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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北京街头一对戴着口罩、骑着电动车的情侣

 

主笔/丘濂 陈晓  记者/刘畅

巧合？还是历史重演？

2月下旬，北京关于疫情最热门的话题大概是一起医院的院内感染事件。2月19日凌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断出2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1例核酸检测阳性，初步划定密切接触者250人左右，其中家庭密接1人，涉及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以及透析室等医护及护工等院内人员100人，透析患者150余人。

在人民医院召开的新冠疫情专项防控工作会议上，发言的医院领导大致介绍了这起院感的前后过程：老年科一位田姓患者，已经住院六个月，住院期间因为肾功能不全，每个礼拜两三次的透析，而且经常发烧，医院对其有方方面面的会诊和处置，但都觉得没有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肺炎本身也不重。自女儿女婿家在新疆，回北京看望陪伴母亲。2月9号医院严格探视制度，女儿女婿没有再来医院，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出现了发烧的状况，在人民医院的发热门诊筛查出核酸阳性，确诊新冠肺炎。接诊的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大夫在询问他们之前的行踪和接触对象时，发现有老人也在医院住院，立刻给老人做核酸检测，发现也是阳性。

这是人民医院三起病例的确诊经过。但后面却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病毒到底是从哪里传进来的？是老人的女儿女婿从新疆带来的，还是人民医院内部存在有病原体呢？在医院追溯病源的过程中，发现1月16号到22号期间，医院老年科住进过一位80多岁的老人，几天后转院到了海淀医院，很快在海淀医院去世火化。去世后不久，老人家里的老伴和两个女儿都被确诊新冠肺炎。这个家庭在1月16号到22号住院期间来过人民医院，是可能的病源。接着追溯他们的行踪，发现他们在一月参加过一个聚会，聚会里面有一个后来确诊的患者。而这位确诊患者在更早的时间里参加过另一次聚会，聚会里有来自武汉的朋友。

2月9日，口罩之外，普通人也会穿戴防护服和护目镜

 

这是否就是人民医院这起院内感染的完整链条，答案仍不明确。在整个病源的追溯过程中，充满着“可能”和疑问——病毒的传播可能从一个多月前，也就是一月上旬就开始了。那时候市民们对肺炎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更没有足够的警惕。在1月23号武汉封城之前，大部分北京市民还是按照惯常的习惯生活，年前的聚会和社交活动在这个城市里相当频繁地发生着。两个有确诊病例的家庭，相互并不在一个病房，老年科的其他5个病人和4个护工目前没有发病，核酸检测也是阴性。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谁传染谁，还是说根本没关系，而是另有传染源，现在都很难有确定答案。如果在这件事里有什么是确定的，那就是“病毒就在我们身边，防不胜防”，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防控。

人民医院的感染一共导致250人隔离，并让北京的新冠疫情连日放缓后又展现出严峻的态势。自2月4日来，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缓慢下降，2月16日降至1例。但2月19日这一天，人民医院的院内感染就贡献了3例。截至当天24时，北京累计确诊病例395例。更重要的是，这起院内感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关注，挑动了人们关于17年前的一些记忆。在2003年SARS期间，规模较大的人民医院承接了接收普通市民的救治任务，结果因为防护不足，导致大规模院内感染。多名医务人员染上SARS病毒，丧失救治能力，医院被封。这次的院感事件发生后，在人民医院内部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工作会议上，也提到了17年前的话题，让人不禁猜度这是一个惊人的巧合，还是历史的重演？北京的疫情防控自此会出现一个新的拐点吗？北京能守住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个城市的防控体系。

第一例病例

早在2019年年底，北京的医生圈里就开始有了武汉不明肺炎的传闻。陈力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呼吸科的医生。2019年12月30日，他在北京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其中有一位同学来自武汉。当天微信上已经在流传一份武汉市卫健委发出的《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还有华大基因测序公司对病毒进行初步检测，结果疑似SARS的截图。席间陈力和几个同学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一番讨论。“我还开了句玩笑，说从基因测序来看，最起码是SARS的亲戚。不是东北虎，华南虎也该小心。”陈力对本刊记者回忆。

作为呼吸科的负责人之一，从2020年1月初开始，陈力就让同事们把佩戴的一层普通医用防护口罩换成两层外科口罩，同时向医院申请N95口罩，并嘱咐自己科室的住院大夫：“病历上不要再写朝阳医院接触史，而要问一问是不是有武汉旅居史。”在两个月前，两名内蒙古来京的患者在朝阳医院确诊为鼠疫，自此北京很多医院一直把鼠疫作为传染病防范的对象。但陈力隐约感觉到，相比只发现两例的鼠疫，远在武汉尚不能确定广度，又找不到根源的神秘病毒更具有威胁性。他还建议一位有发热症状的患者做了一种第三方机构才能做的高通量测序。“高通量测序同样属于病原检测，尽管没有后来PCR核酸检测准，但遇到疑难、复杂的肺部感染，一般血常规、CT都难以判断时，就会推荐病人去做这个进行排除。它的价格高，病人要自己负担3000多块钱。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我们还是说服了他，好在病人没有感染。”

到1月中旬，当公开舆论对这种疾病的通报口径还是“可防可控”“有限人传人”时，陈力从武汉同学那里得知，当地已经有一批医务人员感染了。“我们这时又做了防护升级。在门诊做气管镜，医生都戴着帽子、N95口罩和防护面屏。”陈力认为，2003年SARS爆发时，全国高铁网没有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病毒大面积向外蔓延的速度，而现在“武汉高铁最快四个多小时就能到北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陈力的担心是有道理的。2020年1月初，病毒已经从武汉来到了北京，最早的感染病例出现在大兴。两位大兴居民去武汉参加婚礼，1月8日返京后出现发热症状，就医后以“高度疑似”转入地坛医院隔离治疗。这两例北京最早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拉响了北京市防疫的警铃。北京市卫健委后来向媒体透露，1月12日之前北京就确立了三家传染病医院作为新冠肺炎的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地坛医院、北京佑安医院、解放军第五医学中心。卫健委还在医疗系统内部下了通知，对发热、咳嗽患者要格外留意，接到有疑似症状的患者及时向卫健委汇报。

1月20日，也就是钟南山院士考察武汉后，正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定“人传人”这天，北京的防控网络已经筛查出5例确诊患者，分别来自大兴、昌平和一位武汉来京人员，他们都有武汉旅行史，都是在发热门诊就诊时被排查出来的。1月24日，北京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北京郊外的“小汤山医院”也在这一天重启改造建设。这座在17年前的SARS保卫战中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医院又将发挥防疫的功能，为疫情防控做好空间储备。

“小汤山医院”的设计单位国机集团下属中国中元此次提供咨询工作，副总经理张同亿告诉本刊，当前小汤山的主要工作是修缮现有建筑。需要增加电梯和水处理装置，并重新设计楼内气体的流向。据媒体报道，修缮的场所主要是康复楼B区，从大年初一这天开始，建工集团和城建集团的千余名工人进入康复楼，挖开楼前地面，铺设钢筋，加固楼体。楼内的病床、凳子、沙发、柜子、电视机等设施被运至楼外。医院北侧另打通一条长341米、宽7米的院内道路。修缮如今已基本完毕，正在开荒保洁。而修缮的同时，在“非典”病房的旧址也已建起5栋三层病房楼。现场工人对媒体说，“三层的板房楼未来都是病房。连通部分没有台阶，据说未来机器人等自动装置可以利用这些通道远距离运送设备、餐食等”。

2月14日，北京地铁出入站的闸机口会定期消毒

 

立刻行动起来

和17年前相比，北京的反应迅速了很多，这或许和这个城市曾经被病毒袭击过有关。因为前期的轻视懈怠，2003年“非典”全国感染5000多例，北京占了约一半，庞大的病人基数让城市陷入混乱，直到“小汤山医院”建成后才得以缓解。那是一段混合着恐惧、死亡、悲伤和无力的城市记忆，留在每个经历过那段疫情的北京人心里

2020年1月20日北京首次通报发现两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时，刘经国立刻想起了“非典”。他是朝阳区一家高档小区的物业经理，“非典”时住在海淀区302医院附近。眼下他管理的这个小区有4000余户、8000多人，北京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几乎各占一半，当北京首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时，已有近三分之一业主离开了小区。刘经国立刻决定对小区住户进行筛查，确认离京业主是否有疫区接触史。“通过检测住户进出的门禁卡，大致判断出业主这个春节有没有离京记录。有每日一进一出的记录，说明住户仍在小区生活，若门禁卡多日没有使用，说明住户已经不在小区居住。”刘经国对本刊记者说。在康景物业数据化管理平台的帮助下，他和同事当天就完成了整个小区95%的门禁数据的筛查。

刘经国所在康景物业管理的36个小区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北京第一批自行采取行动的小区。两天后，北京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全城7000余个社区展开住户排查工作。各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挨个打电话给辖区内的武汉乃至湖北籍住户，询问住户是否离京，身体状况如何？若离京何时返回？1月24日，北京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社区排查范围扩大，需要了解小区内所有住户近半个月来的外出情况。

阻断疫情输入北京的源头，是防控的首要任务——北京曾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惨痛教训。2003年“非典”最早发生在广东，被一位超级传播者带到北京后“落地生根”，发展出大批社区感染和本地传播，最终北京的感染人数超过了广东，成为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地方。而这一次新冠肺炎的发作时间刚好和春节重合。北京是世界级交通枢纽，也是中国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春运和返工都会导致大量的密集人流，这恰恰是最适合病毒传播的环境。消除人口流动导致的传播危险，社区是防控一线。

海淀区中关村公园附近的村庄是北京的外来人口聚集地。杜虹是当地一位村委会主任，她管辖的村子如今有4000多人，三分之二均非本地户籍。杜虹这个春节几乎一天都没休息，1月23日下午两点半从镇里开完防疫会后，三点二十分组织村委会、股份社和物业一同开会，会后电话一一排查辖区内和疫区相关的重点住户行踪，直到晚上十点多。

1月2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里，提出“地毯式追踪”和“拍门行动”，要求社区工作不仅是电话排查，还要上门核实。杜虹和同事们借着分发84消毒液的机会，挨家打听住户的情况。村里还依靠村集体对村民的影响力，号召股东代表、居民代表30余人挨家敲门，并且动用20个人逐一打电话，用两天时间排查了3000多户。

并不是所有住户都会如实上告自己的行踪。该村的社区书记卢婷告诉本刊，小区里有一位姑娘，春节前从武汉出发，到过湖北周边城市，又辗转其他城市再回到北京。回京后就躲在屋里不出门、几乎不产生垃圾、晚上不开灯近二十天，即使村里挨家送消毒液时也不吱声。“因为她的租户信息与物业登记的信息也不符，我们一直认为那个屋子是空的，直到警方查到她的高铁信息，让我们在小区里排查，才打通她的电话。”此后，杜虹将当地民警请来办公室，24小时协助排查辖区的住户。“片警帮助居委会联系外管办，提供给居委会通过高铁等出行记录获得的住户名单，村里排查时发现可能有染病风险的人员，也把他们的身份证号上报给公安，请他们帮助追踪。”

对内排查，对外则逐步封闭管理。刘经国的小区在1月20日统计完门禁卡的记录后，便开始了半封闭状态，11个小区门关了6个，外面的车辆也禁止入内。“所有住户进出都要量体温，每日两次小区消毒。”刘经国告诉本刊，依靠自己公司总部的技术力量，他们向后台提要求，设计微信上的住户调查问卷，不仅可以实时定位住户的位置，更需要住户在手机上的手写签名，担保自己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小区内120部电梯按键都套上了保鲜膜，并在电梯里放上抽纸巾。为了避免小区住户外出买菜时可能导致的传染风险，物业还当起了送菜员。住户从网上订货，输入小区物业的APP，由物业帮收货送上门。

2月14日，北京佑安医院的员工正在处理医疗垃圾

 

一次高峰

北京以从未有过的严密防守开始了和新冠病毒的交手。但对一个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都市来说，无形无色的病毒仍然有太多机会钻进来。在东城区的一家三甲医院，一位从1月20日就开始在发热门诊值班的呼吸科医生对本刊回忆，发热病人一直在持续增长，一直到2月3日，第一拨复工的企业开始上班，病人出现一个高峰。陈力所在的那家昌平区的三甲医院，发热门诊的隔离几经扩大。先是改造了肠道门诊，随后将一个临时用房和一个体检中心都变为隔离病房，共有30多间。即使这样，病房一度连续几天都处于满员状态。

1月28日，北京每日新增病例突破个位数，达到11例，第二天全市确诊病例突破一百。下午，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北京进入防控的关键时期，疫情由输入性向扩散性过渡，出现了没有湖北旅行和接触史的患者；发现明确的本地二代病例；还有隐性感染者和低年龄患者；其中，聚集性病例成为北京疫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被感染的病患中，50%以上是聚集性发病，其中一例还发生在医院里。

这起院内感染发生在位于木樨地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由于心内科的重症监护室收治了一名从发热门诊转过来的病人，造成了感染。第一次对外宣布时，有5名医护人员、4名住院患者确诊。在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西城区区长还原现场的平面图，显示疫情发生在南楼，也随着医护人员的流动出现在北楼的ICU病房和门诊，共有172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

院内感染是传染病防治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这也是2003年“非典”一度导致城市陷入混乱的重要原因——医护人员的感染标志着传统医治链条的断裂，医院在丧失和病毒作战的能力。复兴医院的感染很快得到控制，但仍然足够引起警惕：被感染的9名患者出现在2月2日新增确诊患者统计中，致使当天新增病例达到32人，是北京公布疫情数据以来病例单日增长最高点。而最终它导致的感染病例是34例。

2月22日，北京的餐厅即使开业，客人也寥寥无几

 

按北京市此次的防线设计，有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的患者必须在发热门诊隔离观察，一旦确诊立即转入定点医院治疗。如果病人有其他问题，比如发热的孕妇临产需要转到妇产科病房，相关病区的防护和隔离都要做好。复兴医院这例病人如何突破了这道制度上的防线，从发热门诊转入没有防护的心内科，原因众说纷纭，但它暴露了防线上的一个漏洞：由于防护物资紧张的缘故，北京大多数医院也只能保证急诊和发热门诊等一线科室能有三级防护的装备，有的医院为呼吸科这样的高风险科室也配备了相同物资，但其他科室仍旧是帽子、口罩和白大褂那样的普通装束，病毒很容易乘虚而入。

位于平谷区的邦维特种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是目前北京唯一有资质进行医用防护服生产的企业。负责人盛涛告诉本刊，公司已经和北京市政府签了30万套防护服的合同。为了完成任务，他们从1月28日开始复工，临时购买了三四十台、总计600多万元的生产设备。“估计北京市每天整体防护服的消耗量在4000件左右，这差不多能满足三个月的用量。”尽管平谷区政府调集了另外三家服装和制帽厂总计130名工人进行支援，现在工厂的生产能力仍旧达不到全产能释放。“每天其实能做1万件，但因为缺乏熟练技工，现在只能有6000件左右出厂。”防护服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往上粘贴蓝色的密封条，普通缝纫工人对此没有经验，在冲锋衣厂工作过的工人会有类似的操作。“熟手一天能贴150件，是新手的三倍。”但这样的工人或者处于外地回京的隔离期，预计2月20日之后才能上岗，或者被各种政令阻拦，尚未踏上返京的路程。

2月19日，北京的一家主食商店提供“无接触”式服务

 

最漫长的返京潮

返京潮是北京每年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大潮。按往年经验，回城高潮一般出现在正月初五后的两天。据报道，2019年的正月初五，仅北京三大火车站便有50余万人回京，次日又叠加同样数量。如果今年仍然是这样的返程规模和密集度，对疫期的北京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1月31日，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除疫情防控、保障城市运行等必需行业，各企业不得早于2月10日上班。杜虹他们在打电话时，都会叮嘱外地租户不要急着回来，而是观察疫情的发展再决定回京时间，甚至一些小区要求房东对外地租户进行劝返。

根据铁路系统的运力数据，2020年1月29日和1月30日两天，铁路返京旅客总量约40万人次，不及往年一半。此后回京人数再未出现高峰，直到北京正式复工前一天，北京三大火车站到达北京的旅客也仍只有11万余人次。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容军曾表示，截至2月2日国务院要求的工作日第一天，春节前由铁路、民航出京的1000万人中，仍有800万人尚未返京。这些人会在更长的时间里慢慢回到这个城市，北京将面临一个不那么高度聚集，但却非常漫长的返京潮。

刘经国感受到一种缓缓逼近的压力。他管辖的小区虽然没有往年上班前，返回的车堵在小区门口排一个多小时才能进小区的场景，但从正月初九之后，每天会有几十户人家回来。按照北京在2月9日发布的防疫“京十条”，刘经国和同事们需要在小区门口设置检查点，维持小区的封闭管理，同时还要对一些经过疫区或者与确诊患者有过接触的高危人群进行点对点的隔离监控。

他发现要做的事越来越多，除了在小区门口设卡测体温，查出入证外，还要帮隔离的住户取快递，扔垃圾，买菜……刘经国与顺丰、中通、京东等物流谈好协议，快递员将快递送到小区门口指定区域，他的员工给快递包装喷上消毒液放一会儿，再送到每一户的门前。算上他自己在内的260名员工中，有30多人每天在小区里为1400余户送600多个快递，“内勤人员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下午六点半才能下班，他们看自己的运动记录，每天要走2.5万多步”。

同样面临压力的还有企业。王海宁的乐元素游戏公司从2月17日开始复工。虽然比国家正式规定的复工日期推迟了半个月，但乐元素已经算比较早开工的互联网企业。腾讯、快手和今日头条这些规模更大的企业都还没有复工。企业越大，复工的前期准备就越复杂。乐元素虽然是互联网企业里规模较小的，但也经过了非常周密的思考和准备。

乐元素位于海淀区苏州街的维亚大厦里，分布在6个楼层。可能紧邻中学的缘故，大厦的物业管理相当严格。访客需要提前一天填表报告自己的旅行情况和身体状况，填写身份证和车牌号。为了减少电梯内的人数，大厦物业要求10层以下都不能坐电梯，只能使用楼梯，电梯内一次不能超过8人，并且要按照电梯地板上贴着的“八人方位法来站立”——也就是保持距离的同时，都背靠背站立。进电梯之前有免洗洗手液和抽纸提供，出电梯后有专门的垃圾箱用于口罩和纸巾的丢弃。员工进出大厦时，都要排队经过一个热成像仪，只需要在前面停留一秒钟就能测定体温。早上九点到十点是上班的高峰期，大厦会开设四条通道来分散人流，每条通道配备四位物业人员来做指引。

乐元素游戏公司的CEO王海宁（于楚众 摄）

 

王海宁在武汉上的大学。疫情刚开始，他的公司就定点向武汉的三所医院捐赠了防护物资，并为自己公司的员工也采购了口罩。从1月27日，公司的采购部就行动起来，从国内采购了8000个N95口罩，东京分部的同事买了2000多个口罩。公司注册地石景山区政府又帮助采买了2万个口罩。公司把口罩寄送给家里没有储备的员工，保证他们能顺利返工。返工后，公司还会提供给每位员工每天2个医用一次性口罩，用于在公司办公时使用，还有一周3个N95同级别口罩用于上班通勤。王海宁给本刊算了笔帐，N95口罩一个20元，一次性口罩一个5元，每周一个员工口罩花费就是110元。600个员工，21天上班，就是30万左右支出。再加上人均三四十元标准的盒饭，由于疫情每月这些特殊的支出要100多万元。

公司食堂是最为谨慎准备的地方。公司把位于大厦22层本来要用于员工培训的区域变成了用餐区。用餐区分割成三部分。每一部分就像高考一样，桌椅之间横向间距半米，纵向间距1.5米来用餐。用餐之前门口提供纸巾和免洗消毒液，有行政人员引导、要求领取盒饭时的间距不能太近。用餐区域的墙壁上还贴着如何摘放口罩，吃饭不要说话等提醒。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公司员工陆续分成三拨来这里。每批在15分钟内吃完，下一批员工进来前，保洁阿姨会用酒精进行消毒打扫。

2月21日，乐元素的公司里，员工必须全天佩戴口罩（于楚众 摄）

 

2月21日，乐元素临时分隔出用餐区域，员工如同高考一样就坐（于楚众 摄）

 

员工全部佩戴口罩，保洁阿姨会对休息室、茶水间等公共区域进行一天三次的消毒。现在并不鼓励员工在休息区因吃零食等多做停留，零食柜也不再提供食品。公司的墙壁上都贴着一些行政部门准备的提醒海报。在会议室里，提醒的是戴口罩、间隔坐、开短会，还有触碰开关时要用纸巾垫好。主要公共区域的海报则要求员工一天佩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开窗通风、说话保持距离等等。为了避免病毒传播，中央空调只有送风，而关闭了回风。

除了进出和用餐这些日常问题外，对于公司比较大的挑战是工作方式。因为是游戏研发公司，平时有比较多的群体沟通，常常需要20多个人开会讨论一个项目，现在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但如果开会时间过长，微信可能不支持，会把人踢出去；而光是安排20多个人在屏幕前坐齐可能就得十分钟。乐元素鼓励让产品经理前一天细致梳理项目，把分工落实到每个人，第二天开会之前花半个小时安排会议流程，每个步骤安排七八个核心人员参加，充分提高会议效率。

“要小心，加倍地小心”

在这些复杂甚至繁琐的设计下，虽然疫情的阴影尚未散去，北京仍然缓慢地开始重新启动。看起来，城市的防线经受住了第一波回京潮和复工的考验。一位首批定点医院的一线医生告诉本刊，从1月29日核酸检测权下放给医院后，医院每天有检测200份标本的能力，但往往连90份都做不了。医院曾经相继开放三个感染科病区和一个肝病内科病区，腾空了约100张病床准备收治病人。但病人数并没有因为复工潮的来临而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他们医院因此暂时关掉了一层病房。在一家西城区的区级医院，医务人员告诉本刊，医院全力集中在收治转运过来的轻症病人，收治能力在也在100人上下，现在有不到30位病人。

但病毒还在不断地试图侵入这个城市。比起SARS，新冠病毒还有好几个让人防不胜防的武器：潜伏期长，有个别案例可能超过14天，可以在长时间没有出现症状的情况下具备传染性……它随时等着从城市防控体系的漏洞里，从人们稍微松懈的意识缝隙发起攻击。2月14日，西城区政府内一名公务人员春节回老家，正月初六驾车回京，没有自我隔离十四天，初七正常上班后，正月十五后得知老家亲戚确诊，自己因先前的“感冒”症状也到医院排查，最终确诊，同时导致数十名同事被隔离，已有同事在食堂排队时被感染。2月19日凌晨，人民医院公布的院内感染又让大众神经紧绷。

2月14日，也就是西城区发生复工公务员感染那一天，北京发布了更严的隔离令，要求所有回京的人都必须隔离观察14天。杜虹的村里至今还有300余户未回京，按新政策他们回京后都需要隔离，由社区提供监督和生活保障服务，但杜虹所在的村里工作人员、保安、志愿者加在一起也只有100多人。卢婷从腊月二十九至今，每天六点多就上班，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几乎隔一两天才能回一次家。虽然戴着口罩，但露出的眼中仍能看出疲惫，“工作人员们很多都不愿回家。每天在外面转，怕真有病毒再染上家里人。而且一旦回家就要全身换洗，为了免得麻烦，有站岗的志愿者就在楼道里支了个小床，中午凑合一下”。

被考验的不但是北京的防控体系，还有面对疫情恐惧如何自处的人心。“从1月24日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前后，匿名举报邻居是从湖北或武汉来的电话骤然增加，十通电话里至少得有一半。”一位公安系统的相关人士告诉本刊。卢婷记得大年初二时，他们小区中有一位租户年前从北京自驾回湖北，发现疫情严重后，没敢在湖北落脚，直接开车到深圳，自深圳乘飞机返京，她发现他的行踪时，他已回到北京。他同屋还有两个室友，得知他回京后，直接给社区打电话，“让小区坚决不能让他进来，其中一个室友还吓得跑回了老家，返京的这位租户最终在劝阻下，自己找酒店隔离了14天”。

当社区的防疫措施随着返工日期的日益临近而逐渐严格时，社区内部的安稳开始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尤其当2月9日所有小区要求封闭管理之后，业主和居委会，物业的管理纠纷不断。2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曾发布公告，截至当时，北京警方已侦破疫情案件196起，其中寻衅滋事、扰乱秩序、妨碍公务等干扰、破坏社区疫情防疫工作的违法犯罪案件130起。一起典型案例是，2月17日8时许，昌平公安分局接到报警，有人驾车欲闯入其父母居住的小区，因对小区防疫措施不满，驾车撞向现场防疫检查站的临时帐篷和社区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导致1名工作人员鼻骨骨折，1名工作人员腿部受伤。撞人者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如果以1月23日武汉封城作为一个明确的起点，北京已经和疫情交手一个多月了。这是城市和病毒的第二次遭遇。和17年前相比，城市出现了几次小的险情，不过还在可控的范围内。城市像一艘巨大的航船，在疫情的阴云下颠簸但还算平稳地缓慢前行着。但过惯了安逸生活的人们，正在遭受着忍耐力的考验，这给了病毒攻击甚至冲破城市防线的可能，也让城市在平稳的外表下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张力——这是病毒和人心的较量。正如人民医院院感事件发生后，医院领导在内部专项会议上强调的那样：“病毒就在我们身边，要小心，加倍地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