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美炼油厂（摄于1990年）

 

价格战来得不是时候

3月初，当沙特悍然发动石油价格战的时候，决策者或许没想到，石油价格如此惨烈地下跌并徘徊在低位。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20美元/桶的公开市场价格，11美元/桶对欧洲国家的大宗折扣价，早就低过了上世纪90年代的低价纪录，那可是全球化的前夜，物价还没有涨起来的时候，黄金也只有200余美元/盎司。

追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踪迹，石油的价格是一个颇有启示意义的切入点。上世纪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产油国牢牢抓住了全球石油的供应权，可当油价由它们自定的时候，市场价格并没有一飞冲天，相反，石油进入了长达20年的下跌周期。原因也颇简单，油价一下子涨高了，这刺激了产油国的利益冲动，他们开始努力生产。要知道，仅仅十几年前，当石油的定价权还握在西方石油公司手上的时候，油价不过3美元/桶，转眼之间价格已经是那时候的七八倍，OPEC岂有不加紧开采的道理。利润丰厚，产油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了，他们也舍得花大力气引进新技术。而高油价刺激了非产油国的勘探开采，渐渐地，随着非OPEC产油国原油产量的增长以及节能和替代能源的发展，OPEC对油价的控制能力不断下降，原油价格开始不断回落。1986年，油价急剧下跌到13美元/桶左右。更进一步，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又逢OPEC不适时宜地增产，布伦特原油价格出现了1998年12月的9.25美元/桶的极端低价。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重复。新冠疫情与沙特价格战的叠加，今天的石油市场又进入了一场低价倾销的抢地盘大战中。如果能看到时隔一个月之后，即使OPEC+达成了日减千万桶产量的协议，原油价格仍毫无起色，始作俑者沙特还会这样做吗？

两年前升任储君之位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令沙特摆脱石油依赖的产业升级远景。为积蓄产业开发的资金，沙特很快将自己最大的一笔资产，从不愿将秘密示人的阿美石油公司上市了。上市也是一波三折，本来想在海外上市，引入外资，可海外给的估值低，于是在本土上市。即便如此，油价刚开始暴跌，这个曾经的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还是跌破了发行价，意味着沙特的石油资产，那些埋藏在地下的资源已经“打折”了。沙特赖以转型的资本，随着石油资源的贬值变得不那么丰厚了，甚至，岂止是打了折扣，确切地说已经元气流失。

石油危机爆发后柏林加油站内排队等待加油的人群（摄于1973年）

 

海上的油轮装满了石油，中国和美国的战略储备罐中也满溢着石油，输油管道里流淌着石油，炼化厂开足了马力，所有的这些，对产油国还不是最可怕的。高盛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疫情或将永远改变石油行业。高盛的判断是，全球航空业和通勤者对石油的需求或许永远无法回到疫情暴发前每日1600万桶的水平。面对如此巨量的需求流失，沙特和俄罗斯之间的价格战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

设若沙特当时有这样的预测能力，它应该不会发动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价格战。至少，四五十美元一桶的原油价格，虽然只是它的财政盈亏线的一半，但总比现在的1/4要强多了。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2019年沙特的石油日均收入为6.3亿美元，俄罗斯的石油日均收入达到6.7亿美元。两国的收入都比2016年增加了不少，正是在那年年底OPEC达成了减产协议。这也证明了减产的有效性，两个财政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通过减产实现了财政增收。

表面看，2016年年底通过达成减产协议，产油国看似控制了市场，财产与资源保护双丰收，它们却忽视了科技创新的颠覆性力量。油价的短暂提升刺激着科技创新的快速迭代，新能源企业在电动化的道路上加速奔跑。当油价比矿泉水价格还便宜的时候，还是高盛，预言低油价也阻挡不住电动车的普及，即使汽油价格跌至2美元/加仑，电动车总体拥有成本也能与传统内燃汽车竞争，预计未来10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从每年约200万辆增长至1500万辆。

2018年12月19日，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左）与沙特国王在第39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首脑会议上洽谈

 

那些被浪费了的果实

但是，不打价格战，产油国又能做些什么呢？疫情之下百业凋敝、民众失业，急需财政救济。发达国家开始了派钱竞赛，货币政策方面则是跳水式降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可是，新兴市场却表现得犹豫不决，面对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投鼠忌器：降息则本已经贬值的汇率可能更惨烈地崩溃，直接发钱则财政不堪重负。并且，这两年遭遇农产品危机，中国和印度等国家通胀正炽，是没有资本货币大放水的。

产油国面临着同样的麻烦，受油价暴跌及新冠疫情影响，俄罗斯3月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单月减少70亿美元。这笔钱据猜测主要用在了汇率干预上，即便如此，俄罗斯卢布汇率3月份下跌超30%，外汇干预措施只是成功阻止卢布触及创纪录低点。而沙特的外储距2014年的高点已经消耗了1/3，若石油维持低位，用不了5年它积攒了几十年的财富就将耗尽。此时此刻，急晕了头的产油国所能想到的，也只有扩大石油市场的份额一条路可走。

既然低油价已经是大势所趋，产油国辉煌的50年眼看就要走到尽头，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些曾经拥有巨量财富的国家，是否做好了石油枯竭，或者石油资源重新估值的准备？

拥有世界第一石油储量的委内瑞拉的故事活生生地发生着，这个曾经富得流油的国家，民众正在为面包费尽心思。其他资源国是否在产业结构上有所布局呢？并没有。上世纪70年代末，先是伊朗停止输出石油60天，使石油市场每天短缺石油500万桶，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10，油价暴涨；紧接着伊拉克空军轰炸伊朗，两伊战争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将油价推升了一倍有余。1981年5月，波斯湾地区的六个国王汇集在一起，宣布成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海合会诞生于石油价格如日中天之时，这六个白袍国家都是数钱数到手抽筋的节奏，人均GDP是美国的150%。可此后，这笔唾手可得的财富并没有在石油之外的工业部门形成生产力，海湾国家的人均GDP一直围绕着原油价格波动，即便是10年前油价又迎来了高峰，它们的人均GDP也徘徊在美国的50%左右，近年来更是进一步滑落了。

虽然凭人均收入，白袍六国都算得上是富裕国家，其中有的能进全球前10名，可经过30年的发展，海合会的企业布局仍是典型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最大的企业除了石化，就是银行、地产和电信为主导的寡头企业，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凤毛麟角。

海合会六国中最典型的要算卡塔尔，它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富裕到以区区200余万人口，要举办足球世界杯，并且是在极端炎热的气候条件下，宣称有能力人工创造适宜的比赛环境。拿到举办权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将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世界杯只好从夏季改为冬季举办。这是历史上大型体育赛事第一次因气候原因而改期，卡塔尔以一个小国的巨大财富为诱惑，旋转了全世界最令人迷狂的“皮球”。

卡塔尔首都多哈的维拉吉奥购物中心。卡塔尔的人类发展指数非常高，国民极其富裕，本地人福利完备甚至堪称奢侈

 

可就人均GDP而言，贵为世界第六富裕国家，卡塔尔的出口九成都是石油与天然气相关产品。卡塔尔人口有260万，但是其中只有31万人拥有卡塔尔国籍。卡塔尔不仅低端产业严重依赖南亚或东南亚的外来劳工，高端产业也严重依赖外来高端人才。卡塔尔的人类发展指数非常高，国民极其富裕，不过其工业和制造业不发达，暂时没有被国际上的权威机构认定为发达国家。这里本地人福利完备甚至奢侈，可外籍劳工的收入低到几百美元一个月，工作条件恶劣。世界杯场馆的建设，累积已经死亡了上千工人，平均每天死一人。一位去那里短暂做项目的中国人曾惊奇地发现，从机场离境居然要持有雇佣方的批准。这就是“担保人制度”。长期以来，为保护本国人利益，海湾国家普遍对外籍劳工施行担保人制度，外来劳工在未获得保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擅自更换工作或雇主。可见，这里外来者和资本方处于极不对称的地位。

海湾国家中已摆脱石油依赖的是最早开采石油，却面临资源枯竭的巴林。巴林位于海湾国家的中心，一条大桥把它和沙特连接起来。这个人口百余万的岛国，很早就进入了“后石油时代”。为吸引外资，巴林拥有海湾地区最低的税收制度，免收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地价、水电煤价格、劳动力价格也相对低廉，整体物价远低于迪拜和沙特，海湾其他国家的很多人都来这里休闲旅游。为吸引外资，巴林允许企业拥有100%的外资拥有权，且制成品免费进入海合会成员国、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和美国，故而这里成为了很多企业进入阿拉伯市场的跳板。

忧患意识使得这里无论男女都愿意努力工作，对外籍劳工的态度在海湾地区最为开放。2009年，巴林官方宣布取消外籍劳工担保人制度，成为首个取消这一制度的海湾国家。同时，巴林还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宗教信仰自由、妇女工作等权利得到保障。如今巴林有一半的常住人口来自海外，这里逐渐成为了非石油生产国劳动力和科技人员的主要输入国，人均GDP和沙特相仿，产业结构却大有不同，更像一个发达经济体。

2017年3月30日，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小米公司员工站在一起探讨智能手机

 

增长模型中的成功样本

海湾地区也只有资源枯竭的巴林和迪拜努力实施着产业转型，这不能不说是“资源的诅咒”在海湾的现实情境。

人有了财富，如果是“躺赚”的，往往就没有了奋斗的动力，人性使然。“资源的诅咒”正是人性于经济运行中的外化，更是生产要素配置被地下矿产扭曲的结果。唾手可得的财富把劳动力都吸引过来，弱化了其他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当年荷兰就因为海岸线发现蕴藏巨量天然气，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资源的诅咒因此也称为“荷兰病”。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因资源枯竭，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此后才重新捡拾起创新的动力。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发展经济学试图回答国富国穷的道理。古典经济理论认为要素投入决定着增长率，新古典经济理论如索洛模型则发现，人均资本低的经济体有更高的增长率，人均产出的增长来源于人均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但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导致人均产出的永久性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发现，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甚至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不过，当时正赶上一个长达20年的大宗商品回落周期，得出的结论或许并不客观。可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或者国家面临的麻烦却比比皆是，提醒人们靠自然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只有短暂的红利期。

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起飞，似乎只有东亚追赶型经济一条路可走。东亚模式的精髓则是利用自身廉价的人力资源，引入海外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在实践中学习，所谓“干中学”来提升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这当然有着基本的人性基础，资本总是趋利避害的，有意愿从成本高地流向低的地方，以获得更高额的利润。

东亚的成功和经济开放、全球化密不可分。“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千疮百孔，“抗美援朝”时美国在日本生产军需物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产业复苏，日本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起飞，更源于上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复苏。当时以电子科学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不断问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经济空前繁荣进一步刺激了全球贸易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时候，韩国和中国台湾适时调整了产业发展政策，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把经济活动的重心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采取外贸多边化和自由化的政策，参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竞争，以外贸出口带动整个经济的成长。

当互联网普及后，全球化加入了不同的内涵。凭借货物贸易拉动经济的成长模式之外，出现了服务贸易拉经济促成长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印度经济从偏向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自由市场体制，恰逢互联网应用普及，基于网络的跨国企业兴起。印度精英中流行英语教育，与西方人有着天然的交流优势，又因为印度理工科教育基础深厚，人才济济，决策者遂力促印度崛起为一个软件生产大国。1990年其软件产值为5000万美元，到2018年涨至1640亿美元，涨了3000倍。不过若和中国软件业的发展相比，印度的成绩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2000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67.69亿美元，印度为82.61亿美元，中国只有印度的81.9%；可没过两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就超过了印度，从此对印度软件业的领先优势逐年扩大，到2018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务收入达到9530亿美元，已经是印度的5.81倍。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一个深圳的软件业产值已经超过了印度全国。

印度软件很少有独立品牌，九成是为海外企业做外包，这就限制了它的定价能力，也卡住了发展空间。Infoys是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2000年市值就高达400多亿美元，但是到了现在，这家印度当时最大的软件公司市值还是400多亿美元。中国的企业则独立发展自己的品牌，抢占到产业链更高的领域，拥有发展的后劲。如今印度卖得最多的手机是中国的小米，可在更早的时候，中国的这些手机及其背后的软件商还名不见经传。

随着互联网新兴市场的普及，菲律宾、乌克兰、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国家都大力发展自己的服务外包业，印度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市场份额被各国“瓜分”。

印度的例子或证明了一个道理，即使是从高科技产业入手，以服务外包的形式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发展中国家也难以越过制造业从低级到高级的产业升级门槛，而真正可行的发展路径还是东亚模式。

2019年1月10日，班加罗尔市印度信息技术中心校园内散步的员工

 

为什么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

疫情加剧了隔阂，又恰逢大宗商品的回落周期，贫困国家赖以成长的“家底”日渐稀薄。当美国和日本政府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回迁的时候，外界质疑企业是否能在它们的本土雇用到廉价且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可随着智能技术的升级进步，在西方一向昂贵的蓝领工人，或许很快被机器取代。如果全球化不能给发达国家带来廉价劳动力的额外收益，它们还会热衷于此吗？

疫情过后，如果逆全球化的大潮兴起，不能参与国际分工后，发展中国家难道没有了发展的路径？诚如索洛模型所揭示的，劳动力增量、资本投入和科学技术都是提升国民产出的有效途径，如今互联网发达，网上越来越多的免费资源可以获取，落后国家难道不能学习这些知识和科技，进而助力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当年日本的明治维新靠的是西方思想的洗涤，中国制造业的萌芽，除了引进海外技术，更多的是派留学生学习西方的工业制造知识。知识之于生产力的提升，可谓“四两拨千斤”般的存在。

古典经济学的认知中，效用递减也是铁律，而富国的资本和技术已经密集了，再在上面精耕细作总不如到资本和技术低地去“另起炉灶”。资本逐利而行，古典增长学派相信穷国的资本具有较高的边际产出，那些劳动力廉价的地方似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吸引着资本和技术的聚集。最终，落后地区接近或达到先进地区的水平，随之而来，资本再去发现新的洼地，把那里和外界的差异填平，而后世界大同。但古典经济学的美好蓝图并不能给现实的世界提供逻辑，现实是，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了。1870年，全世界最富裕国家的人均GDP大约是最贫穷国家的9倍；到了1960年，全世界最富裕国家的人均GDP大约是最贫穷国家的38倍；1990年则是45倍。当然，这是在全球化之前发生的，进入20世纪后，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富国纷纷扎紧了自己的边境篱笆，人员和技术的流动反而减少了。

全球化开启了发展中国家大面积的追赶过程，今天，西方国家人均GDP平均5万美元左右，中国已经达到了1万美元，东南亚国家普遍在3000～4000美元。差距有所收敛，但南北方仍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就不能不从深层次的原因去理解。

芝加哥大学卢卡斯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资本为什么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的经典论文中指出：“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一些富国向穷国投资的现象，但这种资本流动远远没有达到新古典理论预测的水平。”按照新古典理论，他计算出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出大约为美国的58倍，并指出“如果事实上面对如此大的回报差距，我们将预期不再有资本投入到富裕国家。可如果考虑了人力资本差异性，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预期资本收益比就从58倍降到了5倍，再如果知识外溢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于本地，则这一比值可被降低到1”。

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

 

知识外溢，通俗地说就是知识扩散。知识传播扩散会带来模仿、交流、竞争和激励等多种连锁效应，经济增长和贸易理论都认为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有密切的联系。当然这里的知识是和生产相关的知识，有着特定的含义。

其实在互联网大规模应用之前，越洋电报电话、越洋电视节目、通信卫星就存在了。不同的技术手段在传播效率上虽有差异，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疑都是革命性的。知识的传播中，互联网与智能手机无疑又进了一大步，知识的易得性和便利性再度跃升。或许正是互联网的知识扩散能力，帮助穷苦国家收获了一波全球化的红利。

但显然，互联网上传播的是最低端最粗浅的知识，稍微专业一些的就很难搜索到了，而有关独门技术的商业机密，任何时代都是要花大价钱获得的。在卢卡斯做研究的上世纪80年代末，先进和落后国家之间的知识鸿沟阻碍着资本流入贫困国家。随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浪潮共同推进了知识的外溢。这一进程中，推动落后生产力的主要力量，应该是人与人的交流，这既包括教育系统里知识的传授，也包括企业“手把手”的教授，即“干中学”。互联网虽无处不在，但真正起作用的恐怕还是“干中学”中的“干货”。难道不是吗？当中国的高铁实现了百分百国产化的时候，此前的“消化引起吸收”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学习的过程，而华为公司的手机芯片也是在海外企业的架构上开发的。

工业体系不是没有过隔绝中独立发展的先例。“二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西方的经济体系中起飞了，苏联则组成了独立的经济阵营，东西方还在核武器和航天工业上展开了马不停蹄的竞争。可计划经济培植出来的工业体系效率低下，生产出的产品笨重而难用，其结果就是一旦隔绝的闸门打开，辛苦建设起来的厂房、设备和流水线毫无竞争力，很快沦为“零资产”。

现实是残酷的，后发国家应抓住全球化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