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州花都的老伯在这里帮忙带孙子

摄影/黄宇

最大城中村落幕

清退潮让老谢的生意变得难以为继，村里的住户从今年6月开始已经清退过半，他的燃气点从最高峰时的一天100多单锐减了三分之二。老谢和妻子守在店里，盯着门外冷清的街道和偶尔经过的搬家车辆，盘算着是搬去关外还是回老家。他的门店在白石洲村的一条主干道上，沿街两侧是密密麻麻的商铺，以前是一幅车水马龙的景象，现在很多店铺已经拉上了卷帘门，上面贴着一张海报大小的黄色封条，表明整栋房子已经被清空。老谢仍在坚守的主要原因是要给客户退燃气瓶的押金。“你搞这个生意，要有个信用。”他操着一口湖北腔的普通话说道。

从深圳地铁一号线的白石洲地铁站一出来，就是深南大道，这条大道是深圳的一条坐标轴，从东向西横跨罗湖、福田和南山区，连接的是整个城市的心脏地带，其重要性好比长安街之于北京。无论向南还是向北，从地铁口步行几分钟就能一头扎进白石洲。很多初次到访、贸然闯进的人在此都会有种平行宇宙的感觉，特别是当你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摩天大楼和世界之窗的奇观异景中徜徉过后，再毫无准备地走进这片矮楼丛生、嘈杂拥挤的城中村，这种感觉或许就更强烈了。

人们现在所说的白石洲不是单指一个村子，而是包括了白石洲、上白石、下白石、塘头、新塘五个自然村，这五个村子最初连成一片，界限模糊，后来深南大道的开通将路南的白石洲村与路北的其他四村阻隔开来，使白石洲分为南北两区。白石洲比邻的是华侨城的高档小区和别墅群，西侧与名商高尔夫球会隔了一条马路，几百米外就是深圳著名旅游景点“世界之窗”和欢乐谷，爬到楼顶还能看到不远处的深圳湾。从这里去南山区科技园上班，离得稍远的骑自行车也不过20分钟的路程。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白石洲所处的位置无疑是黄金区域，它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吸纳了近15万人口，与其区位优势密不可分。也正因此，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拆迁的阴云始终笼罩在白石洲的上空。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白石洲所处的位置无疑是黄金区域

老谢是2005年搬到白石洲的，在这前一年，白石洲已经传出了旧改的消息，但由于许多历史问题悬而未决，旧改无法推进。消息在村里传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老谢安心地在塘头村盘下一个燃气服务点，做起了瓶装气的生意。他的门店十几年没换过，总共面积不到15平方米，里面隔出了一个小单间，外间摆了一张写字桌，旁边堆着大大小小的燃气瓶。老谢和店里的工人每天从村里收来空瓶，等燃气公司开车过来运走，灌满燃气后再给每家每户送上门。白石洲有不少这样的燃气服务点，都是统一的蓝色招牌，很好辨认，正是这些燃气点给整个白石洲十几万人提供了生活能源。如今在白石洲外面已经很难再看到这种送煤气罐的场景，新建的商品房里大都通了管道气，瓶装气的市场已经被压缩到了城中村里。

今年6月10日，老谢接到了房东限期搬离的通知：本村的城市更新工作已经正式启动，请在9月底之前结清租金和水电费搬离本楼。要搬的是他们住的房子。除了门店，老谢还在村里租了一套房子，他们夫妇和店里的工人住在里面。两室一厅将近70平方米，一个月租金2600元。老谢说，在2013年之前，房东一个月只收650元，七八年没涨价，后来才一次性涨到2600元。即便如此，这个价格也只有外面小区的几分之一。9月30日，老谢如期从出租房搬出。他在村里又找了一套房子，一室一厅，一个月2800元——清退开始后，不少还没签约的业主悄悄上调了租金。

老谢与妻子1998年从湖北南下深圳，当拆迁来临时，家庭的命运轨迹也再次被改变

早在去年年底，拆迁的消息就沸腾到了顶点。2018年12月28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正式通过了《南山区沙河街道沙河五村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随后网上就有消息冒出，称白石洲将诞生1878个亿万富翁。“拆迁造富”的故事在深圳这样土地价值高企的城市并不鲜见，但一夜之间诞生如此之多的巨富还是挑拨了公众的情绪。后来这一消息被辟谣，却止不住网友们对土地财富的议论和想象。

身处舆论中心的白石洲，租户们的清退有条不紊，街上“货拉拉”面包车四处可见，搬家工人三五成群地聚在路旁玩牌，偶尔有三轮车拖着旧家具驶过。送瓶装气也是个苦力活，50多岁的老谢虽然个子高，四方脸显得孔武有力，但长年搬重物，腰落下了病，从店里搬瓶子上车，搬到一半就开始扶着腰喘气。深南大道南边的白石洲村此次尚未启动清退，因为距离近，那是租户们搬迁的首选之地，但本已饱和的白石洲村无法容纳如此多的外来租户，更多的人不得不搬去更远的地方，或者干脆离开深圳。老谢和客户一一完成交接，收瓶、退押金。他去白石洲村和关外都找过了，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容身之所，要么是租金太高，要么办不下营业执照，门店租期一天天临近，回老家的计划已被他提上了日程。

从村到城

白石洲的中央有一片瓦房，一共10栋，分成两列五排均匀布置，屋顶为双面坡，上覆瓦片。从上空来看，这里就像一块洼地，被四周的楼房紧紧包围起来。这是目前白石洲能看到的最古老的建筑，被研究者称为塘头瓦房，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末人民公社时期。塘头村不同于白石洲其他四村，它原本属于宝安县石岩区管辖，因为铁岗水库的修建，村庄被淹，塘头村上百户村民不得不外迁，其中一支便落居到了白石洲。当时的白石洲属于国营沙河农场，人少地多，但农场并没有现成住房接待新移民，公社便出人出力和村民一起建造了这批瓦房。

如今的塘头瓦房已经变成一片无人区，门窗紧闭，从窗户往里望去，地面已经长满了杂草，墙皮大片脱落，墙根长了灰白的一层硝土。2013年，政府把瓦房定为危房，在当年9月清空了所有租户，从此废置至今。虽然写着“危房勿近”，放学后仍有不少孩子喜欢到瓦房中间的空地上玩耍。在瓦房最外侧有一排后建的简易房，不在危房的范围，广东梅州人林强租下了尽头的一间小屋，开了一家修理铺。铺子里地上和柜台上堆着锈迹斑斑、五花八门的工具，林强也说不上来自己是个电工、管道工还是修伞匠，过去的9年里，这些活儿他都干过。他躺在修理铺的行军床上，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给我讲着身后那片瓦房的历史。

1959年，由于边防需要，当时的佛山专区农垦局在沙河五村组建了沙河农场，村民自带土地、耕牛、农具、果林等资源加入农场。农场后来被划归深圳特区，到了1992年，特区推行农城化政策，但沙河五村村民仅仅得到城市户口，其他农城化政策一直未兑现，沙河五村变成了一个没有成立农城化股份公司、没有确权村民宅基地、没有返还集体经济发展用地的边缘体。在其后的日子里，村民不断上访、试图拿回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收效甚微。

此时正是深圳高速工业化的时期，大量外来人口涌进深圳，失去土地的村民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种楼”便成了大家最好的选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白石洲村民先是拆掉老旧的瓦房，在宅基地上盖起了三到五层的农民房；到了90年代后期，外来人口急剧上升，农民房又不断拆建，加高到了七八层甚至十几层，在平面设计上也开始有意分隔，使同一层适合出租给多人。那时很多村民缺少建房资金，会和包工头合伙，由村民出地，包工头盖房，房子建好后双方按约定分得不同楼层。而为了回笼资金，包工头又会将房子出售给外地人，由此造就了一大批外地业主，也使得白石洲的房屋产权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时至今日，白石洲片区的五个村子，总面积约0.6平方公里，共有出租屋2527栋、50473间（套）。村民对每平方米的土地都利用到了极致，村里几乎没有多余的空地，楼与楼的间距很小，打开窗户就能握手，所以大家都把这种农民房称为“握手楼”。握手楼未经规划设计，也没有向政府申请许可，完全是村民自发修建的，看上去杂乱无章，层叠交错，没有统一朝向，采光通风条件也不好。楼间的羊肠小道四通八达，每有电动车迎面驶来，行人就主动驻足避让，走在其中就像身处迷宫，如果不是久居村中的人很难辨清方位。

白石洲疯狂“种楼”的同时，整个深圳的城市建设也在突飞猛进，但后者是政府主导的，被排除在外的城中村赢得了野蛮而自由的生长空间。深圳的上百个城中村都在进行着规模不一的“种楼”，最多时，他们的握手楼接纳了当时深圳超过一半的外来人口。这些低收入打工者住在租金低廉的握手楼里，到各个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生产的产品被销往全球各地，使得深圳成为全球性的制造中心，同时也改变着他们自己老家亲人们的生活。

出于各种实际的考虑，政府对村民逾越法规的“种楼”行为保持了默许态度。尽管如此，由于没有形成自己的集体经济，沙河五村村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其他邻近的城中村还是落后了一大截。直到2006年底，为了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深圳南山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以沙河五村2075位原村民为股东，成立了深圳市白石洲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即后来的白石洲实业股份合作公司），代表村民的集体经济利益。而土地归属问题要等到三年后才终于有了突破。2009年12月31日，该片区14.69万平方米工业用地中的8.16万平方米划归南山区政府所有。南山区则决定，将相关土地及资产交由白石洲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和收益。

拿回了土地，拆迁的消息又传到了白石洲。2014年7月，白石洲被批准列入深圳市当年城市更新单元计划。2017年，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南山管理局对沙河五村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草案进行公示。直到2018年底，该项目得到专项批复，其申报主体正是白石洲实业股份合作公司。

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拆迁的阴云始终笼罩在白石洲的上空

错位的城市梦

按照规划，白石洲旧改项目更新单元用地面积48.0148万平方米，拆除用地面积45.95421万平方米，开发建设用地面积30.37937万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347.955万平方米。也就是说，白石洲现有的城中村基本会被拆除，高层住宅小区、公寓和城市商业综合体、写字楼未来将拔地而起，和周边的高档社区融为一体。这个新的白石洲已被做成模型摆放在白石洲实业股份合作公司一楼的大厅内，供签约后的业主前来参观。融入城市主流，曾是处于城市边缘的白石洲村民梦寐以求的。作为深圳核心城区的最后一片城中村，白石洲项目的市场价值被估值机构标到了2000亿元。但当旧改的航母徐徐启动之时，城中村的历史与现实的纠葛也浮出了水面。

原住村民在白石洲似乎是一个消失的人群，他们有的早已不住在白石洲，有的很少在自己的楼房里露面，很多租户一年也见不上房东几次，最近的一次还是清租的时候。身处白石洲造富的舆论旋涡，很多原住村民对拆迁选择了闭口不谈。

“白石洲将诞生1878个亿万富翁”就是源于一位已签约村民在媒体采访里透露的拆迁获益。他家的拆迁面积在1200平方米左右，按照1∶1.03的补偿标准，拆迁后将得到15套回迁房，其中7套是公寓。而根据周边华侨城高达10万元/平方米的房屋均价，1200平方米的拆迁面积总价轻松过亿。于是，白石洲造富的消息不胫而走。后来，白石洲实业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池伟琪出面回应，1878户是本地村民的总数，当地家庭的平均物业面积在五六百平方米，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不会超过20%，一夜诞生上千个亿万富翁的说法并不成立。尽管如此，仍止不住人们对白石洲土地财富的想象。

尽管也有上了年纪的村民不愿搬走，但在可观的补偿之下，大家签约的动力并不低，在6月正式下发清退通知前，多数村民已经签订了协议。

然而，村民们当初不会料到，他们曾卖给房屋的外地业主如今成为了整个旧改项目的最大阻碍。老谢告诉我，挨到现在还没签约的业主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外地业主，另一类是村里的女婿户。从根本上来说，在签协议时，他们都被视为相对本村村民而言的外地人。尽管当年从村民手中花钱买下了房产，或者从妻子娘家分了一块地建了房，但都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这群业主的数量到底有多大，我采访过的业主和研究者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当地人估计至少有2000多人，也有的说有上万人。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有趣的“变脸”，当白石洲的原住民急切地想要通过拆迁完成财富积累的合法化之时，这些外地业主和不愿搬走的租户成为了“保卫”白石洲的主要力量。尽管这种“保卫”也许是被动的，但它的确是有效的——按照深圳的政策，负责项目实际开发的绿景中国地产公司必须在2020年12月底之前完成至少首期100%的签约，才能最终成为白石洲项目的开发商。清退过半后，留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42岁的梅州人杜芳芳就是一个外地业主，她和丈夫来白石洲有20多年，2003年前后，他们用打工攒下的十几万积蓄从包工头手里买下了两套房子。房子在八层顶楼，都是两室一厅，一套出租，一套自己住。那栋楼里上下总共有十二三个业主，大家和开发商迟迟未能谈拢。杜芳芳觉得补偿方案对外地业主不公平，外地业主的拆迁补偿比例比村民低，而且本地原村民签约还可以获得车位使用权和回迁房屋装修期三个月的补偿。杜芳芳算过，自己现在住5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如果到时回迁进来，按照拆迁补偿方案，她家只能分到一套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一室一厅都不够。尽管房子敞亮了，但面积不够住，她觉得无法接受。再加上小女儿还在白石洲上小学，拆迁期间她必须在附近租房，承受高昂的租金。她担心，如果项目拖太久，那她们一家人在深圳又会回到长时间居无定所的状态。一位研究者指出，外地业主问题的另一个症结在于，一旦开发商执行同等的拆迁补偿标准，其利益空间势必被大大压缩，两者之间的博弈仍在后头。

清退开始时，最初发出反对声的其实是有孩子的家庭，其中不少是租户。深圳各区学位资源紧张，而白石洲周边从小学到高中有十余所公立学校，因为富人区的孩子大多在私立学校就读，反而空出了不少学位，让白石洲外来人口的孩子得以进入这些学校。尽管现在拆迁尚未涉及学校，但租户如果搬离白石洲，就很难在附近找到便宜的住处，只能搬去更远的城中村，这给已经开学的孩子们上下学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清退开始后，白石洲的不少家长去上访，还有公益组织发动了呼吁活动，后来实业公司开通了固定班车接送搬到其他村的孩子上下学。不过更多的家长还是试图留在白石洲，尚未签约的房子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白石洲内部的租金近期也在水涨船高。

1998年，当老谢和妻子从湖北仙桃南下深圳时，那一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画面还在他头脑里挥之不去。和那个时代很多人一样，他们把南下和改变命运联系到了一起。在深圳，他们先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帮人做广告招牌，住在一个叫上沙村的城中村，直到7年后搬到白石洲。在一个又一个城中村迁徙，是很多老谢这样的初代“深漂”的共同记忆。老谢回头总结在深圳的这20多年，认为自己最大的失误是，他错过了至少三次在深圳买房的机会。他向我细数起来，原来住在上沙村时，有老乡介绍了一套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只要5万块钱，后来到了白石洲，也有客户要卖房，但老谢都没出手。他的孩子留在湖北，在深圳做生意挣的钱要寄回去供孩子上学，帮他成家立业，所以他没想过要定居下来。白石洲为很多杜芳芳、老谢这样缺少资源和制度支持的家庭实现了他们想象的城市梦，但当拆迁来临时，这些家庭的命运轨迹也再次被改变。

白石洲是深圳核心城区现存最大的城中村

城中村的价值

事实上，和很多人对城中村“脏乱差”的刻板印象不同，白石洲的住户也早已不只是低收入阶层。前些年深圳实施“腾笼换鸟”政策，工厂大量内迁后，工人从白石洲离开，旁边南山科技园的毕业生、白领填充进来，成为白石洲的主要租户群体之一。城中村不仅以其低廉的租金接纳了这些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跃入中产阶级的跳板，其内部发达的商业也创造了大量正规或非正规的就业机会，给了包括老谢、林强等在内的小商小贩肥沃的生存土壤。用林强的话说，只要人多，什么生意都好做。

白石洲拆迁消息传出时，不少人将白石洲与周边的高档社区对比，但实际上，这两者也并非对立关系，反而在各个层面都有有机的互动。林强告诉我，附近小区的很多人，特别是在家看孩子的老人都喜欢来白石洲买菜，因为人流量大，这里的菜蔬和海鲜基本都能当天卖完，比外面的超市便宜，而且新鲜。而住在白石洲的很多租户则在周边的小区当保安、保姆或者钟点工，服务着周边社区，很多租户的孩子也在华侨城或白石洲的小学念书，和小区里的孩子上同一个学校。在不少城市研究者眼中，这种阶层混合的城市状态也是白石洲的魅力所在。

“城中村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城市毒瘤，把它消灭掉就完事了。它背后归根结底是城市观念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到底什么样的城市是一个理想城市。这几十年来，中国人建了全世界最多的新城、最多的CBD、最多的开发区，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很多人还是没有搞明白一个好城市到底该是什么样的。”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以下简称“都市实践”）创建合伙人孟岩告诉本刊。孟岩长期研究深圳的城中村问题，在他看来，“一个好城市应该是多元包容的，有钱人、没钱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我可以过得很紧，可以过得很阔，但城市要给各色人等提供机会”。

关于白石洲的讨论总让人联想起2016年的湖贝村改造。在那一次的旧改中，都市实践向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份保护湖贝老村的方案，由此引发起了一场“湖贝120”活动。这场活动得到了包括著名古建筑保护专家、学者、建筑师、规划师在内的专业人士的响应，并经由媒体宣传不断发酵，湖贝古村最终得以保留下来，给城中旧村的保护留下了一个成功样本。

孟岩还记得，听说湖贝老村被保下来时，他当时并没有兴奋的感觉，反倒有些失望，“因为当时我们保护的只是房子”。对城中村而言，里面住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形成的丰富多样的社会经济网络是同样有价值的内容。但他们当时别无他法，只能选择先保建筑。后来旧改开始后，湖贝村的几万租户迅速流散殆尽。“最后就剩下那么一个古村，边上仍然是高楼林立，购物广场、写字楼等等。当然，古村将来肯定要活化，要商业化，你能想象到时会有咖啡店、网红店入驻，但里面住的绝对不再是原来那些缝衣服的或者清洁工人。”孟岩说。

相比湖贝村，白石洲的情况大不相同。湖贝古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百年之前，而白石洲只是一个单纯的城中村，它的建筑大都是近二三十年建的，最老的塘头瓦房也不到70年历史，作为历史建筑保护的价值并不突出。“没有历史建筑挡在前面做保护盾，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发展问题，一个关于人的价值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去寻找官方的言说空间时，也就缺少了一个强大的理论武器。”一位要求匿名的白石洲研究者如此说道。

到2017年，孟岩成为深圳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深港双城双年展（UABB）由深圳市政府主办，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城市/建筑”为固定主题，以关注城市和城市化为使命的双年展。他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引发更多人对城中村的兴趣和关注。那一年展览的主题是“城市共生”，他们第一次把双年展的会场直接搬到了城中村。白石洲最初也是策展团队的会址选项之一，孟岩和策展团队亲自调研过，他们的设想是把塘头瓦房和周围的空地开发出来，邀请大家走进去参观，为人们提供一个城中村的视角去看城市。但团队进去后，双方都紧张，“因为双年展一旦进去，后头很多事可能都跟今天不太一样。村里纠结的东西很多，当年带我们去看的人讲，说你们的双年展万一进来，别到时候你们一弄完我们就下不了手了”。孟岩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同样担心，双年展一做完，白石洲就被拆了。

深圳大学城乡规划系主任杨晓春也不认同用拆除重建的方式去进行城市更新，她提出的问题很实际：“拆了以后，我们怎么为那些保姆、洗碗工、服务员，还有来深圳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廉价的住房？就算深圳现在提倡搞创新科技，但我们同样需要大量各个层次的就业人群，如果没了城中村，目前的住房体系能否去满足这些人的需求，这才是白石洲最大的矛盾点。”一旦城区的城中村都被拆除，城市交通系统的通勤压力会上升，用工成本也会增加。杨晓春对此也有体会，她以前招的住家保姆只要一两千一个月，后来涨到三五千，近几年涨幅更是越来越快。她告诉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中心地带的高端化不可避免，居住环境提高后，往往就只有高收入人群能住进来，“但如果一个城市几百平方公里全住的是这种中产阶级，谁来做这个基础服务？”

孟岩一直希望在城中村的重建和保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他相信在城中村的改造中，这种平衡并非无法实现。就深圳来说，“比如大芬村通过自上而下引进油画产业的方式，改善了村庄内部环境，城中村实现自我更新；还有水围村，他们股份公司的力量很强，从2000年就开始自己找规划院做规划，没有借助开发商的力量，而是自我提升、自我开发”。孟岩说，尽管这些案例都存在各自的问题，但它们说明我们是有机会让城中村变好的，也可以让城中村在未来继续帮助城市更好地发展。（文中杜芳芳、林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