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间”的可怕之处，不止26万会员。
韩国有多少人？约5000万。
在N号房里出没过的有多少人？26万。
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
根据韩国统计局的人口数据，韩国男性人口约2500万。N号房的用户，绝大多数是男性。也就是说，每100个韩国男性中，就有1个加入过N号房。
这26万人付费进入N号房，在这个神秘的聊天室里，上传、分享并围观强奸、性虐、偷拍的视频和照片。
受害女性多达74名，其中有16位未成年人，最小的受害人才11岁。
图源：澎湃视频
近日曝光的N号房事件，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怒。
每100个韩国男人中，就有1人在围观，甚至犯罪
2018年12月，一名Telegram用户以“（God God）”为名，创建了8个聊天室。此人在推特等各大社交媒体上搜寻一些不良青少年的讯息，假装警方对其进行曝光恐吓，以此威胁他们提供私密视频。
拿到视频之后，“”会将之预览到1号聊天室，如果想要继续观看视频，就得付费，收到费用之后，“”再向其发送2号房的视频链接；进入2号房之后，用户又会看到第三条视频预览……从1号房到8号房，编号越大，可以看到的内容越多，这就是“N号房”的由来。
2019年2月，“”不见了，但他创建的“N号房”模式留了下来，先由“watchman”接手，后又转入“博士”手中。
第三任运营者“博士”，在N号房售卖性剥削视频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更完整的获利模式。他瞄准经济状况不佳的女性，在网络上发布兼职招聘等钓鱼链接，骗取女性用户的私人信息，再强迫她们成为N号房的“奴隶”。
一位受害人接受了CBS的电话采访。2018年时她还在上初中生，生活费严重不足，在寻找兼职时踏进了N号房的陷阱。
对方用手上的股票、预定汇款等图片，证明自己财力雄厚，获取受害者信任，随后以汇款、送手机礼物等理由，逐步拿到了她的姓名、账户、电话住址等信息。
先要求身体照片，然后要露脸，以身份信息威胁，一步一步逼着受害者坠入更可怕的深渊，拍摄了40多条视频，被折磨到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她并不相信只有74名受害者，也听闻过有10岁受害者的消息，“我个人觉得未成年人会比成年人更多，因为类似条件见面软件或者那种Twitter账号，几乎大部分用户都是学生。”
自残、强奸、吃排泄物、在身体上刻字……这些被迫拍下的视频或照片，被“博士”按照程度分为三六九等，分发到不同收费等级的聊天室里，收费标准从20万韩元到150万韩元不等。
至于受害人的姓名、年龄、住址、学校或职业，这些私人信息，都被当作吸引买家的诱饵、赠品。他们甚至将这种行为从线上发展到了线下，胁迫受害人见面、施暴，并在聊天室中直播全程。
24日，一位匿名受害者决定在CBS的电话连线中说出自己的故事。/@橙雨伞微博
去年，关于“N号房”的新闻出现在零星几家韩国媒体上，但直到今年3月，这一案件才终于引起韩国社会的重视。
超过430万人在青瓦台网站请愿，要求公开所有会员的身份信息，创下了青瓦台国民请愿史上之最。
SBS记者在电话采访中问受害者：“你觉得他们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女孩说：“希望烂到监狱里一辈子，反正也无法保证他出来会反省。”
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删除视频并向受害者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
边伯贤、李惠利、孙秀贤、白艺潾、河妍秀、文佳煐等韩国艺人也都为此发声。《请回答1988》女主，Girl's Day成员惠利请愿公开罪犯信息，并发文：“超越愤怒，更感到恐怖。”
统治恶魔房间的博士们
3月16日，包括 “博士”在内的14名涉案人员落网。博士家的1.3亿韩元（约人民币75万元）现金也被警方搜出。
众怒与大量请愿之下，韩国警方首次引用《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规定，公开了嫌疑人“博士”的信息。
据韩国SBS报道，“博士”真名赵主彬（音译），25岁，性格安静，爱好围棋，成绩优异，是仁荷工业大学信息通信系高材生。大学期间，他成绩绩点保持4.0以上（满分4.5），多次获得奖学金，还曾担任校报记者及主编。
有记者走访他就读的学校，并采访了旧日同学。有人反映，“除了因为校报文章内容和教授同学产生争执，从未发现他与哪件性侵犯事件有关”。还有人指出，“他是那种的安静普通人”。
警方确认在2018年毕业后不久，赵主彬便开始利用Telegram作案。起初，他是制作虚假广告，假装兜售药物来骗取钱财。去年9月，他接过Watchman的班，开设“博士房”，成为这些恶魔房间的三代目。
Telegram是一款即时通讯软件，用户可以相互发送照片、影片，消息也可以选择加密或自毁。聊天内容不会留下痕迹，加上平台服务器在国外，拥有强大用户隐私保护效果的平台间接为犯罪行为撑起了保护伞。
N号房的创建人God God据说是一个“有压力需要缓解的高中生”，他冒充警察给未成年的受害者打电话，威胁她们拍摄裸照，服从命令。2019年2月God God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Watchman和他培养恶行的“哥谭”。
博士比前两位更加狡猾，他用“高薪岗位”的虚假广告吸引来“奴隶”，并在她们身上用刀刻下“我是奴隶”、“博士”的字样。他录制、上传这些视频，就像为自己的作品打上水印一样简单。
他还要求观看用户用比特币的形式付费，进一步加大了追踪难度。甚至，光付费还不够，用户还需亲手敲出性侮辱的言论，亲自上传性侵犯的视频，必须都成为共犯，才能维系房间的安全。
“博士房”中的“熟人情报房”中便都是这一类为了收看更多视频，从自己身边人下手，把女友、姐妹变成视频素材的用户。
完成了这些设计，赵主彬自称为“Telegram闪耀的一颗星”。
韩国SBS新闻还发现，“博士房”成员姜某此前曾因常年威胁一位30多岁的女性而被捕，去年3月刑满获释。
出狱后，姜某在2019年年末继续委托赵主彬报复举报自己的这名女性。他以雇佣杀人的形式向赵支付了400万韩元，赵为其策划了到幼儿园杀害该女性女儿的计划。
所幸，计划最终没有成为现实。
个人信息被警方公示后，赵主彬在现实生活中的更多细节被曝光。
韩联社24日报道，近3年内，赵主彬参加过50多场志愿活动，去到多个残障人士、未婚妈妈福利院，“曾在参与志愿活动时获得诚恳的评价”。仁川一家NGO的管理人员也评价他：“性格安静，称其做事诚恳。”
但该组织有成员发现，2018年3月到2019年3月的一年时间里，赵主彬暂停了志愿活动。后来他再次参加活动时，整个人“和以前有些不同”，志愿活动结束后的座谈会上，也“一直看手机，而手机画面上还有多张女性的照片”。
另据新浪娱乐引韩媒报道，赵主彬高中时期是韩国搜索引擎Naver提问栏中的“答辩王”。
有一位自称是中学生的用户在问题中描述：和姐姐一起跟叔叔玩，叔叔把手伸进姐姐的裙子里……赵主彬是这样劝说的：“告诉你的父母。性暴力经常发生在亲戚之间。要一直警戒。”
当被问到“下载淫秽物是否会被处罚”时，他回答道：“只要不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淫秽物品就行。”在其他用户继续追问中，他又解释说，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视频，被查处发现的话会被抓走，但被发现的概率低，不必担心。
即便是概率低，即便是追查困难，高墙房、N号房和博士房的屋顶还是被掀翻了。听说警察调查自己时，还曾大放言辞“想惹我就要推翻大韩民国”的“博士”，也终被逮捕。
3月25日，韩国警方将赵主彬送交检方并公开示众，他在现场向所有受害人谢罪：“感谢让我停止恶魔般的生活。”
受害者噩梦般的生活呢？
对比线下的性侵犯，网络上的非法观看、传播，受到的惩罚还要轻微许多。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年间，涉及制作、发布未成年人色情视频的共有嫌疑人3439人，其中只有479被起诉，80人被判刑。
N号房事件中，Watchman在3月19日水原地方法院的终审判决中，仅被检方要求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韩警方仍在追查God God的下落。26万曾经参与这些恶的人，是否从此销声匿迹，我们尚未可知？
此外，警方还发现，除了Telegram之外，其他平台也发生了类似的犯罪行为。
N号房内外，没有局外人
“进入房间的，都是杀人犯”，这是在韩国互联网上疯传的一张海报。
但似乎再汹涌的群情，也唤不起参与者的忏悔。享用了女孩们的痛苦的26万名会员，倍感懊恼，但让他们夜不能寐的，却不是指向内在的自省。
他们表示冤枉：“我只是付费观看成人内容。”
觉得愤怒：“难道不是那些荡妇的错误更大吗？”
还不忘担心自己的前程：“处罚力度大概多大？会影响我考教师资格证吗？”
这些反对者匿着名嘶吼，那种焦灼委屈和之前嘻哈的模样完全不同。在“房间”里，他们喊女生是“狗”“来月经的东西”，他们点评裸照，围观强奸直播，为“调教宠物”而欢呼。
从来没有把视频主角当过人的人，说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指责运营者，指责“淫乱女”，甚至还有人认为，“这都怪文在寅”。
他们对于自己的定位，是无辜的接收者，是无罪的消费者。但事实上，正是这26万个账号，促成并实施了这起规模宏大的互联网性侵。
据统计，N号房每天有1.5万条视频被上传。而这里面，除了色情片以外，还有大量的熟人视频，甚至儿童视频。这些内容，都是在威胁和逼迫下拍摄而得的。
从来就没有纯粹的接收者。紧密相扣的利益链条里，不存在无辜的人。需求诞生于此，更成长于此。人们暗自窃喜，自诩是围观的看客。他们用“买卖”为恶行包装，给自己脱罪。全然不顾自己所“消费”的，是性犯罪。
施害者大喊无辜，认为自己遭受了无谓的批评。这种反应的可怖在于，他们打心底里觉得这样的行为是正当的，对女性的物化是自然的。
更离谱的是，会员以外，不少韩国男性认为事件为自己招致了莫须有的敌意，他们责备女性过于敏感，小题大做。对于那400多万请愿的人，更是难以共情。
26万是什么概念？有韩国网友举了一个直观的比喻，“韩国一共有26万台出租车，你在街边碰到出租车的概率，就是你周围出现N号房会员的概率”。
图源：博主@飞天日记本_3rd
然而环境扭曲至此，人们仍然没有习得反思的自觉。N号房事件爆发后，韩国男性的第一反应是和女性割席，而不是罪犯。
不谴责同伴，反而蔑视女性的恐惧。他们对于加害者的同情，甚至超出对受害者的。
他们并非意识不到不平等的存在，只是不愿失去社会结构所赋予的优势。这种敏感，恰恰反映了他们的傲慢。事实上，真正平权的男性，不会轻易觉得被冒犯，也不会急于责备别人挑起性别战争。
如果不想被女性视为潜在罪犯、不想被代表，就更应该正视眼前的悲剧，大胆地发声。最起码要意识到，拖累自己的，绝不是那些受害者以及惶惶不安的女性。
默许施暴的人或许无罪，但绝不无辜。
有时候人们意识不到自己有一天，也有可能会成为弱者，更不意识不到自己对于身处的周遭负有塑造的责任。而这早已脱离了性别的语境，因为恶，随时都有可能面向任何一个人。
事件被爆后，韩国社会为之惊诧。与此同时，成人网站Pornhub上的热搜词变成了“N号房”“韩国”，telegram的下载量在两天之内猛冲到了免费榜第一。
讨论区里，不缺求资源的人。
堪比瘟疫的厌女症
如今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的“n号房间”，并不是孤立事件。
往小处说，它根植于韩国长久以来的色情偷拍文化。
韩国的色情偷拍如何猖獗，目睹过两年前韩国“ME TOO”事件的人，对此都不会陌生。
2018年夏天，韩国数万女性走上街头抗议偷拍文化，喊出口号“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
据统计，韩国色情偷拍的受害者80%是女性，而从事偷拍的罪犯中，98%是男性，包括大学教师、牧师、乃至警察。
这正是色情偷拍文化最可怕的地方——
犯罪者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人。
办公室、学校、地铁、公共厕所、公共淋浴间、酒店、更衣室、出租车、街道上，都可能有他们安置的摄像头。
不必同情韩国女性没有“公厕自由”，在这方面，东亚三国是真正的风月同天。
从本质上来说，“n号房间”事件，就是整个东亚社会都广泛存在着的厌女思想的体现。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在那间臭名昭著的聊天室里，用来指代女性的“黑话”是“来月经的东西”。
也许在不少人的偏见里，女性并不具备独立人格，但对这26万人来说，女性甚至不是人，只是人形飞机杯罢了。
当这类事件被曝光，拿到台面上讨论之后，人们愤慨之余，更多的是难以理解：
这些人图什么？
有些人会安慰自己，“要是能理解，那我也成变态了”，然而，“偷拍视频”的产生和流行，并非单纯是满足一部分人的畸形性欲。
用博主@ 丝绸尾巴第二季 的话来说，它满足的是对女性的仇恨感。
“通过窥视女性——实则是人普遍的原始生理私密——来嘲弄、羞辱和撕裂社会化的女人，享受把女人逐出文明的快感。”
于是，当“n号房间”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轰动，舆论也迅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
一部分人，声援对“n号房间”的打击，并付诸行动，防止视频进一步扩散——
另一部分人则并不满足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借“冷抖哭”“借一部说话”式的玩梗，来抒发对互联网上激烈声音的不理解，不认同，不满意——
“你们反对归反对，可别影响到我看片”。
顺便说一句，事件曝出后，改名“n号房间”打色情擦边球借势营销的账号也应运而生。
事实上，色情偷拍可不是韩国的特产。在中国，从制售偷拍设备，到售卖传播不雅视频，早已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在今年的广东经济频道315特别节目调查中，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广州多家电子数码市场都能轻易买到属于管制物品的针孔摄像头。
而在某电商平台上，专门叫卖偷拍视频的店铺比比皆是，一套200G的偷拍视频仅需12.88元，内容多为酒店偷拍、厕所偷拍，而且每一段视频都标注日期和地点。
你可能会震惊于互联网上还有如此肮脏龌龊的存在，但别忘了，互联网时代，我们身处巨大的同温层，接触到的内容天差地别。有此一无所知的小白，当然也有能够熟练找到一个又一个窝点的蟑螂。
比起偷拍，更广泛的针对女性的恶意行为，则是性骚扰。
在一项由网友发起的关于遭遇性骚扰经历的调查中，参与投票的1.8万人里有超过1.4万人选择了“经历过性骚扰、性暴力，而且对方并没有受到惩罚”，比例高达77%。
而比起“对方没有受到惩罚”，更令人绝望的是反过来被对方，甚至官方质疑是这“你自己的问题”。
认为“偷拍都是自愿”的韩国男警察。/电影《女警》
别再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每一次类似恶性事件的出现，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我们每一个自以为身处高度文明化社会的人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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