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随着太湖水位达到大洪水等级，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的太湖湖滨国家湿地公园暂停对外开放。图中可见公园内的亲水栈道已有多处被淹没，但近旁的环太湖大道交通并未受到影响（戚振林 摄/人民视觉供图）

“比2016年的水位好像要低一点，跟1999年相比肯定是差了一大截，”在太湖东岸的苏州东山镇，志愿巡堤员老徐眺望着湖中心被雨云遮蔽的西山岛，想起了许多往事，“1999年时，镇中心的水涨到有膝盖那么高，政府借了老百姓种蔬菜用的大棚薄膜和盖房子的砖来加高堤坝。现在不至于了，只是短期之内游客少了许多。”

和东山镇的许多原住民一样，头发花白的老徐从十几年前就不再耕地种菜，帮忙打理儿子开设的民宿成了他的新职业。从靠近太湖东岸的西山岛到上海青浦的朱家角，半径不到5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将近20个以古镇旅游为特色的风景区，其中不乏木渎、同里、周庄之类声名在外的热门景点。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主打“湖景”——无论是深入太湖之中的西山和东山，还是通过人工运河与湖畔相通的同里、周庄，都构成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水域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即使只计算苏州范围内的景区，它们在过去的2019年也创造了高达2751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占全市GDP的14.3%。发生在2020年初夏的太湖洪水，当然会对它们有所冲击。

“从过去60多年的历史经验看，每年6、7月间由季风气候造成的梅雨是导致太湖流域发生大型、特大型洪水的最主要影响因子。如果同一时段还出现了台风、锋面雨等别的天气系统的话，单个汛期内的洪水甚至可能有两到三波反复。”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副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浩云告诉本刊。1999年太湖流域长达43天的梅雨期曾经创造了4.97米的湖面水位历史高度纪录，位于苏州望亭镇的太湖北泄洪通道电动闸门一度由于水压过大而无法顺利开启。洪水退去之后的统计显示，太湖沿岸城市内涝、农作物损毁和临时分蓄洪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41亿元人民币。2016年夏天梅雨气候与台风降水的叠加，则使太湖湖面水位再度上升至4.87米的历史第二高度，在湖西的宜兴、长兴、溧阳等地造成部分农田、房屋和道路损毁。事后统计显示，此次特大洪水虽未在太湖全流域造成人员伤亡，但引发的直接经济损失依然达到了75.28亿元。

7月24日，在太湖东岸的苏州东山景区，一处园林式民宿群中的积水仍未退去（李亚楠 摄）

和前两次特大洪水造成的严峻形势相比，2020年初夏这场“大考”的难度似乎要稍低一些。7月21日，持续了42天的太湖流域梅雨时节宣告结束（通称“出梅”）。在没有台风等其他异常气候造成降水继续增加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太湖的涨水“时间窗”宣告关闭。整个夏季防汛期间，除去湖西宜兴市周铁镇洋溪村的一段大堤曾经发生小范围开裂外，太湖流域基本达成了“大汛无大灾”的目标，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汛期无伤亡纪录。

不过从水文数据看，这依然是一场足够惊心动魄的考验。“入梅”两周半之后的6月28日，太湖水位即已上涨至3.8米的警戒位置，“涨水”正式升格为“洪水”。随后的三个星期里，湖面水位始终呈现持续升高的趋势：7月16日，水位达到大洪水等级；一天后，达到超大洪水等级。太湖流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太湖防总”）随即宣布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至7月21日“出梅”当天，太湖水位一度达到4.78米峰值，位列历史第四高。整个太湖流域共有50个河道站、闸泵站的实测水位超过警戒线，并且在“出梅”后仍将维持数周。

上世纪90年代，太湖流域洪水发生的周期一度达到了“两年一涝”的水平。经过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和有针对性的防汛统筹，1999年之后，湖区洪水曾绝迹达10年之久。不过随着近年来异常气候变化（如厄尔尼诺现象）的频繁出现，太湖洪水似乎又有再度活跃之势。吴浩云认为，这和湖区本身的水文特征有关：“太湖的水面面积超过2300平方公里，流域总面积更是高达3.69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水体表面积，平均深度却不到2米，像个碟子，宽而浅，容易‘憋’水。”湖西上游的宜兴、溧阳等地属于丘陵地带，地势较高，来水速度快；湖东下游以平原地貌为主，河流流速慢，自然排水能力存在缺陷。进水快、出水慢，意味着防洪工程需要同时兼顾“防”和“排”两个方面，投入的财政、工程和科研力量自然也须倍增，并使湖区防洪成为一项长期课题。

而在另一方面，太湖偏偏又是一个饱受污染问题和水质型缺水困扰的“藻湖”，汛期引水在某些时段会被用作调节污染物浓度的手段。无锡市锡山区水利局一位干部告诉本刊：“每年春季的枯水期通常都是太湖污染物浓度最高的一个时段。进入5月，东南风起之后，湖面漂浮的蓝藻等污染物又会被吹到下风向的无锡境内，造成集中暴发。在汛期中利用水位升高来改善水质，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在汛期湖域入水量与污染物浓度和防洪安全这三项指标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如若引水量过大，势必会增加防洪压力；而引水量过小时，湖泊的自净机制无法充分发挥效能，反而可能导致污染物浓度上升。这也正是“理水”一事最大的难点所在：在人类的需要和未知的自然力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7月24日，无人机拍摄到的东山镇南西塘水情。湖面漂浮的蓝藻群已经成为近年来太湖综合治理的新难点（李亚楠 摄）

“人工控制水库”

7月25日下午，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延迟3个月之久的新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B组的比赛在苏州打响。北京国安、上海上港等8支球队将在苏州的三块场地进行两个循环的常规赛，随后进入争冠或保级阶段。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全体球员、教练员和赛区工作人员共1000余人被统一安排入住吴中区太湖旅游度假区内的一处酒店，距离太湖东岸堤防仅有2公里距离。承办本组揭幕战的苏州奥体中心，同样位于湖泊、河流近侧。

“中国足协从4月份开始就在了解苏州赛区承办大型足球赛事的能力。6月下旬，足协主席陈戌源还专门来了一趟苏州，会见了市领导。”苏州市足协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在考察项目中，天气状况和水情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气象部门判断开赛日前后出现台风天气的概率比较小，防汛部门对控制太湖东岸水情也很有信心。现在看来‘包票’的确不是乱打的，太湖已经顺利出梅，望亭镇那些地方准备的应急物资也开始撤掉了。”

尽管从地理位置上看，太湖位于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流域面积覆盖了苏、浙、皖、沪四个华东省份和直辖市，但苏州仍是“治太”问题上当仁不让的重心。“苏州市管辖的太湖湖岸线总长度达到259公里，相当于另外三个滨湖城市无锡、常州和湖州之和。整个太湖有3/4的水面面积位于苏州市辖区内，”长期关注太湖治理问题、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的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苏州区副总经理姜顺杰告诉本刊，“太湖东岸传统的三大出湖河道口太浦河、瓜泾港以及胥江都在苏州，它们又构成上海水源补给的上游。”从苏州延伸出的南北两条泄洪通道太浦河和望虞河，分别连通黄浦江、长江，使太湖汇入了华东水生态网，也凸显了苏州的地位。

40岁以上的苏州人大都能回忆起1991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华东特大洪水：在长江中下游水位急剧上涨的同时，太湖流域由于降雨出现异常，发生了极为罕见的“二次入梅”现象，湖面水位最高时达到了创纪录的4.79米。湖水从苏州、无锡两市长度有限的防洪堤边缘冲入市区，造成严重的城市内涝，长三角地区主要市县几乎都被波及。当时还在东山镇务农的老徐回忆：“东山一带的堤坝是1954年太湖洪水之后修筑的，80年代初做过一次加固，大概有6米多高。但当时东岸的围湖造田一直没有停止，新开垦的耕地实际上没有被圈进大堤，只盖了几堵土墙做遮挡，水一冲就倒。东山镇通往内陆的几个河口虽然安上了闸门，但河道还是老的，很窄、很浅，开闸分洪实际上就是连地带房子一起淹掉。”从无锡、苏州、常州到湖州、嘉兴，主要沿湖城市即使拼尽全力，也未能控制水情。一位无锡市民形象地描述说：“全家人在半米深的黄泥水里泡了整整两个月。”

大水退去之日，也是筑堤启动之时。1991年这场损失惨重的特大洪水，成为太湖沿岸城市规划环湖大堤工程的契机。据参与该项目规划的水利部太湖局退休高级工程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王太俊回忆：“当时的设计标准是以1954年的降雨量作为参考，按频率来说就是‘五十年一遇’。因为1991年的峰值水位虽然更高，但那是降雨天数异常集中造成的。按照最大90天降雨总量计算，还是1954年的标准更高一些。”大堤的规划总长达到269.63公里，覆盖了环湖岸线长度的68.48%。其中从无锡延伸到湖州吴兴区的东段堤坝顶高7米、顶宽6米；从宜兴延伸到长兴县的西段堤坝顶高7.8米、顶宽5米。在堤坝之间还设置了一系列泄洪设施、通航建筑以及节制闸，目标是“即使发生1954年级别的洪水，湖面水位也不会超过4.66米”（王太俊语）。

7月16日，在环太湖大堤西段出现裂缝的宜兴市周铁镇，参与抢险的无锡市防汛工作人员正在借助定位船和挖掘机向迎水面打入木桩固基（人民视觉供图）

一位参与过1999年、2016年两次太湖苏州段防汛工作的水利工程专家告诉本刊：“太湖特殊的盆状结构决定了整个湖面未必时时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一旦出现大风，湖面极有可能发生倾斜。西岸位于上游位置，地势本来就高，为了防止湖面倾斜造成涨水，需要比东岸多留出0.8米的高度余裕。另外，大堤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工程。每年夏季汛期，短期内大量降雨和强风造成的倾斜都会使一些区段的湖水越过堤顶，加上堤底长期被湖水冲刷，久而久之即使是混凝土材料也会被掏空。因此，定期养护、修缮和加高大堤依旧有必要。”

在王太俊看来，建设环湖大堤工程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抵御水患，更是要使太湖从此成为兼具防洪、供水、航运、环保四重功效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大堤完工之前，太湖是一个完全的天然湖泊；完工之后，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人工控制的特大型平原水库。”这个“水库”的布局设定是“东控西畅”，也就是西岸入湖口门除去防洪设施外，尽量敞开，维持上游方向的进水量；东岸出湖口门则通过修筑一系列水利枢纽设施，对不同季节、不同气象条件下的出湖水量进行调节，使其既不超过安全水位线，又能满足沿岸地区的用水需求。

“应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当初规划环湖大堤时的基本目标还是达成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艳艳告诉本刊，“一般人看太湖，看到的是风景和城镇。但如果把环湖大堤工程以及与之搭配的河网、水道、泵站看成一个系统，建立概化模型的话，其实沿湖地区已经被分成了198个蓄水单元。它们通过1504个排涝－溢流单元与河网交换水量。在掌握充分数据的前提下，是可以通过人工手段做出干预的。”然而这项工程在1999年“大考”中的表现却不及预期——“百年一遇”级的降雨出现后，被寄予厚望的南北两条泄洪通道没有如期开启。大水再度涌入苏州吴江以及浙江湖州、嘉兴部分地区，形成内涝。

“因为东岸下游是上海，我们江浙两省要优先确保上海的安全嘛。”在东山大堤上，老徐给出了他的揣度。

7月18日，在暂停开放的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园围栏外，市民正在观察被太湖涨水淹没的湖滨栈道（IC photo供图）

太浦河风云

“你去那个地方做什么？那里是从前苏州人和浙江人打群架的地方。”在前往太湖南泄洪通道太浦闸村的路上，苏州本地司机老姜显得很困惑，“太浦河从前是条‘断头河’，河道只挖到跟运河交界处。90年代太湖涨水时，苏州开闸分洪，洪水往东走了一点就倒灌进地势比较低的嘉兴农村，把浙江农民的田和房子都淹了。所以每年汛期结束后，嘉善那些地方的农民都要成群结队抄家伙来找苏州人算账。我们从小开始就听说了。”

但那毕竟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今天，跨坐在距离太湖南泄洪通道口2公里处的太浦闸以及与之配套的泵站已经变成了吴江区一处小小的旅游景点，10个12米宽的闸孔以及与之相连的70米长的泵室构成了一道醒目的河上“走廊”。7月24日这天，10个闸孔中有9个将电动钢闸门提升到了4.9米高度，太湖东岸洪水正在穿越这里，经太浦河河道排向50多公里外的黄浦江。据水利部太湖局的一位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太浦闸是太湖大堤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控制性工程，目前的闸孔、电动门和泵站是在2013年整体重建过的，监测和控制能力很强。南泄洪道的水流量数据，每隔5分钟就会在中控室更新一次，我们根据流量变化和湖面水位来决定开启闸孔的数量以及闸门高度。不光是汛期开始后会利用太浦闸来排洪，枯水期也可以用它来调节湖面水位。”

枯水期利用泵站从太湖中抽水、接济下游上海的城市供水需求，汛期开启电动闸门向黄浦江方向分洪，南侧的套闸还可以通过小型船只：太浦闸工程的定位，似乎正契合王太俊提出的将太湖变为“人工控制平原水库”的主张。但在本地退休村干部蒋春杰看来，这却是以超过半个世纪的艰难摸索和复杂博弈作为序曲的：“同样是沿湖地带，苏州、嘉兴、上海的政府以及老百姓需求是有很大差异的。苏州吴江这边希望确保沿湖农田和旅游风景区的安全，还要利用河道进行水上交通。浙江那边地势本来就低一些，苏州一开闸，嘉善的农田就要被淹。大家都是农民，牺牲浙江保江苏他们肯定不乐意。上海那边更复杂，一方面他们要引太湖水作为水源，另一方面人家经济最发达，洪水来时肯定希望江苏和浙江先顶住压力。矛盾和摩擦就这么出现了。”

2013年完成翻建的太浦河泵站（左）和太浦闸（右）如今已成为太湖流域最重要的水利控制工程，远处的庙港大桥所在处正是太湖南行洪通道的入口（李亚楠 摄）

时隔60多年，蒋春杰依然能回忆起童年时帮母亲送饭到太浦河工地上的情景。那是1958年的冬天，苏州、上海两地合作开挖人工运河太浦河西段，花费一年半时间在太湖东南岸用人力凿出了一个通往下游的口子。周边各县动员了将近20万民工参与工程，全凭铁锹、扁担和手推车，使湖东岸拥有了“半条”伸向下游的河道。在太湖沿岸围湖造田工程方兴未艾的背景下，此举被认为有助于引导汛期洪水向地势较低的下游转移，从而使苏州免于再遭1954年级别的特大洪水侵袭。29孔、116米宽的老太浦闸，也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1975年太湖流域发生中等规模洪水，汛期湖水在进入太浦河西段后，由于北岸缺少港汊和出水口，持续向南岸倒灌，预期的防洪除涝效果未能实现。“有闸口、无河道”的困境暴露无余。有鉴于此，苏州市在1978年独立完成了太浦河二期工程的开凿，将河道向东继续延伸到了靠近京杭运河的柳湾村，并使河北岸的出水口与原有的湖泊和内陆河流接通。1987年，当时的国家计委进一步批准了《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方案》，要求江苏、浙江、上海三地联手解决太湖泄洪问题，将太浦河进一步向东开挖，直至与黄浦江相接，使太湖水可以经太浦河和黄浦江最终入海。但恰恰是在这项工程上，苏、浙、沪三地政府爆发了极为激烈的争论，整个工程因此延后至1998年夏季汛期到来前才最终完工。

太湖局水利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刘克强分析说：“浙江省管辖的太湖水域表面积相对较小，在太浦河工程中却要承担泄洪的潜在损失。所以浙江方面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就是在汛期要先排涝、再排洪。也就是说，江苏这边不能自由开启太浦闸、利用太浦河河道泄洪；只有在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的涝水向北排入太浦河之后，上游方向的太浦闸才能继续升高行洪。这组矛盾的处理，可以说是历次太湖流域相关规划的焦点。”而保障上海经济安全的考量，又使得太浦河这条“断头河”的处境更加微妙，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结果。

今年1月30日因病去世的国务院原特区办公室主任葛洪升，曾在浙江省任职多年；1991年太湖特大水灾发生时，他正担任浙江省省长。在2014年的一次口述回忆中，葛洪升对1991年打开太浦闸泄洪决定的争议之大，依然记忆犹新：“省水利厅陈绍沂厅长说，过去几十年，每次水灾，浙江都坚决不同意打开太浦闸，上海市则派一位领导坐镇红旗塘渠，怕浙江人打开拦水坝加重上海灾害。因浙江不同意，太浦闸建成后从没有开闸泄洪。如果这次破了例，以后再遇水灾也必然开闸向浙江放水，后患无穷。”“但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反对、拒不执行是不行的。1991年6月26日中午，太浦闸开启10孔泄洪，从太湖涌入的洪水奔向嘉善，33万亩农田再次受淹。”直到当年7月5日，上海市才按照国家“防总”下发文件，同意炸开红旗塘渠向黄浦江泄洪。

这一事件的当事人陈绍沂1950年毕业于老上海著名的私立高校大同大学土木系，在浙江省水利系统工作了超过半个世纪。201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对太湖治理方案拟订过程中的地方矛盾依然记忆犹新：“江苏、浙江在开挖两省交界的排水河道太浦河及江苏省望虞河，以及两河的排涝任务、河宽和修建的先后顺序上发生较大分歧。最终经过领导小组组长多次协调，才敲定相关方案。”“事实上，有很多工程往往因为各方意见不统一而被搁置了。在浙江省内也有多项跨地市区域的大型水利工程，因地方利益纠葛，扯皮现象经常发生。”

大水退去后的1991年冬天，太浦河第三期工程在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同时开工，历经6年多时间终于告成。由于1959年建成的老太浦闸安全性和设备性能已经无法保障，从2012年9月起又对闸站和泵站进行了原地翻建。作为今天太湖流域最重要的行洪通道，它在2016年夏季的特大洪水中经受住了考验。但理想的规划在付诸实践时，永远需要与现实求取平衡。

在太湖北行洪通道望虞河河口附近，一艘从京杭运河驶入望虞河的小型运输船正在朝北面的长江方向前进（李亚楠 摄）

不止于抗洪

对急于恢复民宿营业的老徐来说，“出梅”标志着他的志愿巡堤行动接近尾声：“过几天等水面降下去了，先要检查房间的上下水管道和电路。我家的房子水只到门口，不需要重新装修，等去西山岛的游船恢复了客人就会多起来了。”沿湖的几家餐厅和园林式民宿，中庭的积水还没有退去。不过有老板告诉我，扛过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小半年“断客期”，他有信心从一个多月的水患中迅速恢复：“都到夏天了，肯定要开下去。”

与经济损失相对较大的鄱阳湖流域相比，苏州在2016、2020年两次太湖特大洪水中大体能全身而退。一些水利工程技术人士因此认为，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江苏早早采取了控制沿湖地区开发的举措，从而遏制了“湖患”的上升势头。对此，姜顺杰并不完全赞同：“从空间演化看，1996年苏州市建成区距离太湖湖岸线的平均距离是2.2公里；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0.8公里。主城发展的中心从空间较小的老城区向人口相对较少、有大量闲置土地的太湖苏州湾沿岸移动，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务院就批准按照《太湖风景名胜区规划》，在苏州重点发展东山、西山、木渎等8个特色沿湖风景区，2017年又发布了《禁止在江苏省环太湖大堤剩余工程建设范围内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的通告》，但在姜顺杰看来，打造沿湖特色旅游区的尝试还远不能说已经取得成功：“光福、金庭、东山这几个景点的同质化太严重了。”

“鄱阳湖地区填湖搞开发，太湖沿岸主打旅游业，这种论断好像符合我们的一般印象，其实是有偏差的，”苏州市规划局的一位干部告诉本刊，“放在十几年前这种说法还成立，现在已经是偏见了。”世纪之交苏州旅游产业一度迎来黄金期，但随着近年来古镇旅游项目进入饱和期，旅游业在苏州GDP中所占的比例徘徊于10%到15%之间，已经被西安、成都等后来者甩开。这位干部表示：“从行业总收入看，苏州当然还是全国排名前十位的热门旅游城市。但从占GDP的比例看，旅游业实际上无法保持持久的高增速。第二产业还是支柱。”

这一看法获得了姜顺杰的共鸣。2010～2012年他曾对东山、金庭、光福三个主打旅游业的沿湖小镇的财政收入和GDP做过调查，发现它们远低于苏州全市同期平均水平。换言之，“向湖岸进军”的主力仍然是工业企业。而这立即引出了太湖治理问题中与洪水并列的第二大患——大面积水质污染以及由其导致的富营养化。

在苏州市相城区的防汛重地望亭镇，望虞河大桥下的电动标尺会根据每天的水位变化调整安全通航净高（李亚楠 摄）

“2007年太湖蓝藻污染事件暴发以后，我们对太湖水污染的治理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时间，应该说是有成效的，”无锡市环境保护局一位干部告诉本刊，“但也应当承认，城镇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和工业排放增加是一个总体趋势。只能说，我们目前大体能把蓝藻污染控制成一个季节性事件，就像每年的汛期一样，不至于恶化。”

而发生频率明显升高的洪水，与太湖水质污染以及湖水中的磷残留等指标，同样有直接关系。吴浩云表示：“太湖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等主要污染浓度的变化，与同期降雨量以及太湖水位具有一定相关性。每年春季枯水期，太湖水质相对较差。入梅后洪水期的开始阶段，由于污水入湖，往往会出现污染物浓度继续上升的现象。随着蓄水量上升和外排水量逐渐加大，太湖的自净能力增强、环境容量增大，水质状况则会逐渐好转。”调控汛期出入湖的水量，并根据气象调节的变化做出改变，因此成为极关键的问题。

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等异常气候在近年来发生频率的激增，人口稠密的太湖沿岸地区在未来数年内，势必会接受更严峻的汛情考验。好消息是，自1991年以来，历次太湖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地GDP的比例始终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三大湖虽然距离“可人工控制”还有相当距离，但人们的经验一直在累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