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人需要陪护，去年10月，阔别了近30年我又住进了故乡的医院——说实话，刚走进灰白色调的医院有些心慌慌：医生的儿子，我是小病绝不上医院的，现在要做一个“患者家属”了。虽然成年后基本没住过院，医院我并不陌生，从前不大正规的医院几乎是我家，经常出入玩耍的我，不大意识到这里的死生苦惧，母亲的同事对我和善得就像家人。

 

 

还有一点，值得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到，去年我陪护的病房就是呼吸科病房，家人动的正是肺部手术，虽然不是传染性疾病。

 

上个秋天，从病房归来的我，打开“创新设计”课程的教案，突然意识到，接下来该讲个医院的案例了。这是一门导论性质的课程，大多数学生是理工科的背景，所以每个建筑设计的案例，侧重点并不在新鲜有趣的风格，而在于它们和某种普遍性的生活样式的关联度：出行、购物、聚会……我的教课角度，是希望能说明，寻常被当成装饰品的空间意匠，最终，总要通过一些现代的理念和技术手段，才能和这个时代的某些现象连接在一起。

 

最终选择的案例并不冷僻，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1898～1976），他将近100年前设计的帕米欧肺结核病疗养病院。但是打开读书笔记，里面并没有特别深度的信息，我搜索了很多渠道，包括下载能下载到的中英文论文，奇怪，好像这些彼此重复的信息，不足以讲述这座已成文化遗产的建筑的“原理”。给学生们讲一个建筑案例之前，往往希望骄傲地告诉他们：“我了解，我去过……”可是这次我不大可能去了解它。

 

 

 

摄于1930年代的帕米欧疗养病院

 

 

这幢建筑早就不是传染病院了。

 

 

 

 

也难怪，一旦出自“设计大师”之手，很多事情会成为神话。阿尔托在帕米欧肺结核病疗养病院的竞标中胜出时刚刚30岁，几乎没有任何设计医院的经验。这幢建筑使得他一举成名而且彻底地走向了现代建筑。对比一下我刚刚住过的病房，我会感到一丝沮丧，他所做到的一些事情，一个世纪之后在我们身边依然做不到。好像总是面临着巨大的现实压力，我们甚至连想想这些事情的机会都很少有。

 

肺结核病当时是种不治之症，死于这种疾病的名人不计其数，肺结核病人前往疗养病院疗养，常是经典小说的初始情节。比如托马斯·曼的《魔山》，就是1912年他的妻子去瑞士达沃斯的疗养病院后产生的灵感。这个地方如此特殊，是因为百分之五十的人再没机会出院了，他们都不用操心自己结账。你可以说病人们去疗养病院是去治病的，也可以说，他们是去那儿和死神赌上一把。

 

也可能正因为这种情况，年轻的阿尔托的“设计”才得以顺利实施。我的本意是想找找他的设计和医学治疗之间的某种关系，却发现这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很“硬”的科学依据。建筑师据说笃信科学分析，但看起来他手里并没有我想要找的图表和数据。直到今天，中国医院的设计基础好像也还是出自这些基本简单的假设：门诊部、急诊部、手术区、住院部、康复区等等；不同的诊疗科室应该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共用的一些功能比如挂号、取药却又要适当集中；医生护士和患者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但是患者着急的时候又希望尽快地找到自己对口的医护。我想起不久之前，自己也是在那几个抽象的地点之间，每日往复奔走，惴惴不安中祈祷一切顺利。

 

 

 

 

病房大楼走廊，图：Sami Heikinheimo

 

医院，因此和高铁站、飞机场、钢铁厂等等一样，一般轮不到设计师来花心思。因为它好像是一种功能结构非常确定，内部关系异常精密的“医疗机器”——阿尔托也这么形容他的建筑。人从机器的一头进去，再从另一头完好无恙地出来，便是他说的“治愈机器”，自然，“离开”也可能悄无声息，这是医院让人畏惧的地方，它并没有其他日常生活空间的定数，病人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我想去买一本英文的医疗建筑方面的书来看看，却发现那里面真的是各色各样的图表——比如，为了防止病人和医生受到意外的辐射，放射科的设计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讲究，太具体了。可是，除了书里写好的东西，我又能给学生们讲些什么呢？毕竟，机器一旦变化了，对建筑的要求也就跟着迅速改变——这可能也是这座传染病院很快弃之不用的原因。

 

今天这样精密的医疗机器，在阿尔托那个时候显然还不太多。所以他重点考虑的是人和环境的关系——好像不大复杂，所以没有去过也完全可以想象。在赫尔辛基西面大约50英里的森林里，这座建筑藏在山丘间浓密的树丛后面，不走近了都不太看得到。我看到一张图，明显是从飞机上拍摄的，才可以清楚俯瞰到它是由四组不同高度的建筑物组成的“树枝”状，放弃了行列式的布局，让每座建筑不至于完全互相遮挡：

 

 

一幢最高最大的一字形板楼，七层，是朝南的住院区。四层高的公共空间，在它北边的阴影中，是四层楼，是医院的行政办公区域，加上诊疗室、手术室，还附带餐厅、图书馆以及其他公共功能。再向北，是更矮的一座，里面是洗衣房、厨房和职工食堂、宿舍，最后那座在树林边的是锅炉房。接待大厅连接着住院区和医院大楼，从西边来的患者，实际第一眼看到的医院入口是在这。五六级台阶的上方，我们已经认出了未来的阿尔托得以知名的曲线形，像是一颗豌豆的混凝土雨棚，下表面涂成黑色。他的花瓶啊椅子啊都是这个形状，但是据当地人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这就是半边无可救药的肺叶啊。

 

 

 

 

芬兰现代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

 

 

 

 

 

数不清的现代医院与此有亲缘关系，不过极少数才做到形似神似。只有不多的建筑师，可以一力设计建筑，建筑室内，甚至还要负责家具。阿尔托放在楼梯拐角处还有其他公共地方的椅子，是设计史上常会提到的“帕米欧椅”。椅子的框架和座部都是弯曲胶合板制成，采用了本地常见的桦木，它既摩登，又让病人感到舒适和温暖，有利仰卧，可以更顺畅地呼吸。他的意见，构成了现代设计同时考究形式和功用的“人体工程学”的基础：“……组成一个人日常居所的一部分的一件家具，不应该引起过量的光反射……就声响效果、吸收声音等而言，它应该不至于低效。和人有亲密接触的部件，比如椅子等，不能用热传导性能过于优越的材料比如金属制造。”

 

帕米欧外表还算普通，内部却是彩色的，我们觉得通常只有幼儿园才配有这么多颜色。 

 

 

 橡胶地面是亮黄色的，暖气部件是红色的，砖红，芥末黄，砾石灰，深灰，各种蓝，天蓝，薄荷蓝，灰蓝，各种绿，开心果仁绿，粉墨绿，蓝绿，都是周边风景中找得到的颜色。一位比阿尔托还要年轻的艺术家考利亚（Eino Kauria）在负责协调空间里这些色彩，但是只有仰视过病床之上深色天花板的阿尔托本人，才知道为什么要在疗养病院里搞这么多颜色。对应“帕米欧椅”的，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帕米欧色系”。

 

 

 

病房内部布局，图：Soile Tirilä

 

 

今天人们大多知道北欧设计喜欢鲜明大块面的颜色，据说那儿半年都是冬天，太容易得忧郁症了。茫茫大雪中的冬夜，明亮的走廊浸透了光线，使得整个空间就像是一盏灯。当坏心情的你推门进来抖落一身白花花的雪渣，这些颜色除了指示你去哪里，确实是种心理安慰呢！你看，连值班护士待的玻璃小隔间都像阿尔托后来设计的花瓶，是优美的曲线形的，空间里几乎找不到尖利的棱角，连同柱子、灯罩、家具的边缘都是圆的，避免让人不小心撞到。你确信自己在住院吗？

 

答案毋庸置疑。不管多么好看，病人终究会从那个著名的豌豆形想到自己的肺叶，它正在无声繁殖着致命的病菌。病人一天天消瘦下去，无论急缓，最终会低热、盗汗、乏力、胸痛、呼吸困难，令人心惊胆战的咳嗽，最终会咳出血来。在传染病院落成的那个时代，还得有十多年，病人只能待在阳光充足、空气新鲜、风景优美的地方，等待自身的免疫力战胜疾病——也可能是失败。而他们的亲人们通常无法陪侍在身边，能够把他们送到这里已经是万幸。

 

 

 

 

圆形墙壁，图：Sami Heikinheimo

 

 

阿尔托在住院区设计了7层145个病房，他把朝南最好的位置留给了这些时常行动困难的患者。他希望即使他们不下床也可以看到外面美丽的景色，充分接触到有治愈效果的阳光。为此他显著地增大了每个病房的窗户，让它们尽可能地接近地板。靠近窗台的位置，墙壁稍稍倾斜，这样室内可以有更好的光线，打开窗户下的机关有利于空气流通。

 

 

这其实不是什么特别了不得的发明。凭着直觉人们就能明白，阳光、空气、水都是生命最基本的助力。但是直到19世纪末，大部分医院并不是这个样子。一种情况是根本没有“医院”可言，“医院”等同于收容所、难民营，是某些慈善机构比如教会临时架设的。帕米欧在10年前西班牙大流感爆发的时候，因为床位急缺，人们明知道有传染的危险，也只能把病床成行按列地安置在进深过大的巨型空间里，那样意味着有的人卧床一天也见不到阳光。

 

 

如果医院有设计理念，往往受制于不同时期的医疗理念，比如现代医护体系的创始者南丁格尔，就把清洁和通风看作医院空间最主要的原则，医院的布局因此需要很大的基地面积，好让空气沿着廊道在建筑之间形成对流。但是人们那时并不知道，“新鲜空气”中也可以有致命的病菌，这对于呼吸道疾病尤其是个重大问题。一旦了解了空气的成分，“隔离”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上述优美的曲线玻璃，首先需要的是把医护人员和患者隔离开来。

 

 

接待处，图：Sami Heikinheimo

 

 

可是患者之间是无法彻底隔离的。阿尔托在此显出了一位笃信建筑社会意义的建筑师的决断，他在建筑的不同部分体现了打通病患“社区生活”的关切，他们除了治愈，还要生活，包括准备应付将来半残废的余生。

 

 

除了宽敞的公共大厅，彩色的外廊可以驻足眺望，每一层都有专门晒太阳的地方，他放弃了均一化的建筑结构，专门用一侧的悬挑结构来创造出没有阻挡的空间，使用当时并不多见的玻璃电梯。在病房的顶楼，他还设计了一个堪比邮轮甲板的露台，可以让身体状况允许的病人24人一组出来“放风”交谈，毫无遮挡地看到周围山谷的风光。漫长的冬天里，北欧的阳光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即使是室外温度已经零下，院方也会提供毛皮睡袋，日光浴好继续下去。

 

 

 

 

屋顶阳台，图：Soile Tirilä

 

阿尔托真的确信这种室外“治疗”可以帮助病人痊愈吗？直到1946年，医学界才找到有效的用抗生素应付肺结核的办法。这以前医院的建筑师也只是帮衬着医生，应他们的判断而起舞罢了，什么才是空间的疗法，他们心里可能只有粗放的看法。

 

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说，现代建筑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室外空气糟糕透了的大城市。那里，工程师们更倾向于用人工方法来推动室内外空气的循环。阿尔托设计帕米欧那一阵子，美国采暖与通风工程师学会正提议禁止使用“新鲜空气”（Fresh Air）这个有倾向性的说法——他们的目标是正确的空气（Right Air），而不一定是“室外空气”（Outside Air）。他们最终引入了全封闭的大型机械通风系统，在美国，医院建筑随之集约化了，越建越大，因为效能更高——如果它从不失效，从而倒过来帮助传染源扩散的话。

 

阿尔托没那么麻烦，他愿设身处地去“相信”。斯坦格尔（Gustaf Strengell）说他有的是“深邃的、决断的意志，追求清晰和纯净，罔顾那些琐碎的计较”。在设计疗养病院的这段时间，碰巧他自己也因病住院，阿尔托强调设计只须从病人自己的需求出发，要考虑一个病人“最虚弱的可能境地”。比如暖气是安在天花板上的，不至于太热，风从窗户吹入的时候不是直奔病人，而是拂向天花板，然后再缓和地在室内形成回流。因为病人需要安静，他在病房内设计了著名的洗手盆样式，水流跌落在45度角的盆壁的时候会减速，不至于激起太大的声响。

 

 

 

 

洗手盆样式，图：Soile Tirilä

 

阿尔托的设计一度被称为“功能主义”，说它们源于他对科学分析的执信。可是，我又觉得，如果他不是那么年轻，如果当时的人们不是找不到这种病“正确”的疗法，他煞费苦心的这些“功能”，未必能在医生的权威下实现——在我们身处的文化和境遇中，甚至会被当成不必要的“花头”。

 

1955年，在《艺术与技术》一文中，他问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有关“功能”。一个学生面对阿尔托和其他评委陈述他设计的儿童医院，说了一大通技术问题，直到阿尔托开口了：“你明显还是至少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如果一只狮子从窗口跳进来，这栋建筑和这些生病的孩子们又如何呢？这些考量还管用吗？”

 

习惯于日常问题和“紧迫问题”的我们，对此当然莫名其妙。在别处，阿尔托强调“每个设计任务将会涉及十个、甚至数以千百计的不同的、自相矛盾的成分”，他也许说的是这个。他认为只有艺术手段经由人的意志才能获取“和谐的功能”。

 

狮子当然不可能跳上帕米欧高层的窗户，但是随着新疗法的出现去世外桃源疗养不再必要，帕米欧要证明自己依然有用。在上世纪70年代再度被医疗机构用作他用之前，1955年，在包括阿尔托等人的帮助下，这座依然有趣的肺结核病疗养病院成功地改成了一个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