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上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作“粮食关系”。粮食关系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粮店，关系人只能限定在该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
记者｜金 姬
从买什么都要凭票到外汇券风靡一时，从刷卡消费到手机支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老百姓的钱袋子在4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瘪到鼓，从小到大，再从有到无——随着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愈来愈高，支付方式愈来愈多且日益便捷，老百姓的获得感也愈来愈强。
票证时代：有钱没票？照样买不到！
如今，只要有钱，就能买遍全球商品。而很多年轻人可能并不知道，中国曾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所有商品皆需“凭票购买”，从煤炭、粮、油、布、肉、蛋，到烟、酒、糖、茶，都实行按人发票。其中，以通行神州大地40年的粮票为代表的票证，给那个时代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当时，钱包里的粮票丢了可能比丢钱更要让家庭主妇哭鼻子呢！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要自力更生吃饭，必须勒紧裤腰带。粮食供应无法满足所有人，只能统购统销，定点定额供给。粮证是随着户口簿办理的，不管家里有多少人，一个户口一本粮证。粮食的供应则是按照居民年龄、学龄、工种的不同，供应不同数量的粮食。可以到指定的粮店买粮，也可以兑换成粮票。
1952年8月中国成立了统一负责全国粮食征购和供应工作的粮食部。自1953年国家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粮票便成了城镇居民填饱肚皮的通行证。比如买一碗汤粉，除了交四分钱，还需要交一两粮票。收取的粮票面额与食品中粮食的重量大致相等。1954年3月1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自1955年开始我国粮食部首次发行全国粮票，国家对粮食及粮食制品定人定量、计划供应。
粮票在上海的诞生始于1955年。此后，上海发行了粮票、饲料票、油票、副食品票、日用品票等200多种票证。其中，粮票票面面额从两钱半到1.4万斤等共计46个票面，为全国之首。
上海由于人口最多，粮票发行量也最多。粮票比较小，用的是防伪的特殊纸张。上海最小面额“两钱半”的粮票当时在全国出名。出差到上海的人无不为上海人的精打细算折服。为什么上海会有“两钱半”粮票呢？原来，上海人喜欢吃的早点是“四大金刚”——烧饼、油条、稀饭、豆浆。当时，一个成年男子的早点往往是两个烧饼加一根油条。为了使那一根油条不找零，就发明了“两钱半”的粮票。
当时，上海的粮食部门收回粮票后，工人将收上来的粮票一张张贴到报纸上，然后用毛笔一行行划掉，再拿到印厂销毁。在1993年以前，上海市粮食局有1300人负责给全市居民发放每月的粮票。每到每月的20日以后，下个月的粮票由他们送到社区里。当月的粮票若用不完则过期作废。
上海人比较精明，常会有节余的粮票。在他们的不断要求下，粮店才答应帮忙代为储存粮票。那时，上海人很害怕有外地亲戚来。一般的职工定额是29斤，自己有时都不够吃，假如再多一个人，不到月末就会断炊。
上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作“粮食关系”。粮食关系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粮店，关系人只能限定在该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
因为市场商品的稀缺，那时的票证制度对保障供应、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
1985年，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标志性事件是当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有学者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由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全国许多地方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演出，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
外汇券：风靡一时的“特权货币”
当老百姓钱包里用了几十年的各种票证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转而成为藏品时，在改革开放初期流行的“外汇券”也结束了历史使命，只比粮票晚两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市场供应还非常紧张，国内居民的日常用品还在实行定量供应。来华交流访问的外国人、归国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不断增多，为满足他们在华生活工作的需要，我国兴建了一批宾馆和商店。由于当时国内禁止外币流通，为了便于他们在这些场所购物、消费，国务院于1980年4月1日授权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也就是百姓口中的“外汇券”。外籍人士须将所持外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汇代兑点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离开中国大陆时，他们可以选择再将外汇券换回美元。
外汇券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共7种面值，与人民币等值，全套总面额为166.6元。外汇券还分1979年版和1988年版两种，其中1988年版只有100元和50元两种面值。外汇券背面印有中国风景名胜画面，如三峡、长城、天坛等。
渐渐地，拥有外汇券不再是外国人的专利。一些大陆居民从他们的海外亲戚朋友那里能得到一些外汇券。而一旦拥有外汇券，他们立刻成为同事、邻居和朋友眼红的对象，因为外汇券就是出入友谊商店的特殊通行证，能买到进口商品。当时有外国专家形容外汇券是特权货币，“如果钱能说话，外汇券的声音比人民币大50%”。特别是一些想出国留学或探亲的人，尤其需要外汇券来换美元。
当时的外汇券，可以买到许多进口“高档货”——人头马的洋酒、万宝路香烟、彩电、瑞士手表。当然，外汇券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如宾馆、友谊商店、免税店等。外汇券行情曾一路走俏，黑市的兑换价格往往高出同等面值人民币20%以上。随之而来的是倒卖外汇券的“黄牛”，在上海被称为“打桩模子”。
1993年12月29日，国家宣布从1994年元旦开始停止发行外汇券，外汇券从降生之初到退出历史舞台，折射出了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发展。外汇券通行的15年间，我国实行了独特的双货币制度。同时，1994年以前，我国的汇率制度也是双轨的，直到1994年1月1日，这一双轨制度被废除。在双轨制废除以前，个人可以用外汇券按官方汇率换美元等货币，但如果人们手里只有人民币，那么他们换美元的需求很难通过正常渠道满足。在央行宣布1994年汇率并轨、停止发行外汇券后，大陆居民仍然没有官方渠道去购买美元。
1998年，我国开始逐渐放开个人购汇，国家外管局规定个人因私出境一次可购汇2000美元。2003年9月，这一额度提高到个人因私出境6个月以内为3000美元、6个月以上为5000美元。2005年8月，个人购汇额度再次分别被提升到5000美元和8000美元。直到2006年5月1日，中国实施了年度购汇管理制度，居民每年可购买2万美元等值外汇。这一额度又在2007年2月1日提高到5万美元，并沿用至今。
现在的中国老百姓，钱包里虽然没有了外汇券，但一张双币银行卡就能满足一切兑换外币的需求了。更何况，现在人民币的地位不断提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间交易甚至可以直接以人民币结算。
银行卡：改变国人生活33年
如果现在随机打开一个中国人的钱包，你会发现现金不太多，而各种银行卡却不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报告，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达到65.18亿张，同比增长8.35%，环比增长2.69%。全国人均持有银行卡4.71张，其中人均持有信用卡0.36张。
难以想象，中国人直到1985年才拥有信用卡——当年3月，位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在中国内地推出“中银卡”。不过，首批“中银卡”发行并不理想，到香港定制了5000张空白卡，第一年只发行了650张，揽存50多万元，消费70多万元。
与现在消费者潇洒刷卡买单不同，那时没有联线POS机，持卡人在消费之前，商户需要人工核对“黑名单”，需要用手工压卡机，把卡片的凸印信息复写在签购单上，还需要填写金额、证件号码等，超过限额还要给发卡行打电话索要授权，整个过程比现金消费还麻烦。当时授信额度也较小，银卡300元、金卡800元。
上海拥有自己的银行卡是在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1988年12月26日，上海第一台自动柜员机(ATM机)在工行上海分行营业部大厅正式亮相，同时宣告上海第一张借记卡“浦江卡”问世。当年12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将200元钱交予秘书，代为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开户办理了浦江卡，成为浦江卡的首位持卡人。
可以说，上海人是通过浦江卡了解银行的自助服务的。在此之前，上海人还习惯于在柜台前排着长队存取钱款，习惯于在发工资的那一天去单位财务科领一个信封。浦江卡发行后最大的用途便是工资转账业务，一时间，上海市民持卡在银行自动柜员机前排队提取工资的景象，成为众多上海人对于那个年代的经典记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规定一家法人银行只能推一个品牌，因此浦江卡停发，并逐步换成牡丹系列卡。据悉，浦江卡大约发行了近400万张，在90年代为培养上海市民电子货币意识、推动上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无论是中银卡还是浦江卡，发行时都处在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商业银行“各自为战”的时代——纷纷以省市分行为单位建设内循环系统，单独发卡。这样做虽然调动了各家分行的积极性，但却导致了银行与银行间卡片和终端标准不统一，不仅无法跨行受理，也不能跨地区使用。
为了促进银行卡的联网通用，1993年我国启动了“金卡工程”，到2000年陆续建立了18个城市银行卡交换中心和一个总中心，部分实现了当地城市的同城跨行通用和部分城市之间的异地跨行通用。2002年3月，中国的银行卡联合组织——中国银联成立，统一整合18个交换中心资源，标志着我国银行卡产业开始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新阶段。
因此，现在国内的银行卡上往往都有银联标志，老百姓身边的现金也越带越少。
移动支付：中国模式引领全球
改革开放初期，借记卡、信用卡等国外支付方式通过广东等沿海地区传到中国；现在，微信、支付宝等“中国式支付”却正在引领全球消费者的支付潮流——截至2017年10月底，我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近150万亿元，居全球首位。
对于很多中国年轻人而言，出门不用带钱包，一个手机就够了。
国人习惯使用移动支付可能源于几年前的打车软件烧钱大战。当时，快的打车接入支付宝，滴滴打车支持微信支付，而为了分享打车优惠的手机用户就纷纷成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客户。再加上阿里在网购方面的不断促销以及腾讯的红包大战，让支付宝和微信成为当下国人手机支付的首选。
根据人民网报道，在当下中国，使用过移动支付的人数比例高达77%。而根据易观统计，在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已达约29.5万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28.02%。
与此同时，这两大“中国式支付”也在海外布局——根据蚂蚁金服介绍，支付宝在国内有6亿多用户，海外有2.8亿支付宝战略合作伙伴，也就是当地版的支付宝；而微信支付跨境业务支持2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接入，支持超过13个币种交易。
当全球的餐饮、超市、便利店、主题乐园、休闲等各类吃喝玩乐消费场景都能用手机搞定时，“中国式支付”让全世界都可以对钱包说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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