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保护专家阮仪三说：“读懂大同，就等于读懂了中国。”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城市过去十年经历的一切，都能在大同身上找到印记。



    如果用说文解字的方法解析“大同”这个名字，那么政治家希冀的是“天下大同”，本地人津津乐道于“大有不同”，学术界则一本正经定义成“大道趋同”……大同是一座向来不缺少关注度的城市：执政者用统计数据赞美它，老百姓怀揣各自目的调侃它，城市规划师搬弄专业条目讨论它，古城保护者则直接“黑”它。

    近十年来，这座塞上古城的肌体里像被强行植入两块干电池，在城市发展流水线上不知疲倦地进行作业。当其中一块叫做“古城复兴”的电池耗尽电量后，另一块名为“煤炭转型”的电池跟着接上，两块电池更新交替的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十年发展史。

    “双核驱动”的大同于是有了不同的面孔：脚手架、推土机和十年来建造的古楼建筑群雄踞在古城墙内，“活起来、火起来”的古城大同可谓“金刚怒目”；另一方面，私人煤窑的关闭褪去了城市的粗粝底色，“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与云冈石窟遥相呼应的现代大同也有了“菩萨低眉”的一面。

    古城保护专家阮仪三说：“读懂大同，就等于读懂了中国。”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城市过去十年经历的一切，都能在大同身上找到印记。


2008年，大同开始造城运动；2013年起，这座煤都呼应去产能的大势，进行产业转型。


    大同的的哥最爱和外地人聊两个话题：食物和城市。当你以外地人身份询问本地特色美食时，他们会点评各色面点的好处——刀削（面）劲，豇豆（面）香，抿扒股（土豆和莜面加水的混合物）麻油辣椒醋。的士驶过古城墙时，他们总会描述这座城市曾经的沧桑：“也就十年前吧，那会儿大同还是个杂货市场。”

    大同人习惯用2008年这个时间节点来区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那一年，耿彦波正式调任大同市市长，他所倡导的以“一轴双城，新旧分离”为主题的“名城保护”运动由此在大同铺开，“重现古城辽代风貌，展现魅力大同”，大同未来的城市规划豪气冲天。

    据说，耿彦波一把就能摸出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是否得当；一旦发现质量不合格便立马抓住对方胸口，人称“耿疯子”。因改造古城方案而决定拆迁16万户平房，耿彦波“耿拆拆”“耿指导”的外号不胫而走；古城内修建的仿古景观，则被称为“耿寺”“耿庙”。毫无疑问，耿彦波的到来掀起了大同历史上声势最浩大的城建运动。
2013年，耿彦波调离大同，这使大同的城市发展主基调由此前五年间的“造城运动”，转变为一场呼应国家“煤炭钢铁去产能”大势的产业转型攻坚战。

    位于晋北的大同因煤而兴，煤炭储量达718亿吨，位居中国产煤城市之首，并获封“煤都”。“跟人说我是大同人，人们就说，你们那里人是不是成天光挖煤？”张风笑着说。他在同煤集团上班，这个总部位于大同的全国第三大国有煤矿企业，曾为二十万人提供就业岗位，而在如今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的大背景下，“日子着实不太好过”。


行业衰落，采矿等“拳头专业”如今成为“后进专业”，学生毕业即失业。


    煤炭行业的衰落让日子变得难过，部分靠煤炭吃饭的同煤集团员工甚至开摩的养家。“上班很清闲，保不齐过段时间就被辞退；上班倒是无聊，就盼着有人过来聊个天。”张风说。

    后城建时代的大同，正处于煤炭行业去产能的第一线。“之前香港媒体来大同做了个报道，题目就叫‘大同在前线’。”张风说。不过他更愿意聊起被煤炭行业的衰落影响的人：“比如那些采矿专业毕业生，毕业了能干吗？失业呗！”

    陈思浩去年从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采矿工程系毕业，他在校期间在同煤集团实习过两个月，自然希望能入职，无奈招聘岗位太少。“刚入校时，老师拍胸脯保证：‘咱们都是毕业包分配，愁啥？！’”但等到陈思浩毕业，采矿、煤化工等煤炭行业相关专业的就业渠道愈加逼仄：如果是煤二代或煤三代，还能保证有个单位；如果什么都不是，或许真的该考虑转行了。

    “就业形势一年不如一年，就业率低也拉低了我们的奖金，不少老师都辞职做生意去了。”据大同大学招生办某不愿具名的老师介绍，采矿、煤矿开采等“拳头专业”如今成为拖就业率后腿的“后进专业”，“这几年凡和煤炭沾点边的专业，就业率全都垫底”。

    大同人任文阁在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开了间小卖部，从小卖部生意的好坏，他意识到目前大同乃至整个山西煤炭行业的颓势。“过去学生多，尤其是采矿专业的学生下课以后特别活跃；现在就业环境不好，小卖部都很难开下去了。”

    求职失败，陈思浩去年夏天赌气去了北京，和他一道的还有同班的三个“既没背景，也很茫然”的同学。他先是做了几个月保健品推销，“拉不到单，白搭进去一千多块钱”。与他同时赴京的三个同学，有两个因为无法承担过高的房租而回了家，剩下的一个则在一些影视剧组跑龙套。今年年初，陈思浩也加入了这名同学介绍的“群演”剧组，“一般是拍完就付钱，日日清。今年倒是跟了一部去横店的戏，也算是免费旅游了”。

    “古城外面非常体面，但经不起往巷道里深究，这是大同古城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谈及未来，陈思浩表示不愿回大同。“大同有北京好吗？北京市中心是高楼大厦，大同呢？我看如今大同的城中心倒是和横店有点像，都是仿古建筑嘛。”

    从“造城时代”过渡到“去产能时代”还算顺利，然而大同古城内的平房改造却无法与仿古建筑群完成“完美握手”。仿古建筑群、仿古新城墙等建成后，明清时期的平房和四合院却迟迟无法彻底拆除或重建。

    大同人李竹斌参演过贾樟柯电影《任逍遥》，这部在大同拍摄的影片将镜头对准这个塞北古城的年轻人，通过他们的经历，展现城市中不可忽视的粗粝现实。“现在的古城外面非常体面，但经不起往巷道里深究，这是大同古城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李竹斌说。

    大同七中数学教师李爱国最大的爱好就是背着照相机拍古城。耿彦波调任之后，继任市长的执政理念并不完全与耿的吻合，这导致古城内尚未完成的古建筑修复与民居拆迁安置工作出现 “烂尾”。“找不到解决方法，古城外面看起来漂亮得很，但只要进入古城核心区域的老街旧巷，那些断壁残垣般存在的老四合院便一览无遗。”
“昨天暴雨，又有一座老宅塌了。”李爱国说。在纵横交错的古城老胡同内，他用十年时间访遍了每户人家，并用相机记录每一户的砖瓦与屋檐、搬迁与留守。

    如今古城内的胡同里，总有三两老人搬起板凳随性而坐。与游人众多的主干道和商业街相比，隐匿在古城中心的狭窄胡同却乏人问津。在各处拆毁或即将开拆的四合院内，不少人家曾经的生活用具被弃置，比如女人用过的梳子、男人用旧的剃须刀、小孩玩坏的玩具，甚至结婚照。

    一往无前的进步，还是边回头边缅怀的原地踏步？

    贾樟柯2001年去大同拍摄《任逍遥》前，曾描述他心目中的大同：“每一个山西人都说那儿特别乱，是一个恐怖的地方，传说那里的每个人都在及时行乐。”

    “及时行乐？人都搬离了，哪来的乐可行？”李爱国说，“过去古城里的大西街倒是闹市，那时逛大西街叫‘点货’，能去古城里的平房住宅区、商铺区走一遭，别提多时髦啦。”

    曾经繁华的大西街如今更名清远街，而旧时文庙的老牌坊几年前被拆毁，新建的店铺冷清异常，全然不复昔日牌坊一带的市井烟火气。在主营古玩、茶具和餐馆的古城仿古街上，铺面门前摆放着大小各异的踩球狮雕，且每户均有仿古挑檐。“古城的商业街从没这样冷清过。狮子踩球？狮子是前年搬来的。仿古挑檐？屋檐是去年完工的。现在的所有仿古建筑和街巷，呈现的只是现代社会的钢筋和水泥，而不是古代社会遗留下的厚重历史。”李爱国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曾公开批评大同的古城改造。“名为保护，实为建设性破坏。我们需要留住古迹和遗存，而不是将其变成一个所谓的完美古城，这只是执政者臆想中的古城。”

    但塞北地域史学家赵佃玺并不认同此说法。2008年，他参加了大同市政府组织的“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当时耿彦波刚调来大同，还向与会专家请教了关于古城保护的问题。“大同后来重建的仿古建筑，都是按照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原样还原的，说大同不尊重历史文脉，这点我不服气。”赵佃玺说，“之所以拆平房、拆民居，是因为原有的破旧房屋有碍市容。我就搞不明白，哪座城市的发展不以更新换代为基础？所有现代城市里都会有新建的城区和老旧的街巷。如果不去重建和规划，难道大同还想原地踏步，回到2008年前那种‘旧货市场’的样子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专访阮仪三

乡都拆了，哪来的愁？



《新周刊》：你怎样看待大同的古城改造？

阮仪三：谈起大同我就心痛。1963年我去过大同，当时出现在我眼前的还是完整的古城，四座城门楼非常雄伟，明清时期的平房民居挨着城墙而建，还有不少深宅大院。我当时就觉得这座古城“大有不同”。

大同历史上是重要边防城市，通过其古城墙，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明代建筑的防卫体系。直到后世，其街巷体系也相当完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同便按捺不住“发展”的野心。在当时全国拆旧立新的城市化浪潮下，大同规划部门觉得应该修改此前对古城的保护规划。我保留自己的看法，认为古城需要保护，但不是拆除重建。这跟大同方面是有分歧的。

2000年前后，耿彦波在榆次做市委书记时，曾主导王家大院的建设。建成后很多人赞赏有加，但我认为里面有许多假古董。榆次的所谓“老街保护”，直接拆了旧街建“老街”，当然也是一堆假古董。大同号称要“重现辽代的历史风貌”，这非常可笑，因为辽代的城市连文献资料也没留下。我觉得大同给全国古城保护起了很坏的作用，它带动了很多城市重建所谓“古城”“古建筑”。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城建中的弱势群体？拆迁征地得到补偿之后，弱势群体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另一种强势？

阮仪三：我觉得中国的拆迁，起根儿上就存着一笔糊涂账，那就是产权不明。房屋第一代居住人都不在了，第二、三、四代居民里，90%以上与老屋没有关系，他们对老屋没有感情。所以每逢房屋改造、拆迁，大多数居民没有意见，人人都想谋得一份利。

中国还没有《城市保护法》《历史建筑保护法》，只有《文物保护法》《拆迁法》，在文化保护法案的修订方面，可以说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你看看人家欧美，比如法国1840年就设立历史建筑保护局，1907年公布《历史建筑保护法》，1976年有了《历史城市城镇保护法》，而我们只有《文物保护法》。这里面有个问题：民居能看成文物吗？有历史厚重感的民居一旦变成文物，就只能供起来了，试问还能在里面开火烧饭吗？


《新周刊》：其实地方政府进行古城保护时心态也在变，以前是不识货一推了之，现在是进行所谓“保护”。

阮仪三：就是打着保护的旗号去做买卖的勾当。搞一些假古董，首先想到怎么去利用，那就真的完了。我认为现在国内的旅游景点，百分之百遭到了破坏。九寨沟没问题吗？九寨沟指九个寨子的沟，现在把寨子拆掉、人都赶走，说是给大家看自然遗产。这是混账话。美好的自然环境怎么来的？是当地居民千百年来与山林、自然同住，才保留下来的。

大同现在城中心都是废墟，我觉得这座城市算是吃到苦头了。为了吸取教训，我觉得应该办一个反思会，让规划者、决策者看看什么才叫真古董。


《新周刊》：有人说古城墙没什么用，还不如推倒重建。这是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兴起的实用主义的影响？

阮仪三：没错，这其实和当时社会的风气有关。80年代倡导什么？“若要富，先修路；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拆了旧城建新城，拆了老房开马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当年我是“刀下救平遥”。如果当地政府有钱大修的话，平遥估计早拆了。80年代文坛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但在古城保护、文物保护领域，国民的反思和思考还是肤浅了一点。


《新周刊》：你说过，“古城是创新城市的土壤和温床”。是不是可以说，在城市化变革中，保护古城其实也是一种创新？

阮仪三：当然是。乡愁是什么？乡愁就是留存的历史进程的一些场景。如今的情况是，乡都拆了，哪来的愁？现代建筑引不起乡愁。它们只能引起你对美的快感，但引起不了对美的回味。1958年，我们劝时任苏州市长不要拆古城墙，他说，“北京城墙拆了，苏州城墙也得拆”。90年代时我遇见他，他主动道歉：“阮教授，拆古城墙我有罪，当时要是听了你们的就好了。”
我觉得所有打着“文化名片和旅游产业”主张而大拆大建的主政者都是无知的，无知者无畏，所以他们拼命地拆、玩命地拆。


《新周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你觉得城市并没有让生活更美好。现在仍然这样觉得吗？

阮仪三：只有保护好城市里的古迹建筑，才能让生活更美好。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讲，有了美好的生活，才有能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城市。

传统民居里蕴含了传统的家庭伦理、人际交往，形成了良好、融洽的人际关系，于是有了青梅竹马、过房亲家。现代的城市居住区里，这些东西已消失殆尽，所以社会上会有很多戾气。如今的城市，给你很多感官享受，而非内涵、温柔。过去的城市是体现完整伦理道德的公共场所，现在的城市只有钢筋水泥和冷漠的功能需求，一切向钱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