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2日，在北叙利亚边境城市卡米什利，一名库尔德人“妇女保卫军”战士正在参加牺牲战友的葬礼。叙利亚内战期间，位于该国东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逐步形成了半独立的罗贾瓦自治政权，2019年10月9日，土耳其对该政权发动了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入侵行动（视觉中国供图）

不和平的“泉”

对2019年春天曾经在北叙利亚度过若干个难忘夜晚的国际记者们来说，关于罗贾瓦（Rojava，库尔德语“西方”，特指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聚居区）的一切已经随着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据的最后一块领土被库尔德武装收复而成为往事。在3月23日巴古兹镇获得解放之后，曾经云集于“绿村”媒体营的记者们陆续启程离开，如候鸟般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没有人认为新的战事迫在眉睫——库尔德人自治政府的准独立地位已经获得大马士革当局的默许，土耳其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缓冲区。在10月7日的一次交谈中，我乐观地告诉“绿村”朋友们：“土耳其人有什么大动干戈的必要呢？罗贾瓦威胁不到安卡拉，他们正在静待全面和平。”

两天后，“和平之泉”作战（Operation Peace Spring）开始了。1.5万名装备有主战坦克和榴弹炮的土耳其地面部队在空中力量掩护下，从土叙国境线西北段和中段全面越境，向库尔德武装控制的“东北叙利亚自治政府”领土纵深推进。在毗邻土军战线的伊德利卜省，得到安卡拉当局支持的1.4万名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向阿勒颇方向发动反攻，将其控制区与土军占领区连结到了一起。根据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SOHR）公布的消息，截止到10月19日，土军在阿夫林以东、苏禄克周边和艾因角以南总共占领了2419平方公里的叙利亚领土，有10名士兵在行动中身亡。总数超过4万人的库尔德人“叙利亚民主军”（SDF）有765人伤亡或被俘（土方数据），超过30万名平民被迫紧急转移。具有战略意义的M4高速公路已被土军截断。

入侵行动开始之前，北叙利亚局势正处在缓慢的稳定过程中。随着“伊斯兰国”一度盘踞的领土获得完全解放，以哈塞克（Al-Hasakah）为首府的库尔德人自治政府已经巩固了对东北叙利亚领土（占战前国土面积的27.53%）的控制，正在积极争取国际承认并安排难民转运。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中央政府在陆续收复西北轴心城市带之后，与库尔德武装将最后几支成建制的反政府军（包含“沙姆解放组织”等极端势力）合围于伊德利卜省，有望终结持续超过8年的内战。作为主要介入国之一，土耳其同样所获颇丰——根据2019年8月达成的协议，库尔德武装同意在叙土边境线中段总长115公里的范围内设置一道宽约5公里的缓冲区，其中不进驻“民主军”，土耳其可派遣侦察机在这一范围内自由行动。换言之，埃尔多安一再抨击的土耳其分离主义势力“库尔德工人党”（PKK）根本没有越境进入罗贾瓦的机会。美国政府为缓冲区的存在提供了担保：留驻在北叙利亚的1000余名美军将和土耳其军队一起执行对缓冲区的巡逻任务，确保库尔德武装履行了承诺。

9月8日，美土联合巡逻队完成了在缓冲区内的首次地面巡视，证实库尔德武装已经后撤。但安卡拉的要求随即开始升级：9月10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单方面宣布土方有意将缓冲区的宽度由目前的5公里拓展到32公里。9月24日，埃尔多安本人亲自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宣称“安全走廊”的最终功能是安置目前滞留在土耳其领土上的360多万叙利亚难民。按照可容纳300万难民的空间推算，土军需要将缓冲区的宽度拓展到至少30公里，甚至进抵拉卡—代尔祖尔。10月7日，自2015年以来始终与库尔德武装处于事实上的结盟状态的美国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将从北叙利亚撤出为数不多的美军。两天后，“和平之泉”开始喷涌。

春天在罗贾瓦的现场观察经验告诉我：库尔德武装虽然不乏守土自卫的勇气，但因为严重缺少重武器和空中火力，完全无力抵挡土耳其正规军的推进。事实上，入侵行动开始一个半月以来，“民主军”除去一度在艾因角（Ras al-Ayn）附近守住了阵地外，始终处在后撤过程中。他们甚至不得不求助于此前态度微妙的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指望能对土耳其方面构成牵制。10月13日，效忠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政府军在2012年之后第一次重返两座主要边境城市科巴尼（Koban?）和曼比季（Manbij），与库尔德武装结成了统一战线，紧接着少数俄罗斯部队也抵达距离叙土边境线仅6公里的位置。冲突有向着国际化继续发展的趋势。

在“和平之泉”开始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和“绿村”老友们担忧最多的并不是军事行动造成的直接破坏，而是一场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巴古兹之战结束以后，滞留在北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俘已经超过了1.2万人，另有大约10万名投降的“伊斯兰国”人员家属（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被收容在艾因伊萨（Ayn Issa）和阿尔霍尔（Al-Hawl）的难民营中。有几处战俘营和难民收容所正处在土耳其军队的进攻方向上，倘若“伊斯兰国”分子趁乱逃之夭夭，库尔德武装奋战数年的努力将前功尽弃。事实上，我们所忧心的状况已经出现——据“民主军”方面透露，10月13日土军进占泰尔阿布亚德（Tell Abyad）时，有700多名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战俘和妇孺趁机遁逃。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了这一事态的严重性。

2019年10月22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左三）抵达伊德利卜省哈比特镇，视察了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对峙的最后一条战线。他同时还提到了土耳其对北叙利亚的入侵行动，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侵占属于叙利亚的土地（视觉中国供图）

部分是出于对“伊斯兰国”可能卷土重来的担忧，战事进入第二周之后，美俄两国相继加大了介入事态的力度。10月17日，在美国副总统彭斯紧急造访安卡拉之后，土方宣布在罗贾瓦前线停火120个小时，以待库尔德武装主动后撤到距离边境线32公里之后，同时滞留在当地的美军将继续向伊拉克转移。第一次停火于22日结束之后，普京又在索契与埃尔多安会面，宣布自23日中午起再度停火150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面向萨朱尔河三角洲、泰尔阿布亚德以及艾因角三条战线的库尔德武装将后撤至距离边境线32公里处，并允许土耳其军队占领艾因伊萨与泰尔坦默（Tell Tamer）之间的全部领土。作为交换，俄罗斯宪兵和少数叙利亚政府军获准接管两座主要边境城市科巴尼和卡米什利（Qamishli）。第二次停火结束后，对新的安全区靠近边境地带的巡逻将由土耳其—俄罗斯联合部队共同进行，叙利亚政府军则将逐步恢复对边境线的控制。俄罗斯同时承诺，将“本着安全和自愿的原则”，配合土方开展在安全区内安置叙利亚难民的行动，并确保北叙利亚局势不至于有损“土耳其的国家安全”。至此，“和平之泉”行动基本达成了埃尔多安政府最初期待的效果。

埃尔多安要什么

自土耳其单方面打破均势、入侵北叙利亚以来，国际社会做出的反应大体以批评为主。欧盟成员国在10月14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土方的行为“造成了令人无法接受的人类苦难，破坏了对‘伊斯兰国’的斗争，并且严重威胁到欧洲安全”，决定停止向土耳其出售武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10月22日前往伊德利卜前线视察时表示，他“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侵占属于叙利亚的土地”，并且已经“准备好支持任何对埃尔多安和土耳其采取公开抵抗立场的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在10月12日召开的开罗会议上通过了谴责土耳其的决议，将“和平之泉”行动界定为“对阿拉伯国家的袭击和侵略”。但相当令人玩味的是，白宫在面对土方时的立场，始终以绥靖和妥协作为基调；埃尔多安在本国内部得到的广泛支持，更是最近三年所罕见。

特朗普有意尽早自叙利亚泥潭中抽身，原本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自从2017年叙利亚政府军及其俄罗斯盟友逐步收复西部轴心城市带以来，美国即显著减少了投入叙利亚方面的资金，2017年底更是撤出了驻扎在罗贾瓦地区的大部分美军顾问。就我今年春天在卡米什、拉卡等地的观察，除去有数十人规模的美军巡逻队日常活动于M4公路沿线以及叙土边境线附近外，大部分美军仅仅驻屯在科巴尼等地的兵营内，象征意义大过军事价值。在距离2020年总统大选仅剩不到一年的情况下，即使是对伊朗这个中东头号大敌，特朗普也决心保持克制；在直接利益有限的叙利亚问题上，更是早早下定了撒手不管的决心。因此，尽管国会内部不无反对之声，特朗普依然在10月6日早早做出了撤走在罗贾瓦的剩余美军、避免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决定。

相当讽刺的是，当特朗普意识到“和平之泉”造成的负面舆论反响远远超过预期之后，迅速做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补救之举。10月9日土军的大规模攻势开始之后，特朗普给埃尔多安寄去了一封言辞粗鄙的信函，其中甚至用上了“别装硬汉，别当傻瓜”这样直白的句子，建议埃尔多安和库尔德武装指挥官“谈一笔好交易”，结果当然被安卡拉方面置若罔闻。到了10月14日，白宫最终宣布对土耳其内阁的国防、内政、能源三部实施制裁，并冻结正在进行的美土贸易谈判。但这根“大棒”仅仅挥舞了三天——10月17日，在美方牵头达成的第一次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彭斯立即宣布取消一切制裁措施。在“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与反恐战争盟友库尔德武装之间，特朗普选择了前者，哪怕此举遭到了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一项提案的谴责。

如果说特朗普的抽身本属意料之中，那么土耳其政坛、甚至民众在出兵问题上的一致赞同，才是“和平之泉”真正令人惊讶之处。自从2016年7月平息那场疑窦重重的未遂政变以来，埃尔多安及其正义与发展党（AKP）政府还从未收获过如此之高的赞誉。除去人民民主党（HDP）以外，所有主要反对党在入侵开始前都主动向政府输诚。土耳其亚美尼亚教会和犹太人社区双双宣布将为“我们的军队和国家的胜利”祷告，呼吁与罗贾瓦当局举行和谈的人民民主党议员则遭到了政府的司法调查。土耳其资深媒体人、前《自由报》编辑比伦特·穆麦（Bülent Mumay）如是形容：“军事行动创造了一种遍及整个民族的情感氛围，它的操纵者正是最高统帅（埃尔多安）。”“土耳其在全球失去了同情，但反对派也分裂了，这使得埃尔多安的统治有了保障。”

短短几个月之前，情况还完全不是如此。2016年夏天的未遂政变虽然以埃尔多安翻盘成功而收场，执政党、尤其是总统本人在国内外的处境却变得异常微妙。2017年初，政府在全国紧急状态下强行通过了变更权力结构的新宪法，使得批评者质疑埃尔多安企图颠覆1923年以来的共和政体、集权于一人之身。在国际舞台上，土耳其鼓吹“新奥斯曼主义”、在叙利亚问题上咄咄逼人的姿态也激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传统盟友的警惕，使其日益陷入埃尔多安自诩的“光荣孤立”之中。所有这些负面要素的累积，正在一步步地反噬埃尔多安曾经引以为豪的经济和政治业绩。2018年夏天，土耳其爆发货币和债务危机，本币里拉汇率崩盘，通货膨胀率创造了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作为经济震荡的直接后果，正义与发展党在2019年除的地方选举中历史性地丧失了对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两座最大城市的控制权。甚至连埃尔多安曾经的亲密盟友、前外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lu）也在今年9月宣布退出执政党，打算另立山头、在4年后角逐总统大位。

“和平之泉”改变了这一切。埃尔多安为入侵行动的正当性物色的两项理由，无不打在反对派阵营的软肋上。首先，作为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接纳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土耳其在过去8年间累计支出了300亿美元用于360多万难民的住房、医疗和教育问题。而在土国自身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难民大规模涌入带来的房屋租金、口粮价格上涨问题以及南部省份的高失业率在土耳其社会内部已经引发了激烈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以“在罗贾瓦建立安全区、安排叙利亚难民重返故乡”为借口发动军事入侵，恰好对民间长期以来的呼声做出了回应。这种本土主义潮流的高涨，与欧洲国家在难民问题面前的集体“向右转”毫无二致。

不仅如此，土耳其共和国自凯末尔时代以来长达90多年的单一民族化政策，使得大部分土耳其人倾向于将自己的国籍属性与民族属性（突厥人）对应起来。占总人口不到20%的库尔德人则视为突厥人的一个分支，长期遭受系统的同化改造。对此深感不满的库尔德工人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动针对安卡拉当局的暴力抵抗，在保存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给土耳其军警和平民造成了大量伤亡，使其在普通土耳其人眼中与恐怖组织无异。埃尔多安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将军事行动的矛头指向与库工党具有直接关联的罗贾瓦库尔德武装及其政府，与大部分土耳其人的诉求完全一致。相应的，反对党阵营面临的处境则极为尴尬：一旦其赞同动武，就不得不与执政当局共进退；倘若反对用兵，则会被视为恐怖主义帮凶、进而流失支持率。

如同穆麦所言，通过入侵罗贾瓦，埃尔多安“在反对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墙”。在遣返难民、“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面前，过去三年里执政当局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失败被遗忘了。达武特奥卢建立新党的计划被迫推迟，得到土国库尔德裔群体支持的反对党则不得不和库尔德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光荣孤立”的埃尔多安成为了这场国内政治游戏的最终胜利者，尽管土耳其因此丧失了更多国际同情。

10月17日第一次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土耳其军队仍在零星地向尚未撤离安全区的库尔德武装发射炮弹。图为10月22日，一名被迫击炮弹炸伤腿部的叙利亚女孩由家人带离泰尔坦默医院（视觉中国供图）

库工党的乌托邦

在今年春天启程前往罗贾瓦之前，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库工党在北叙利亚，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

在卡米什利的“民主军”司令部对外接待处，负责审核通行证的军官再三建议我造访当地的一处特殊目的地——牺牲库尔德战士纪念公墓。“烈士们不会说话。但只有在见过他们之后，你才能理解这场战争之于整个库尔德民族的意义”，小胡子军官的口气显得不容置疑，“阿拉伯人曾说我们不可能成为好战士，不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他们错了。在今天，库尔德人已经依靠自己的牺牲收复了被恐怖分子侵占的家园，这是事实”。

即使是在满目疮痍的北叙利亚，造访纪念公墓依旧能给人带来由衷的震撼和痛心感。那是一些本不必拿起武器的人：年过五旬、已经当上祖父的一家之主，更擅长烹饪而不是射击的家庭主妇，出生于1999年的女高中生，墓碑彼此相邻的双胞胎兄弟……根据“民主军”新闻处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夏天，罗贾瓦库尔德武装在抗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中累计已有1.1万人阵亡。其中一些人在战死前甚至不曾留下确切的出生年月，他们的至爱亲朋也已经逃散无踪，于是墓碑上只能孤零零地镌刻着年轻生命终结的时间和地点。

右腿伤残的退役“人民保卫军”士兵艾达尔陪着我们在墓道之间穿梭，他从四年前开始就担任着整个墓地的管理员。“库尔德武装在2014年就已经承诺不会征召未成年士兵，你们撒谎了。”我直白地质疑道。艾达尔用他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做出回应：“那些孩子里有不少是失去了父母亲朋的孤儿，军营是他们获得庇护和成长的另一种环境。”他又用手指了指公墓入口处的墙壁——“‘阿波’告诉我们，为自由而牺牲是光荣的”。

在库尔德语中，“阿波”（Apo）的意思是“大叔”，也是阿卜杜拉这个常见阿拉伯语名字的简称。不过在罗贾瓦，只有一个人在被称为“阿波”时不必加任何前缀，那就是公墓墙壁上画着的那个长着两道浓眉、蓄有浓密小胡子的人物：库尔德工人党创始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calan）。尽管今天的奥贾兰已经年过七旬，但库尔德人对这位“阿波”的印象还停留在1999年他被捕之前。于是，出现在卡米什利、拉卡、哈塞克等主要城市街道上的库工党宣传画，也相当奇异地凝固住了“阿波”20多年前的相貌，从未老去。

1947年出生于土耳其东部的奥贾兰，拥有库尔德族和突厥族混合血统，在安卡拉大学研读政治学时成为名噪一时的激进学生领袖。1978年，奥贾兰和他的两个弟弟在迪亚巴克尔省组建了秘密军事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将按照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原则，在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在那之后的40多年间，库工党始终坚持以暴力方式反击土耳其政府的“突厥化”政策，发起了接连不断的暗杀、绑架、武装暴动以及自杀式爆炸行动，至今仍拥有3万多名武装人员。由于土耳其政府发布了对奥贾兰的通缉令，他在1979年夏天进入叙利亚北部，获得了哈菲兹·阿萨德政权的庇护，并在当地定居到1998年。

考察叙利亚政府和库工党之间暧昧而矛盾的合作关系每每令人感到困惑。1970年“纠正运动”之后，老阿萨德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防范政策；但与此同时，基于“扶助整个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长期立场，以及削弱北方强邻土耳其的现实考虑，“阿波”却被叙利亚当局奉为座上宾，受到长期支持和资助。这种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1998年10月：决心采取战略收缩姿态的老阿萨德下令将奥贾兰礼送出境。这位在美国和欧盟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的革命家于1999年初抵达肯尼亚，随后就被土耳其情报机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诱捕。如今他被孤独地囚禁在马尔马拉海上的伊姆拉利岛，将在那里服刑终身。

墙上的“阿波”从此被定格在了他51岁时的面容，但库工党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影响力并未就此消退。长达40年以乡村社区为凭靠的斗争经验在地中海和里海之间造就了一个属于库工党的灰色地带，并且由于21世纪初中东世界的持续动荡，再度进入了活跃期。2012年，陷入多线作战困境的叙利亚政府军决定撤出东北部地区，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和军事事务移交给民主联盟党（PYD）、民主社会运动（TEV-DEM）等本地库尔德人秘密政党及其麾下的民兵加以负责。这些政党和武装需要与形形色色的阿拉伯人反政府军以及正在崛起中的恐怖主义哈里发国“伊斯兰国”相对抗，却缺乏足够的行政和军事经验。库工党的作用在这个危急关头获得了凸显——那些从土耳其南下罗贾瓦的老游击队员们，拥有一套系统的政治理念和长期从事游击战的经验，迅速成为了罗贾瓦土著库尔德人的指挥官和组织者。从那时起至今，罗贾瓦已经逐步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万人口和超过7万名武装力量的半独立政治实体，并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北叙利亚民主联邦”。

集结在罗贾瓦黄红绿三色战旗下的不仅有“人民保卫军”（YPG）和“妇女保卫军”（YPJ）这两支表现活跃的库尔德族民兵，还有由亚述人组建的“叙利亚人军事委员会”（MFS）、被“伊斯兰国”逐出幼发拉底河绿洲的原代尔祖尔省反政府武装等势力，以及为数近千人的外籍志愿营。2015年以来，在美法两国的军事援助下，他们独立承担了消灭“伊斯兰国”在代尔祖尔省的最后基地的任务，并因此蜚声全球。与此同时，罗贾瓦当局和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中央政府则处在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关系中：在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方面，双方依旧进行着心照不宣的合作；但在罗贾瓦政权控制的北部和东部四省领土边缘，逐渐出现了一条事实上的封锁线，将其与政府军控制区分隔开来。为表示对国家统一的承认，“民主联邦”同意阿萨德政权派少量部队进驻其首府卡米什利周边，并继续控制当地的机场，但政府军控制区和罗贾瓦之间的交通已经在事实上被截断。

然而，罗贾瓦库尔德人和他们的库工党导师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复杂的。对库工党来说，他们希望借助在罗贾瓦的活动，为自身赢得改善外部形象的机会；继而利用土耳其国内政局的变化，争取在母国获得高度自治地位。为此，他们展开了近乎夸张的舆论宣传，并公开招募外籍志愿者投入北叙利亚的“民主试验”。但对相当一部分本地平民来说，库工党不过是外来人：将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国家化历程，已经使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三国境内的库尔德族人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民生诉求上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罗贾瓦人并不是天生的战士或革命家，在“伊斯兰国”被消灭之后，他们渴望放下武器、回到和平的日常生活中。

在春天对卡米什利、拉卡和哈塞克的探访中，不止一位罗贾瓦人向我描述过他们对现状的困惑：渐渐长大的孩子们需要正规学校教育，结束戎马生涯的士兵渴望进入大学，被激烈的巷战摧毁为废土的城市需要重建。但这一切库工党给不了他们。后者能提供的只有一个由革命、战斗和兵营构成的乌托邦，这对今天的罗贾瓦是远远不够的。罗贾瓦人依然感激他们的导师和指挥官，但双方好像已经到了友好分手的时刻。而“和平之泉”意外地创造了这种可能性：随着叙利亚政府军重返土叙边境，罗贾瓦的自治地位将在战后的和平进程中获得最终解决。土耳其将300多万难民（其中有10万是库尔德人）安置到罗贾瓦的计划，虽然不合于库工党的主张，却可以使本地罗贾瓦人获得盼望已久的新住房、新城市以及新学校。毕竟，叙利亚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从未像土耳其突厥人和库尔德人那般尖锐；大部分罗贾瓦人依然愿意继续做叙利亚公民。

10月19日，在库尔德武装完全撤离边境城市艾因角之后，土耳其红星月会工作人员开始向留守在当地的平民分发救援物资（IC Photo供图）

罗贾瓦在难中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前，只有少数考古学爱好者知晓拉卡（Raqqa）这座幼发拉底河畔古城的大名。它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完全是因为“伊斯兰国”在2014年将它当作了自己的“行政首都”，并在这里策划了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2016～2017年，罗贾瓦库尔德武装出动将近4万人的兵力，花费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将盘踞在当地的1万多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歼灭或驱逐出去。而在2019年夏天，这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难民营——“和平之泉”行动开始之后，数以十万计的边境库尔德难民正在涌入这里。

同为劫后余生的古城，拉卡在2019年3月的面貌与我在元旦时造访过的阿勒颇可谓大相径庭。在阿勒颇，千疮百孔的老城地区的主要街道已经被清理干净，推土机、卡车和重建工作队正在将堆积如山的瓦砾搬运出城，联合国难民署（UNHCR）投放的红色淡水罐和蓝色防雨布随处可见。而在拉卡，一切依旧是围城战刚刚结束时的景象：由于下水道系统完全被摧毁，公路在春雨中变成了沼泽和泥塘，被迫击炮和火箭榴弹（RPG）轰塌的楼板依然倾倒在最初坍陷时的位置，未经排查的社区外侧竖起了高大的混凝土防爆墙。将近20万难民就深陷在这座完全丧失了生命气息的城市里：他们大部分来自北叙利亚的各个角落，都不是本地人。

市政委员会负责重建事务的委员阿卜杜拉·阿尔－阿里安（Abdullah al-Aryan）在他位于一所废弃中学里的办公室和我见面，战前他是一名经手进出口货物报关的律师。“要在一座90%的市政设施和公共建筑都已经被炸毁的城市养活20万人绝对是一项大工程。”阿里安指着一张地图摇起了头，“电力短缺65%，供水每天只能维持4个小时，全城只有7辆完好的救护车和一间外科手术室。我们甚至不得不推迟所有中学的复课，因为找不到足够数量的教师。”相比遥远的新规划，这位头发花白的律师更关心一些棘手的眼前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机械来拆除那些已遭严重破坏的建筑：它们不可能再被修复，但也无法重新使用，就像僵尸。”

“为什么在这里没有看到阿勒颇已经安装上的那种淡水罐和小型发电机呢？你们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阿里安的表情开始变得严肃：“在罗贾瓦的政治地位通过日内瓦和平进程获得确认之前，‘民主军’不允许我们直接向外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申请大规模援助。联合国在叙利亚的救援行动是通过大马士革的中央政府来推进的；对罗贾瓦这片已经脱离了大马士革控制的领土，中央政府不打算承担任何义务。推土机、发电机、雨水过滤装置……所有我们紧缺的一切在大马士革都有，但无人愿意和我们分享。”在政府军控制区和罗贾瓦之间的边界重开之前，任何大宗救援物资都难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拉卡。这种状况在今天只会变得更糟。
 

尽管在美国的主导下，“民主军”在2018年已经将拉卡的难民安置和重建事务委托给了由一群本地律师、工程师以及大学教师组成的市政委员会（RCC），但委员会本身却是一座沙中之塔。“他们的确是拉卡人，但几乎没人认识他们”，在“伊斯兰国”统治下幸存下来的杂货店主祖拜尔显得很不屑，“战争开始之后，他们就逃去了哈塞克，如今又在库尔德军队的保护下跑了回来，自说自话地搞起了一个什么政府”。30岁的女工程师蕾拉·穆斯塔法（Leila Mustafa）扮演着临时市长的角色，但拉卡市民对她的熟悉程度远不及欧美记者。

离开拉卡整整半年之后，我依然能想象那里在今天变成了什么模样：更多人被迫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以及爆炸物尚未清除的废楼中栖身，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是唯一的饮用水来源，7间外科手术室和一辆救护车要为20万到30万人提供全部医疗服务。更令我揪心的还是艾因伊萨和阿尔豪尔的收容营，那也是在春天的罗贾瓦之行中，国际记者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数万名与恐怖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妇女，在物资极度匮乏和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下养育“伊斯兰国”战殁者的后代。十多年之后，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几乎是最容易被极端势力所招募、重蹈父辈旧辙的群体，而责任却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自己。我们所有人曾经在无数国家的难民营见证过这样的悲剧循环——阿富汗、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拉克……但此时此刻，我们却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每天在那个属于国际记者的小小网络交流群里，相互询问：“今天作战结束了吗？”

有生之年，我们能看到战争在罗贾瓦结束的那一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