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手术的陶勇

 

从医的志向

陶勇从ICU病房转入康复科已有半个多月。1月20日春节前最后一次出诊时，他被一名自己诊治过的患者追砍，导致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毫升。如今被砍的左手尚且只有轻微的知觉。除了时不时做些抓球、拿木棒的康复小游戏，医生会把他的手关节一节节地掰开，通电刺激神经。揪着肉一般的疼痛每次半小时，他每天要忍受两次。

医院里痛苦的康复至少还要数月，肺炎疫情期间外人无法探视，陶勇在病房里与护工为伴，他头上的伤痕未消，仍然时常头疼。但毕竟经历过颅内出血和脑水肿，他总怕病情会突然恶化，自己时日无多。心里感到很紧迫，便着手为写了两年的专著《眼内液检测》完成后记，又构思写一本患者与患者、医生与患者之间关爱的小说。“就像是‘交代遗言’。”陶勇即便说起自己的担忧也语调轻松。《眼内液检测》是他对八年来工作的总结，小说从未尝试过，却也是行医的一部分，这些都与学医的初衷息息相关。

陶勇的家乡江西省南城县是沙眼重灾区。小时候他总见到母亲因为沙眼觉着眼睛磨得难受，而母亲小时候由奶奶带大，她的奶奶就因沙眼过于严重而失明。有一次陪母亲到南昌求医，看到医生用针从母亲眼中挑出一粒粒白色的结石，母亲的痛苦被解除，他从此立志做一名眼科医生。

1997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在江西省招收十个名额，陶勇排名第一，入学后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如今丝毫不避讳谈论初来北京时自己的闭塞和羞怯。当时英语课按成绩分成ABCD四个班，系里的北京籍学生占一半，多分在A班，来自县城的陶勇被分在C班。“县城的孩子靠应试教育考上来，读和写还好一些，听和说就跟不上。那时只能硬着头皮练，练李阳的《疯狂英语》，有英语讲座时，围着外国人一通聊。当时与人沟通也是问题，研究生时第一次在会上发言，连最前排的老师也听不清我讲什么。自此之后，我每次上课都逼着自己得站起来提问，直到后来工作后参加北京市的讲课比赛，获得了二等奖。”

五年制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相较其他学科更为严格，前两年半在学校学习知识，后两年半在医院实习，陶勇的执着使他成为当年临床医学唯一保研读眼科的学生。在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教授看来，那也是陶勇能从一个医学生成为一个优秀眼科医生的原因之一，“相比其他学科，医学更需要综合素质，既要有缜密的逻辑能力分析病因，做手术要有胆量，遇到情况还得果决”。这些素质都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和培训来磨炼。

陶勇向本刊记者回忆，自己的硕士导师姜燕荣教授和博士导师黎晓新教授在他的学生时代，便树起了榜样。姜老师每日的作息是，傍晚五六点先睡一觉，八九点起床开始做研究，直到凌晨四五点，休息两个小时后，开始第二天的工作。陶勇自叹弗如，却也养起了猪，成为当时实验室的一景。为了研究眼睛的构造，需要用动物做观察。“老鼠的眼睛太小，猪的眼睛与人类似，我就用了一头长不大的猪。”陶勇记得，那时北医周围还没有地铁，他要从北航门口坐375路到终点站，再坐“面的”到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小型猪种站买猪，拉回实验室自己养。每天打扫、倒粪、喂泔水，麻药也得到动物园里借，“那篇论文最终发表在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眼科杂志上”。

陶勇把养猪的“事业”从硕士延续到博士，师从全国数一数二的眼科专家黎晓新教授。同门师姐胡小凤记得，学生每周要跟导师一同出门诊，在老师看病前先看病人的病历，思考病因和诊疗的方法。黎晓新教授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一天要看六七十个病人，直到做检查的护士下班也看不完，“黎老师为避免病人第二天挂不上号，会特意嘱咐病人挂一个普通号约检查，第二天也会先为他们看”。医德在潜移默化中熏陶，陶勇又被黎老师的格局和气度所折服。1998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为给患者治病，跑到太平间取眼角膜，当时引起热议。黎晓新教授主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社会说明情况——那位医生虽然做法错误，但不是为了牟利，而是想要治病，让陶勇领略到老师作为科室主任的担当和应该如何面对问题的方式。虽然是老牌专家，但黎晓新教授又是他们中间最积极拥抱新科技的人。“那时他最先用苹果电脑，智能手机刚出来，就用App查看航班信息，学生都是跟在她后面。”

年轻的陶勇充满着对疾病和患者的热情。多年的受训既是艰苦磨炼，也是一种职业道德的指引——病人需要治病，医生就要千方百计把病治好，要挑战别人治不好的病。他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12年时黎晓新教授希望他专攻葡萄膜炎专业，填补科室的空白，与陶勇的想法一拍即合。“全国三万多眼科医生，能治葡萄膜炎的人屈指可数。”魏文斌曾是陶勇博士论文的答辩老师之一，他对这位后生的选择深感钦佩。因为葡萄膜炎是眼科最难的病症之一，属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眼病，却呈现出全身免疫系统疾病的症状，仅病因便有数百种，治疗原则又因病因不同，可能截然相反，治疗时往往还需要内科和外科双管齐下。而相比白内障之类受众面广、效果立竿见影的手术，做葡萄膜炎手术的患者既不多，效果也相对不那么明显，注定是个艰深、寂寞，更难被人理解的方向。

2012年，陶勇的葡萄膜炎专科门诊开诊。他记得，刚开门诊时一下午只有三五个病人。因有葡萄膜炎的患者多是慢性病、分散在全国各地，随着一波波病人复诊，患者间口耳相传，诊室前的门可罗雀变为摩肩接踵，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葡萄膜炎专家之一。

年轻的眼科主任

“陶勇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同学聚餐时他会按时到，等候他人的间隙就打开笔记本写论文，甚至手术换台的间隙，他也趁机补充专业病例，指导共同手术的学生的论文。”胡小凤说。自打2012年当上硕士生导师，看病、科研、授课将陶勇的生活挤满，每样都难以推卸，他把学生时代的勤勉带进工作，将“见缝插针”的本事练得炉火纯青。她发现陶勇是外科医生里少有的对科研也充满热情的人，“别人眼中枯燥的学术，在他那里看起来像消遣。同学见面，他会畅谈专业领域的新发现”。

他对科研的热情与葡萄膜炎息息相关。魏文斌向本刊记者介绍，因为眼球的结构比较封闭，普通的抽血化验难以探知眼内发炎的原因，以往对葡萄膜炎的诊断多凭借经验，常常误诊，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直接从眼睛里取样，做眼内液的检测。陶勇科研的重心也在这里。

“国外有眼内液检测的项目，而不同国家根据自己国内葡萄膜炎的病因，检测内容各有侧重。我做的工作就像是把珍珠串起来，再结合比如弓蛔虫病等中国本土病因的检测，力争能够提供一个国际标准。”陶勇对本刊记者说。他的导师黎晓新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力排众议，成为国内玻切手术的引领者，陶勇则将葡萄膜炎划为自己“开疆拓土”的天地。他为此成立国内首个“眼免疫实验室”，又通过第三方检验所与医院合作，在全国推广眼内液检测技术。目前已成为全国医生诊疗葡萄膜炎时的基本手段。“是眼科精准诊疗的里程碑。”魏文斌对本刊说。

2016年看起来是他职业发展的一个契机。以治疗葡萄膜炎为传统的朝阳医院眼科，因前任科室主任退休而向陶勇发出邀请，他成为了朝阳医院眼科新任科室主任。他在科室内建立系统的教学体系，每周查房时会有技能训练，并面向全国招收学习葡萄膜炎的进修医生。陶勇每年还组织葡萄膜炎在网上的再教育培训班，不仅自己讲，也请全国的知名专家授课。魏文斌告诉本刊记者：“陶勇年纪轻，知名专家都比他岁数大，又都很忙，他会提前半年反复和每位专家敲定时间，精确到上下午。”

朝阳医院眼科就此成为葡萄膜炎患者的目的地，全国的疑难患者都向陶勇涌来。来到朝阳医院后，陶勇除了每天查房，周一出专家门诊和特需门诊，周二手术，周三至周五会诊、做科研、处理医院的事宜，周末外出开会。而每周一的门诊在同事眼中都像是一场焦头烂额的“战斗”，因为陶勇不忍让病人白跑，特需门诊不限号，每次都要看六七十位病人。在他出诊时，有进修医和助手帮忙，但陶勇的同学仍在他的诊室看到，病人多到涌到他办公桌前，他不得不看一会儿病，站起来维持下秩序，一遍遍劝说：“大家出去好好排队吧，这样轮到你们看病的时间还能早点儿。”

葡萄膜炎的病因复杂，看病就像破案，一般一个病人都要10分钟以上。门诊从早上8点半一直开到晚上七八点。陶勇像黎晓新教授一样，即便检查的护士下班，他也会让医生为病人在诊室里做完检查。他把病人服药的方法、复诊的时间用机器打印出来，一一交代给病人。科室里四分之三的医生都比陶勇年长，但他的医术得到大家的认可。陶勇借助眼内液检测的技术锁定病因后，再结合病人其他的检查结果，久而久之形成全新的诊病经验，甚至可以根据病人的片子，倒推可能的病因。胡小凤记得，一位反复视网膜脱落的病人拍完眼底的片子后，陶勇一眼注意到其中的一块瘢痕，没有把它当作手术后的痕迹放过，而是就此判断患者的病应是弓蛔虫所引起，眼内液检测后，果不其然。

陶勇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学识。胡小凤注意到，当某位医生在手术台上发现疑难问题时，陶勇几乎随叫随到，各地医生遇到葡萄膜炎的疑难也会找他。训练年轻医生的诊断技能时，他甚至精细到病案中“的、地、得”的用法。“一位疑难病人的诊断结果出来后，他会在群里高兴地向学生们汇报。他会带着年轻医生做手术，一边做一边教，比如白内障手术的切口该切成什么形状，为什么要这么切，全是他自己总结的经验。结果便是，目前朝阳医院眼科的年轻医生都能做白内障手术。”胡小凤对本刊记者说。

如果一个医生的磨炼仅仅只局限在知识、技能和职业操守上，陶勇是个正努力接近完美的医生。可医学的范畴远不只诊疗本身。医生不仅要用自己多年的专业习练和疾病对话，更要和患者对话。葡萄膜炎被称为“穷病”，因为它多是由白血病等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引起，不仅治疗时间长，原本的免疫系统疾病也已消耗巨大的医疗费。这意味着医生要面临更复杂深奥的人心。

2018年底，开往广东肇庆的“健康快车”

 

疾病之外

陶勇喜欢参加“健康快车”的公益诊疗。“健康快车”是专门从事慈善扶贫的眼科火车医院，始于香港回归时。作为香港回馈祖国的礼物，每年到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为贫困患者在火车上免费做白内障复明手术。如今有四列，每列有六七节绿皮火车厢。除了车头，后面是手术室、餐车、会议室，和病人的病房，病人在当地医院筛选后，符合条件的人前一晚住进火车做准备，第二天做手术。大部分病例比较简单，平均手术时间8到10分钟。但也常遇到风险大的挑战。“比如有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有先天性白内障，从小眼睛就有问题，眼睛结构有问题，天生眼睛小，在火车车厢里做这样的手术，如果感染将难以收场。但这样的疾病往往遗传，一家人都有问题。这个小伙子是家里唯一的劳力，如果他失去这次机会，将一辈子瞎下去，再没有医治的机会。他恳求陶勇，陶勇最终答应给他做，最后手术很成功，陶勇还把***妈的手术也一并做了。”胡小凤告诉本刊记者。2018年她在陶勇的带领下来到甘肃白城，在“健康快车”上工作了三个月。

对这些大医院的医生们来说，“健康快车”既是医者助人的善行，也是系统教学的一部分——陶勇通过这个机会训练下属做疑难白内障手术的技能，还是难得的放松时刻。“虽然住在火车上，每个大夫一个由软卧车厢改装的小隔间，大部分时候一上午能把当天的手术都做完，还能省却许多医院里的纷纷扰扰。”陶勇对本刊记者说。

即便常年专注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陶勇仍然能感受到行医环境的紧张。他口中的“纷扰”来自病人的压力。近十几年来，眼科的新技术层出不穷。以治疗近视为例，十几年间从戴眼镜，发展到第二天就恢复视力出院的全飞秒技术。技术突飞猛进的另一面却是滋生出一种幻想：没有不可治疗的疾病，尤其在那些大医院，在那些掌握着最先进技术的医生面前，所有完全康复的愿望都必须得到满足，都是患者理所应当的权利。行业的顶尖医生因此被推上一个危险的神坛——有的患者同时挂上几个大医院的知名专家号，一边看病一边比较不同专家的说法，甚至就诊时藏着录音笔，搜集医生是否认真治疗的证据。医生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疾病，还有病人的幻想和因幻想无法实现时产生的怀疑和愤怒。而“健康快车”的对象，大多在穷乡僻壤，平日里没有接受专业治疗的机会，更没有接触专家的机会——他们是真正的“穷人”，而真正受苦之人大多没什么自觉理所应当的诉求。“毕竟来‘健康快车’看病的人连怎么录音都不会。”陶勇有些自我解嘲地说。

陶勇记得，自己2009年第一次参加“健康快车”，援助的地点正好是他的家乡江西乐安。他至今对一位老太太印象深刻。老人家是个孤寡老人，背驼得厉害，眼睛是医生口中的“一线天”：深眼窝、睑裂小，手术操作的空间非常小，在火车的手术台上风险极大。当时陶勇还是个小医生，本就怕若治不好会给领导添麻烦，但几乎一无所有的老太太表现出的坦然和信任感染了陶勇，于是放手给她做了手术，结果很成功。自那之后，陶勇连续两年参与“健康快车”，来到朝阳医院后，又几乎连年申请带同事去。“有些病虽然复杂，但以目前的医疗水平，只要医生和患者能够相互信任，就更能治。”

胡小凤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张照片：晚上漆黑的手术室里，陶勇独自一人为病人做着玻切手术，只有手术的仪器发出荧绿的光。“那天是科室教学查房，陶勇把所有医生都派去听课，自己留下来做手术。”胡小凤说，因为葡萄膜炎是眼内发炎，就像“着了火”一样，一般人不敢为这样的病人做手术，陶勇有这个技术和胆量，而得这种病的患者多有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许多是骨髓移植后的白血病患者，往往家底已被掏空。即使是被弓蛔虫感染的病人，也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陶勇又不忍心一个疾病因为钱而无法获治，私下为病人垫钱是常有的事，“眼内液检测一般要测八九个项目，陶勇为了给病人省钱，往往先依据自己的经验，锁定最有可能的病因，只检测相关的项目”。

而病人与陶勇的交往，也使他对行医的认识扩展到疾病之外。陶勇记得曾经帮助过一个白血病骨髓移植后，患上白内障的小姑娘。因做了白内障手术后，小姑娘就会患上老花眼，读书会很痛苦，他找公司为她捐赠了一对防老花眼的人工晶体，仅一枚就要上万元。为她做完手术后，陶勇到血液病医院看望她，出了病房却见到小姑娘的父亲在偷钱。

“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事？”陶勇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骨髓移植可以轻轻松松花掉几十万，小姑娘的父亲真的没钱。这让我意识到人性的复杂，人的行为背后有丰富的动机。看病就像解数学方程式，治病不仅是医治疾病本身。病人有不同的社会属性，会带来不同的需求，它们是方程式里不同的变量。比如老教授即便岁数很大也需要看书，我就会建议他做老花眼的手术。而疾病之外是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的治病不足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医生在其中的能力有限，每当陶勇出诊时，病人冲到他的面前，以“回家的火车要开了”等理由希望插队时，他都会想到访学德国时的经历，“他们医院门诊的病人也不少，却都很守规矩，捧着报纸玩儿数独游戏，安静地排队”。他和同事们尝试着理解患者。他们请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帮忙维持就诊秩序，自费买面包分给长时间等候就诊的患者。“排队到下午都饿了，容易脾气大，补充点儿血糖缓和一下。”

信任之难

但悲剧仍然降临了。患者的愤怒情绪像呲呲四溅的火星，总在没有提防时突然掉落到某位医生的身上。

2019年12月24日，患者孙文斌因不满北京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对其母亲的治疗，在急诊抢救室内，用事先准备的尖刀将杨文刺死。民航总医院杀医案在医界引起极大震动，痛心和愤怒也在朝阳医院的眼科科室里蔓延。胡小凤记得，那时医生们见面聊的都是杀医案的情况，面对情况复杂的病人，更会考虑治疗的难度和效果。助手把陶勇的诊桌转向门口，使陶勇问诊时能看到门外的情况。

而伤害陶勇的崔某此前从未让人觉得危险。朝阳医院眼科的医生们回忆，36岁的崔某双眼高度近视，是视网膜脱落的高危人群，一年多前来到朝阳医院治疗一只眼睛的视网膜脱落。他看病总是一个人，没有家属陪伴，总是穿着同样的一身黑衣，沉默寡言，从未与医生争吵过。他先在眼科一位医生那里做了三次手术，但像许多高度近视的患者一样，畸形的眼部结构使视网膜反复脱落，患病的眼睛已近失明，他又找到陶勇。陶勇记得自己接手时，崔某的那只眼睛若不做手术将保不住眼球，但即使做完手术也不可能完全恢复视力。2019年年底，陶勇忍着复发的腰伤，为崔某完成了两个小时的手术，将他的视网膜复位，令他恢复到数指视力的水平。

陶勇在术后告知他因病情严重，数指视力已是最好的结果，需定期复查。他当时没有异议，但之后找到朝阳医院的社工办投诉，认为手术不成功。社工办把他引到眼科的副主任医师杨硕那里检查，杨硕检查认为陶勇的手术没有问题，又将病情的利害告知崔某，他仍没有表露不满。此后，崔某再找陶勇复查，陶勇免费为他做了激光治疗，治疗的过程也很平静。但此次复查后，崔某再一次找到社工办索赔，当时没有得到确切说法。

2020年1月20日下午，崔某带着菜刀来到了朝阳医院7层。陶勇的助手刘平记得，因为临近春节，进修医和学生都已放假，看病的人较往日少得多，全天四十多个号，下午时已看去一半。崔某在诊室外坐了约一个小时，待帮助配诊的助手被派去帮患者拍片，看门的助手去卫生间时，他提刀冲进了诊室。陶勇正低着头全神给患儿做检查时，崔某的刀砍在了他的脖子和后脑处。对面诊室出诊的医生杨硕见到一片混乱，也冲过去从身后抱住崔某，为陶勇的逃脱争取时间。崔某把杨硕的手砍伤、耳朵砍下一块后，继续追砍陶勇到六楼后，才被志愿者合力制伏。陶勇被推进手术室，七个小时后才脱离危险。

陶勇被砍对病人的影响几乎当时便显露出来。他的网络预约全部取消。从开通以来，已经有1500个患者通过网络预约挂他的号，而被砍后第二天，便有患者的手术因陶勇受伤而没有人能做。陶勇的师妹老梁说，陶勇是少有愿意为艾滋病人做手术的眼科医生，他手部的康复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恢复到何种程度不可知，所有需要他的病人都将面临治疗的停滞。

“伤医事件对医生的影响是终身的。”在魏文斌看来，科室主任是伤医案的高危群体——他自己的一位学生作为安徽省立医院的眼科主任，是安徽省眼底病手术做得最好的医生，2009年时也是帮助科室内的医生处理病例被患者砍伤。经过十年的恢复，他的学生出诊仍战战兢兢，始终不能提刀。陶勇被砍伤，同院一些年轻医生受不了打击，吃起抗抑郁的药物。很多同行在网络上得知消息后，背对着门的诊桌开始空下来，医患之间的恐惧阴影又增加了一层。

但被直接伤害的医生已经在努力回到岗位。受伤的副主任医师杨硕在伤口缝合后，已经值起夜班。陶勇也正在全力恢复自己，把承受过的暴力像清理废墟那样一点点清理掉。魏文斌教授邀请他3月8日参加北京市医师协会眼科分会感染性眼病专题视频会议，分享对眼内炎的诊疗思考，他也答应下来，开始在病榻上准备讲义。他经历了一起残忍的事件，暴力来自于他多年苦心想帮助的群体，但救赎他的也是这群人。当诊室里崔某的刀砍向他时，患儿的母亲主动伸出左手帮忙阻拦，给了他逃生的机会。当他从应急通道跑到楼下，被骨科的护士藏到房间后，几名患者用展架当工具挡在门外，阻挡了崔某对他的进一步伤害。当他抢救醒来后在ICU偷偷流泪时，那些生活简单，依赖于他的患者们曾表现出的品质和生存之道，也在给他力量。他想起去年曾治疗过的一位浑身溃疡、眼睛也快要失明的白塞氏病病人，独自一人从北京西站一路摸着到朝阳医院看病。陶勇问他家属为何没陪着来，他说妻子在酒店做清洁工，手被洗衣机绞了。“从医的人能见到非常有名望的人，也能见到非常卑微的人，心里更容易产生平衡。底层人们从事的劳动本就更容易受到伤害，而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坚强地求生，不会放弃治疗。相比他们，我的遭遇又算什么呢？”

他甚至思考为那些过于偏激的患者建立一种援助机制：“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让调皮的孩子当班长，管理班级的秩序，通过管别人发现自己的问题。可以让这些不满的患者来医院维持秩序，也许他们就会体会医生的不易、维护医疗秩序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