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这意味着老百姓们多年的期待，终将成为现实。但接下来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个税起征点提高到多少才合适。此前，人大代表董明珠曾建议提高到1万元，有人觉得提的太多，有人觉得刚刚好。

个税起征点调到1万不算高

众所周知，人民基本生活费用支出不得征税，这是国际通行的个税征收原则，但也是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即公众俗称的起征点）的由来。

中国的个税起征点一直设置在3500元。据学者王长勇介绍，中国个税的“起征点”以不低于“城镇职工每月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为标准，计算公式是：起征点>城镇职工每月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赡养系数）/12，赡养系数=家庭总人口/家庭就业人数。

据相关统计，2010年，城镇职工每月人均负担消费支出为2211.5元，当年赡养系数为1.97；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45元，即使不考虑“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赡养系数的上升，2017年城镇职工每月人均负担消费支出已经上升至4013元（24445*1.97/12=4013），明显高于现行免征额3500元。

但是在2011年到2017年这七年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金额从15160.9元，上升至24445元，累计涨幅高达61.2%。若起征点同比例上调，则需调整为5642元。

此前，全国工商联提出免征额应提高到7000元，人大代表董明珠更是认为应提高到1万元，他们提出的免征额是不是高了？

其实还真不一定，因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很可能被低估。

首先，当政府进行统计时，居民可能不愿填报一些灰色支出，如就医、上学和求职方面支付的礼金、择校费、赞助费等，这会造成消费支出低估。

更重要的是，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也被故意低估。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中国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为111元，一时间舆论大哗。

那么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统计居住消费支出时，统计局只算实际的现金支出，包括：水电燃料费、住房装潢支出、维修用建筑材料支出、租赁房租、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和维修服务费等。

而公众关注的购建房支出和自有住房虚拟租金（包括购房首付款的存款利息、抵押贷款的还本付息支出等）并未包括在内。再加上调查样本中，自有住房户比重超过80%，于是就产生了如此让人幸福的数据。

这种标准之后也没怎么变：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为1745.1元，合每月145元；2017年为4107元，合每月342元。

不要说大中城市，就是在稍好点的小城市，每月340元恐怕不够租房，更不够还房贷，但这么荒谬的消费支出数据，是确定个税免征额的重要依据。

安居客的统计显示，2017年上海的人均房租为每月2678元，二线城市如成都为每月1008元。我国的个税起征点全国统一，如果以一二线城市身背房贷者，或租房者的基本生活支出为依据，起征点定为每月1万元，确实不算高。

综合计征方向正确，但不如提高起征点干脆利落

每当提到提高起征点，就会有学者跳出来说“简单地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公平”，更公平的做法是由分类税制转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即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家庭负担，所在地域等因素调整个人税率。报告中提到的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即是综合计征的尝试。

虽然综合计征方向正确，但也要考虑现实国情。一方面，综合计征对税务系统的要求很高，目前税务部门征管系统均未与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实时联网，难以准确掌握纳税人各项收入信息，大规模综合计征的条件不成熟。

另一方面，由于税改进展缓慢，个人所得税沦为工资税，失去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是工薪阶层的一大痛点。

难道综合计征条件不具备，一直维持3500元的起征点，对工薪阶层就是公平的？

个税改革当然不是简单的提高起征点，但理应包括根据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起征点进行动态调整。拿综合计征当外交辞令，迟迟不肯提高个税起征点，有与民争利之嫌。

更何况，即使税务机关掌握了纳税人的各项收入信息，综合计征也面临着效率和公平的考验。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征收，将公平作为首要原则。除对各种所得进行综合征收，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外，还有各种税前扣除，扣除也充分考虑了取得收入花费的成本和代价。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在各种压力集团的游说与博弈之下，联邦个税税制照顾各种利益诉求，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免税项目、调整、扣除、免征与抵免多如牛毛。

繁复的报税也成为美国人的沉重负担。白宫的一组数据显示，90%的美国人需要专家帮他们报税，纳税人每年花在税法合规上的时间高达60亿个小时，合规成本高达2620亿美元。不少低收入者对税法不了解，又雇不起专业人士，反而无法享受减税优惠。因此，特朗普税改的一大目标就是简化税制。

所以综上所述，中国直接提高个税起征点，符合现有的征管水平，干脆利落地回应了工薪阶层的期待，值得点赞。

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同时，也应考虑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虽然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众望所归，但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可能无法得到部分人的赞同——个税有“劫富济贫”功能，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会弱化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税收调节功能取决于税收收入规模，只有收入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调节功能才会发挥作用。我国个税的比重很低，调节功能很弱小……“几乎是不可能促进分配的公平的”。

我国工薪所得最高边际税率为45%，香港只有15%，新加坡为22%；跟发展中国家比，俄罗斯只有13%，巴西为27.5%；跟发达国家比，加拿大为33%，美国为39.6%。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仅税率低，而且有各种抵扣项，如美国39.6%的税率在税前抵扣后，最终负担的实际税率在25%左右。

而过高的边际税率，不仅难以起到公平分配的作用，还有不少危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黄奇帆指出，过高的边际税率让高收入群体有很强的的避税动机，如采取“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或“钱在企业、不拿工资”等方式避税。高税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高税收——2016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7.7%，远低于发达国家30%、发展中国家15%左右的水平。

此外过高的边际税率也不利于吸引和集聚高素质人才，阻碍居民扩大消费支出、制约消费升级，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壮大。

有人会问，个税起征点提高，边际税率降低，个税如何发挥调节收入的作用呢？在过去个税改的讨论中，这个问题早已有了答案，那就是提高对富裕人群财产性收入的税收征管能力——绝大多数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体系中，征收的对象和税基都是所有收入，且不把主力放在劳动所得上。

如此，才是真正的扩大税基，发挥个税“劫富济贫”的作用。无视居民消费支出的真实水平，无视个税沦为工资税的现实，以“公平”的名义，维持较低的个税起征点，不仅无益于个税改革，还会让工薪阶层的不公平感越来越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