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卫生部一共进行过三次大样本的精神障碍流行病调查，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刚刚在今年4月发布。之前两次调查得出的心境障碍患病率的数据都不过万分之几，但这一次的调查结果却是4.06%。

按照中国13.8亿人口换算，这个数字相当于5600万人。而且，4.06%是12月患病率（过去12个月有没有得过抑郁症），如果按终身患病率（有生以来有没有得过抑郁症），则数字会变成7.37%，相当于1亿人。

心境障碍也称情感障碍，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改变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疾病，包括抑郁症、心境恶劣、抑郁障碍未特定、双相I型障碍、双相II型障碍、其他双相障碍、物质所致心境障碍、躯体疾病所致心境障碍8个二级分类。抑郁症是心境障碍中的最常见的类型，现患率为2.10%，约有3/4的患者有终身复发的风险。

黄悦勤，中国残联副主席，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是这次全国大型流行病调查的总负责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黄教授告诉我，从2003年开始，她就想组织一次全国性精神障碍的流行病调查（之前两次都不是全国性的），但直到2012年，这个项目才在国家卫生部和科技部的支持下正式启动。之后的调查耗时3年，经过严格抽样，入户3万人，由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做平均2小时／人的详尽问询与访谈，最终得出的是一个“真实、可靠、全国性的成人精神障碍数据”。

对于4.06%这个数字，黄教授的评价是“不吃惊”。“跟国际上比，我们的抑郁症患病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低于美国，高于日本。整个亚洲的抑郁症水平是偏低的。日本也很发达，但他们的抑郁症水平跟我们相差没那么大。”

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一个人群中，有4%～7%的人有抑郁症，意味着100个人里面有五六个人有抑郁障碍。而且，这次调查并没有包括儿童和青少年。虽然没有数据统计，但我们采访的多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都表示，过去五六年来，儿童与青少年抑郁症的上升趋势是惊人的。比如，祝卓宏教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告诉我，这五六年来青少年抑郁症的增长，是他从医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现象。在2009年之前，他只遇到过一个9岁的男孩患有抑郁症。根据祝教授的分析，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恶果。

黄教授分析中国抑郁症患病率升高的原因之一是：“当今社会人们生活方式改变，违反人类固有的生物节律饮食和睡眠，导致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功能紊乱，最终造成情绪障碍的恶果。”

这次调查的发现也再一次验证了中国抑郁症“低就诊率”的现实。“除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患者以外，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均普遍存在低咨询率和低治疗率的现象。心境障碍（包括抑郁症）患者中因为自己的症状而寻求咨询的比例不足1/5，而实际接受治疗的比例仅1/10左右。他们的求医行为均存在很大误区，在非精神科和心理科的机构接受治疗的比例高于3/4，说明多数精神障碍患者未选择正确的医疗机构就诊。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中国的抑郁症患病率跟经济水平没有直接关系，跟年龄、职业也没有明确的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性别和婚姻状况。其中，婚姻状况的因果关系并不清楚：是抑郁症导致家庭关系不好，还是离婚受刺激之后患上抑郁症，两者之间互有关系，但谁因谁果，每个家庭情况都不一样。

“心境障碍女性现患率高于男性患病率，与以往多数调查结论一致，一般认为与女性的各生理阶段的心理变化相关；分析婚姻症状差异，分居/离婚和丧偶现患率高于其他婚姻状况现患率，且已婚人群现患率最低，说明患者的情绪问题影响人际关系、婚姻和谐、家庭稳定。”

这也许可以验证祝卓宏教授的一个理论：中国人的抑郁症发病率相对低，跟中国人情社会、人际网络密切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个文化正在遭到破坏。人际关系的变革、变动、动荡、不稳定则是当下中国抑郁症发病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际因素对抑郁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研究支持的。比如，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焦虑抑郁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孩子。

在分析中国抑郁症发病机制中的文化因素时，祝卓宏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口流动是一个重大因素。人口的流动意味着关系的断裂。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和原有的乡土文化的分离。住房问题导致人在大城市不断搬家，大城市里漂泊的状态，我们与邻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中国人看似人际关系复杂，但生活得越来越像西方人，原子式的个人—同事之间也很难建立亲密的关系，社区之间也没有建立起很好的支持系统。以前相对稳定的状态下，邻里之间彼此很熟悉，可以互相支持。工作调整，不断换地方。改革本身，带来的生活的不稳定，人际关系的断裂，稳定社会关系的缺失，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网络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