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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从明星物种到生态系统

作者:admin 2020-04-25 我要评论

新冠疫情的发生,促使我们透过《野生动物保护法》,看到过去在动物保护方面的缺失。除了对于明星濒危物种的保护,对栖息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普遍保护将成...

新冠疫情的发生,促使我们透过《野生动物保护法》,看到过去在动物保护方面的缺失。除了对于明星濒危物种的保护,对栖息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普遍保护将成为未来的方向。

“明星物种”会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图为姚明在肯尼亚宣传保护非洲象(视觉中国供图)

 

不受保护的蝙蝠

如果不是疫情放大了那些家中飞进蝙蝠的个案,你还能回想起上一次遇见蝙蝠是什么时候吗?

国家动物博物馆研究馆员张劲硕是搞蝙蝠分类出身的,他告诉我,北京有过记录的蝙蝠为20多种,但实际在城里和郊区,除了东亚伏翼最常能遇到外,也就是东方蝙蝠、中华山蝠和大棕蝠还可以觅见踪影。“原来常见的还有长翼蝠和犬吻蝠。2006年,我在中科院动物所的门口看见一对犬吻蝠在飞舞。它们有像狗一样的嘴,飞行时还会发出‘吱吱’的声音。一连几个夏天都能看到,后来就没有了。”

推测这些蝙蝠消失的原因,张劲硕认为主要是因为食物和栖息地的减少。大多数蝙蝠都吃昆虫,城市绿化大量使用杀虫剂后蝙蝠便没有了食物。平原中蝙蝠休息时需要找到缝隙,老城区的平房就提供了这样的安居之处。随着城市改造,在直上直下、严丝合缝的现代建筑上难以再找到安身的孔洞。郊区则是另一番情况——那些有天然洞穴的地方被开发成了景区,需要洞栖的蝙蝠便“流离失所”了。张劲硕还记得研究蝙蝠的汪松老先生曾经和他讲过,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的牌匾后面,掀开来看到竟然有五种完全不同的蝙蝠。“那是五六十年代的事情,应该是蝙蝠数量的黄金年代。”

从世界范围来讲,由于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利用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各地的蝙蝠都在减少。普通人大概不会意识到这些“其貌不扬”的蝙蝠变少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蝙蝠有着在生态系统中不可小觑的价值。

小型蝙蝠靠着回声定位系统捕食蛾子、甲虫和蚊子等会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威胁的昆虫,一只蝙蝠活动一个夜晚能吃掉体重一半的虫子,一个洞穴中的蝙蝠一年消灭的虫子是几十吨。蝙蝠消失,会引起虫害大暴发,人类愈发需要喷洒药物来维持作物生长。体型稍大的果蝠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里又是很多植物的传粉者和种子传播者,对森林演替起着关键作用。而对于蝙蝠栖息地的侵扰,则让蝙蝠携带病毒有可能经由中间宿主后传染人类,引发公共卫生事件。亨德拉病毒是因为马匹吃了被蝙蝠尿液污染的草,尼帕病毒是因为猪吃了被果蝠污染后掉落的水果,假如马圈和猪场能够选址在远离蝙蝠栖息地的地方,就不会出现后来的灾难了。

蝙蝠如此重要,为什么不对蝙蝠加以保护?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并不保护蝙蝠。《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覆盖范围没有囊括所有的野生动物,它只涉及三类动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即所谓的“三有”动物。蝙蝠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无论是直接伤害蝙蝠,还是破坏它们的栖息地,都无法有任何惩罚措施。

能否纳入国家和省级保护名录,主要考虑的是某一物种的濒危程度。这种在保护名录上的缺失,是由蝙蝠基础研究的薄弱造成的。“中国有160多种蝙蝠。绝大多数蝙蝠都是夜行性的动物,有些蝙蝠又是独居不是群居,本身就有很大的调查难度,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因此,科研工作者明明知道某些蝙蝠十分濒危,却很难就某一种蝙蝠具体的数量和分布变化,提交准确的资料给专家团队来做评估。再加上分子生物兴起之后,传统分类学式微,从事蝙蝠分类学研究的人更少,极有可能见到一种蝙蝠之后也难以判断它的种属。”张劲硕说,“蝙蝠研究者本来就少,哺乳类的研究集中在大型兽类,也就听不到保护蝙蝠的声音了。”

而“三有”动物模糊的衡量标准也让蝙蝠无法被包括在内。“三有”动物名单最初是在2000年颁布的,当时表述为“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后来在2016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时,表述才改为“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动物名单没有做调整。

“应该说任何物种都有它生态学上的价值,不能以人类中心的视角来判断某一物种的价值有无。”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这样告诉我,“只是受制于某个阶段认识的局限性来做出判断,后果是十分危险的。”他举出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同样不在任何一个名单里的高原鼠兔,仿佛也是蝙蝠命运的映照。“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鼠兔是无价值的有害动物,会在过度放牧的草场内挖掘地洞引起荒漠化。在长时间灭杀后,才发现其实鼠兔的存在会减少地面径流和洪灾发生的概率,对当地水文和土壤沙化都有积极影响。”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在野外考察

 

羚牛对自然环境的喜好和大熊猫非常相似

 

野猪是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角色

 

猪獾等许多并不够“明星”的野生动物,生存状况并不为人所知

 

基于这样的背景,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自然之友”等一批环保组织和机构在疫情之后提出了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法建议,其中就包括扩大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野生动物指的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和人工环境里未经人类驯化的动物”。相应地,《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保护所有的野生动物,可以分为濒危程度较为严重的重点保护动物和一般保护动物。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上,除了过去对于濒危物种的保护,修法建议还强调了对栖息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普遍保护。

从保护大熊猫说起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的思维和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逻辑差不了多少。当我们奋力喊出“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总是选择性地遗漏一些野生动物。蚊子和老鼠应该保护吗?带鱼和龙虾应该保护吗?这其中混杂了我们对野生动物“有益或有害”的判断、个人的情感好恶,以及想要加以利用的心思。当我们谈起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倾向指那些远方的、稀少的、可爱的,而不是日常的、大量的、长相不符合我们审美观的动物。

如果说人们在保护哪些和不保护哪些动物上总存在争议,那么起码对一个物种总能达成共识,那就是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中国的特有物种。而以保护大熊猫为起点,保护生物学的学者们也逐渐摸索建立起一个健全完整的保护理念,正如今天《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要改进的方向。

大概没有人比吕植更了解野外的大熊猫了。作为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吕植从1985年开始对野外大熊猫的研究开启了她保护生物学的实践。有15年的时间,吕植就工作生活在中国西南的山地,追踪大熊猫生活史的方方面面:食性如何,在哪里活动,如何婚配,遗传性多少,以及受到什么威胁等等。后来王放跟随这位导师在森林里寻找大熊猫的踪迹时,惊讶于她通过几截还冒着热气的大熊猫粪便,就能从质地形状和里面的竹叶残留物断定,“它来自一只岁数比较大,但是身体状况还不错的大熊猫,并且目前正在从河谷往山坡上移动”。吕植认为,研究野生动物,首先就是要建立那种与动物和自然之间在身体和感性上的联结。“体味大熊猫在林子里生活的种种细节,当你再走进一片森林,就会立刻知道大熊猫喜不喜欢这里。”

大概没人比吕植更了解野外大熊猫

 

所以,尽管最开始的关注对象是大熊猫,吕植很快就注意到它们所处的栖息地环境决定了大熊猫保护的成败。在竹子资源相同的情况下,大熊猫更青睐没有人类活动的原始森林。在1998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之前,由于森林砍伐而造成的栖息地丧失,是大熊猫面临的最主要威胁。砍伐就在大熊猫产仔洞穴的100米开外进行,当然会对母大熊猫的繁殖造成干扰。1994年,经过吕植和老师潘文石等科学家的不断呼吁,他们所工作的秦岭中段成立了长青国家自然保护区,由原来的长青林业局改制而成。天然林保护工程开始之后,大熊猫保护区是在全国所有保护区中执行力度最大的,代表所有保护区的最高水平。

保护大熊猫的意义就在于此。保护生物学里有个概念叫做“伞护种”,也就是说这个物种的生境需求涵盖了其他物种的生境需求。对它进行保护,就为其他物种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大熊猫就是这样的物种。由于大熊猫活动和分布的范围足够大,以它为目标来设立的保护区就荫庇了一批濒危的野生动植物。上世纪90年代,大熊猫保护区的数量从之前的15个迅速增加到36个。截至2013年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束之时,全国已经有67个大熊猫保护区,土地面积达到336万公顷。这些保护区覆盖了53.8%的大熊猫栖息地,同样一片栖息地,也是中国特有物种分布的热点地区,包括70%的中国特有哺乳类、70%中国特有的鸟类和30%特有的两栖类。因此吕植一直强调,保护大熊猫,但不仅仅是大熊猫。

随着野外大熊猫种群的恢复,国外学者也在质疑是否要在大熊猫身上继续更多投入。1999年,吕植去伦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主题是“对大熊猫的关注是不是已经足够了?”(Has Panda Had Its Days?)。预料自己从事的工作将会是会议争论的焦点,吕植上台发言时只把大熊猫生活史方面的照片串联展示。她是所有参会人员里唯一记录过野生熊猫从小到大成长过程的人。“结果大家仿佛忘了会议的主旨一般,全场都是‘好可爱啊’之类此起彼伏的惊叹。”吕植告诉我。

这就涉及熊猫的另一个身份——伞护种之外,它还是旗舰物种,也就是能击中人类情感,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明星物种。选择合适的旗舰物种,是保护生物学的一个策略,它们能够唤起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持续关注。除了大熊猫,中国的旗舰物种还有朱鹮、麋鹿、金丝猴、华南虎、白鳍豚、藏羚羊、雪豹等等。它们都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各自能代表所在的生境,迷人的外表也能吸引众多粉丝。

然而,围绕这些旗舰物种或者伞物种来制定保护政策就足够吗?虽然吕植自己知晓其中蕴含的深义,但她也明白这样的策略并不能惠及所有的野生动物,许多人的目光可能仍然聚焦在少数几个物种之上。她回忆起第一次去藏区时,当地老百姓和她说笑:“为什么保护动物还要分级别?不同样都是一个个生命吗?”在藏族人的眼中,生命轮回,无论是大动物还是小动物,都应该珍惜爱护。这种基于信仰的自然观,把自然界看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是最朴素的对于生态系统运转的理解。这对吕植的视野也是一次拓展:保护的理念与文化息息相关。把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不只是单独的动物和植物,这是她希望传达给公众的保护理念。

为了一个健全的生态系统

在大熊猫保护区做科研工作时,王放也思考过同样的问题。“和熊猫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动物一直以来是不太有人认真思考它们的命运的。人们只是泛泛地想,它们在‘撑伞大哥’大熊猫的荫庇之下,理应是过得不错。”对应这种价值取向,王放将它们称之为“低端物种”——林麝、鬣羚、金猫、豺、黑熊、小麂、赤麂、毛冠鹿、斑羚、獐、狍、豚鹿、水鹿、黄喉貂、果子狸、豹猫、野猪、猪獾等等,这其中不乏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有的则属于“三有”动物。在大熊猫光芒的遮蔽之下,它们的数量有多少,日常需求怎么样,并没有得到过精确的评估。

这些物种,有很多受到的威胁和大熊猫并不相同。比如林麝,因为麝香的缘故,成为了盗猎分子的目标。麝香来自麝科动物肚脐和生殖器之间一个圆形的腺体,既用来入药,也用作一些香水的原料。每到繁殖季节,性成熟的雄麝就会分泌6克到20克之间的麝香,用来吸引雌性。盗猎者会在林间下钢丝套,一旦有动物踩进来,钢丝套就会随着挣扎而越缩越紧,动物便不能动弹直到死亡。盗猎者只对那一点儿麝香感兴趣,他们割下鸡蛋大小的腺体揣进兜里带走,作案过程快速又隐蔽。

2002年,麝科动物因为数量急剧下降,保护级别从二级提升到一级

 

麝香是来自麝科动物肚脐和生殖器之间一个圆形的腺体。图为马麝

 

早在2002年时,麝科动物就因为数量急剧下降,保护级别从二级提升到一级。但从王放的观察来看,麝的数量并没有因此得到回升。2015年,王放的团队在秦岭、岷山、邛崃山等区域布设了近千台红外相机捕捉动物行踪,大熊猫的记录超过300次,而林麝只有26次。麝虽然可以进行人工养殖,但它是种容易受到惊吓而有应激反应的动物,并且人工养殖获得的麝香产量对于市场仍然是杯水车薪。保护者普遍认为,只要消费者对麝香有需求,盗猎、黑市贸易和走私就不能禁绝。

“这些熊猫保护区的顶级食肉动物都很缺乏。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即使如此,有蹄类的食草动物也没出现爆发性增长。这就和北美不同,那里甚至需要额度狩猎来进行数量调控。”王放说。有蹄类动物整体数量变化不大是多重原因造成的——钢丝套的盗猎方式对所有的有蹄类都有伤害;另外,它们也会受到疫病的困扰。王放在春天进山时看到过一些斑羚、羚牛和野猪的尸体,却几乎从来没见有人去过问;还有其中一些动物的栖息地和对食物的喜好和熊猫并不相同。“小麂不爱吃竹子,到处都是竹子就把它们赶跑了。熊猫在较高海拔地区,林麝则分布更加广泛。有的保护区觉得低处造林种上落叶松很好看,就会把不少动物喜欢的次生植清除掉。”唯一例外的是羚牛,一种脸像鹿、身似牛的动物。王放发现,羚牛是大熊猫的忠实粉丝,它们喜欢同样位置的森林,都爱吃竹叶。保护政策利于大熊猫,羚牛还被认为存在局部泛滥的情况。

这些有蹄类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却是巨大的。比如野猪,它的觅食习惯是在林下刨土,使土壤的透水性增强,翻开的土壤也有利于养分循环,包括竹子在内的植物就生长得更好。野猪把泥土里隐藏的昆虫都翻到表面,给鸟类提供了食物。野猪不能反刍,无法消化的种子就会完好无损地被排泄出来,无形之中野猪又帮助了植物扩散后代。“如果把熊猫比作高高在上的金字塔尖,野猪这类动物就是金字塔下面的底座。正是这些‘低端物种’成就了那些明星物种的江湖。”王放说道。

那么在以大熊猫为保护目标的保护区,应该如何对待处于其他生态位的物种呢?王放认为,一方面要对这些物种开展更细致的监测和研究;另一方面,起码在制定保护政策时,可以兼顾不同物种的需求,把那些能够惠及大熊猫和更多物种的方案放在优先位置。大熊猫保护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尽管有保护区的存在,但区域之间被业已开发的地带隔离成一个个“生态孤岛”。大熊猫无法在不同的保护区之间自由迁徙,便形成一个个孤立的小种群。长此以往,遗传漂变和近亲交配会使种群的遗传多态性降低,种群难以为继。建设大熊猫走廊是一种解决方式。王放曾经评估过秦岭八条拟建设的大熊猫走廊的可行性,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两条能让走廊的利用最大化,除了豹猫和黄喉貂这样的动物更偏好生活在人烟稠密的村庄附近,很多动物都能受益。

在大熊猫保护区之外,全国还有诸多以某一个濒危物种为保护对象设立的保护区。“落实到保护政策执行时,就难免走极端,变成保护且只保护那一种动物。不少保护区都走过这样一段弯路。”一位森林生态环境方面的专家陈程(化名)告诉我。比如在江西桃红岭的梅花鹿保护区,2011年看到梅花鹿种群数量不见恢复,有人提议消灭它们的天敌豺。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当时全国不足1000头。桃红岭的梅花鹿数量约400头,算是南方亚种最大的野生种群。“豺的状况比梅花鹿还要惨。因为家犬传播犬瘟热的缘故,中国东部的豺几乎都要绝种了,江西桃红岭是近期唯一有过记录的地方。”陈程说。

事实上,豺的存在不算是梅花鹿数量少的唯一原因。“梅花鹿是种皮实的动物,只要地上有点草就能吃。但我们的森林防火做得太好了,无法形成山火之后的林间空地。树木都是又密又高,树叶高高在上,草的生长又没有空间,就造成了梅花鹿的取食困难。”所幸之后桃红岭并没有执行这个提议,而是对栖息地进行了改造,将树林稀疏化,促进底层植被的生长,使得食草动物有东西吃。在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的数量都很危急的前提下,最好的保护措施就是进行栖息地改造,打开林冠层,这样对所有的食草动物的数量增长都有利,食肉动物的威胁也会逐渐解除。而短时期内,向急需保护的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进行人工投喂食物,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无奈之举。

亚洲象是西双版纳首要的保护目标

 

另一个反例则来自云南的西双版纳,亚洲象是那里首要的保护目标。森林公安的工作考核也围绕它来进行,这就导致了其他动物的盗猎并不那么受到重视。现在亚洲象的数量明显增多了,但白肢野牛、长臂猿、老虎、豹子都越来越稀少,甚至已经不见了踪影。“毕竟你和当地执法者说哪个明确不能打,他们是方便执行的。”在陈程看来,即使要围绕某种动物来制定保护政策,也要有一个关于生态系统恢复的全局目标。“有一种叫‘自然模板’(Using Nature's Template)的方法,就是看这个地方在没有人类太多干扰前,各种动物的数量是怎样的,那么就以这个为方向来做恢复。”陈程说,“动物的数量,最基础则是由植物的种类和比例控制的。针叶林和阔叶林分别是多少,乔木和灌木分别是多少,老年林和幼年林分别是多少,人们都可以改造。即使不知道人类干扰前这片地区是什么样的,那还有一种方法叫‘多样性产生多样性’(Diversity Begets Diversity),把生境弄得复杂一点,让各种动物都能找到舒适的地方,这样的大原则总是没错。”

保护也是更高级的利用

按照吕植等人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法的期待,它将在立法思维上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色彩。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的时候,基本理念是“保护是为了利用”。虽然在2016年第三次修法时,对野生动物实行的方针从“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改为了“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但落实在具体的法条中仍然是“黑名单”的逻辑。就拿和公共卫生安全最为相关的食用来说,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无论是野外捕捉还是人工养殖,除了列在《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上的少量几种动物,其他是明令禁止食用的。而省级重点保护动物、“三有”动物,还有大量完全不在保护名录里的“三无”动物,都能有合法的途径走上餐桌。“它总体默认利用,单列出来的要重点保护。”

吕植希望将来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采用“白名单”逻辑,“总体保护,可以利用的单列出来。明确划清保护与利用的界限,同时控制健康的风险”。如此也能降低执法难度。2月24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决定。在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目录之前,暂时全面禁止食用“三有”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允许养殖食用的野生动物将纳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和传统的家禽家畜同等管理。非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纳入《渔业法》等法律规定,能够食用。“这个决定可视为未来修法的方向。”

哪些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能够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还在讨论之中。北京大学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制作了一套评价标准,用以衡量现在有争议的物种是否能够入选。这就包括六个维度的考虑:对人类健康风险是否可控,养殖对野外种群的风险是否可控,养殖的技术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可行性,养殖与野捕相比的市场可行性,养殖的监管可行性,养殖的社会影响、现在从事该项养殖的规模和产值。

目前的各种特种养殖,即使有的被认为已经很成熟了,放在这样精细的尺度下衡量也都有不达标的地方:竹鼠养殖因为涉及啮齿类动物,在检验检疫上很难过关。林蛙养殖,准确地说叫做“补养”,它是针对一些产卵量较大的两栖爬行类动物,将它们围起来,人工提高它们从卵到成体的成活率。虽然在了解林蛙种群和数量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不会产生太多负面影响,但由于种源直接来自野外,仍然不能算是正规的人工养殖。蓝孔雀养殖,虽然养殖技术本身和检验检疫都能过关,然而现在依旧没有追溯机制,去区分野外个体和养殖个体。所以,最后的目录将会是一个平衡多方的结果,选择那些各方面经过整顿后最容易接近标准,以及牵涉养殖户利益最多的物种。吕植认为,对于那些需要退出或转型的养殖户,国家应该与1998年天然林停伐时的做法类似,拿出一个由中央财政出钱的“禁食计划”,对真正合法并且没有违法记录的个人和企业进行补贴。

2017年12月3日,吉林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吴剑锋向孩子们介绍毛脚鵟的动物保护常识

 

还有一些两栖爬行类动物由于在水里和陆地都有活动,处于管理的模糊地带。从现有通知和规定来看,两爬中的国产蛙类和蛇类属于陆生野生动物,不能食用;但像乌龟和中华鳖因为列入了《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属于水生动物,人工繁育和野外种群都可以食用。龟鳖专家、海南大学副校长史海涛教授告诉我,中华鳖和乌龟的野外种群都很濒危,中华鳖在红色名录里被列为易危物种,这个濒危级别和大熊猫同级。乌龟状况还要更遭,已被列为CITES附录二物种,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它们的遭遇,都是源于中国人的食用进补传统。两者现在的养殖技术基本过关,但只要市场存在,又无区分养殖和野外种群的方法,野生龟鳖就依然有风险。考虑到中华鳖涉及到的养殖户会更多,他认为可以在严格管理的条件下保留中华鳖的养殖,而乌龟的养殖户则可以给出一到三年时间进行转型。

“现行的管理体制中,陆生动物归林草部门管理。除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之外,其他水生动物都属农业农村部门管理,性质更倾向渔业资源利用而不是保护。把龟鳖划为水生,对它们的命运,是件危险的事情。不论从两栖爬行类动物的进化历程,还是从生物学属性和生态学习性来看,它们都属于陆生,而非水生动物。为了真正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这个业务应该统一划归到一个部门之下。之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多头管理、责任不清进而推诿扯皮造成的。”史海涛说。

一份2017年的《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毛皮动物产业吸纳就业人数和创造产值最多,排第二的是食用动物产业,再次是和动物相关的中药产业。如果经过这次疫情,能够重新规范野生动物的利用,把它们看作可以更新的野生资源并没有问题,但需要思考的另外一面则是,我们对野生动物的利用是否就局限在把它们吃进嘴里和穿在身上的层次?随着科技发展,野生动物制品能够有更多人工合成的替代品来进行选择,我们对如何利用野生动物,能够有更宽广的理解吗?

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保护和利用野生动物并不用对立起来。早年间,吕植为大熊猫保护区森林停伐之后,伐木工人的生计无从保障而感到困惑。保护野生动物,也会冲击这些直接依靠野外资源而生活的人们的收入。在最近的20多年里,吕植着重做的工作,就是帮助生活在保护区周边的村民寻找替代的生计和途径,同时让村民参与到保护中,形成良性循环。比如在三江源,牧民从事野生动物监测,同时开展野生动物体验,让野生动物给当地牧民带来收益。还有一个叫做“熊猫蜂蜜”的项目——在四川平武县的关坝沟活动着6只熊猫,当地的村子在保护栖息地环境和阻止外来者盗猎上发挥的作用十分关键。树不能砍了,吕植和她的同事就组织村民在熊猫栖息地养中华蜂并收集蜂蜜,把蜂蜜产品卖到城市里。“一棵树的价值在于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防止洪水、调节气候等等,共同给大熊猫和人类提供了宜居的环境,远远高于木材本身的价值。蜂蜜便可以承担一个媒介,折射出背后所凝聚的生态价值,并且让当地村民受益。”

在保护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叫做“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指人类从生态系统有所惠益。这就从最基础的食物和水的获得,提升到较为高级的精神和娱乐的享受。生态系统服务能够折算出价值,它既体现在消费者愿意为此支付的金钱,也体现在生态系统一旦破坏或者一旦发生生态安全事件,人们为此要承担的代价。2018年,对于大熊猫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发现,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每年达26亿至69亿美元,是大熊猫保护投入资金的10至27倍。

利用野生动物,完全可以利用它们的生态功能。这不仅适用于生计直接和野生动物挂钩的人,也适用于城市里的居民。相比直接消费野生动物制品,如果冬日里能看到越冬的长耳鸮,夏天能看见飞翔的蝙蝠,白天能见到活跃的松鼠,夜晚能看到缓行的刺猬,这更能带给人们满足和惊喜。在这点上,保护和利用也许能够殊途同归。

(实习记者梁梓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有害动物”怎么办?

在未来《野生动物保护法》倡导普遍保护的前提下,还有一类动物应该如何保护,则仍旧充满了争议。它们就是会对公共卫生安全形成隐患的物种,不完全列举的名单包括蝙蝠、刺猬、蜈蚣、毒蛇、老鼠、蚊虫等等。经过这次疫情,人们都熟悉了蝙蝠是自然界中的“病毒库”,病毒可能经由中间宿主发生变异后传给人类;刺猬身上的蜱虫则可能给人类带来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的感染;蜈蚣和毒蛇会咬伤人类;老鼠不仅会偷吃和污染粮食、破坏建筑、传播跳蚤,还可能带来鼠疫;蚊虫则会传播疟疾。所有的野生动物固然都有它们的生态价值,无法贴上有益或有害的标签,我们可以通过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但是,仍然避免不了造成伤害怎么办?

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发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法建议中,提出用“允许生态灭杀”处理这些动物,很快就遭到了反对。“自然之友”的总干事张伯驹告诉我,首先每类动物都有许多种,各自给人带来的影响千差万别;其次,遭遇这些动物时会有不同的情境,在家里遇到是一种处理方式,农业、林业上发生灾害和引起疾病流行又是一种处理方式,无法一概而论。张伯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涉及《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应该有《农业法》《森林法》《传染病防治法》《生物安全法》等一系列法条相互牵制来规定。“并且立法是最重也是最严苛的,它还可以辅以地方性的条例,或者应急预案,根据具体问题来推进有效落实。”

其实,对于任何可能对人类造成威胁的动物,灭杀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却不能从根源上除掉隐患。北京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都要进行大规模灭鼠。在“猫盟”(一家保护中国野生猫科动物的民间机构)的创始人宋大昭看来,这样兴师动众的灭鼠并无必要。“居民区附近的老鼠,寻找的是食物。如果人类能够管理好储存的食物,定期清理生活垃圾,老鼠就没有可乘之机。老鼠在城市里有着强大的适应能力并形成了稳定的种群,毒杀只能让老鼠数量暂时减少,短短几个月就可以恢复到原来水平。投放鼠药的结果反而会引起二次中毒,以老鼠为食物的动物都不能幸免。”而在城市公园和荒地投放鼠药就更没必要了。“像姬鼠和棕背平鼠是以植物和昆虫为食物的,不会往人类聚居地跑。虽然人不欢迎老鼠,但是生态系统里的其他动物需要老鼠的存在。”

2019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启动了“自然北京”项目,目的是恢复城市绿地的生物多样性。“猫盟”参与到其中位于通州的公园“城市绿心”的建设当中,一个实验便是公园内不再投放鼠药。这项实验在它所处的位置尤其重要,因为去年冬天,宋大昭在距离它不远的北京市政府门口的绿地上,发现了久违的长耳鸮。

鸮是猫头鹰的学名,长耳鸮顾名思义,是一种长耳朵的猫头鹰。它头顶上有两簇羽毛,好像是支棱起来的长耳朵。连续许多年,长耳鸮都会飞到市中心天坛公园的柏树林过冬。柏树不落叶能够形成遮挡,天坛里还有一个堆放建筑材料的“大库”,里面有老鼠活动,是长耳鸮的食物来源。后来,“大库”改为绿地,喧嚣扰攘的游客、体育锻炼的市民、会去踹树的拍鸟大爷等干扰因素,共同加速了长耳鸮在天坛公园的消失速度。2016年,有人看到了长耳鸮,但它们并未越冬停留。之后它们便彻底不再光顾那里,成为一件憾事。原来偶尔能看到长耳鸮的故宫博物院、国子监等地也再未有过记录。

北京市政府门口的绿地,去年新移种了几棵年头不短、枝繁叶茂的油松。长耳鸮的羽毛颜色棕黄,密密杂着黑褐色的斑纹,不仔细看,它们就和树干树枝融合在一起,仿佛隐身。宋大昭数了数,竟然有将近30只长耳鸮光临。它们分成了三个小群,每棵树上有8到10只。油松为它们提供了庇护,大运河边还有老鼠活动。如果“城市绿心”不去投放鼠药,长耳鸮还能得到更充沛的食物。他期待今年冬天到来后再去清点长耳鸮的个数,“也许数量还要更多”。

因此对于“有害动物”,宋大昭觉得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依靠生态系统里的食物链,由它们的天敌去调控数量。“‘黑死病’能席卷欧洲的原因之一,在于之前的‘猎巫运动’消灭了巫师,以及被认为是巫师守护神的猫。而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捕食老鼠的不仅有猫,还有黄鼠狼、刺猬,以及包括长耳鸮的很多猛禽。如果一个生态系统千疮百孔,就缺少这样一环接一环的制约,只能靠人为下药维持运转。”

“猫盟”在“城市绿心”项目中要进行的另外一项实践,是从绿化的角度去改变植物的结构,多引进本土物种,也让植物之间能形成“乔、灌、草”三重结合的层次。这样一来,鸟类和小型兽类便有了地方躲藏,也有充足的种子和昆虫作为食物,生态系统便会从根基处一点点儿恢复起来。最终的结果是一种生物多样性局面的形成,原先缺失的动物会再回来。“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越高,人类感染人畜共患病的概率也就越低。日后老鼠的天敌和竞争者都多起来,那么老鼠的密度就会下降,病菌的传播概率自然就少了。”从长耳鸮重返北京的故事来看,生态系统的自愈能力要比人们想象的快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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