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有望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与夫人吉尔来到费城国家宪法中心，准备发表初选拉票演讲。经历过“超级星期二”大捷之后，拜登的选情重新被看好

当乔·拜登在3月17日再接再厉拿下亚利桑那等三个州的党内初选之后，特朗普发觉他的麻烦来了。

一个月之前，如果有人预测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如愿连任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评论家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呓语。是的，没有任何一位在任总统会在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美股指数一再创下新高的情况下被选民投下台，更何况他刚刚摆脱了旷日持久的弹劾诉讼。倒是民主党建制派最看好的候选人拜登似乎前途不妙：在角逐党内提名的前四站，他只以较大优势拿下南卡罗莱纳，在新罕布什尔和内华达都被劲敌桑德斯击败。在选战开启的第一站衣阿华州，拜登的得票率甚至被38岁的小字辈布蒂吉格远远甩开，这对一位担任参议员长达36年的政坛老将堪称屈辱。特朗普开始在Twitter上揶揄拜登的健忘和口不择言，《国家利益》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甚至建议拜登赶紧向奥巴马求助，利用前总统依然可观的人气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但在3月3日的“超级星期二”（Super Tuesday）激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开之后，一切似乎一下子调转过来了。

出生于1941年的伯尼·桑德斯依然是民主党最顽强的候选人，他在加州、犹他和佛蒙特取得了优势巨大的领先；但拜登赢得了党内主流的支持。3月1日，衣阿华的胜利者布蒂吉格宣布退选并支持拜登；一天后，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克罗布彻也退选并与拜登合流。加上自掏6.76亿美元竞选经费却只在美属萨摩亚赢下一城的传媒大亨布隆伯格于3月5日退选并支持拜登，民主党内持稳健派政策立场的候选人几乎一股脑站到了拜登一边。在“超级星期二”的角逐中，拜登拿下了10个州，活跃的郊区白人中产阶级群体被证实已经成为他的新票仓。在洛杉矶，这位纵横政坛半个多世纪的前副总统面对摄像机镜头，不禁感慨：“我们还活着。”

在年轻人群体中受到追捧的桑德斯仍在节节抵抗。他在中左翼阵营中的最大分票者沃伦参议员于3月5日宣布退选，但并未表态支持桑德斯。“超级星期二”的战况显示，尽管“老伯尼”凭借他在大学教育费用和医疗保险问题上的立场赢得了年轻一代的拥护，但30岁以下选民的投票率几乎比他们的父辈低一半，这位老人家预言的“革命”始终不曾发生。在3月15日的一对一辩论中，桑德斯重翻历史旧账，企图使拜登陷入缠斗。尽管知名民调公司Politico预测桑德斯很难在7月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前争取到提名所需的1991张代表票（目前为914票），但他决心以顽强阻击的姿态拖延拜登扩大优势的速度，并在大会上做出最后的决定。

尽管3月15日的辩论是发生在两位民主党人之间，但他们争论的焦点分明显示：不在场的特朗普才是那个最被惦记的人。淡化疫情影响以保住经济数据的策略已经被证明彻底失败，“郊区起义”则使一部分昔日的共和党选民转投拜登阵营。倘若在第二季度结束以前，主要城市的疫情不曾出现显著逆转，特朗普的连任计划就将遭遇重挫。提升一般居民在疫情期间蒙受的收入损失尤其至为关键——尽管国会在3月27日罕见地克服分歧、表决通过了总额达2.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但它能否挽回中间派选民的信心还是未知数。4月7日民主党威斯康星州初选重启以前，特朗普还有一个多星期来部署反击策略。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月8日，桑德斯的支持者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市旁听“伯尼党”众议员科尔特斯的演讲。两天后，桑德斯在密歇根州党内初选中不敌拜登

“黑天鹅”的冲击

“你觉得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先是拜登‘干掉’桑德斯，接着他再毫无悬念地被特朗普击败。”在2月中旬的一次访谈中，选举服务公司“新政战略”创始人卡茨（Rebecca Katz）如是说，“又一个2016年” 。

卡茨做出这一判断之时，标普500指数（记录美股500家上市企业的平均指数）刚刚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一个月之后，它已经下跌了30%，并且创造了1987年“黑色星期一”之后最惊人的单日下跌纪录。历史学家开始回忆起90多年前的往事：1929年大萧条来临之前，纽约股市也是先连续刷新交易量和指数纪录，接着在一个半月之后陷入崩溃。高盛集团已经预测第二季度美国GDP将下降至少5%，摩根大通的估计则是更悲观的14%。无人再相信特朗普那些“我们控制得很好”的安慰药，经济学家谈论最多的字眼变成了“衰退”。

“选民不是统计学者，他们通常只有短期记忆。”范德比尔特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科学讲席教授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揶揄道，“一位总统在任期前三年拿出了漂亮的经济数据，但在第四年没能实现人均收入增长预期，对选民来说那就是‘不合格’。”这样的例子曾经发生在1980年的卡特身上：作为在任总统，卡特在他的四年任期内实现了6.9%的总体人均收入增长；但在关键的最后一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导致选民收入出现了事实下降，卡特很快被里根三振出局。比尔·克林顿则是反例：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总体人均收入只增长了6.2%，但第四年的增幅超过了此前三年的平均数，这在1996年为民主党赢得了一场痛快的大捷。

特朗普显然清楚这种“第四年效应”。当新冠病毒疫情在今年2月的美国进入大规模社区感染阶段之后，白宫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把公共安全事件导向公共关系管理，通过高级官员频频放话和联邦政府统一口径来缓解民众的恐慌心理。3月4日通过的85亿美元补充拨款法案则是第二手准备，目的是用财政手段恢复公众对美国疾控体系的信心。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使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并尽可能压缩知名企业尤其是服务业在疫情之下“停摆”的时间窗，从而延续2月国情咨文演讲中甩出的经济成绩单。

“特朗普完全明了选举年的重要性。实际上，过去的经验显示，第二季度的经济表现对选民的投票倾向影响最为显著。”“时间变化模型”的提出者、埃默里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伦·阿布拉莫维茨（Alan Abramowitz）判断，“他希望通过控制疫情对第二季度的冲击来塑造民意，但看上去没能成功。”联邦政府直到3月13日才磨磨蹭蹭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此之前，华盛顿、纽约、加州等民主党人执政的各州政府已经开始自主采取行动。而在85亿美元的紧急预算通过之后，美国全境似乎依旧未能普及可靠的新冠病毒检测手段，这使得批评者开始回顾过去三年特朗普政策随意削减疾控预算的做法，继而将不满的矛头直接指向总统。

在3月15日的民主党初选辩论中，针锋相对的拜登和桑德斯齐齐向联邦政府“开炮”。前者直言美国未能在病毒研究和疫情通报方面和全球主要国家开展合作，也没能提供足够数额的预算以增建医院。后者则提到了美国医疗体系和失业保障制度在疫情冲击下出现的失能，主张建立全民公费医疗制度。尽管两人提出的对策不无分歧，但在批评特朗普的立场上毫无二致，显然是看到了“第四年效应”的价值——在任身份意味着特朗普拥有更多的选举资源来应对挑战者，但他的重大失误也会更受舆论关注，从而形成倍增的反面效果。

一天后，特朗普罕见地公开承认情形可能不妙：“这很糟糕。”“希望我们能实现最好的情形，而不是最糟的。”宣布紧急状态之后，体育、旅游、酒店、航空等易受病毒影响的服务性行业已经先后进入停摆或严格受控状态，摩根大通估计这部分经济活动占到全美GDP的10%，总量达2万亿美元。中小企业被迫关闭或延迟发薪、公立学校（为贫困学生提供免费午餐）清校则使低收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受到直接影响，并可能带来失业率的反弹。“对大多数选民来说，收入波动比GDP更加重要。”巴特尔斯分析说，“GDP会在疫情结束后重新转入上升，但假如到了第三季度选民的可支配收入还在下降，他们会用选票说话。到时数据可帮不了你。”

正是出于尽早遏制衰退趋势的考虑，3月27日特朗普火速签署了此前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法案，2.2万亿美元的规模也超过了此前所有的类似计划，相当于政府全年预算的接近一半。该法案宣布向大部分成年美国公民直接发放每人1200美元的现金，儿童每人500美元，高收入者递减。一个5000亿美元的资金池将被建立起来，以向遭受疫情冲击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出现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可以额外获得350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单笔不超过1000万美元），医院和退伍军人医保获得1170亿美元，航空公司获得250亿美元，联邦学生贷款和企业工资税的偿付日期则被延后。对特朗普来说，这是在任总统身份给他带来的最重要便利——民主党人在紧要关头摒弃前嫌的做法，依然会被共和党政府当作自己专属的“善举”加以宣传。毕竟，在3月第二周就有整整328万国民申请失业救济金的背景下，没有选民会拒绝到手的支票。

唯一的问题在于，大规模刺激能否在第四季度投票时依旧抵挡住选民对经济衰退的恐慌。阿布拉莫维茨对此看法负面：“没有人能抵御衰退对意识的渗透。毕竟，假使它真的发生了，那它就是会影响现实生活。”

“超级星期二”当天，桑德斯与妻子珍妮在家乡佛蒙特州的拉票集会上亮相。尽管桑德斯阵营在当天只赢得四个州的初选，他们仍有可能与拜登缠斗直至7月全国党代会召开

拜登的“复活赛”

“现在你们知道，‘超级星期二’为什么被叫作‘超级’了吧！”3月3日晚上，拜登在洛杉矶朝着一群激动的支持者挥舞起了胳膊。这一天将会决定民主党初选中1357张党代表票的归属，相当于总数（3979票）的34.1%，因此具有风向标意义。在当天投票的全部15个州和地区中，桑德斯只拿下4席，布隆伯格赢得美属萨摩亚，其余10席（包括全国人口第二多的得州）悉数被拜登攻下。兴奋之下，拜登甚至把陪同他出席集会的妻妹瓦莱丽误当成妻子吉尔拥吻了一番，在会场上引起了一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哄笑。

从2月份的蹒跚起步到3月初夺回主动权，拜登做对了一件事：唤醒民主党选民对奥巴马时代稳健但不失有为的传统政策路线的回忆，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桑德斯过于激进的言辞造成的争论。这一点在南方各州表现得尤为显著：在民主党主要候选人中，只有拜登耐心地投入时间去唤醒南方非洲裔和拉丁裔选民对他的支持，而这股力量曾经决定了奥巴马在2008年大选中的胜局。最终的结果也不出意外：在亚拉巴马、阿肯色、俄克拉荷马以及得克萨斯州，桑德斯的支持率被拜登远远甩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桑德斯对年轻选民的动员效应被证明弱于预期；始于2018年中选的“郊区起义”（Suburban Revolt），结果被证实更有利于折中主义者拜登。

所谓“郊区起义”，指的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居住于大中城市郊区、收入位于中产阶级区间的无党派取向选民，其中相当数量为女性。他们在传统上曾经扮演过共和党票仓之一的角色，但在特朗普上台后出于对其个人的厌恶，转投民主党中间派阵营。对这部分选民来说，桑德斯激进的社会变革主张（吸引到了被迫留在老城市中心区的低收入年轻人的关注）过于离谱，远不及老成持重的拜登来得可靠。郊区“起义”选民对桑德斯的追随者形成包围，决定了弗吉尼亚、明尼苏达和北卡罗来纳选情的走向。在弗吉尼亚州，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率是桑德斯的两倍；而在明尼苏达，拜登甚至不曾亲临拉票就取得了胜利。

而在“超级星期二”尘埃落定之后，其余的建制派候选人纷纷声明退出并转而支持拜登，则显示民主党选举机器已经进入马力全开的状态。尽管奥巴马、佩洛西等有影响力的党内元老尚未公开亮明立场，但显而易见，拜登带有折中色彩的政策主张更符合民主党的传统价值观——在政府内部解决问题，而不是像桑德斯那样时时把“社会革命”挂在嘴边。与桑德斯乃至特朗普相比，频频出现口误、时常精力不济的拜登显然不是一个个人魅力突出的领袖，但他是一个更“常规”的候选人，也更适合民主党建制派按部就班的选举机制。

是的，民主党在2016年已经输过一阵，但他们相信那只是偶然。在决定参选之前，拜登曾经不止一次提到特朗普的胜利是一次“异常状况”，这符合大多数民主党高层的心理预设：假如下注在桑德斯身上，无异于承认只有以极化回应极化、对立回应对立才能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这有悖于民主党人传统的价值观；更何况即使是桑德斯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共和党2016年以来的历史证明：在选择了一个非传统候选人之后，就要冒全党的政策路线乃至选举动员都被一人绑架的风险。而桑德斯不受建制派约束的程度绝不亚于特朗普。

2019年6月，前得州众议员、民主党内新兴势力的代表贝托·欧洛克（Beto O'Rourke）在评价拜登的参选决定时，曾经尖锐地指出：“你不能鼓吹回到奥巴马执政后期，再假装那已经是足够好的年代。”但看上去，那正是拜登的选战策略。多元主义、国际合作与赢得高龄人士的支持曾是奥巴马在2008年获胜的关键，现在拜登将它们统统接收了过去。在3月15日的辩论中，拜登承诺假如他赢得党内提名，将会挑选一位女性作为副总统搭档。他甚至想到了利用奥巴马的影响力——去年12月28日，拜登曾在衣阿华州表示，假如奥巴马愿意响应，他将在当选后提名这位依然精力充沛的前总统进入最高法院。这显然是为了“唤醒”高龄选民。

唯一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拜登还没有找到足以吸引年轻选民投票给他的充分理由。在“超级星期二”，正是青年群体和“首度选民”（其中包含大量学生）帮助桑德斯拿下了内华达和加州；而一旦桑德斯落败，这部分选民更有可能直接选择弃票，而不是转为支持圆滑世故的拜登。这也是民主党建制派目前最大的难关。

桑德斯最后的顽强

直到2016年首度以民主党人的身份登记参加总统大选时为止，伯尼·桑德斯实际上一直是一位无党籍国会议员。这种独特的背景使得他在面对希拉里·克林顿以及拜登时，始终不曾获得民主党内建制派力量的支持，而是呈现为“伯尼派”对抗整个民主党的图景。不过和普通选民相比，桑德斯的支持者往往拥有更强的行动力，也更不容易出现倒戈。当他在2019年再度宣布参选之后，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从100多万小额认捐者那里筹集到了96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其中仅第四季度就筹集到了3450万美元。目前，已经筹集到1.82亿美元资金（其中61.13%来自个人认捐者）的桑德斯是民主党候选人中财力最为雄厚的，拜登的筹款额只有他的一半不到。这意味着桑德斯可以继续向拉票行动和集会继续开展下去，直至7月密尔沃基党代会召开。

由于这种非典型的政治背景，长期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桑德斯比拜登更不惮于挑战“政治正确”潜规则，也更乐于面对现实社会问题。2016年与希拉里对决时，他把改变贫富不均状况作为自己的主要竞选纲领；而2020年这一次，他呼吁提高最低工资、实行全面免费医疗和公立大学免费制度，并宣称自己将“竭尽所能阻止特朗普再度当选”。在拥有大量高等院校的加州和内华达州，桑德斯都凭借年轻选民群体的支持早早胜出，无疑验证了一直以来的“伯尼神话”：和努力向奥巴马时代回望的拜登相比，桑德斯考虑的才是未来。

然而和2016年与希拉里旗鼓相当、几乎缠斗至最后一刻的势头相比，桑德斯在2020年的选情似乎更早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超级星期二”的结果证明，今天的美国年轻人相比四年前投票意愿更低，这对桑德斯显然是一个坏消息。NBC的统计显示，在3月3日这一天参与初选的民主党支持者中，只有13%年龄在30岁以下，部分州的年轻投票者数量甚至少于2008年，这意味着桑德斯在互联网上高涨的人气不免带有泡沫成分——尽管在初选结果已经揭晓的各州，桑德斯的支持率很少低于25%，但年轻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使得“伯尼党”的优势被夸大了。建制派正在将更多高龄选民从家中召唤出来，桑德斯的潜在支持者却开始离场。

不在两党之间选边站的立场曾经是“老愤青”桑德斯在2016年异军突起的法宝，但他过于口无遮拦的表现也再把中间派选民推向拜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Twitter上恰当地指出：“问题不在于伯尼是个进步主义者，而在于他的坏脾气。”在谈及美国的社会问题时，桑德斯会把民主党人和特朗普一概归为“资本控制的工具”；但当对手开始提及他那些气势恢宏的政纲的可实现性时，老伯尼又开始搅浑水。在3月15日的辩论中，桑德斯直接向整个美国医疗制度开火，宣称公共医疗开始不应以营利为目标。但当拜登开始质疑推行公费医疗制度的意大利在疫情中同样表现不佳时，桑德斯立即开始翻旧账，把拜登早年支持削减退休福利以及支持入侵伊拉克的立场加以猛烈抨击。很难想象他能通过这种方式赢得民主党全国大会的最终支持。

当政见带有进步派色彩的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在3月5日宣布退选时，她不仅不曾表态支持桑德斯，反而再三做出澄清，宣称自己绝不是“桑德斯的某种变体”。这也代表了大部分民主党资深政客对桑德斯的看法：他所提出的问题或许重要，但无人愿意和他站到同一阵营。而桑德斯也有决心将这场一个人的选战继续到底：和2016年相比，他拥有更充足的财力和更完善的竞选班底，完全不在乎拜登是否愿意将他提出的问题带入到最后的竞选纲领中。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大选将出现三位“40后”主要竞争者同台角逐的情况；公众形象和政治观点迥异的桑德斯、拜登、特朗普，实际上属于同一代人。不同的个人背景和人生经历使得他们成为风格截然不同的政坛要角；而无论哪一人获胜，他都将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年长的在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