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肺炎来袭，国家与社会进入了全方位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之中。相比之下，感染比例颇高的新加坡却选择了相对宽松的防疫模式，他们以治疗重症为主，防传播为辅的模式，道理在哪里，意义又在哪里呢？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表示，如果新冠肺炎的传播难以被控制，但其致死率能与流感0.01%的致死率保持相似，那么新加坡可能会调整策略，会建议轻症感染者寻求家庭医生的帮助，并在家休养，好把医院留给对病毒抵抗力更弱的老人和有其他并发症的群体。在他2月8日发表谈话前，新冠肺炎在湖北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的致死率约为0.03%，在湖北的致死率为2.88%。据新加坡卫生部通报，截至12日中午12时，新加坡累计确诊50例，其中有8例为重症，15例已治愈。

根据北海道大学的研究，在其跟踪的50多个案例中，无症状感染者平均三四天后就能感染其他人，而且差不多一半的案例是被无症状感染者所感染的。北海道大学称，这个研究结果说明仅仅依靠隔离很难控制病毒，更重要的是加强对高危人群的保护和准备更多的医疗资源。我国卫健委也已经证实，观察到一些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但核酸检测呈阳性，这样的病人也有一定的传播力。这意味着，目前通过测体温的方式来防止病毒扩散的方式并不严谨。另外，即使是通过核酸试剂检验，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不携带病毒，意味着除非“一刀切”式地将人员流动彻底截断，否则病毒依然有传播的可能性。

继上海之后，北京也要求自外地返回人员自行隔离14天，“一刀切”式的政策正在多地实施开来。可据钟南山团队对1099例新冠肺炎患者临床特征的调查，所有患者潜伏期的潜伏期中位数是4天，最长的，虽然仅有一例，长达24天。尽管钟院士试图淡化这一例的临床学的意义，但只要这样的可能性存在，至少说明14天的隔离期也可能存在“漏网之鱼”。

对于返程人员要求一律自行隔离14天，表面上看，是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点。但返程人员来自疫情严重地区还是其他地区，返程之前在当地是否接受过隔离，种种差异都没有考虑到，这显然并不是最科学的做法，同时也可能稀释基层日趋紧张的防治资源。理性的做法应该是通过细致的调查，做好风险评估，有针对性地防控。避免各地制定重复和过激的限行和隔离政策，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限制在尽量低的程度。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待疫情过去，就业机会少了，收入少了，国家和个人防病治病的资源也枯竭了。

人员流动阻滞，经济为此处于半瘫痪状态。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用经济和生命两笔账，试图解开疫情防控和经济代价的谜团，即人均寿命和人均GDP的关系。人均寿命和人均GDP正相关，如果GDP损失过多，我们投入到公共卫生领域的资源就会更少，人民的健康便会缺乏保障。如果新冠肺炎也像流感一样难以防控，致死率也很低，那么，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全体居民而言，严防严控所带来的经济和健康损失很可能大于它的收益。

问题是，在新加坡，50位感染者就有8个重症，普遍而言，新冠肺炎重症率可能在10%甚至更高。目前湖北之外的死亡率低，是因为有充分医疗资源应对，尤其是呼吸机和人工肺等做生命维持。考虑到病毒极强的传染性，如果任由发展，将立刻以大量的重症人数拖垮城市的医疗资源，维系重症的资源一旦枯竭，病人死亡率将会大幅度上升。故而疫区应该严防严控，非疫区则应借鉴新加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