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对中的伊迪（左二）和安迪（右二），1965(c)STEVE SCHAPIRO

 

人格面具

伦敦泰特美术馆备受期待的安迪·沃霍尔回顾展仅对公众开放了5天，就被新冠肺炎疫情按下了暂停键，重新开馆的时间待定。为了让“宅”在家的人仍然能够“看展”，泰特发布了一条7分钟的策展人导览视频和12间展厅的设置讲解。距离上一次安迪·沃霍尔在泰特展出已经快20年了，此番两位策展人通过100多件作品探索沃霍尔的经历如何塑造其对20世纪文化的独特看法。

这位害羞的怪人成了上世纪60年代纽约社交圈儿的中心。他拥抱消费主义、名人效应和反主流文化，即使身处同性恋在美国是有罪的并受到压制的时期，也从不回避表达自己的性取向，这让他成为最杰出的LGBT艺术家之一。此次，很多展品是第一次面对公众，比如一组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男性肖像和裸体画作，以及25幅描绘非洲裔和拉丁裔变妆皇后的系列作品《女士们和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1975年），其中一幅的画中人是参与了1969年“石墙事件”的玛莎·P.约翰逊。

20世纪60年代初，安迪·沃霍尔的“工厂”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地下文化群体，他着迷于这些有趣的人给他带来的新奇想法，开始在艺术、电影与音乐领域游走。工厂电影中的女主角相继成为被媒体关注的“年度女孩”，先有宝贝简，然后是伊迪，时尚杂志因此对沃霍尔也产生了兴趣。但他的个人风格并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弹力牛仔裤，黑色尖头皮鞋（1963年以前还常溅满颜料），上身是衣领带纽扣的牛津纺衬衫，外罩一件套头运动衫，即便后来“酷”了一些，却以一年四季裹着皮衣为代价。严肃新闻的简报上对沃霍尔的描述也一点都不留情面，“飘忽感、遮遮掩掩的、一丝窥伺般的阴险气质”，“白粉笔色的脸毫无表情，一头灰发柔软蓬乱，大喉结周围的脖颈上青筋暴突”。当然，他若有机会反唇相讥也丝毫不客气。

伊夫·圣·洛朗1966秋冬波普系列

 

泰特美术馆安迪·沃霍尔回顾展的联合策展人格雷戈尔·缪尔认为灰色假发是沃霍尔人格面具的一部分。沃霍尔从20多岁开始脱发，此后一生戴假发，展览中有他为自己设计的三顶假发，后脑部分是黑色的，头顶是灰色或是浅金色的（早期）。人们起初通过发色在众人中辨认出安迪·沃霍尔，进而开始议论他的头发，其中最出名的是因造型蓬乱竖立而得名的“惊吓假发”。沃霍尔享受做名人被持续关注和曝光的感觉，并把自己的形象当作商业艺术品来打造，灰色假发是其一以贯之的风格。

为什么是灰色？沃霍尔认为“老的”问题比“年轻的”问题好解决，灰色头发可以模糊他的年纪。当人们看到灰发时更容易对他年轻的容貌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他再也不会因为偶尔古怪的行为被说三道四。他觉得自己为未来活着，所以当看上去很老很老时，就不必为容貌变老的问题而担心了。也许这套信息来源可追溯的说辞，也是沃霍尔日常看心情“信口胡诌”的一部分。

 

迪奥以安迪·沃霍尔插画为灵感的手袋

 

 

Calvin Klein x  Andy Warhol系列

 

敞开的房子

很多人误以为玛丽莲·梦露、可口可乐和金宝汤罐头等标志性的波普作品是沃霍尔在工厂里创作的，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创作于他在列克星敦大街的家。工厂时期，沃霍尔更多把心思放在了地下电影的创作上。工厂经历过几个不同的阶段，“银色”时期是最具活力的，它和沃霍尔的画作一样有名，也一样有争议。那时工厂还在刚创立的旧址——纽约东47街，一座脏脏的砖砌工业建筑里，离中央火车站不远。很多艺术家不会认为这里是工作室的好选择，位置太靠近市中心了。如果沃霍尔当时有得选的话，估计也会这么觉得。房子的状态可以用分崩离析来形容，为了掩盖掉渣的墙面和水管，覆盖了一层银色锡纸，为了风格一致，又把每一样东西都漆成了银色，包括马桶。银色的镜子被摆得到处都是，它们不仅是装饰物，还被每个为参加派对而精心打扮的人频繁使用。

沃霍尔曾说过：“很多人认为大家在工厂都是围着我转，事实上情况刚好相反，我只不过是个付房租的，人们去工厂仅仅因为那儿的大门时刻敞开。他们对看见我并不感兴趣，而对见到彼此感兴趣。他们来是为了看看能碰到谁。”从1963年到1972年，沃霍尔和他的伙伴们共拍了500多部电影，每一个在工厂晃悠的年轻人都有机会为电影出一份力。他们无视电影传统的制作方法，不设置剧本不做剪辑。如果不是录成带子放映，像极了如今的直播。

沃霍尔喜欢坐在那儿观察人们出来进去，倾听每一种声音，货运升降机声、窗外的车流声、相机快门声、彩色滤光板和银色锡纸被吹起又落下的声音、暗房里冲底片的水流声、姑娘们合上粉盒的声音等等。如果你听着一部放映机运转同时看着某个人说话，定会觉得他/她是电影的一部分。

Andy Warhol Ladies and Gentle-men系列，1975

 

波普的想法归根结底是随便谁都可以做任何事，所以当沃霍尔的工厂在1965年发现地下丝绒乐队后，全然踏进了音乐圈。沃霍尔觉得地下丝绒乐队的声音原始而粗粝，就跟他的电影一样。凭借同一时间做着不同领域的事情，工厂接触到了城里各种类型的人。那些看了电影的人会好奇于画廊的展览，那些在听乐队演唱的时髦男女又想看看电影讲了什么。就这样人群彼此混合：艺术、电影、音乐、表演和时尚。如果没有打破藩篱，事情不会看起来如此古怪和新奇。

罗斯福机场的飞机棚迪斯科上演过一场沃霍尔发动的“实验”，他将电影、音乐与表演结合起来，取名为Exploding Plastic Inevitable（简称E.P.I）：地下丝绒乐队在台上嘶吼，背景投放着他们参演过的电影画面，而工厂里的超级明星杰拉德·马兰加则拿着彩色凝胶和频闪灯，纵情跳舞，光影也覆盖在投影上。

那段骄奢淫逸的时期，总有派对正在进行中，不是在地下室就是在屋顶。时装不再是女孩们出席某一场合时需要思考的东西，而变成了出席的全部原因。“那个可怜的姑娘该穿什么去参加所有明天的聚会”，地下丝绒乐队在一首歌中写实地唱道。就在沃霍尔带着E.P.I形式继续在美国各地的音乐场馆和大学校园巡回演出的时候，他们东拼西凑攒出来的“多媒体”——锡纸、电影放映机、荧光带、镜面球，触发了完整的迪斯科流行工业，并像滚雪球那样发展到大规模生产表演所需的灯光设备。

从工厂建立开始，各色疯狂的人是沃霍尔创造力的全部来源。美国编剧尼尔森·莱昂曾这样评价工厂的状态，“你想要待在那个氛围里，并成为它的一部分，然而你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莱昂第一次走进工厂时，没有一个人对这副陌生面孔的出现做出反应，大家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莱昂对此很诧异，如果他是地方检察官或者记者，又或者缉毒探员怎么办？毕竟那里没几个人是“干净”的。他逛了工厂的四分之三才发现坐在角落的沃霍尔。就在工厂张开双臂欢迎每一位可能带着新奇想法的人前来拜访时，他似乎忘了一栋敞开的房子也可能是危险的。

工厂经历过两次枪击事件，第一次（1964年）子弹当着沃霍尔的面打穿了一摞玛丽莲·梦露的画，第二次（1968年）子弹几乎穿过了沃霍尔除心脏以外的所有脏器。第二次枪击事件以后，沃霍尔的生活开启了全方位的筛查，工厂的开放政策成为过去时。他经受着进食困难，不得不穿上医用束带，远离曾经深爱的疯狂场面。摄影师理查德·阿维登为沃霍尔拍摄过满布疤痕的胸腹，他“自嘲”地把胸口上的缝线比作伊夫·圣·洛朗设计的连衣裙。

 

 

波普时尚

自从50年代波普艺术出现以来，一直与商业携手并进。它反对精英价值观，拥抱世俗生活，让享受战后福利的新一代美国人更接近艺术，体验消费天堂的所有益处。百货超市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明亮的调色板和印刷形式被引入。流行的、短暂的、可扩展的、大批量生产的、年轻的、诙谐的，这些波普艺术的特点和后来与之融合的时尚多有重叠。

登月之后的“太空时代”，尽管在夏天，女孩们还是会因为新奇，穿着库雷热设计的塑料材质连衣裙，结果汗流不止，衣服直往身上粘。这让服装产业很困惑，不知道类似这样的“垃圾时装”能持久占据市场多少份额，结果在犹豫不决时，让潮流小店占据了先机。在麦迪逊开张的Teeny Weeny售卖各种人造材料如塑胶、聚酯薄膜、金属亮片甚至电灯泡做的衣服。店主泰格·莫尔斯是沃霍尔的朋友，她此前都是卖做工精良、材质昂贵的服装，有些过分讲究到手工衬里比外层更加精致的地步。自从去了一趟苏格兰，莫尔斯改变了方向，在距离俱乐部不远的小店里出售去迪斯科穿的裙子，就像可以在舞池里亮起来的电子连衣裙，不过灯泡亮不了几次就会出现技术问题。

沃霍尔看来，这种看起来漂亮但会在几周内解体的设计非常波普。他随即推出了售价2美元的纸质连衣裙（具体材质为混有纤维素和尼龙的凯瑟尔），并把画作印在上面。作为一款名副其实的一次性服装，纸质连衣裙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终极声明，印有金宝汤罐头图案的纸质连衣裙凭借高辨识度迅速掀起了一股短暂的热潮，但因为太不实用很快就消失了。沃霍尔“没搞懂”为什么这么现代、合乎逻辑的想法没能持续下来。虽然沃霍尔的实验失败了，但其“朋友圈”好友圣·洛朗以他和法国雕塑家妮基·德·圣法勒为灵感的波普艺术系列成功展现了活力调皮的新式优雅。后来的一些设计师将他们的设计理念建立在时尚民主化的基础上，不失为对波普艺术运动价值观的深层致敬。

沃霍尔无疑是被时装界引用次数最多的艺术家之一。詹尼·范思哲在1991春夏系列的设计中使用了玛丽莲·梦露的波普图案，迪奥也发布过灵感来自沃霍尔鞋子草图的系列，金宝汤罐头和香蕉图案被印在不计其数的T恤上……“名气、消费、新奇、表面、色彩、大规模生产、不真实、青春、夜总会、电影、欧洲垃圾、流行、未来。”在英国版《时尚先生》主编亚历克斯·比尔姆斯看来，“所有沃霍尔追逐的、以之闻名的、讽刺又迷恋的东西也是时尚界痴迷、幻想和撕扯不清的主题。”

我设想设计师在借鉴或者致敬沃霍尔作品时的压力是最低的，他们可以充分加入自己的想象。毕竟沃霍尔曾说过：“最怕从来不会误解你的人，严谨地执行你的每一个指标，这很无聊。从长远看来，与会误解你的人，不是传送而是转换你想法的人一起工作要有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