严重时甚至会演变为多器官功能衰竭。

1月底，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张继先（左一）在协调爱心人士送来的盒饭（远征 摄）

 

下午2点半，张继先主任才吃上午餐（远征 摄）

 

“病情变化非常琢磨不定，有时候会迅速恶化。”郑霞说，比如上午一个病人情况似乎很稳定，晚上就可能在一次突然的高热甚至呼吸窘迫后，需要上呼吸机纯氧支持，乃至有创气管插管，“处理起来真的非常棘手”。郑霞说，病情变化的原理和规律，现在还很难说得清。同时，病毒除了损伤肺部功能、引发呼吸衰竭外，也会序惯性地损害其他脏器，如心肌、肝脏、肾脏等。

这与她当年参与抢救禽流感重症患者很不一样。“‘甲流’在我们医院有一个比较高的救治率，那一批病人我们发现其实只要把他的肺用ECMO（体外膜氧合，又称‘人工肺’）撑住，很多病人慢慢养着，等他的肺功能修复，就能一步步熬过来。”郑霞说，这次病情恶化的速度和程度远甚于甲流时期。曾参与过SARS重症病人救治的陈尔真则表示，新冠病毒肺炎跟SARS不一样，传播比较广，总体病死率比SARS低，但重症患者不仅有严重的肺损伤，而且会波及其他器官，进而引发人体多器官衰竭。

这种情况下，重症专家们在ICU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尽一切可能维持患者呼吸、减少其他脏器损伤，去赢得一个时间窗口，等待患者自身免疫力的恢复。这些手段包括氧疗、经鼻高流量氧疗、无创机械通气、有创机械通气、ECMO等功能支持手段。“目前还没有特效药。”郑霞强调。

所有治疗中，氧气是必需品，但很多外地团队都在武汉遇到这方面的困难。包括金银潭医院在内，医院如今的ICU多是疫情出现后临时改建，不仅抢救设备相对有限，同时还面临供氧的问题。

“供氧比什么都重要，供氧如果不到位，死亡率就降不下来。”陈尔真说，上海第二批医疗队在武汉三院光谷院区收治了重症患者120余人。进驻之初，医院供氧严重不足。他对当地负责人说，氧疗在治疗策略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病人肺部功能受损后，如果缺氧时间过长，会对其他脏器造成损伤。后来医院加班加点新建了一个氧气供给站，中央供氧系统的容量达到原来的两倍，解决了这个问题。

武汉方舱医院医护人员（远征 摄）

 

对重症患者的集中收治，医疗资源是基础与武器，就像战场上冲锋的将士，离不开武器与弹药。所有驰援武汉的医护力量都加强了这方面的准备，带上了呼吸机、制氧机、ECMO等设备。前述协和医院西院医生说，如今院里每个病区都配备了无创呼吸机，有的还配备了有创呼吸机，连外科医生都成了ICU医生。

然而，并不是所有重症病人能如愿转院到新开的重症集中收治点。郑霞说，当时的筛查评估只集中于确诊病人，也会考虑转院风险，很多危重病人不在转院之列。“筛查方向主要是已往重症方向发展，但能转运的病人。”郑霞说，一些上了呼吸机等治疗手段的病人转运会有很高风险。

郑霞说，通过转运得到及时治疗，能防止这些病人从重症恶化成危重。以她在金银潭医院救治危重病人的经验看，危重病人救治难度更大，她甚至没有统计过救治的成功率，“能救回来一个都是欣喜若狂的状态”。在她看来，重症病人的救治，着重在一个“早”字，越早救治，成功率越高。

“早期的救治非常关键，否则会加重疾病进展。”陈尔真强调“早”，这不仅体现在重症治疗中，也关乎整个抗疫进程。由于重症救治需要大量人员与资源，当前还需将战线前移，建立普通患者进展为重症的早期识别和预警体系，确保有效干预。同时，在防控中还要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1月底，武汉第七医院急诊观察室病人家属在领输液吊瓶

 

战线前移

然而，武汉已错过“早”的时间点，在疫情之初，在封城之后。杨功焕说，眼下的“应收尽收”其实代表着武汉封城后早期所采取的策略的失败，传染源一直没有被控制，当地甚至一度处在“很无序的状态中”。

杨功焕说，防治传染病的策略主要是三步：发现并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救治患者。如果将武汉抗疫看作一个战场，那么集中救治重症病人更像是集中兵力挖战壕、建堡垒，属守势。要想真正打败敌人、赢得胜利，则需主动冲锋进攻——救治之外，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同样刻不容缓。

封城前后的武汉，最初将7家二级医院作为定点医院，后来推行分级诊疗，将入院渠道下沉至社区，就医需经层层上报，导致大量患者滞留在家隔离。“居家隔离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得病在家，家人即使戴着口罩，也可能因不小心接触而感染；家里更没有医疗条件，所以容易出现聚集性病例。”陈尔真说，传染病防控，首要是要控制传染源，其次是切断传播途径，然后保护易感者。他对传染病防控有一定的经验，2003年上海第一例SARS病人就是由他护送至传染病医院。

1月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接收的新冠肺炎重病号（蔡小川 摄）

 

2月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考察武汉，发现形势严峻，前期的定点医院容量有限，大批患者无法收治而成为移动传染源。王辰说，这是加剧疫情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当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压力。

这种情况下，方舱医院被提出，用以收治数量更为庞大的轻症病人。方舱医院是一种“移动的诺亚方舟”，源于解放军野战机动医疗系统，由若干可移动模块建成，具有紧急救治、外科处置等功能。在武汉，方舱医院借用大型公共场所，布置简易床位，可解决床位不足的问题，尽管条件并不完善。“这不是‘至善之策’，却是可取之策、现实之策。”王辰说。

在武汉目前最大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工作的医生莫睿说，方舱医院收治的病人症状很轻，内部条件也很有限，无法做血常规等复杂检验。作为医生，他一般只能开些口服药，“方舱最重要的功能还是隔离”。

莫睿从2月10日起在武汉客厅工作。他跟随国家紧急救援队在2月8日到来，当时方舱医院还在建设，几家国资建筑公司在36小时内搭建起A、B、C三个厅，配以1500多个床位。国家紧急救援队负责的B厅有400多个床位，方舱初开，转瞬即满。“病人很多，第一天差点累死。”莫睿说，原本打算首日只收50个病人，但最后来了100多个。这些病人多为30～50岁的壮年，状态较好，在确诊核酸检测阳性经社区上报后，坐着一辆辆大公交车而来。

初步问诊后，莫睿发现，很多病人病程较长，多是春节期间发病，来方舱时已有10多天症状，同时“家庭聚集性感染的很多”。有一位男患者，父亲身患重病，在医院看病期间被感染，患者照顾父亲时也被感染。还有一些夫妻同时入驻方舱，“甚至还有一家三口都来的”。在武汉负责帮助求助患者的志愿者付贤说，家庭聚集性感染占到了他所接求助的30%左右。

方舱医院有其门槛，病人必须要确诊，重症者、年龄超过65岁的都不能入院。莫睿说，除了医护人员“零感染”外，方舱医院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病人“零死亡”。他们每日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监测和观察病人的生命体征。“稍微重一点就转走。”400多位病人中，每天转院的大概有10～20例。

而在方舱医院之外，武汉仍有数量庞大的疑似病例在院外徘徊。他们同样属于“应收尽收”的“四类”人员，由社区负责安排到被征用的宾馆、卫生院等处隔离。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医护人员（蔡小川 摄）

 

当前的武汉正是这样，形成了“金字塔”状的防治体系，重症救治在塔尖，方舱居中，而疑似患者的防控压力则交至社区，后者成为“金字塔”战阵的数量最为庞大的塔基。

无论患者病情轻重、确诊与否，从防控角度而言都是可移动的传染源。为了扼住这些源头，2月6日起，中央要求武汉举全市之力上门排查“四类”人员，强化网格化管理，要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将重任落在社区。2月10日，武汉小区启动封闭化管理。

武汉有1108万常住人口，分布在1287个社区和1883个村湾。自1月24日武汉将入院关口下放至社区后，后者就承受了不亚于医院的压力。不止一个社区出现工作人员因惧怕感染或筛查压力而辞职的现象。成千上万人的排查量，结合着上报、转移、保障生活物资等工作，让社区疲于奔命，防控质量参差不齐。军令之下，依然难免盲区。

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张雷 摄）

 

武汉东湖区一位社区书记就对本刊表示，他们9个工作人员要负责1300余户的排查。该社区坐落城郊，“如果说从这一头到另一头去找人，跨十几公里都是有的”。因户数多，距离远，他们舍弃了上门排查，采用了线上集合线下的方式，一些不会用微信的老人，就让居民代表、党员代表帮问，“没情况就不用报，有情况再说”。

该社区书记坦承，只能尽最大努力做到全面排查。“有些人户口在这，但住在别处。这些都叫空挂户，他们不来找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找不到人就没办法往上报，缺着。还有的人转进来后，只在派出所留有信息。”这些都是工作的盲区。此外，社区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防护设备，也增加了排查难度。

付贤向本刊透露，他所在的组织收到过574户相关求助信息，截至2月14日，被收治入院的仅有171户，占29%。“首先是缺乏床位，其次缺乏转运车辆。”付贤说，这种情况在2月14日之后有了改善，大批求助患者开始被收治入院。因志愿服务繁忙，他暂未统计最新数据，称仍有少量患者没有被收治。

“人传人的问题，在武汉仍然没能解决。”2月11日，钟南山院士在与武汉前方团队的视频连线会诊中说，武汉还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的阶段。根据他的观察，武汉每天新增的病例并没有明显减少，病例人数或在2月中下旬迎来峰值。

“与输入地相比，武汉感染者底数还没有完全摸清，蔓延扩散的规模也没有较为精准的估计预测。”2月12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坐镇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表示武汉潜在被感染的基数可能还比较大。为此，他再次强调研究病床筹集问题，确保“应收尽收”，宁可“病床等人”，不能“病人等床”。

据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介绍，截至2月13日22时，武汉市定点医院床位数为13859张，火神山、雷神山床位数1159张，共计15018张。截至2月14日下午4点，武汉已投入使用的9家“方舱医院”共计床位7600余张，其他方舱在陆续开放中——从数字看，床位数量仍无法填补武汉3万多的病例，空缺仍大，“应收尽收”道阻且长。

2月3日，武汉保卫战已经打响。这是一场与病毒和传染源赛跑的立体战役（蔡小川 摄）

 

2月15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再次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强收治能力。与此同时，武汉多家医院启动改造，在大批增派驰援医护人员的基础上，几何级地增加床位能力。以为退伍军人服务的武汉市优抚医院为例，增派医护人员后，床位数量从100张增加到900张。包括金银潭医院在内的早期定点医院，再次改造布置、增加床位。2月20日前，武汉要储备10万张床位，其中重症床位1.4万，轻症床位3万，集中隔离点5.6万。

背水一战般的动员下，本刊联系到的多位志愿者都表示，“一床难求”的现象正在缓解。付贤和另一位志愿者都说，仅从他们个人体会而言，收到的求助已大幅变少。最初时，一天有好几百人求助，现在一天只有十几例，甚至个位数。很多也是求助转院，而非收治。付贤说，“这是前所未见的”。官方数据也显示，在存量被分类释放、收治隔离后，当前新增病例数量、重症率等都呈下降态势。

这是一场与病魔和传染范围赛跑的立体时空战役。层层战略部署之后，总攻命令已经下达，决战大幕拉开，一触即发。杨功焕说：“现在谈胜利还为时尚早，也不能说武汉就完全没有死角了，但至少人们的心里更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