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月17日，“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新冠肺炎确诊感染人数已经达到454例，成为除中国大陆以外，最多的群聚感染事件，也让日本成为了第二大疫情国。海上邮轮在危机应对中的模糊地带，也在这一事件中放大了。

 

2月11日，日本民众向被隔离在“钻石公主号”上的家人挥手致意

 

实习记者/张洁琼   李晓洁

紧急撤侨

2月16日晚上9点，11辆白色大巴车停在横滨大黑码头上，车群与“钻石公主号”间搭起了一条通道。11点，美国乘客泰勒和妻子终于等到对讲里的召唤，离开了“钻石公主号”，将乘飞机回美国。

前一天，泰勒收到美国驻日大使馆关于撤侨的电子邮件。尽管之前在邮轮上的隔离就会成为徒劳，14天的隔离又将重新计算，但泰勒和妻子也不想冒着被交叉感染的风险继续漂在海上了。几天来，他们见证了不断有乘客被带下船，心情越来越紧张，“感觉这就像是饥饿游戏，不确定下一个谁会被抓。”

半个月前，泰勒和妻子为了新婚旅行，登上了“钻石公主号”。这艘巨轮位列全球十五大豪华邮轮之一，总体积超过三个“泰坦尼克号”。这艘“海上酒店”有18层楼，有1337间客舱，其中748间带有私人露天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俯瞰波光粼粼的海面。最大的阳台房有阳台、有窗户，面积超过30平方米，低一档的海景房只有窗户，最次的内舱房全封闭，但也有15平方米大。而且，这艘邮轮上酒吧、剧院、浴场、赌场俱全，甚至还有结婚礼堂。在船上漫步，你会被无处不在的现场音乐包围，大厅里的钢琴家可能正在演奏钢琴曲，酒吧或许会有一位吉他手低吟。

按照原定路线，邮轮1月20日从横滨出发，先后抵达日本鹿儿岛，香港，越南岘港、下龙湾，台湾基隆，日本冲绳、静冈，最终于2月4日停靠横滨。这次报价超过15000元人民币的15日行程显然难以拉拢年轻乘客，于是，那些决定开启一段蜜月之旅的新婚夫妇和退休老人成了船上的主要客人。

2月17日零点时，坐进了大巴车里的泰勒得知，邮轮上的300多位美国乘客，有44人退出了航班，一些是因为下船前的体温检测不达标或已经确诊感染，另一些则是留下来照顾住院的亲人。

2月17日，“钻石公主号”上的美国乘客下船，乘坐巴士离开港口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法奇（Anthony Fauci）在2月16日接受CBS新闻网采访时透露，“剩下的美国乘客哪儿都不能去，他们将留在日本的医院里。有症状的人不能上飞机。如果有人在坐飞机时出现症状，他们会在飞机里单独被隔离起来。所以我们的撤侨计划很坚定”。

美国政府对“钻石公主号”上的美国公民进行紧急撤离与疫情在船上的迅速蔓延不无关系。16日，“钻石公主号”上的确诊感染人数达到了355人。与此同时，船上的检疫工作也在给日本检疫部门带来巨大压力，10天过去，船上接受过病毒检测的只有1219人，不足邮轮上总人数的一半。

事实上，日本疫情的进展早已超出政府与民众的预想，日本成为了中国以外的最大疫情国。世界卫生组织高级顾问、日本传染病专家藤奈邦子于2月14日对外强调：“湖北和武汉的新增确诊患者已有减少趋势。如今全球担忧的是日本。”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也引发了多方势力的批评。日本极右翼政党“第一党”党首樱井诚街头演讲，发动游行，打出“日本优先”的口号，要求日本卫生部门优先考虑国民安全。而国际对于日本政府实行的“海上隔离”措施也表达了颇多反对意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流行病学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表示：“我想不出任何的理由可以将3000多人以这样的方式隔离在船上。密闭的空间只会让更多的人暴露在病毒中，制造出更多的恐慌。应该允许乘客下船采取更好的医学隔离方式。”

这两种声音代表了日本政府从最开始就面临的两难选择，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抑或是本国利益为先。

2月13日，横滨中华街上，一名饭店工作人员戴着口罩采购食材

 

被隔离的“恐怖游轮”

黄雅馨是船上第一批感知到疫情的乘客，登船前，她就在网上看到了香港5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新闻。她告诉本刊记者，本以为相隔遥远，疫情很难传出来，一家七口依然在1月25日按原计划登上了船，只是在行李里加上了15个口罩。

但六天后的2月1日，她刷到了一条新闻：一位80岁的香港老翁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确诊前曾乘坐“钻石公主号”。新闻上说，老翁1月19日出现咳嗽，1月20日从横滨上了邮轮，22日经过鹿儿岛时，老翁还和其他40人一起下船乘坐了巴士观光，25日抵达至香港，30日老翁开始出现发热症状，进入了香港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那几天，中国船员王敏敏也常听国内的朋友发来疫情消息，得知船上出现一例感染病例后，她特意到邮轮医务室要了几个口罩，但这不足以给她安全感。走廊里遇到其他船员，他们还面无遮挡地同她讲话。王敏敏对本刊记者说，有菲律宾同事还冲着她开玩笑地喊道：“Virus！Virus！”船上超过1000位船员，其中20个来自中国，其他大都是东南亚人，王敏敏估摸着，自己一天最少也要接触500人，说不定其中就有潜伏期患者。

但所有乘客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时，已经是两天后。2月3日下午，廖芳从广播里听到，邮轮将会提前十小时到达横滨。廖芳告诉本刊记者，广播播放结束，船上再次喧闹起来，室内游泳池旁的乘客有说有笑，围坐在方桌的四周打麻将、打牌。晚上8点45分，船上剧院将上演一出音乐剧，接近一半的观众已经入座，为了听清彼此讲话，人们头贴着头互相聊天。与此同时，日本卫生局的检疫人员穿戴好了口罩、防护服，正在朝巨轮赶来。

2月3日深夜，邮轮停在横滨大黑码头后，五位检疫人员穿着白色的防护服踏进了邮轮，从顶层开始，他们分头进入客舱，对着乘客的耳朵，按动耳温枪按钮，看着乘客在自己的健康测试卡上发热、感冒、流鼻涕都勾选否后，他们便会离去。但也有人需要做进一步检验，凌晨4点半，黄雅馨一家被再次叫醒，检疫人员拿棉签采了三人的咽拭子样本，黄雅馨告诉本刊，丈夫因为看过船医，而被列入了273位第一批样本，这273人中有153人与香港老翁有过密切接触，120人出现了发热咳嗽的症状。

检疫进行了一整天。2月5日一大早，广播响起，等来的却不是下船通知。船长略显疲倦地说，检疫仍在进行中，已经送检的31例样本中，有10位确诊感染，日本厚生劳动省要求，所有乘客将进行14天的隔离。

2月15日，“威斯特丹号”上的乘客接受下船前的最后一次体温检测

 

隔离的消息仿佛平静水面中砸下的一块石头。有乘客特地开了一个新的推特账号，并改名为“被隔离在‘钻石公主号上’”，发出了第一条消息。隔离开始后，酒吧、赌场都关了，船员罗斯感慨，“一切都更混乱了。我不会说我现在是一个服务员，我更像是一个护士，或者是在监狱的看守，在囚犯牢房外面吃饭。”

黄雅馨和丈夫、儿子挤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船舱内，没有窗户，没有阳台。“我为不能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而感到痛苦，我想哭。”黄雅馨对本刊说。2月7日一早，在内舱里闷了72小时的黄雅馨一家终于得到允许，到甲板上活动60分钟。爸妈、姨妈姨丈相隔了一米，他们戴着口罩，站在甲板上，扭动腰胯，拉伸肢体。儿子告诉黄雅馨，这是他人生中最好的一天。

2月9日，邮轮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增加到了70人。更多的问题开始暴露。和廖芳同行的14个人中8位都是老年人，四天前，在药品登记册上写下药名后，叔叔阿姨们一直没拿到药。廖芳打电话询问服务台，服务台告诉她，药物已经运到，但还在分拣中。另一边，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的叔叔阿姨等不了，廖芳急得在船舱团团转。廖芳想尽了一切方法，前一天晚上11点还在向香港出入境总署求助，对方告诉她，采购完药品再寄送到船上，要经过一道道审批。

码头上，日本政府提供医疗物资已经运到。“钻石公主号”所属的邮轮公司对外回应说：“日本政府正为我们的船只和船员提供额外的人力支持，包括7000个防护口罩和由16名医生、12名护士及医疗接待人员构成的专业医护团队，我们也在为有需求的宾客提供相应的药品。目前我们已收到大约2000份药品补缺申请。这些申请将根据需求和紧急程度来决定优先次序。”

对病毒传播渠道的猜测也甚嚣尘上。盖伊·库特是一位美国小说家，她曾在另一艘邮轮上揭开过一起谋杀之谜。而现在，被隔离在“钻石公主号”上，她试图揭开另一个谜团：“尽管船员戴着橡胶手套，他们正在努力保护乘客，但没有科学证据表明，病毒不会通过他们传播。”

随着邮轮上确诊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多，盖伊·库特也变得愈发焦虑，“我们的船每天都收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发来的公告，但是没有人提供我们最需要的东西——越狱。”她告诉《华盛顿邮报》，她每天会抽一段时间，坐在阳台，望着横滨的灯光，想象那是来自美国军事基地、码头和医院的光在不停闪烁。

工作一天后，王敏敏回到了船舱三层，在这个海平面以下的位置住满了维持整座邮轮运行的船员。王敏敏和一个菲律宾人挤住在一间有上下铺的船舱，船舱里除了床，别无他物。她打开船舱空调后隐约记起，自己曾看过一些关于SARS病毒的文章，文章里提到中央空调会增强病毒的传播。她越想越害怕，“我们不是被隔离，而是在等待被感染”。

2月15日，“威斯特丹号”上的乘客通过检测后准备下船

 

无法阻挡的本土蔓延

“这艘船在横滨港口隔离以来，，我们每天都忙着接听市民电话和回复邮件，一直到午夜。大多数人表达对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担忧，也有人说他们会保持冷静，并努力帮助船上的乘客。”横滨市港湾局的一位职员对本刊说。

市民们的担忧正是出于病毒的肆意入侵。2月10日下午，一位日本急救队员戴着护目镜和口罩，坐在救护车上，他和另外两位急救队友都穿着一身防护服，车上还有一位刚从“钻石公主号”下船，被确诊为肺炎患者的乘客。晚上，他便开始发烧，23点时，就烧到了38摄氏度。三天后，他在医院做了病毒检查，确认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为疫情在日本本土的蔓延再次敲响了警钟。

2月10日，邮轮上的确诊感染病例已经累积达到135例。香港乘客廖芳感到疑惑，邮轮上的感染人数从20涨到70，又涨到135，怎么接受检测的样本却还是只有300多个？

日本厚生劳动省对这类疑问回应道，日本目前的检测能力为每天300人左右，实现全员检测很困难。如果集中力量来应对这艘邮轮，日本其他地方的检测能力将被削弱，如果全部使用日本感染症研究所的检查机器，一天能检验约1500人。但即便如此，日本的检疫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除了“钻石公主号”的乘客，日本防疫部分还要对先后四批从武汉包机接回的日侨进行检测。“就现状来看，我认为全体人员的检查是很严峻的。”日官房长官菅义伟在10日的会见中表示。

也有媒体认为，按照日本《检疫法》规定 ：对没有症状的人员，法律上无法强制进行隔离，否则会发生人权问题。因此，为了将乘客留在邮轮上，渡过14天隔离期，日本政府采取了“检疫未完成”的说法。由于《检疫法》的限制，2月1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开始着手于修改政令，让政府可以对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采取隔离措施。

2月6日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安倍说：“新的冠状病毒在日本的蔓延不会对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产生影响。”他戴了一副眼镜，深蓝色西装看上去没有一点褶皱。

然而，2月14日，安倍沉不住气了。前一晚，日本出现了第一例因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病例，一位神奈川的80岁老妇人患病离世。凌晨时，安倍安排了一场紧急采访，“我们将加强预防传染病的措施”。

第二天，于首相官邸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总部会议”决定，将103亿日元作为应急资金，共计153亿日元用于治疗新的冠状病毒。厚生劳动大臣也公开表明，2月13日以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多个“无法弄清明确感染途径”的病例，这使得日本政府的评估“已经与此前的状况不同”。

政府之前的保守处理招致了不满，被认为出现了行为延迟。北大世界史研究院日本研究学者王新生教授告诉本刊，这与日本政治文化中的“等待政治”有关。日本政府习惯于等待舆论的一致。通常情况下，等各界的建议或质疑到了一定阶段后，相关行政部门还在制定草案、等待审议，之后再层层商讨，出台新的对策。“日本在制定决策方面比较谨慎，是经过论证、听取各方意见后才有决策，这跟他们的谨慎的文化方式和政治过程有关。”

疫情将对“东京奥运会”的影响还是不可小觑。去年一整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日本对外贸易收支赤字达1.6438万亿日元，呈现低迷状态。日本官员希望能借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能吸引游客，拉动经济。早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召开就掀起了一波投资热潮，当年日本经济增速达到了11.2%，奥运会引发的投资直接拉动了增速3%多。

2020年初，日本政府还设立了今年吸引4000万外国游客的目标，但疫情已经对日本旅游业造成了严重打击。日本民众间开始传出“东京奥运会”改期或停办的消息。对此国际奥委会检验组负责人约翰·科茨（John Coates）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是目前尚无任何应急计划，本次赛事也没有任何变动。”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前地区主任、日本传染病专家尾身茂（Shigeru Omi）于13日接受采访时说：“坦率地说，并没有科学依据表明，奥运会开始前疫情会结束。预测结束时间毫无意义，人们应该明白，我们不能仅靠边境控制来阻止病毒传播。”

2月15日，日本女星石原里美举着香槟金色火炬筒在羽村市街道上慢跑，她不时地朝路两边的围观观众挥舞着双臂，完成了自己的奥运会火炬传递。但这只是一次彩排，火炬传递揭幕仪式将在3月26日启动，圣火是否能正常传出仍是未知数。

2月7日，日本大阪街头高挂双语条幅鼓励中国抗击疫情

 

谁为问题邮轮负责？

被隔离的十天，“钻石公主号”上的乘客几乎每天都要与富士山告别一次。早上，邮轮会启动前往近海，收集海水并净化成淡水。当号角吹响，巨轮开始一点点远离横滨港湾大桥，远处的富士山也越来越小。海浪微伏，邮轮稍有摇晃，乘客们为14天隔离结束后自己的去留感到迷茫。

某种程度上说，“钻石公主号”已经算是一个幸运儿了。2月7日，“钻石公主号”开始隔离的第二天，另一艘“威斯特丹号”还在冲绳石垣岛海域缓缓行进着。“威斯特丹号”预计将于8日抵达那霸港，但不巧，邮轮上上出现了1位发热患者。日本有关方面强烈地做出了决断，拒绝“威斯特丹号”上的外国人入境，“钻石公主号”的集体感染事件让人产生了一种危机感。最后，日本当局达成了统一意见：今后，如果了解到在预定停靠日本的邮轮上有疑似新型肺炎的人，绝对不允许停靠。

“钻石公主号”和“威斯特丹号”属于同族兄弟，二者的运营公司都隶属于嘉年华邮轮集团。但“钻石公主号”的背景要强大得多，旅日专栏评论家莫邦富告诉本刊，“钻石公主号”本身是日本造船厂造的船，第二，它是以横滨为母港的船，这说明停靠横滨并非临时停靠，“这就相当于，它是回日本的路上，就差几步就回到家了”。横滨市港湾局也向本刊证实了莫邦富的说法，2019年在横滨港停靠的邮轮数量是188次，其中“钻石公主号”就占33次。

被日本政府拒绝后，“威斯特丹号”重回海上，四处漂流。日本之后，韩国、关岛、菲律宾、泰国也都拒绝了“威斯特丹”的停靠请求。拒绝理由大致就是两条，乐意承担责任，但要以本国人民的健康安全为先；本国医疗资源有限，难以保证能同时筛查、隔离和治疗邮轮上的1400多名乘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石小娟告诉本刊：“一旦让船靠岸，意味着这个国家承担起了救治人员的义务。”

疫情之下，众多邮轮都面临相似的困境。曾在邮轮上从事船员派遣工作的秦丽告诉本刊，邮轮上是封闭环境，平常一个小小的疾病，例如诺如病毒，都会迅速传染，超过一定比例的乘客出现症状后，必须要进行全船消毒。另一方面，若邮轮因疫情停运，将面临高额的运营成本。“船员的工资拿的都是美金，仅仅这一项，每个月每条邮轮都要支出超过300万美金，而且还有油费和维护等等。”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副研究员刘丹告诉本刊，邮轮牵涉的国家众多，对于权责划分并不泾渭分明。在海洋法层面，邮轮注册所在国需要对邮轮负责，像“钻石公主号”，牵涉的国家既有作为管理公司的美国，也有邮轮的最终停靠国日本，其中的乘客和船员又涉及多个国家，“这个事情不仅是国内层面的法律，而是上升到了国际法。”而在现有的国际条例与救助公约中，面对此次邮轮涉及到的公共健康问题，也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细则。

关于入境口岸的责任，可以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卫生条例》中找到一些依据。根据第二十八条（入境口岸的船舶和航空器）规定：不应当因公共卫生原因而阻止船舶或航空器在任何入境口岸停靠。但是，如果入境口岸不具备执行本条例规定的卫生措施的能力，可命令船舶或航空器在自担风险的情况下驶往可到达的最近适宜入境口岸，除非该船舶或航空器有会使更改航程不安全的操作问题。因此，“如果按照现有的公约或条例，日本有理由不对停靠邮轮承担责任或义务，很难说他违反了哪条规定。”刘丹告诉本刊。

面对邮轮因疫病而漂流的情况，《国际救助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显得有些无力，《国际卫生条例》也给了国家很多自主权决定是否接收“问题邮轮”。刘丹说，《国际救助公约》制定的初衷，主要是针对船本身以及船上的货物，更在意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公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制定，那个时期更多的是环境危机，不是像现在这种传染病。现在很多事件已经到了公共健康和生物安全的层面，危机也是有时代特点的，公约没有能够预见到现在的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也许是个契机，推动国际海事组织对于现在发生的疾病全球化，或者说是公共卫生危机的认识，弥补一些不足。”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疫情统计数据中，“钻石公主号”上的感染人数被单列成“其他类别”，2月16日更新的数据显示为355例，日本本土的感染数据则为53例。日本政府对内的说法也是，不将邮轮上的感染人数计入本国确诊人数。

但是，现实的威胁却是无可回避的。几天前，横滨市民菊姬发现，一艘11吨的巨轮停在自己城市的港口，十天不到的时间，船上有200多新冠肺炎的感染者被接下船，送到了神奈川县的医院里进行治疗。她决定打电话询问一下县里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

“请告诉我横滨市的感染人数。”菊姬问。电话里的声音报出一个数字：“零。”

“嗯？在市区的指定医院里有检测出阳性的人吗？”她以为是自己的问法不够准确。

“哦，那是邮轮上的人，所以不算数。”

2月12日，在海上漂浮了13天的“威斯特丹号”终于接到了柬埔寨政府的许可，允许它在西哈努克城靠泊。柬埔寨检疫官员穿戴好了装备，上船挨个对船上的2200多人进行检疫。两天后，邮轮乘客被允许分批下船，甲板上围满了人，向第一批下船者告别。

然而，2月15日，马来西亚卫生部发表声明，一名83岁的美国女子从柬埔寨飞抵马来西亚后确诊其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而这位美国老妇正是从“威斯特丹号”下船登岸的乘客之一。这是“威斯特丹号”邮轮上确诊的首例病例。这一突入其来的消息是否会让“威斯特丹号”成为第二个“钻石公主号”，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