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武康大楼（于楚众 摄）

一栋有集体记忆的大楼

武康大楼在淮海中路的一个六岔路口上，淮海中路跟武康路之间有个30°夹角，恰好把大楼夹在尖角处，耸立在街头。红砖立面，欧洲古典折中风格的建筑样式，既古典又现代，与周围的建筑都不一样，大楼像一把利刃卡在这个街角。但武康大楼的“刃尖”是圆润的，不那么锋利，纽约曼哈顿也有一座样式类似的“熨斗大楼”，“刀刃”更锋利些，在第五大道和百老汇大道的一个三角形交叉口上。这两座大楼都建于20世纪初叶，前后相差22年，如今已是纽约和上海的地标建筑。

沿着淮海中路往大楼走去，慢慢地，身边的游客似乎都在朝这个方向汇去。来上海旅游的人喜欢来这栋大楼看看，再顺便去一趟对面的宋庆龄故居。

武康大楼的底楼是骑楼样式的，一个一个拱门隔出一条走廊，如今开着咖啡馆、书店和几家小铺。时间倒回到民国时期，因为地处法租界，面包房、西饼屋、咖啡馆、洗染店、理发店这些西式的小店都开在楼下，住在楼里的高级白领们一下楼，便可享受到一系列来自欧洲的生活方式。大楼初建时，有一家紫罗兰理发店很有名，50年代入住的林江鸿记得，理发店的老师傅说他在店里见过蒋经国，“大氅笔挺，样子非常神奇，进来先跟大家打招呼，问好致意。”当时的宋庆龄故居叫中信局招待所，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就住在这儿。时过境迁，一楼的商铺换了一茬又一茬，从咖啡馆到粮油商店再到咖啡馆，武康大楼见证了上海近百年的社会变迁。

走进大楼里，大厅的格局和气氛都很“曼哈顿”，这让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很火的短剧集《现代爱情》，第一集，纽约一栋公寓楼的门厅里，门房大叔见证并陪伴着一位女住户成长、恋爱、失恋到最终幸福。武康大楼里想必也有类似的故事发生过，只是我们无从得知。

顺着楼梯走到二楼住户区，一踏入走廊，一股淡淡的老人味弥漫在空气中，那是一种把所有生活方式和物件都内化成习惯的味道，有点没落的、陈旧的，由时间堆积而成的味道，这是在新楼中闻不到的。

武康路街景（于楚众 摄）

如今，武康大楼里仍居住着143户住户，楼里住户的流动性不大，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住进来的老住户，也有一小部分近些年来或租或买的新住户。住在大楼里的是怎样一群人？他们的生活与武康大楼的变迁密切相关，而武康大楼的变化又与上海建设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这些住户的个人故事是否可以串联出某种集体记忆，来讲述大楼乃至上海的历史？带着这样的疑问，上海的资深媒体人陈保平与作家陈丹燕从六七年前开始了一段对武康大楼的探访之旅。他们采访了多位住户和物业、房管员、规划师等，最终结集成一本武康大楼的口述史《住在武康大楼》。

1924年，武康大楼建成，那时候它叫“诺曼底公寓”，由当时赫赫有名又财大气粗的万国储蓄会所属的“中国建业地产公司”投资兴建。旧上海不少西式的楼房都是这家公司的产业，现在还能在这些房子上找到写有“I.S.S.”的标志。起名“诺曼底”，与那场发生在1944年的“诺曼底战役”并无关联，根据陈保平与陈丹燕的讲述，这家建业地产公司在上海的公寓与住宅小区，都喜欢以法国地名命名，用“诺曼底”这个法国西北部的半岛命名，多半是因为整栋大楼很像一艘劈波斩浪的大轮船，建设在当时的上海，更像是一艘来自西方的“登陆船”。

因此，武康大楼的建设背后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大楼开建时，法租界在上海已有70多年的历史。《上海法租界史》中指出，武康大楼的位置，“恰是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界线处，武康路这块三角地原属于公共租界，是法商通过美商辗转购到这块地块，设定建筑居宅，再由法商投资。其建筑武康大楼的目的，表面是建筑宅居，解决增多的侨民包括法租界管理、官员的居住问题，而其向公共租界渗透、拓展的用意也是很明显的。这种功利目的，决定了这幢大楼的使命和使用限制，也影响到大楼的设计，以及竣工后的管理使用”。

整幢大楼是按照西方高级白领的生活方式和需求来设计的。陈丹燕告诉我，楼内只有把角处有稍微大一点的户型，其余都是小开间，基本上只够单身和年轻情侣居住，并不适合有孩子的家庭。建设之初，每户的厨房、卫浴、热水器就一应俱全，而且在每家门背后都装有一个可折叠的烫衣板，是那些西装革履的精英人士的必需品。如今，这些烫衣板很多都不在了。

作家陈丹燕（视觉中国供图）

根据陈保平的统计，现有的143户居民中，96户住在主楼，9户在新楼，还有38户在辅楼汽车间。“这些房子住户的变化，其实代表着城市发展的脉络，非常具有典型性。”陈丹燕说。解放之后，原来的住户基本都换了，又因为大楼对面就是宋庆龄的家，而且楼下这条路是虹桥机场通往市区的必经之路，出于绝对的安全性考虑，现在的老住户大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政府分配入住的。这个群体基本上是红色的进步文化人士，他们一直安定地住了十多年。直到“文革”，有一批人被迫迁了出来，而后又经历一段住户的稳定期。改革开放之后，房产开始进入市场交易，一部分老住户买下了原有的房子，还有一些当年警备区分配的住户，部队规定不能买卖，直到现在他们仍交付着低廉的租金；再后来，慢慢有一些租户搬进来，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人员格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武康大楼里的住户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是城市的中间力量，但又不是分量最重的群体。更重要的人住在附近的独栋——沿着武康路向东北不远处，便是银行家周作民的别墅，再走几步，还有巴金的宅子。他们的生活，共同成为了武康大楼和武康路的记忆。

2019年10月18日，元龙音乐书店在淮海中路1852号的武康大楼底楼新装开业 （视觉中国 供图）

打开住户的私密空间

陈丹燕从小跟着父母从北京搬到上海生活。她第一次走进武康大楼时大概十几岁，“其实那时候我不太喜欢这个房子，里面脏脏的，大楼很多年没修了，楼梯很暗，电梯里也很脏，反正里面黑乎乎的”。那是70年代初，陈丹燕还记得“住在里面的人脸上都不是太高兴的样子”。

“屋顶上好像都是太阳晒化了的柏油，没进去之前，大家都想这里面住的人一定过得特别精致美好，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啊，其实不是那样。”陈丹燕小时候就住在法租界一带，离武康大楼很近，这里也是上海12片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武康大楼一直很有名，样子独特，但它和其他的老楼一样年久失修，破旧得厉害。后来有一次机会，她采访到武康路的总规划师沙永杰，开始与附近的街道办、居委会打交道，做武康大楼口述史的动机和条件也都越来越充分。

然而，做口述史需要大量的采访，虽然采访对象基本锁定在这栋楼里的住户，但仍不容易，筛选住户是第一步。“首先，我们想选不同时间段入住大楼的人，我想要这种平衡性；第二，我们希望职业是尽量多元的；第三，要这个讲述不仅肯讲，而且会讲，因为我们是有视频记录的，镜头对讲述者的要求颇高，它需要的不是单纯的两个人聊天的状态，而且要讲得好。所以在整个几年的过程中，我们中间也换过人，最终才是现在呈现出的十几个人的口述史。”陈丹燕说。

上海人并不是很愿意公开自己的私人生活，说服住户的过程自然就不容易。“上海人的城市意识很强，他们会把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分得很清楚，会觉得我有我的隐私权，为什么要让你看呢？”陈丹燕记得，其中有一位住户90多岁，是个画家，这是目前居住在楼内最老的住户，她和团队本想采访到这位老人，但老人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就这样断断续续等了八九个月，还是作罢。老人若要接受采访，尤其是出镜，不仅要自己状态不错，也要保证家里的状态不错，“上海人还是很讲究的，如果有人来了，要拍摄，一定是要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它未必是最好的状态，但必须是有一定标准的。”

林江鸿是1954年生人，几乎从一出生就住在武康大楼里。“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阶层意识，没有什么你高我低的，现在人好像动不动就来这个，或者是你爹怎么样了，你家多少钱，过去没人搞这个，就是觉得好交，就可以在一块玩。”林江鸿从小就在大楼里和小伙伴玩，对楼里的每个角落都很熟悉。

他说那时武康大楼是非常高级的公寓，其中有一个细节他记得很清楚——窗户的框上都有一层毛毡，这样关窗户的时候就没有“嘭嘭”的声音了，“它那个声音非常柔和的，砰的一下”。林江鸿在口述的过程中说了很多生动的故事，他在楼里生活了近70年，这些亲历的事，既是他的个人回忆，又是与上海历史息息相关的回忆。他记得主演电影《乌鸦与麻雀》的演员郑君里的儿子告诉他，“文革”前夕，江青曾来家里探望，坐了一个多小时，但具体聊了什么，现在已无人知道。

历史的碎片散落在这栋大楼里，陈丹燕和陈保平想做的就是把它们拼凑起来，即使无法拼贴完全，但至少轮廓会越来越清晰。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讲出这些历史碎片，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记得这些碎片。

陈丹燕觉得，做口述史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在于“如何辨析真实”。因为每一个讲述的人都是普通人，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宏观的历史观和历史框架，他们的回忆是有情感色彩的，是历史的细节，对这个人来说可能是真实的记忆，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未必真实，这样记忆的偏差往往会造成对历史记述的偏差。

因此，不断地重复询问、复盘就变得非常重要。此外，很多不经意的细节也会折射出大的历史背景，这就需要整理口述史的人非常敏感，可以捕捉到这些珍贵的细节。陈丹燕记得有一位口述者说，他有一回在自己的家里，看到马路对面宋庆龄家的鸡飞了出来，那是在50年代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年代，这说明在最困难的时候，一个国家领导人家里是养鸡的，大概养在花园里，必然不是用来观赏的，而是实实在在食用的物质需求。

在普通人叙述的口述史中，类似的细节让人着迷。这些细节作为史料的一部分，散落在这本口述史的字里行间，陈丹燕和陈保平并没有再注入更多个人情感和视角进行整理，而是保留了最朴素的一手对话文字，供人阅读。每一个对这栋百年大楼感兴趣的人，自可以在文字中找到他们想看到的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