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7日，天津权健队在训练备战中。这时的权健队正处在巅峰，队伍里可见帕托（左四）、维特塞尔（右六）、莫德斯特（右四）等知名外援

 

凛冬来袭

已是夏季，但5月12日天津还有些凉意，白天最高温只有24℃，夜里低至14℃，不时有凉风从西南吹来，人们要穿着长袖长裤出门。从白天到傍晚，天津河西区浯水道的一处封闭式园区的大门外，一直聚集着数十人，还有人不停地来。很多人身着一件天蓝色的短袖球衣，向大门内遥望。

傍晚，有人带着几十根蜡烛来了，在大门外摆出“TJQJ”四个字母并点燃。一干人对着这些蜡烛和大门，开始齐声喊“为天津赢天下”。他们每喊一声，就双手高举，有节奏地击掌数次，再喊下一句。这是足球场上球迷特有的一种助威方式，若是在体育场内万人齐呼，往往能有排山倒海之势。但在这个凉风习习的傍晚，几个人零星的呼喊与掌声，被浯水道前车来车往的呼啸声淹没，萧瑟无力，一如地上那随风摇曳的烛光。

他们都是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的球迷。5月12日当天，天津天海俱乐部发布公告称，鉴于俱乐部财务状况到了难以为继的绝境，无力继续维持，于是决定解散。在经历了一年的跌宕沉浮后，这家征战中超三个赛季的俱乐部，正式宣告终结。

球迷们仍然习惯称天海为“权健”——蜡烛字母“TJQJ”即代表“天津权健”，天海队的前身。2019年初，权健集团因被曝光主导保健品传销，多名高管被刑拘，董事长束昱辉此后获刑9年，号称上百亿规模的保健品帝国突然间坍塌，也让权健投资的球队、当时征战中超联赛的天津权健队的命运陷入未知。情急之下，天津体育局介入托管，球队更名为“天津天海”。在经历了甩卖球员、多次换帅等曲折后，天海队上赛季艰难保级，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半年的寻找买家与谈判之旅。最终，球队无法找到接手企业，财务无力为继，只有就地解散。

用天海球员杨旭的话说，权健是“在上台阶的时候，一下子踩空了”。鼎盛时期的天津权健队可谓中国足坛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升入中超第一年，他们获得联赛第三，打入亚洲冠军联赛，并在次年的亚冠联赛中淘汰了两届冠军广州恒大。老板束昱辉曾多次放出豪言：“梦想是参加世俱杯”“要打造百年俱乐部”“敢为天津赢天下”。“赢天下”的豪言，被他装裱起来，挂在了俱乐部办公楼里，也成为球迷口中的一句加油助威口号，在每个主场被近2.5万名球迷呼喊着。

天海队宣布解散后，一些球迷守候在俱乐部基地门口，与球队做最后告别（新华社供图）

 

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了。在权健集团修建的这个球队训练基地内，曾经每天都有几十名球员在此奔跑训练，如今只剩下十几人。他们每天上午由外援带队，自觉训练，没有教练，也没有管理人员。每到饭点儿路过大门，看到守候在门外的球迷，球员们会过去给球迷们签上最后一次名，作为纪念。

“每天都有人走，今天下午刚刚又走了一两个。”天海队球员、23岁的张源对本刊记者说，球队解散后，球员们要自行寻找下家，所以每天都有队友离开去新球队试训。从国青队以来，张源一直是各年龄段国家队的常客，不需要试训，他也在寻找下家，目前在跟其他球队谈判。“其实蛮舍不得，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最后真正等来解散的消息时，球员们反而比较平静。”

解散之际，天海队还欠着球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四个月的薪水——自今年2月起，所有人再也没有拿到工资。张源说，解散之后，球队管理层给球员们开了会，说之前还有一些资金没有到位，等资金到位之后第一时间补齐工资。由于合同是权健集团时签下的，队中薪资待遇普遍较高，据报道一个月用于工资的支出就有1800万元人民币左右。对于张源这样的年轻球员，四个月薪水大概有六位数。

为了保住球队，球员们已做出了最大努力。5月9日，解散前三天，天海数位球员曾发出公开信，表示愿意放弃今年部分或全部薪资，自筹资金完成联赛。这封信内容悲壮、情感真挚，但于事无补。也并非所有球员都签了名，签名的多是年轻球员，除了包括李玮峰在内的三名教练，一线队中只有两三名球员。“这封信反正就是一种方式，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保留这个球队。”张源说，一些队友没签名也可以理解，“因为本来就拖欠了四个月工资了，这要放弃全年的薪水，很多人还是不敢，毕竟要养家糊口。”

正式宣布解散后，前国脚、天海主教练李玮峰在微博上发表感慨，表示自己已为挽留球队尽了全力。“如果球队就这样没有了，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有些孩子能够找到下家，但是大部分孩子再找到球队非常困难，未来也将充满了变数，甚至可能就此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灾难，也会牵扯到背后数十个家庭。”

天海的解散，像是将2020年中国足坛的告别潮推向了一个高潮。天海并非2020年第一支告别足坛的球队，但作为一支顶级联赛的球队，它的突然死亡像是拉响了警报——中国足球联赛的根基正在动荡。“其实这两年一直就比较困难，处在下滑态势，只是疫情期间突然加速了。”一位足球经纪人对本刊表示。

进入2020年后，中甲、中乙等中下级联赛，也有多支球队宣告无力维持、就地解散。其中，中甲4支、中乙9支，100天内就有14支职业球队退出足坛，另有8支中冠球队放弃了中乙资格准入，不打算参加职业联赛。按照规则，上一级联赛的球队解散后出现的名额空缺，将由下一级联赛球队递补顶上。如此推及下来，最基层的多支中冠球队将递补中乙，中冠联赛则可能无人可补，这已经危及到中国足球的根基。

退出的球队中，有天海这样的新生力量，也有诸如辽宁足球队这样的老牌劲旅，还有2018年以不败战绩拿到中乙联赛冠军、有着“中乙恒大”之称的四川队。后者的命运与天海类似：在拿到冠军后陷入资金困境、欠薪频发，在2019年艰难保级后仍然没能找到接手企业，最终解散。“这两年做足球越来越难了。”原四川队领队张旭对本刊说。

在前国脚李玮锋（右一）的带领下，动荡的天海队上赛季最终艰难保级，25分的积分创下了中超历史最低分保级纪录

 

金元模式

“完全是天塌下来的感觉，都蒙了。”张源这样形容自己当初知道权健集团出事后的感受。那是2018年末，“丁香医生”的一篇报道将权健推上了风口浪尖，半个多月的时间内，包括权健实际控制人束昱辉在内的16名相关人员被批准逮捕。作为权健足球队的一员，球员们只有惶恐地四处打听，不停地刷新消息。“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彼时的权健球队原本是蒸蒸日上的。2017年，他们首次参加中超就获得第三；2018年，他们打入了亚冠八强，淘汰了中超霸主广州恒大，创造中国球队首次参加亚冠的最好成绩；球队中拥有巴西金童亚历山大·帕托、韩国后卫权敬源等知名外援，还有赵旭日、王永珀、张鹭等多名国脚。球队规划中的新球场号称仅设计费就花了8000万元人民币，正待审批，一旦通过就可动工。而这，仅仅是这支球队来到中超的第二年。

这一切都离不开球队老板束昱辉，权健保健帝国的缔造人。束昱辉财大气粗，高调多言。在锒铛入狱之前，他曾说“赚钱没意思”，因为没地方花钱，自己是遇上了足球，才重新燃起了做事的动力。

“束总原来做的事情我不评价，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想把足球搞好。”天海队的国脚球员杨旭对媒体回忆说。杨旭2018年初加盟权健，最初的印象是束昱辉不太懂足球，老给他们“画饼”，说“要有想法，要去踢世俱杯”。杨旭一度觉得老板是不是太有钱给想多了，直到后来某一次他去办公室，看到束昱辉在办公室里装了16块大屏，滚动播放世界各地的足球比赛。“球队之后每一步的想法和建设，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束昱辉2015年初进入中国足坛。最初是与天津本土中超球队天津泰达合作，打造泰达权健队。这段合作只维持了半年，就因权健单方面以6600万元的高价购入国脚孙可而分道扬镳。此后，束昱辉直接买下当时的中甲球队天津松江，开始疯狂在转会市场上招兵买马，以1000万欧元高薪请来卢森博格执教，引入了法比亚诺、贾德森、格乌瓦尼奥等高价外援，以及张鹭、赵旭日、张修维、刘奕鸣和郑达伦等强力内援，花费超6亿元。2016年，在前世界足球先生卡纳瓦罗带领下，权健冲入中超。

那时的中超，广州恒大淘宝队是绝对霸主。在许家印的带领下，恒大集团从2010年起进入足球事业，在起步阶段依靠高价高薪引入主力国脚、知名外援与年轻潜力“小妖”，很快实力雄踞一方。自从2011年升入中超开始，恒大连夺联赛冠军，直到2018年才被上海上港打破。这种“金元足球”一般的建队与运营方式，也被称作“恒大模式”。

从很多维度上，权健也是这种模式的继承者与模仿者，甚至其最早提出的中甲、中超、亚冠、世俱杯“四步走”战略，也师承恒大。中超第一年，权健一口气签下9名国内外球员，花费超10亿元，取得了不俗战绩。束昱辉对外开口称，梅西团队跟他报价21亿元人民币，“不排除以后我们会做”，“我担心，我害怕。我怕球员们不喜欢钱”。

高价引入强援，往往能在短期内金元垒出好成绩，其模式很快迎来了诸多效仿。权健之外，还有河北的华夏幸福，市场上球员身价与薪资水涨船高，尤其是中国球员。以国脚孙可为例，2015年初权健单方面购入孙可时花了6600万元人民币（约950万欧元），创下当时中国球员转会纪录。而据德国转会市场同一时期估价，孙可当时的身价约为90万欧元。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国内身价比国际身价高了近10倍。

球员的待遇也上了大台阶。世界足坛排名薪水前十的球员中，中超外援常年占据3～4席，年薪可高达2亿元人民币。国内球员也有很多能拿到千万级的薪水。杨旭生于1988年，2005年在辽宁队首次亮相中超。他说，在辽宁队的工资第一年是1000元/月，第二年涨至3000元/月，然后逐年增至5000元、8000元。2008年涨至8000元/月时，辽宁队还将工资先发一半，另一半做保级保证金。而如今，据媒体报道，杨旭的年薪已达上千万，而诸如张源这样20多岁出头的年轻球员，百万年薪已是常态。“不能说恒大一家把市场炒热了，没有恒大也会有其他企业进场，比如后来的权健、华夏幸福等等。”张旭说。

类似的重金豪掷在中甲、中乙等次级联赛也存在着，四川队就是一个例子。2016年，歌石投资创始合伙人何亚平投资了当时濒临解散的四川队，并开始了大投入，购入陈涛这样的昔日国脚，许以队员高额的薪水和赢球奖金，战绩很快有了起色。2018赛季，历经磨合的四川队以整个赛季不败的傲人战绩，摧枯拉朽般地夺得了当年中乙联赛冠军，顺利冲入中甲。不菲的手笔、赛季30场联赛不败、16连胜的纪录让这支球队在外界赢得了“中乙恒大”的称号。

然而，这表面的光鲜背后有着巨大的隐忧。球队领队张旭告诉我，球队的薪资水平在中乙处于中上水平，2016、2017年的薪资奖金从未被拖欠，但2018赛季伊始，球队就开始有了薪水拖欠，老板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球队为了顺利冲甲一直保持低调，没有刻意声张欠薪，直到快要进行中甲决战前被媒体曝光。

“老板对足球还是蛮喜欢的，他自己也踢球。只是他本身投入很大，2018年又遇上经济形势下滑，所以资金链就出了问题。”张旭说。为了冲入甲级，球队净投资超2亿元，高于大多数中乙球队。

解散的经济账

四川队的资金与欠薪问题，很多人都以为在冲入甲级之后就能得到解决，毕竟这意味着更高的平台与曝光率，但事与愿违。老板何亚平，也在球队冲入甲级后渐渐消失了。

升入甲级后的2019年，球队历经了几乎一年的动荡。张旭说，从2019年初球队进行赛季准备时开始，因欠薪、无企业接手等原因，队员很难专注于训练备战，在开局之后很快陷入降级区。开赛不到两月，在某一轮前往沈阳客场的比赛前，球队甚至拿不出钱购买机票。“当时我们真的想的是，要不就这样散了吧。”张旭说，不参赛就代表弃权，相当于解散了。

生死存亡之际，四川省体育局和足球协会凑了一笔钱，帮助球队去到了沈阳并拿下了那场比赛的胜利。此后，球队由四川省体育局和足协托管。为了筹集资金，政府找到省内较有实力的五粮液集团、成都银行、成都交投集团等7家企业，合力赞助了数千万，让球队完成了2019赛季并成功保级。

只是，托管并不是长久之计，球队不可能靠政府输血维持，而企业也并非慈善家，若非拥有一定的控制权或利益，也无法长期无偿赞助一支球队。对于球队来说，寻找企业接手入股是最佳的选择。然而，当赛季结束后，四川队依然无法找到接手企业，包括此前在政府牵线下前来赞助的企业，最终只有解散。一个让各企业望之却步的原因，是球队高达上亿元的债务。

天津天海也在成功保级之后遍寻下家，一度与万通集团走得很近。据《东方体育日报》消息，万通集团为天津天海准备了一年2.5亿元的投入，但后者一线队球员的年薪总和也要2.4亿元，仅相差1000万元。算上后勤保障、球队运营等支出，这2.5亿元显然是不够的。

那么，如今运营一支职业球队究竟需要多少钱？一位地方足协负责人指出，中超联赛前三球队，如今每年投入不低于10亿元，而保级球队年投入也在4亿～5亿元，不少中小俱乐部吃不消，由此才不得不退出。据统计，天津天海队征战中超3年，一共投资超过22亿元。

在次级联赛中甲，想要保级也至少需要过亿的投入。张旭说，一支球队每年的支出，球员薪资大概占60%，剩下的多是后勤保障、运营等方面的支出，一年也要数千万元。诸如权健队之类的还会修建自己的足球基地，花费更加不菲。每升一级，花费就要上一个台阶。“比如踢中乙，球队住200～300元/晚的酒店就够了，中甲可能得400～500元/晚，中超就得五星级了。”

高额的投入，对应的却是极低的回报。中超球队的收入主要来源是中超公司分红、球票收入、赞助商广告投入等。分红最多，一年有约6000万元左右，门票收入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元不等，赞助商广告一般在百万或千万级。与动辄数亿元的投入相比，这些收入只能说是杯水车薪。“门票收入对于小球队来说，一年能有几十万就不错了。”张旭说，低级别联赛球队的收入情况更堪忧，几乎没有营收能力，要纯靠着企业投资“输血”维持。

如此一来，一支球队的命运，就被完全交给了投资人和企业。而“玩中国足球是亏钱的”，几乎是所有球员、球队和企业家的共识。一份业内材料显示，2018赛季中乙俱乐部平均收入仅为900万元人民币，平均球员薪资支出则达到800万元，加上其他开支，中乙、中甲每家俱乐部平均要亏损2000万元。

在顶级联赛，亏损更甚，成绩越好，往往亏损越多。以成绩最好的广州恒大为例，其财报显示，从2013年开始到2019年，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亏损总额达到了70多亿元，平均每年亏损近10亿元，数额巨大。恒大方面表示，这是因为球员薪酬、转会费的居高不下，导致运营成本依旧处在较高水平。

然而，即使是亏本生意，仍有不少企业趋之若鹜。由于足球“世界第一运动”的属性和中超联赛较高的曝光率，这个聚光灯下笼罩的联赛从不缺乏投资。“搞足球是需要目的的，每个人目的不一样，有的老板可能追求广告效应，有的可能是为了换取政策上的利益优待，比如拿地、拿项目，说到底还是要挣钱的。”张旭说。

权健的保健品产业在被曝光后分崩离析，而恒大集团则在投资足球后见效迅猛，连夺中超、两夺亚冠给他们带来了最好的广告效应。恒大在2010年进入中国足坛。在此之前，恒大地产2009年的销售总额为260亿元，不到当时业界龙头万科的一半，在全国房企中排名第六。到2012年时，恒大销售额已翻了三番，2019年更是达到6200亿元，已常年位居房企前三。这十年，恒大销售额增长了5600多亿元，并衍生出多个子品牌与业务。

“足球是一门投入产出见效非常慢的产业，需要有一定的其他产业支撑。”张旭说，这种产业最好是能在球队本土的、直接对接到市场消费者的，有一定的广告和宣传需求，诸如房地产等等。此前，他所在的四川队，投资人在四川当地并没有实体产业，也没有广告需求，进而无法获得产业上的收益。

四川队的解散，是张旭经历的第二次解散。2014年，他就经历成都谢菲联足球俱乐部（后更名成都天诚）的解散。所有的解散故事都有些趋同：2014年间，成都谢菲联在历经欠薪等问题后，最终保级失败，掉入乙级后解散，不仅没有企业接手，也没有政府托管。

很少有人知道，成都这支球队与广州恒大队的起点几乎相同，一度彼此纠葛。2009年，两队同时被罚降入中甲。2010年，在恒大投入足球的第一个赛季里，成都谢菲联在中甲与引进了郑智、郜林、穆里奇等强援的广州恒大杀得难解难分，两场比赛皆平，最终双方排名联赛前两名，提前三轮携手升入中超。此后，广州恒大开始一骑绝尘、拿下中超冠军，谢菲联则在该赛季经历欠薪、甩卖主力等风波后无奈再次降入甲级。两支球队的命运，自此有了分野。

纵观今日中国足球的空间版图，其实就是一幅中国经济版图。在中超，多数球队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里，北上广等大城市一度都有至少两支中超球队，而东北、西南等欠发达地区只有一支独苗球队，西北没有球队，区域性的不平衡明显。

而在纵向上，中超之下的低级别联赛曝光率低，关注度不够，球队也多是中小俱乐部，有些偏居一隅，缺少实力雄厚的企业，引援、工资、建设梯队、场地设施以及各种比赛费用和支出等都让俱乐部不堪重负。最终，在2020年上半年，迎来了一场“金元足球”的基层塌陷。

5月12日，天海球队宣布解散当天，一些球员就开始搬运行李，准备去寻找新东家（新华社供图）

 

百年俱乐部何来？

“为什么没有投资方，球队就一定得解散？”直到解散之后，天海队主教练李玮锋仍然在发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天海解散对他来说是一种煎熬，也是一种解脱。如今他会更多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向欧洲上百年的俱乐部学习？现在中国足球正面临阵痛，我们更应该做出改变。”

李玮锋说，欧洲很多百年俱乐部，不管投资人是谁，球队名字永远不变。球队是一个独立实体，有自己的主席，投资人只占了俱乐部一定比例的股份，更多的股份会分给球迷。这与中国目前依靠投资人和企业的“输血”模式有很大不同。

中国球迷对于“百年俱乐部”的口号并不陌生。从天海到恒大，再到上港、鲁能、富力，乃至王健林二次投资的大连足球、中乙中冠刚成立的新球队们都提出过“打造百年俱乐部”的目标。这个目标也被写进了中国足协的改革方案中，屡被提及。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在2021年前完成俱乐部名称的中性化变更，企业名称将不再作为球队名称，这也是中国足球“去企业化”的重要一步。而为了扼制没有节制的“烧钱”，中国足协也颁布了限薪令，设立了最高引援转会费的天花板与工资帽，国内球员顶薪税前不超过1000万元，国脚可上浮20%，外援不超300万欧元。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这些命令只是杯水车薪。高薪与天价的根源不在于“僧多”，而在于“粥少”——中国的注册球员数量实在太少，能上场踢中超的更少，这也是国脚屡创天价的最重要原因。据“肆客足球”数据，中国的注册男性球员数量约为9万人，同比之下，日本是105万人，欧洲是1539万人。在人口远超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下，中国球员数量只有欧洲的百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国18岁以下的青少年球员更远远不足，只有5万人，欧洲、日本分别为837万和65万。

“我们还缺乏自我造血功能。”张源自16岁起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留洋四年，他对这问题有一定的发言权。“造血”不只是盈利赚钱，更是培养一代又一代量质齐优的球员的能力。只有夯实地基，才能建造高楼。

初到欧洲时，张源感慨于当地足球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丰富。以他所在的葡萄牙里斯本大区为例，这个面积与中国一个普通县域相当的大区，有着多达数百家球队。张源打车时和司机闲聊，发现很多司机对这些球队如数家珍。“哪怕是第四、第五级别联赛，他都会知道。”张源说，“大部分的球队以地区命名，你跟他说某一个球队，他可能就会说他朋友的小孩甚至他的小孩也在那里踢过球。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有孩子在职业球队踢球，感觉就像每个人的必修课一样，比如国内孩子都会送去学钢琴之类的。”

张源所在的葡萄牙洛里什（G.S.Loures）队是一支有着百年历史的球队，当时征战于葡萄牙第三级别联赛。队中有很多球员是兼职，白天有正经工作，所以球队是晚上训练。每到训练时，一些队友们就背着书包甚至带着公文包就来了。很多人跟他同龄，最低工资约300欧元/月。这些球员有工作，不会因踢球耽误生计，俱乐部也能保持低成本运营。

有潜力的球员可逐渐转为全职球员，走职业化道路。而一旦出现优秀的潜力球员，小俱乐部也能靠着向大俱乐部出售获取不菲的转会费。“葡萄牙一些俱乐部卖出一两个优秀球员，卖个几百万上千万欧元，可能就够俱乐部几年的支出。”张源说。

这种模式也被中国足球一些投资人所推崇。2020年，广东华南虎俱乐部宣布解散后，其俱乐部副总经理王骞对外表示，中国足球前两年过于火热，导致了很多急功近利。“国外俱乐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先从一块场地开始，之后有教练，有青训，培养出运动员有收入了，用自己的队员组队，降低运营成本，工资不用这么高，这样组队一级一级往上打，而中国老板直接来了先买一个一线队，打职业联赛，然后再补充训练基地、青训教练，一线队有巨大花销，后期建设还没产生效果，一线队已经撑不下去了。”王骞说，这种模式导致俱乐部遇到资金问题就容易崩盘。他建议，搞足球最好从青训、从低级别联赛一点一滴打起，夯实基础。“中国职业联赛需要恒大、国安，也需要延边、梅县，不可能全都是豪门，必须要有小球会为大球会输送球员。小俱乐部存在的价值不是去拿联赛冠军，人口数量、经济状况决定他们不可能长期拿冠军，而是要生存发展和赚钱。”

而在球员们看来，过去几年中国足球的火热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过去他们年少练球时丝毫不敢想象的。2010年之前，中国足球还是一片黑暗，“假球”“黑哨”频发，张源在培养了多名国脚的足球名校、辽宁大连东北路小学见证了无数同龄伙伴退出。“用我们球员的话说，现在就是所谓的‘赶上好时候’了。”张源说，这种模式是双刃剑，有利有弊，利于球员，而其所带来的弊端在逐步显现，不过足协和各界也在逐步规范化，朝着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向努力，比如限薪令、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等等。

“对年轻球员来说，经历过解散可能也不算一件坏事儿。”张源说，解散的过程反反复复，球员们被折腾得无心踢球，如今他在选择新俱乐部时会更看重稳定性，希望能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好好完成接下来的联赛。

曾经四川队的领队张旭，也在球队解散后选择加盟了一支新成立的俱乐部继续足球生涯。这支俱乐部由前国家队队长、原四川队总经理马明宇牵线成立，接收了之前四川队解散后很多没有找到新东家的球员和教练。或许是前一次解散的伤害太大，他们将这支新俱乐部命名为“四川恒耀”，寓意永恒荣耀。

张旭说，球队今年的目标是参加中冠联赛，争取升入中乙联赛。经历了多次解散后，很多球迷对这支球队的期望就是安心待在低级别联赛就好，不求冲甲冲超，只要有球看。他们留言说：“不求你大富大贵，只求你安安稳稳。”张旭感叹：“那也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