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人》剧照，大鹏在电影中饰演企图杀妻骗保的男主角吴海

处女作

即便做足了准备，申奥还是没想到，自己的长片处女作会这么难。

先是电影创意和人家撞车了。“也就85%的相似度吧！”申奥指的是两年前国内上映的泰国电影《天才枪手》。从2015年9月到2017年1月，一年半的时间，申奥都搭在了这个项目上。“中国学霸帮人考托福作弊的故事，软性犯罪类型片，比《天才枪手》狠。”刚知道泰国人也拍了这个故事时，申奥没太在意，因为“没几个中国人能看到这么个泰国电影”。那时，申奥还不知道，这片子被中国影视公司买了版权，几个月之后，在国内上映了。“那是我看的第一部泰国电影，看完当场气炸了。”提起这片子，申奥还遗憾得拍大腿。

紧接着，打击来自“坏猴子计划”的另一位年轻导演文牧野和他的《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当时，申奥正陷在《受益人》的剧本泥沼里焦头烂额，某天早上一睁眼，《药神》的票房过了30亿元。“那天我一整天没起床，躺在床上看天花板。”那会儿，有个朋友住在申奥家里，俩人一起写剧本。每天，申奥都比人家起得早，但那天，朋友爬起来，没见到他人，一转头，鞋却还在。“他就推开我卧室门，一看，灯关着，窗帘拉上的，我就说了一句话：《药神》30亿了，我们怎么办啊？”那天，申奥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不是最有才华的那一个。

那期间，申奥给演了《药神》的王传君看过剧本，想看看能不能找他演个男二号。“就在他家里，他看了一遍说，没什么意思啊！”王传君话没再多说，转身进厨房拿出一头蒜，他把蒜递给申奥，让他帮忙剥一剥，到阳台上晒晒太阳，看看天，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又是情绪波折极大的一天，但那头蒜确实有安抚作用。”

最大的打击还是来自家庭。在《受益人》筹备期间，申奥的两位至亲爸爸和外公相继离世，每次都是在他出差青岛聊项目的时候。一次是7月，一次是10月。这种痛苦甚至让申奥有点信命了：“是不是就不该弄这事，是不是冥冥之中阻力太大了？”

精神上的煎熬，申奥一一独自承受，创作上的折磨更像是无底洞，把申奥和整个团队都吸了进去。

在《受益人》之前，申奥一直是广告导演，虽然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拍短片，但那和长片是两码事。“那时，我已经好几年没写过超过2000字的故事大纲了，更不用说写一个三四万字的长片剧本。”

“80后”导演申奥过往拍摄的短片几乎每部都得奖，这让他成为业内最被看好的几个青年导演之一。《受益人》是他的长片处女作

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写剧本这件事上了。申奥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科班出身，当年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专业过硬。但他当年学的那套偏艺术、偏培养大师的创作方法不太适用于今天的国内商业片市场。在这方面，宁浩是最好的老师。“他讲课，我们听，跟上学似的。”申奥说，那些商业电影的公式、术语，怎么起承转合，在哪儿建置，在哪儿“下钩子”，“全是套路，像数学题，挺有意思”。

申奥把这现学现卖的“商业电影创作法”套用在自己想写的故事《受益人》上。那是一桩改编自新闻事件的骗保案。2013年，江苏省常州市发生一桩杀妻骗保案，男人通过微信摇一摇认识了女人，相识13天就领证结婚。婚后，男人迅速为女人买了两份价值总计450万元的保险，两个多月后，女人的尸体浮现在电子产业园的人工湖里。看似意外溺水身亡，实则是男人和朋友精心设计的谋杀。

“典型的低智商犯罪。”申奥说，看似很蠢，但放在当下中国的底层大环境里却十分有效，“险些就成功了。”这个故事，为申奥提供了一个容器，他可以把属于中国草根生存状态的东西塞到这个容器里，也可以探讨关于原罪，关于“一善是否能抵万恶”的议题。

“确实是学宁浩的。”申奥不避讳对师傅的模仿，“老宁一直跟我说，做电影要强调当代性，所谓当代性就是要聚焦这特定历史时间内的典型。”

被申奥拿来做典型的人物是代驾司机和网络直播女网红，两个互联网消费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职业。新闻事件里身份和个性模糊的被告变成了白天看网吧、晚上做代驾的单亲爸爸吴海。受害人变成了做网络直播的草根女网红岳淼淼。原本残酷的杀妻骗保案也被申奥和另外两个编剧温柔处理了，犯罪之外，他们更想表达的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困境和被金钱诱惑掩盖的真情。这确实有点鸡汤化，但宁浩和申奥都觉得，诉诸共情感比拍一个纯粹的犯罪类型片更能引起观众共鸣。

为了写剧本，申奥常找机会和代驾聊天。那些穿梭在城市黑夜里的代驾司机有些是为了讨生活，正如他剧本里的人物。有些却生活无忧，只为排解无聊，是后现代城市里的一群寂寞、无聊的人。主播他也见过不少，最早是在拍广告的现场，那些模特一有空就掏出手机，在片场的各个角落里对着手机说话、摆造型，这些给了他最初的对“网红”的思考。

有宁浩讲课，有真实事件打底，剧本写起来还是困难。“前后修改了能有20稿，大纲阶段就推翻重来了八九次。”申奥掰着手指数，“警察、吴海、岳淼淼……谁做主角就换了好几次，女孩的身份从境外买卖新娘、小姐到主播，也换了好几次，就更不用说里面那些故事结构和细节了。”因为改了太多遍，看不到头儿，最后监制宁浩说“剧本OK了”时，申奥都没敢相信。

和写剧本相比，到了片场，申奥就自在多了。监视器、摄影机一架起来，他就进入了自己的舒适区。《受益人》在重庆拍摄53天，中间有两天转战海南，55天拍摄期，一天都没超，这在年轻导演里是十分少见的。因为用了大鹏和柳岩这对擅长演喜剧的老搭档，还请来了自己的多年好友张子贤演反派，在拍摄现场，申奥和演员碰撞出很多喜剧桥段，这让电影从原本的黑色幽默风格向纯粹的喜剧方向倾斜了一些。

这种临时的调整从《受益人》的成片就能看出痕迹。电影刚开拍时的几场戏还相对严肃，走的的确是黑色幽默风，但拍完吴海和岳淼淼餐厅吃饭那场戏后，整部电影的风格就都变了。在申奥的剧本里，那场戏就是吴海追岳淼淼，带她到高级餐厅吃饭，对方点得太贵，吴海付不起账逃跑，让同伙老钟买单。实际拍摄时，三位演员都觉得戏有点单调，表演时加了很多手势、表情等喜剧技巧，一场功能性的戏瞬间生动起来了。“既然演员擅长这个，那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申奥临时调整了拍摄策略，在每场戏里都增加了喜剧桥段，而这些桥段几乎都是导演、编剧和演员在拍摄之前现场创作的。

遗憾和期待

小成本，黑色幽默，草根生活，方言……《受益人》有太多宁浩的影子，可以说是三部已经上映的“坏猴子计划”电影中最像宁浩的一部。每每被问起这个，申奥都答得理直气壮：“徒弟不就应该像师傅吗？有什么问题吗？”

申奥把宁浩视作“师傅”，或许可以追溯到大学时期。接受采访时他曾说过，2006年，他刚大一，宁浩带着《疯狂的石头》回电影学院交流，他和寝室哥们一起去看了。因为票抢晚了，放映厅已经座无虚席，他就窝在过道上看完了整部电影。看完后兴奋不已，像是“打开了电影大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申奥和寝室哥们总要重看《疯狂的石头》，熄灯后还要用重庆话聊上一会儿。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和像他一样的一批“80后”导演都喜欢玩结构，拍底层小人物，喜欢黑色幽默风格，甚至喜欢去重庆拍电影。

虽然如此敬佩宁浩，对方最初找他拍电影时，申奥还是拒绝了。2013年，申奥曾和宁浩合作拍广告，在拍摄现场，申奥手上麻利，脑子灵活，这些让宁浩印象深刻。回头要来他的获奖短片《河龙川岗》《潮逐浪》等作品看，个个完成度高，宁浩当即就想签下这个年轻导演。

“你再等我三年。”这是申奥留给宁浩的话。早在入选“第一届金马学院”时，申奥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30岁前不拍长片电影。“太年轻的问题是，不稳定。那时候你今年喜欢的电影，明年可能就不喜欢了，审美趣味太不稳定。我不要拍出一部回头看会自我否定的作品，所以要等到自己相对成熟了再拍长片，30岁是个节点。”

拒绝宁浩之后那三年，申奥还在继续拍广告，他甚至建议，年轻导演都去拍拍广告。那个圈子有钱赚，能让人生活不拧巴，“为钱拍电影的功利心太强是写不出好东西的”。因为舍得砸钱，所以广告圈能提供最顶级的设备，可以让年轻人实验各种各样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拍广告能和各个领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那几年，申奥遇到过独裁的客户、卷钱走人的大公司骗子，也有难缠的小业务员，很是能训练导演的情商和抗挫折能力。

采访前一天，宣传公司邀请了六个影评人看《受益人》，希望他们再和申奥见见面，聊聊看法。影评人也没拘着，当天给出的几乎全是批评。结束后，工作人员想安慰申奥，怕他难受，毕竟搞艺术的都脆弱。申奥却无所谓的样子，“拍广告那几年，比这骂得狠的多了去了”。

申奥拍了三年广告后，宁浩还真又去找他了，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宁浩找的不是他一个，而是凑了很多个年轻导演，申奥是其中之一。“原本以为我是独苗，这下竞争感就出来了。”申奥说。

若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受益人》是路阳的《绣春刀2》，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之后的第三部，也是整体口碑和票房最低的一部。

申奥很清楚，最大的问题是类型不清晰，“写的时候人家说，不理解，现在知道了”。《受益人》杂糅了犯罪类型片、喜剧和爱情三种类型，其中任何两种都能顺畅混搭，但三种类型拧在一起就相互撕扯了。骗保需要设计完整、精密的逻辑，是理性的。爱情部分却需要共情感，是非理性的。电影从头到尾都处于情感与理性的撕扯中。虽然在电影外形上，申奥学习了宁浩，但在电影的思想性和对小人物的洞察力上，他还比师傅宁浩弱很多，人物的情感逻辑并不那么通畅。

申奥认同我的所有看法，意见他接受，但他依然认为，《受益人》是一部“自己可以认同，不会否定的电影”。

作为导演处女作，《受益人》的确是合格的，是“恰当的”。虽然过程艰辛，但它帮申奥找到了一条对的路，也帮他找到了“能写清楚故事，也能和观众良性互动”的信心。这条路和这份信心，是所有青年导演求而尚未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