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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作者:admin 2020-02-28 我要评论

贾樟柯在柏林,讲述中国的文学与乡土记忆: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得去理解,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曾经有哪些问题。因此要回到农村或者小城市,重现个体经验...

贾樟柯在柏林,讲述中国的文学与乡土记忆: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得去理解,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曾经有哪些问题。因此要回到农村或者小城市,重现个体经验。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聚焦文学与乡村,这也是导演贾樟柯最近几年关注的议题

 

特约撰稿/顾草草(发自柏林)

贾樟柯可能是今年整个柏林电影节最忙的人。

大多数电影人,带着自己的一部电影来参加电影节,就已经够忙了。但是贾樟柯这次来,有三部电影要放。《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他导演的最新纪录片,参加电影节的特别展映单元;柏林电影节70周年大庆,邀请《小武》重映——贾樟柯的第一部作品,当年首映于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此次重映是在马丁·西科塞斯基金会帮助下修复的数码4K版本;还有论坛单元的新人导演宋方的《平静》,是贾樟柯制片的,也免不了为之忙前忙后。

更何况,贾樟柯这一趟,来得都不那么容易。和柏林电影节的合作早就谈好了,但是1月份国内疫情突然爆发,情况不断变化,贾樟柯和整个团队都不知道这次柏林之旅能否成行。原本计划《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采访的几位作家、作为本片监制的赵涛,都一起来柏林出席首映,最后也只能作罢。直到电影节前一天,托运完行李坐在候机大厅了,贾樟柯才发了条微博,说自己要来柏林了。

开幕当晚,整个电影的主创团队就来了他一个人,总不能形单影只地走红毯吧?贾樟柯手一挥:咱们团队每一个人都跟着我上红毯。于是从制片人到公关总监,找衣服找妆发,又是一阵手忙脚乱。

导演贾樟柯在拍摄现场

 

今年的柏林,不是华语电影大年。不算上重映的电影,一共只有四部华语长片参与展映或者竞赛。蔡明亮的新作《日子》入主竞赛,据称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甚至没有一句对白。影片的放映安排在电影节最后几天,蔡明亮开幕那天还没赶到柏林。香港电影《叔·叔》参与全景单元展映,但是放映的时间并不早,所以剧组也没到位。剩下的两部,便是上文提到的,全是和贾樟柯相关。

贾樟柯上一次操刀纪录片,还是十年前的《海上传奇》。新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聚焦马烽、贾平凹、余华和梁鸿四位著名作家在乡村的个体经历,以口述史的方式展现1949年以来、跨度70年的乡土中国的面貌。从题材,从叙事野心,从采访对象来说,本片都是相当吸引眼球,也特别对柏林电影节的口味。

110分钟的纪录片,分为18个章节。章节的名字都很质朴:“吃饭”“恋爱”“回乡”“新与旧”“远行”“病”“活着”……那些执笔的人,坐到了镜头前,亲口还原一件件曾经在一本本名作中出现的往事。

马烽已经离世,于是影片开头,宋树桩、武士雄等贾家村的普通老人们,作为他的同时代人,作为他作品中那些质朴农民的原型人物,代替马烽,开始讲述:饿到吃草,开会治水,宣传、响应婚姻法,体验自由恋爱……老人们喝着茶,在家人的簇拥下,在饺子氤氲的水蒸气中,淡然地回忆。马烽的女儿坐在父亲的铜像前,就好像和父亲聊天一般,细数父亲进京又回乡,寻找灵感的写作往事。

以自己筹办的吕梁文学季为平台,贾樟柯在文学家、批评家的文学活动中,收集了更多关于乡村历史的观点和声音。在一系列快剪镜头中,莫言、余华、梁鸿、苏童、阿莱、叶兆言、于坚、格非、欧阳江河、韩东、西川等作家和诗人,悉数登场,分享个人的乡土经验碎片。

本片的主体,由贾平凹、余华和梁鸿的采访组成。三位分别来自50、60、70年代的不同代际的作家,都是走向城市发展又回向乡村写作的典型。影片从贾家庄起笔之后,也跟着这三位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乡:贾平凹的陕西西安、余华的浙江海盐、梁鸿的河南邓州。

贾平凹回到老家商洛患上肝病,在痛苦和迷茫之中,写出了《浮躁》;被分配去诊所当牙医的余华,攒劲写作、疯狂投稿,为的是能调进海盐文化馆工作,却没想到,《北京文学》的改稿邀请让他来到了北京;梁鸿从北京回到家乡想要静心,在父亲的帮助下,写出了《出梁庄记》。

本片的整体结构较为松散,贾樟柯并不愿沉溺在任何宏大的叙事中,只是和三位作家像朋友之间闲聊家常一般,回顾他们各有波折的文学创作史,将之杂糅在家乡变迁图景之中。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刻意地弱化了被采访对象的作家身份,单纯把他们当作历史的亲历者和口述者来对待,并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背景介绍。这给非中国观众欣赏这部电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挑战。美国电影杂志《Variety》就批评了这一点:“本片采取的纯文学视角让那些对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不了解的观众无所适从。”德国影评网站critic.de在评论性报道中也写道:“本片的叙述足迹遍布整个中国大陆,展现出对乡土文艺创作的深厚感情,但是一段接一段的对话只实现了对某些个体生活的细致呈现,根本无暇对作者的创作、文化的失落进行深入的讨论。”

和贾平凹的采访在他家取景不同,余华是坐在一个路边馄饨摊里,大聊特聊他如何按照要求给稿子改了一个“要多光明有多光明的结尾”之后,拿着每天两块钱的津贴,花了一个月时间把北京“玩秃了”的青春往事。而梁鸿则是坐在一个裁缝铺里,和观众们分享了自己童年时期和家人度过的艰苦岁月。尽管梁鸿极具女性主义特征的讲述,不如余华有一种弄堂说书人式的一波三折、神采飞扬,但她慷慨分享出的家庭往事方方面面的细节,成为全片的高光之处。整部电影18个章节,给了梁鸿充足的叙述空间:她瘫痪而早逝的母亲,木讷、不善于表达却坚决支持她读书的父亲,失去母亲以后、和父亲一起支撑起家庭、未曾真正享受青春的姐姐,成长在21世纪、对农村和方言已经失去概念的儿子,每人各占一个章节。她几度流泪的诉说,将这部不拘要点、四处追击的纪录片,送上情感的高潮。

镜头在内陆和沿海之间来回,作家们的讲述在个人和土地之间纵横。最终贾樟柯跟着余华走到了东海边。余华说自己少年时,大海是黄色的。他常常深夜到海边散步,也不为什么,就是一直走到天亮;兴致来了,就跳进海里游泳,奋力又奋力,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电影的主角之一“50后”作家贾平凹

 

贾樟柯:重现个体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还没有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作为一部纪录片的名字,特别浪漫。直到看完电影,才知道,这原来是余华讲自己年轻往事时候,一句非常朴素的叙述。当时是一听到余华说这个话,就敲定了影片的题目,还是在剪辑过程中慢慢觉得这句话就是这部电影的方向?

贾樟柯:纪录片创作特点就是动态的。我为什么一直坚持拍纪录片?因为它有超出故事片的拍摄乐趣。故事片有脚本作为基础,然后再实现它,很多都是你可控的可预测的,或者说是再造的。但是纪录片它的魅力就在于你不知道能拍到什么,也不知道你能遇到什么,有点像探险。

具体到《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一开始我们的构想,称之为一个方案,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实施计划,而是工作的出发点。一开始就是希望能够讲述来自小城市或者拥有乡村经验的作家,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私人的体验讲出来。于是作家的选择就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形成一个代际的梯队,这样将他们每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拼起来,形成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呈现。

拍到余华的时候,他讲了小时候在海边游泳的故事,讲一直游到大海变蓝。我觉得就跟我特别有共鸣感。确实,很多东西我们在环境里会觉得没什么变化,似乎个人做什么努力都没什么用。但是随着他们这种不同代际的讲述者,讲述着长达几十年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历史和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缓慢地往前走。这种往前走是一种动力,它是靠每一个人去推动,我们世界的变化才会加快。我的纪录片创作,我所有关注乡土作品的创作,都是这种讲述和推动的一种。

三联生活周刊:综合回看你的纪录片作品,会猜想,导演是对于口述史这种形式情有独钟吗?

贾樟柯:纪录片有很多形式,口述历史只是其中之一。其他传递信息的方式我也拍过,比如公共场所,一句话都没有,全是印象性的东西也拍过。但是这个电影它是私人记忆,就尽可能得用讲述的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但另一方面,会不会担心,这是一种过度的碎片化的历史呈现?这也跟文学和影像作为记录载体有所区别?

贾樟柯:我觉得我之所以喜欢拍影像,是因为影像本身一定是具有双重趋势的。一个叙事者讲的这些东西,一个叙事者用什么样的情绪、用什么样的表情、用什么样的状态在讲这些东西,对于摄影机来说,外化的观察生动还原了讲述的状态。比如我们读文字,我们当然也能从遣词造句中感觉到一些情绪的波动。但是只有拍摄,在记录内容的同时,也记录了讲述者的当时的情感状态,这种情感作为串联,让他们的个体叙事连贯而集中,形成一个整体。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小城市或者农村经验对你来说那么重要,是你一再回溯的母题?

贾樟柯: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城市化很厉害的。大家都涌到城市里面生活,特别是下一代。对于曾经的农村经验或者说历史经验已经很淡漠。但它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贫穷的问题、吃饭的问题,正如我们纪录片里拍的。这些问题在今天人们都意识不到了,但是这些曾经的问题其实影响着现在人的行为方法、人际关系、生活习惯。我觉得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得去理解,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因此回到农村或者小城市,重现个体经验,成为我的兴趣。我是县城长大的,县城正好是衔接农村跟城市的中间的桥梁,我既了解农村,也能接收到来自城市的信息,所以县城的生活经历让我有一个很好的思考角度。

三联生活周刊:拍电影也好,写书也好,举办吕梁文学季、平遥电影节也好,都和家乡紧密联系。是不是在用这种方式,以文学艺术反哺家乡?

贾樟柯:并不是说我对家乡有一种责任。但是我确实主观上希望在小城镇多做一些事情。因为小城镇几乎没有文化资源,好像无形中,这种文化资源就不往小城镇流动,只有大城市的人才有这种需求。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就是从小城镇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知道那种资源匮乏。但是,越是在小城镇生活的人,越是对这些东西有非常大的需求。

其实还有一个在场的问题,我觉得艺术家需要适当回到生活的现场。对我来说,大多数人存在于生活的现场;我们既需要一个艺术的现场,也需要一个生活的现场。同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五星级酒店讨论,跟我们在一个车间里讨论,我们、观众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它唤起、调动我们具体情感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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