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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的上海街头，疫情是个突发事件，上海的处理却井然有序

 

主笔/杨璐  记者/薛芃

摄影/张雷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上海给人的感觉却是处置利落且井然有序。在很短的时间内，似乎上海的每个市民都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个位置，做些什么。市民在“把病毒闷死”这件事上迅速达成共识，社区工作人员拉网排查高概率的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110个发热门诊作为哨点识别出确诊病例，所有确诊病例送到远在金山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简称“公卫中心”）住院治疗。上海所有跟新冠肺炎相关的科室，最优势的医疗资源集中到公卫中心，帮助患者一起与病毒搏斗。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说：“预防和治疗是牛鼻子和牛尾巴的关系。牛鼻子抓不住，只抓牛尾巴，那就只能跟着牛跑。抓牛鼻子就是要找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不是卫生一家的事情，而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听起来行云流水，却没有办法临时抱佛脚。超级城市虽然像个巨大的机器，可它延伸到千家万户的触角全是非标准化的。紧要关头，靠的是多年打下来的基础：市民的意识和素质，基层工作人员的执行力、各种民间力量的调动，以及医疗体系、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只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治理能力却需要日积月累。疫情就像大考，这个“黑天鹅”事件让我们思考，作为人口和经济体量庞大的超级城市，我们的城市准备好了吗？

2月17日的上海街头，防控需要全社会的动员

 

警钟敲得特别快

复工新闻在媒体上播了一周，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上海还在静悄悄中，沿街的店铺绝大部分都没有营业，写字楼也大门紧闭。预计从2月10日开始的第一轮“复工潮”没有到来，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的旅客总到达量始终维持在每天2万至3万的低位，这个数字只相当于1月10日17.25万的1/8。上海复工最热闹的地方其实是居委会。现在要求所有返沪人员在家隔离14天才能上班，居委会办公室里每天络绎不绝的居民，既有人是刚刚返沪来登记的，也有人是隔离结束来领小区出入证准备上班的。

隔离14天是一个统一规定，基层却有千变万化的具体情况。最集中的矛盾在于，很多人是合租，室友回来的时间并不统一。为了确保新回来的人不会感染给已经上班的室友，再感染到室友每天的行迹路线，有的小区要求，一旦返沪住进房子，先回来的人也要跟着一起隔离14天。从防控角度讲这样做虽可以理解，但肯定会造成不便利，并且它不是一个明文规定，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几天里蹲守了若干个居委会，没见到有人质疑这个规定。居民自己协调了这种不便，有人推迟返沪，有人住进公司安排的隔离房，也有人自己花钱去住酒店，等等。

作为一个人口超过2400万的超级城市，上海从2月9日起，每天确诊人数只有个位数，整座城市却没有因此松口气，随着复工潮即将到来，甚至绷得更紧。之前小区因为疫情刚封闭的时候，只在进门时检查出入证，本刊记者到访的这个星期，连出门也要查。门岗告诉我们，他们担心正在隔离期的居民出小区，这些居民必须隔离期满才能领到出入证。即便能自由活动，市民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到处静悄悄，却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小区里的一举一动。真如街道真光七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龚顺美给我看她的手机，前几天有人在楼门口没戴口罩聊天，立刻有处于不同方位的三个邻居给她发微信举报。2月19日，有人从湖北回到上海嘉兴路街道新港居委会辖区的家，党总支书记汤晓梅说，这个居民刚进小区，就有邻居打12345热线反映有人从湖北回来，门口还没给测体温。“没测体温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例子就是说小区里发生任何事情，总会有风声传出去。”汤晓梅说。

拎得清的上海人在“把病毒闷死”这件事上达成了高度统一，比如合租室友自己协调隔离时间，就把返沪时间不同步等可能对防控不利的细枝末节问题解决了。上海疫情防控的难度不在于居民不重视，恰恰相反，工作量来自于居民希望滴水不漏。“我们时常接到居民的电话，说听到邻居一直空置的房子门响了，他们不敢出门看，要居委会上来敲门，一定跟对方见面，问清楚人从哪里来。”汤晓梅说。真如街道给重点地区返沪隔离的住户装了报警磁条，只要开门，总控中心和居委会书记的手机上就弹出消息。这样做除了确保隔离期人员不外出，也是向居民们证明小区是安全的。街道工作人员说，没装磁条前，一听说楼里有人被医学隔离，邻居就很紧张，不停地打12345热线，担心隔离的人不待在家里，甚至要求社区派人24小时守在人家门口。

经历过1988年的甲肝、2003年的SARS，很多上海人对传染病的警钟敲得特别响。市民“鱼老师”向本刊回忆道，1月初，她所在的妈妈群里就有人发了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我大脑的应急反应一下就想起了‘非典’。那时候我还在上学，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测体温，家长签字。一旦有同学发热整个班级都要隔离。想起‘非典’，大概是上海人未雨绸缪的性格吧，我就告诉家里老人要准备好口罩，自己也下单买了N95口罩。”1月20日，新冠肺炎人传人的消息一公布，上海市面上的口罩就卖光了。“我身边的朋友里，女同胞普遍意识都特别强。男同胞、长辈们可能一开始不觉得严重，洗手、戴口罩不太愿意，可随着报道的深入，他们也转变了，从被动配合到主动积极。”

2月17日，真光七居委会党总支书记龚顺美加了所有隔离居民的微信，由她直管

 

张罗买口罩的前后，鱼老师和丈夫陆续发低烧，儿子也开始咳嗽，不仅如此，她丈夫的部门里5个同事也发烧。因为脑子里敲响了传染病的警钟，这个现象引起了重视。鱼老师说，她丈夫的一个同事怕传染给家人，住到了酒店。她和丈夫也反复回忆这些天的生活细节。“我老公突然想起来，有个同事1月14日从武汉出差回来之后，大家才开始发烧的。”鱼老师说。那一天是1月23日，上海还没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鱼老师就立刻想到给120打电话。“我问，我和家人低烧不退，还有武汉接触史，是他们来接，还是我们自己去。这种情况120一开始也没回复，电话就挂了，然后又打过来说半小时以后来接我们。我让他们一定要穿好防护服。”鱼老师说。

夫妻俩还立刻考虑到切断传染源的问题。鱼老师家附近有两个发热门诊，当时听说稍远的那家已经有了确诊病例。“我就跟120说，送我们去远的那家，不要污染了近的这家。我还想带着儿子一起，因为如果我们确诊了，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人，我怕儿子传染给老人。”鱼老师说。鱼老师对发烧的警觉不是特例，他们被送到发热门诊的时候，发现医院里已经对武汉新冠肺炎有所准备。“从前发热是可以去急诊的，那一天好像已经规定只能去发热门诊。因为平时去门诊找护士都要靠喊，那天病人明显增多，至少来了100个。其中，专门有个房间接诊武汉接触史的发热病人。”鱼老师说。

抓住“牛鼻子”

上海市民这种对传染病的敏感，放到跟疫情相关岗位的人身上，还多了一份职业直觉。上海嘉兴路街道新港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汤晓梅说：“1月22日左右，在上海的武汉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消息传了出来，感觉疫情一下子就近了，下一步街道肯定会紧锣密鼓地摸排。我们辖区3600户居民，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人，为了能完成工作，就要提前有意识。我们先给湖北籍的党员、楼组长打电话，还真联系到一家。他在回老家时，距离武汉还有200公里的时候，接到亲戚的消息说，武汉要封城了，他又返回了上海。我们立即上报了街道，然后安排他居家隔离。”

重大疫情的处置跟治病不一样。上海曾经有过成功经验，SARS那次，上海没有疫情爆发、没有社区传播、没有医务人员感染，得到了国内和国际的高度评价。“2003年2月份的时候，在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上海在飞机、铁路、道口等入口动员一切力量，不放过任何一个发热的人，这就是找到传染源。找到以后就隔离，当时包了很多宾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其他城市还没怎么反应过来，上海已经指定了110家医院作为哨点，有发热的就送到这些医院里，通过前线的医生去早发现。”金春林说。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抓“牛鼻子”，最主要的就是社区里对市民的摸排。真如街道党建办陈小丽说：“大年初二，我们拿到一份220人的电话号码名单，必须当天把这些人找到，核实。街道安排了10个人，打过去问你住哪儿，去没去武汉，这样筛查下来还剩100多人。然后，街道联系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居委会工作人员、民警一起上门。当时已经到了晚上，眼看着要连夜摸排，居委会跟这些人家提前打好招呼，不要被半夜敲门吓一跳。那天还下着雨，社区卫生中心的车子很紧张，有时候得从一个小区走到另一个小区。排查完已经到了凌晨3点多钟。”

这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疫情在全国升级，2月7日，上海又把长沙、北京等地列为重点城市，再次上门摸排。为了把这些存量人口的各种状况理清楚，我们走访的每一个居委会的墙上都贴着“作战图”，上面是以户为单位的名单、门牌号，被荧光笔画得五颜六色。普陀区长风街道曹家巷社区党总支书记赵磊斌说：“每一张A4纸上的名单由一个社区工作人员负责，覆盖6到7栋楼。涂绿色荧光的是一直在上海的家庭，涂粉色荧光的是湖北省返沪正在医学观察的家庭，涂橙色荧光的是10个疫情重点城市返沪家庭，涂紫色荧光的是非重点地区返沪自我居家隔离的家庭。”

城里的社区摸排的是存量人口，高铁站、机场和高速公路则是增量人口的第一道关卡。虹桥机场以与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的点对点商务客航为主，跟旁边的高铁站共同构成了虹桥枢纽，是国内城市进入上海的重要大门。1月22日，眼看着不少人这段时间从武汉入沪，机场第一次启动测温程序，所有从武汉飞来的航班，乘客都要测体温。这道流程只执行了一天，1月23日武汉就“封城”了，在此之后，虹桥机场开始对全湖北的航班旅客进行测温安检。跟市内的摸排类似，随着疫情在全国的升级，机场测温检查的范围也随之扩大。1月26日，虹桥机场所有到港航班一律启动测温程序，到了1月28日，只要进入航站楼，无论进出港还是接送机或工作人员都需测温，至此，虹桥机场乃至整个上海都进入了全民测温的防疫状态。

整个春节，全国人民都尽量待在家里躲避病毒，机场里空荡荡的，可到了返沪复工，防控的压力陡增。虹桥机场运行指挥中心副主任施新颜的日常工作是负责机场运行的内部调度，他说，从2月初的第一轮“复工潮”开始，机场就做足了准备，除了正常的消毒清洁和测温点、临时观察点的检测安排之外，还有一批员工在家待命。不过，跟小区里侦查返沪复工邻居的紧张相比，虹桥机场暂时还能松口气，并没有出现预案里人流在某几天陡增的状况，而是每天缓慢地增多一点点。“就目前的返沪客流量来看，很多备用的预案都暂时用不上。”施新颜说。

2月17日，小区封闭情况不但有监控，还有区领导的乔装检查

 

每个人都得有“绝活儿”

盘点上海的存量人口，筛查入沪的增量人口，这些流程说起来简单，可到了基层，操作上就复杂。首先是，疫情每天都有新发现、新变化，防控指令就随之调整，还要迅速从中枢传递到最末梢的社区，改变行动内容。陈小丽说：“街道在1月22日就开会布置了春节期间的疫情防控。我们辖区里有个国保单位真如寺，是我们科室负责的。开完会，大家就一直往寺里跑，商量怎么让游客戴口罩，如何设计游览路线防止聚集。到了1月24日中午，我们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市里决定关闭这种公共场所。那天已经是大年三十，我们必须用一下午的时间把这个消息通知出去。”

其次，每一道宏观的防控指令进到社区，要面对的是琐碎的具体情况。龚顺美说，上海从2月初开始对小区进行封闭管理。居民每天要买菜，电商送菜总抢不到，老年人也不会网购，如果解决不了小区就封不住。上海从1月底开始实行口罩供应，这是件解决燃眉之急的好事，社区电话也能被打到爆。居民们想到的都是非常具体且合理的问题：现场登记排队会造成人员聚集，很危险。一共可以买5个口罩，去居委会登记用掉一个，去指定药店买口罩又用掉一个，白白浪费口罩。所有意见从解决或者平息、登记到做完，必须在两天之内。

疫情是突发的“黑天鹅”事件，防控疫情却不能临时抱佛脚，超大城市的运转虽然像一部井然有序的机器，可它的末梢都是非标准化的婆婆妈妈。它考验的是城市里扎根已久的治理能力。汤晓梅说：“社区平时承担的下沉任务就很重，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工作机制。比如，台风来了，我们就要通知居民把阳台上的花盆收起来，下着雨也要蹚水出去看哪条路发大水。即便是半夜下指令，我们也得马上执行。上海这么大一个城市，出了事情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不敢把活儿留在手上。时间来不及，就发动所有能发动的力量。”

2月21日，虹桥火车站是进入上海的关卡，要测体温和登记行迹（张雷 摄）

 

自从上海启动一级响应机制以来，汤晓梅从早上6点忙到晚上12点，最紧张的时候连续六七天住在居委会里。“街道领导让我们不要有心理压力，可是我们真的做得眼泪都流下来了。要求严防死守，问题是摸清六七千人的行动轨迹，是很难管的。社区工作人员自己也害怕，每天要接触那么多人，其中有没有携带病毒的？我们也不知道。”汤晓梅说。这些要害的工作也不是全靠社区工作人员的能动性，上级的检查很严格。陈小丽说，真如街道的36个居委会是区政协主席负责对口的，政协的班子就暗访巡查各个封闭管理的小区。他们会想办法进到小区里，一旦门口保安和工作人员没看住，晚上9点巡查结束开总结会的时候，就会被点名。

人命关天，时间又紧迫，社区作为防控疫情最基本的单元，就得有“绝活儿”。龚顺美辖区里有4300多人，从2016年开始，陆续加了居民们的微信，已经覆盖了60%的人口。“我不建业主群，建群容易是非多。很多事情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解答。对于居民个体来讲，他的需求只要有人解答就可以了。重要的通知我在朋友圈里发几遍，你总会看得到。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来问我。”龚顺美说。随着进入返沪复工时段，所有隔离14天的居民都必须加她的微信。“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居家隔离，我是总指挥，我一个人来管。你加好我的微信，我抛给你12个问题，包括你从哪里回来、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同住的人是谁等等。12个灵魂拷问回答之后，好，从现在开始你14天里所有的生活需求，我尽量办好。你必须安心隔离不能出门。”龚顺美说。

汤晓梅心细如发。街道布置任务摸排在上海的住户，到了她这里，分解成“您最近有没有离开上海？去了哪里？您一直在上海有没有跟人聚会？有没有接触过陌生人？”等等详细的问题，再教给打电话的工作人员。街道布置任务封闭小区，老旧小区的保安能力一般，她就把需问询的每一个问题都写下来，还设想出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以及如何解答，培训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落实得很细，比如发口罩，不是简单地发。指示牌、桌子怎么摆，人员怎么分工，几点到位，如果有居民来早了怎么办，如何避免人员聚集等等，预估出第二天可能发生的情况，全部做出预案。”汤晓梅说。

防控疫情是个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动员一切力量还包括社会组织。除了居委会，跟居民密切的组织还有物业。香溢天地的物业是由融创物业上海分公司负责，项目经理崔斌说，自从上海市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以来，物业每天进行四次消毒，门把手、电梯按钮等易感病毒的特殊接触面，每隔两个小时就消毒一次。物业的职责之外，因为居委会人力有限，他们还承担了从1月24日开始的全部摸排、封闭小区和隔离返沪人员等抗疫工作，守住小区的存量业主和隔离返沪的增量业主。对于那些需要在家隔离的业主，崔斌要求团队帮他们倒垃圾、送快递、接外卖，甚至每天统计购物需求，帮他们去菜场买菜、去超市买日用品。

各种连锁门店也跟社区关系密切。赵磊斌说：“最近一段时间，链家公益一直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防控疫情的工作中来。他们跟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样，接单各种各样的任务，在门岗执勤、帮助隔离和外出不便利的老人解决生活需求。”小区一个居民有糖尿病，每天都需要注射胰岛素，疫情漫长，家里的药只够支撑两天了，他本身是慢性病患者，害怕被传染不敢去医院配药。“链家跟我们是共建单位，我给他们打电话，工作人员第二天就帮着居民去医院配药，又给送上门。”赵磊斌说。

2月3日，一名医务人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大门外喷洒消毒液

 

“喊口号，但也有方法”

腊月二十九晚上，鱼老师和丈夫去的发热门诊虽然病人陡增，却专门辟出一个房间接待有武汉接触史的病人。鱼老师说：“这一类其实是少数，她看了一眼医生的电脑，估计全天下来有二三十人。”医生看了她和丈夫的血检和CT结果，认为现在没有大问题，但是并不能排除新冠肺炎的可能性，后面如果发现呼吸困难和乏力就赶紧上医院。鱼老师并没有全然放下心来：“当时已经有了试剂盒，但是武汉最需要这个东西去做排查，我们是用不上的。我们也能接受医生这样的做法，把东西留给最需要的人。”最后让鱼老师打消顾虑的是她在社区卫生中心签约的家庭医生。“他看完血检结果，是通过白细胞和肺部感染的情况排除掉的。我们是白细胞高，如果是新冠肺炎的话，可能是白细胞偏低。他能明白我们怕在哪里，给我们解释和安抚。”鱼老师说。

疫情是个重大突发事件，跟武汉发生的医疗资源挤兑、社区医生承担不起分诊的兵荒马乱相比，上海的处置井然有序。这与上海从一开始就抓住了“牛鼻子”，奋力找到感染源、隔离，疫情传播的规模不大有关系，也跟上海一直以来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优势有关系。上海公共卫生临床咨询专家缪晓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除了专科医院和三甲医院之外，上海一个重要的优势在于近200家二级综合医院能保证临时性的统一调度，往下还有社区医院。上海是全国率先培养社区医院全科医生的城市。这三级医疗体系，在突发重大传染病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成了一张大网。

这张大网不是临时分工的结果，而是经过20多年的逐步建设。金春林说：“上海公共卫生和医疗的发展原则是‘顶天立地’，顶天是说有高精尖，立地是加强基层力量。”分级诊疗和全科医生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有共识，可落实得不好。“上海也有虹吸效应，问诊往大医院跑，但比其他地方要重视一些。我们从1997年开始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标准化建设，包括它要有哪些科室、需要什么设备。硬件造好之后，开展了全科医生的培训，把服务也标准化了。不能光喊口号分级诊疗，你不提高水平，老百姓不信任，怎么分也分不下去。”金春林说。

解决了硬件和服务的问题，上海市用机制引导市民往社区服务中心分流。金春林说：“2013年开始上海实施家庭医生制度。三甲医院一半的专家号是分给家庭医生的，老百姓如果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签约，他看病有走绿色通道的可能性。家庭医生可以延伸处方和延长处方，总在家庭医生那里拿药，还能有一些价格上的优惠。签约有这么多好处，你来不来？”鱼老师这样的“80后”，已经很习惯家庭医生制度了，她说：“三甲医院距离我家有20公里，我们上班很忙，没时间去三甲医院排队。平时小毛病，我们就打电话咨询家庭医生，如果他觉得不能处理，会帮着转院。我们还是比较相信他们的水平的。”

公共卫生体系也经过了十几年的建设。SARS让上海市觉得公共卫生是一项必须要重视的工作，从2004年开始实施“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现在已经执行了四轮。金春林曾经在计划小组里负责预算，他说：“中国重视一项工作，往往以三年计划的形式实施。公共卫生走的是财政预算，以三年计划的形式单独出来，在预算上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它的资金量非常大，平均每轮有十几个亿。主要是把公共卫生的薄弱环节拿到项目里去解决，完成不完成也有监督，把基础就夯实了。”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就是“三年行动计划”的受益者。SARS过后，上海市在金山圈地500亩，建立了这个永久性的、阻击和治疗传染病的堡垒。跟专家和媒体总结武汉疫情的教训是对传染病预防“理论上重视实际上不投入”迥异，上海依旧是“喊口号，但也有方法”。金春林说：“它相当于传染病里的消防队，重大疫情不可能每年都来，但是必须要预防。公卫中心要能运行下去，平时得有活儿干，有活儿干才能留住人，医疗水平才能上去。为了让这些床位平时能用上，上海市的传染病都是市内医院接门诊，住院在金山这个公卫中心。即便如此，运转的费用也不够，国家必须补贴。‘三年行动计划’里，他们申请的项目，更容易被批准。”

公卫中心的科研能力很强，它有上海第一家P3实验室。中心的张永振教授在过去5年里一直在做发现新病毒的研究，建立了一套世界顶级的发现新病毒、高通量测序体系。今年1月5日上午，就是他带领的团队在公卫中心P3实验室，获得了新冠肺炎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根据测试数据绘制的进化树，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卫中心院长朱同玉说：“去年还有几种新的细菌是以我们这边命名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在72小时内，任何新发传染病都能查出来。”

作为一家三甲医院，它的综合能力也很扎实。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到目前为止没有对症药物，救治主要靠感染医学、重症医学、呼吸医学等多学科共同努力，帮助患者支撑下去。朱同玉说：“公卫中心的前身虽然是传染病院，可经过多年的发展，医务人员从99名扩展到253名，各个学科都非常全。来了重症病人，要上ECMO、透析、呼吸机等等，我们自己就有团队能上。”

2月22日，上海人在“闷死病毒”这件事上达成高度共识，日常所需大量依靠网购（张雷 摄）

 

作为哨点的发热门诊

鱼老师被送去的发热门诊是医院里一栋独立的房子，这种设计也是SARS的遗产。上海规定所有二级以上的医院都必须设有发热门诊，以确保发热病人到符合传染病诊治规范的专症门诊就诊，不让这些发热病人流到普通门诊，避免院内交叉感染。可以说，发热门诊是上海遭遇重大传染病时的一大优势。

跟公卫中心需要“养”着一样，从财务角度看，发热门诊的性价比不高，维持日常运转开销不小，而且为了避免传染，发热门诊必须单独占一栋楼或与其他科室保持绝对的隔离状态，这对于很多资源不充足的二级医院来说，是件不容易的事。但也有变通的办法，不少医院将发热门诊作为一个机动部门，只有在重大疫情来临时才启用。

东方医院是浦东的一家三甲医院，它就既有北院区的常设发热门诊，也有南院区的机动发热门诊。院长刘中民告诉我们，上海的大多数医院都很早就进入备战模式，当疫情影响到上海时才可以相对从容。12月底到1月初，东方医院开始筹备物资。此时北院的老楼正在翻新装修，发热门诊也在其中，南院则是从1月23日开始临时搭建了发热门诊帐篷，一周后转移到一栋独立的培训楼中。医院还关闭了一些科室，保留下来的也进行了调整与合并，将更优质的医护力量转移到发热门诊来。

在疫情期间进入发热门诊，其实就进入了病毒污染区，必须穿好全身的防护服。在经过层层消毒和防护准备之后，护士长带我们进了污染区。除了医护人员穿戴的差别，发热门诊与普通急诊差不多，也需要24小时不间断值班，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消毒、隔离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当病人的体温偏高时，就会从急诊或门诊送到发热门诊，意味着他有可能是一个病毒携带者。

2月18日 ，东方医院发热门诊正在给病人进行咽拭子测试（张雷 摄）

 

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张雷 摄）

 

华山医院的做法是除夕当晚，连夜在急诊楼旁搭建了一个发热预检的临时简易房。病人在看急诊之前，必须先完成一系列的发热检查和流行病调查，也就是“流调”。来看病的人需要填一份问卷：“发病前14天内是否有湖北的旅行史或居住史，是否有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史，小区或工作地是否出现过新冠肺炎感染者……”都是一些简单的问题，难度在于有人瞒报。华山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明泉告诉我们，瞒报的病患主要有两类：一是不想进入发热门诊或隔离留观，担心原本没病却在医院染上了病；二是总觉得自己身上出现了各种新冠的症状，发热、无力或是呼吸困难，自己明明有病而医院诊断无病。

医生一方面要应对流调中不准确的信息，另一方面却是阻击疫情的巨大压力。1月20日至27日是上海最紧张的一周，专家和医生对新冠病毒还没那么了解，又有不少人从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涌入上海。据不完全统计，1月12日至18日，有50万至100万人次从湖北到达上海，第一轮筛网是社区，第二轮就是医院。站在哨点上的医生必须要火眼金睛。陈明泉是感染科出身，曾经随国家疾控中心的医疗队参加过埃博拉抗疫援助，这一次，他和多年奋战在急诊科的同事们设计了一套“急诊心理战”战术，并且传授给参加抗疫的医护：“新冠这个病，上海得的不多的，就算是真的感染了，我们上海医疗条件很好的，这个病都能治好，你也不用担心。但你要不配合治疗，家人也会被感染的。”当抛出“家人”的潜在危险后，病人对医院的戒备心也就卸下了大半。

2月19日，华山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明泉正在向值班护士交代病人信息（张雷 摄）

 

医院还重新设计了流程，增加筛选的准确性。从1月24日起，华山医院急诊科的病人需要进行两次发热和流调排查，一次在新搭好的发热预检室，一次在进入急诊之后，两次检查是完全一样的。“这也是希望对病人施加一定的心理压力，调查次数越多，问得越细，有猫腻的病人就容易询问时跟不上节奏。”即便如此，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华山急诊室曾经接到一个上海本地的中年男子，根据流调问卷，他在14天内从未出过上海，身边也没有出现过新冠肺炎感染者，但他的肺部CT显示，肺部的阴影已经弥散开。“如果是新冠，这样的肺部状态就已经进入了加重期，很可能是‘细胞因子风暴’，病人很快会呼吸窘迫、休克，甚至在一夜之间死亡。”陈明泉说。

这说明病人可能是个没有被发现的感染源，陈明泉又再次给他做流行病筛查。这一次，病人才讲出隐瞒的“接触史”。他在发烧之前，每天去照顾体弱的岳父。岳父住在一栋2梯4户的住宅楼里，就在他来华山医院看病的前一天，岳父同楼有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一发现身边有新冠确诊，这位病人也急了，但他不敢说，我们无法揣测他具体的心理变化，只能从自身找原因。到底要如何摸清病人的心理，如何引导他们说实情，这是一场很微妙的心理战。”陈明泉说。

幸运的是这个病人后来排除了新冠肺炎的可能性。“这次新冠，上海虽然不及武汉那么严重，但也是对我们整个医院体系的一次大考。大考会暴露出很多问题，但我认为总体来说还是合格的。”陈明泉说。

2月22日，融创物业为了减轻居委人力压力，承担了摸排、封闭小区的工作

 

最后一道防线

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治疗新冠肺炎的主战场，就是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从市中心过去，大概有50公里的路程，临近医院甚至还路过了农田。它虽然是一个三甲医院，现在却把守森严，不接受一般病人的问诊。根据上海市对传染病的分工，110家发热门诊是发现新冠病毒的哨点，那里确诊的病例，全部送到远离市区的公卫中心住院。

医院的占地面积很大，并且空旷。公卫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说：“2004年设计这个医院的时候，按照当时全球可能出现的新发传染病运行情况、需要隔离治疗的情况，我们做了一个预测，认为327张床位能够应付疫情，所以建了4栋负压病房。”上海人未雨绸缪的性格，也在公卫中心的设想上体现出来。“我们十几年前也想到了，可能遇到327张床位应付不了的疫情，建医院的时候还预留了600张床位的空地，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内建成另外600张床。当时的计划是一旦327张床使用了一半，预留床位的工程就要启动，不能等到住满了再建。这次新冠肺炎爆发，作为预案，我们现在启动了预留床位里的200张床。我估计这次只是备着，现在一期的327张床里，还有一栋楼没用上呢。”卢洪洲说。

上海公卫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张雷 摄）

 

床位在新冠肺炎的抗疫中非常重要。卢洪洲说：“这个病症大多数是轻症、少数是重症，并不可怕，还是有办法的。关键是要让床等人，把所有的感染者全部收治，传染源就控制住了。确诊和疑似病例的增量就往下走了。上海就是阳性全收，不存在在家隔离。家里即便是四室一厅，还是会有很多问题。集中收治在一起，床位如果紧张，也可以加床，因为如果是轻症，都是同一种病毒，住在一起彼此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除了负压病房，跟传染病搏斗的装备在上海公卫中心也是一项日常储备。卢洪洲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我们不需要临时购买装备。公卫中心的这些医疗器材，日常就根据当时有多少病人，准备了5天的消耗。防护服、口罩、正压呼吸器都有储备，特别是正压呼吸器，我们本身就是负压病房，再用上正压呼吸器就是双保险，医务人员不会感染。对医疗队伍的保护，我们早就做好了。”

上、下图：2月22日，融创物业每天帮返沪隔离的业主买菜、买日用品和扔垃圾（张雷 摄）

 

上海公卫中心设立之初的定位是保障上海，乃至国家的生物安全，平时虽然是一座三甲医院，警惕性从来没有放松过。全球化的时代，没有远在天边的疫情，一架飞机的飞行时间就可能被乘客带入进来。公卫中心日常就有搜集全球疫情的工作习惯，卢洪洲本身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临床专家组专家，主要研究感染性疾病的诊治与发病机制。2013年的H7N9新型禽流感病毒的防控战，正是他拉响警报：要求接诊医院紧急布置感染防控工作，标本送实验室重点研究新病毒的可能性。那一次的防控被世卫组织称赞为“迅速、高效、专业”。世卫组织还将WHO新发传染病临床管理、研究与培训中心落户上海，任命卢洪洲为中心主任。

这一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海公卫中心反应敏捷。12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对世卫组织发出预警，武汉疾控中心对公众发布预警，第二天，上海公卫中心按照正常程序开始发动起来。卢洪洲说：“1月2日开始进行全员培训。当时在对这个不明原因肺炎了解并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用的假想疾病是中东呼吸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是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在新冠肺炎被确认之前，它和SARS属于冠状病毒引起的两种最严重的传染病。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公卫中心的医生、护士、后勤、保安等人员全都参加，一旦病人到医院，引导他走哪个电梯，去哪个楼，医生要做什么准备，梯队要做什么准备都进行了预演。1月6日，公卫中心针对武汉的不明原因肺炎成立了专项应急办公室。这些准备在随后的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治疗上开始发挥作用，直到现在。

我们在采访时看到行政楼的大堂里摆了非常多的旅行箱，那是上海市内医院的医护人员来这里上班带的行李。除了把确诊病例集中到公卫中心，上海这一次也采用了集中优势医疗资源的方式，全市跟新冠肺炎相关科室的专家和医护力量随时征调到公卫中心工作，大概有170多名外援医生到公卫中心常驻或者参加会诊。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毛恩强，中山医院呼吸科教授朱蕾、感染科主任胡必杰等组成了医疗救治专家组。他们每天与进驻在负压病房里的医生们通过远程形式讨论患者的治疗方案。公卫中心有一个P3实验室，每天对确诊病人进行标本采集和化验，这些数据再返回临床作为参考。专家们、医生们用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精细的数据，为每一个住院患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一个个过堂”、“一人一策”。

从疫情防控开始竖立的道道关卡，一直到精细化的治疗，截至我们发稿，2400万人口的上海市发现确诊病例335例，治愈出院249例，治愈出院率为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