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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孩子:河流才是人生的歌

作者:admin 2020-10-17 我要评论

河流,对于张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词。回头来看或许是一种巧合,也极有可能是潜意识作祟。张佺说,他在兰州生活的那段时间,常常在黄河边上,死死地盯住河流,看...

河流,对于张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词。回头来看或许是一种巧合,也极有可能是潜意识作祟。张佺说,他在兰州生活的那段时间,常常在黄河边上,死死地盯住河流,看它流逝,流向远方,渐渐产生一种岸上的事物也在移动的幻觉,感知到河流在众多的意象之中,是关于离开和漂泊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踏入同一条河流。”他说。

 

野孩子乐队。主唱 张佺(前中),吉他 马雪松(右),贝斯 戴帅(左),打击乐 武锐(后)

 

摄影/张雷

西北:黄河

在大理,张佺的家中,打开我和他聊天局面的,是关于河流的意象。《黄河谣》的雏形是张佺和小索在杭州西湖边一起哼唱弹奏出来的;《小马过河》是小索去世前独立创作的曲子;一个叫河的酒吧在远离黄河的北方成为民谣音乐的摇篮——一切都离不开河流,这就像人生众多的巧合以及宿命般的存在。

此前的两次采访里,张佺表现出的羞涩和不善言谈,和我采访前的预料相同,但似乎只有“河流”的话题能让他感到松弛,继而卸下防备。他习惯性地泡了一壶普洱——戒酒多年,过去能喝一斤白酒,现在连啤酒都不怎么喝。他的两个孩子去上学还没有回来,妻子在楼下做饭,接近饭点时,飘来饭菜的香味。

野孩子乐队曾经消失过很长的时间,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是在今年《乐队的夏天2》,一首清唱的《黄河谣》,在众多乐队里显得独树一帜。乐队成员们背着手,闭上双眼,几个来自西北的汉子似梦呓似回忆地唱着兰州的槐花香和好姑娘。在一个充满了欢歌笑语的综艺节目里,野孩子的《黄河谣》结束之后的十秒里,现场寂静一片,过了很久,台上的周迅在抹泪,台下的观众反应过来开始鼓掌,电视机前的人们突然觉得野孩子唱着的兰州,也很有可能是自己某个片刻的思乡情。但对于乐队来说,周遭的喧闹、娱乐和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事实上,录制到改编赛的时候,野孩子没有在节目组准备的“国风主题”歌曲里选择曲目,而是表演了一首他们认为称得上是国风的《竹枝词》,当然,他们很明白,打破规则,势必要付出相应代价,最终他们用退赛结束了这档综艺节目。坐在我面前的张佺,西北普通话的尾音里流露出的是谦虚与温和,鲜少能看到他对事物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但对网络上流行的所谓“国风”,他没有丝毫的退让,他认为那些是打着国风旗号的口水歌和网络神曲,那样的“国风”和他所理解的不一样。网络上支持和谩骂的声音席卷而来,但只要有喜欢《竹枝词》的人,张佺就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

聊回河流,跳不开这首野孩子乐队演出了不下百遍的《黄河谣》,听这个名字,好像如某个遥远时代的歌谣一样古老。事实上,这首歌创作于1995年,那是张佺辗转南方城市歌舞厅做乐队贝斯手的第六年。27岁的张佺去到哪个城市,25岁的小索也会跟过去。小索那时也是贝斯手,虽然不在同一个歌舞厅乐队工作,但两人下了班常常聚在一起喝酒,练吉他。张佺回忆,那时候一个月可以挣一万块,如果日子就一直这么过下去,其实挺美好的。

某一天,两人在西湖边上即兴弹奏,张佺有了一段动机,小索续上了下一段,弹着弹着张佺有了唱起来的冲动,“咿呀咿呀”地补全了即兴的片段。“那时候创作的作品,很多咿呀咿呀的词,都是当时哼唱出来的。”他说。回家一整理才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曲目,这就是《黄河谣》最早的雏形。

也是这一年,一个叫野孩子的民谣乐队诞生了,张佺和小索两人的班底持续了两年,直到他们第一次在北京大西俱乐部的演出,才加入了贝斯、鼓手和口风琴。某一次在朋友家里,大家起哄让他们唱唱自己的新歌,张佺发现,那一次没有乐器伴奏的清唱是一种看似原始但最美妙的吟唱,这种质朴的表达奠定了这首歌的基础,从此后,这首曲目的演唱再也没有加入过乐器,直到今天。

有理想的年轻人那时候热衷于谈论梦想,收入不菲让他们创作的心有些蠢蠢欲动,两个年轻人一合计,要专心从事梦想事业。1995年,张佺和小索都辞掉了收入可观的工作,他们决定回到兰州,回去做什么尚不可知,但多年之后回望,那是一段看似停滞却重要的阶段。这一年,张佺和小索背上吉他真正走了一趟黄河,为期一个多月。“我和小索还有另一个做音乐的朋友,我们三个人先搭车到离黄河最近的地方开始行走,走累了,休息的时候就在黄河边上弹弹琴。我们就想看看我们写过的黄河在它的下游是个什么样。”

张佺在大理家中

 

循着黄河,张佺和小索穿过了很多村庄,一会儿在山西,一会儿在陕西,越到下游黄河水变得越发湍急,“我们歌曲里的黄河是平缓的,你感觉你可以亲近它,而这里的黄河是更浑厚、自然的存在形态”。一路上,他们听到了许多黄河边的花儿,让张佺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田间地头一个六七旬的老太太的歌声,“她一张嘴,发出了少女般的声音,那种声音很奇妙。90年代也没有带录音设备,但也好,那个声音一直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这个时期,张佺的创作状态奇好,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和西北有关的曲目里,张佺提到了一首歌——《来到了西固城》,那是一首对他个人很重要却被听众忽略了的曲目。相比《黄河谣》的共情,更像是他对自己过去某个人生阶段的最真切的回忆。

西固城是小索的出生地,离兰州不远,两个年轻人虽然居住在兰州,但常常在休息的时候往西固城跑。“从兰州到西固城有一种招手停中巴,你一招手就停下来,歌里最后有一大段兰州话完全还原了当时卖票员喊出来的话,‘西站西固的走了,来师傅后头大座坐哈,上车一块喽,穿裙子的那个前头过来坐哈’……”张佺和我聊起了那个四处是乌烟、看不清太阳的工业城市,路过孙沟桥时会闻到厂房刺鼻的味道,进了小索家的厂区后会听到收啤酒瓶、书、报纸的吆喝声,在厂区打扑克的不是老头,而是一群百无聊赖混日子的年轻人。这个城市夜宵店里卖烤肉和面食,夜深了,到处都是喝醉了酒的人。张佺穿越了25年的回忆,再次带我进入了西固城。“中国西部经济大开发,全国各地来了很多年轻人支援西部,西固城就像一个移民城市,在文化上比较特别,这里说着天南海北的话,穿着打扮比兰州还时髦,有的人在这里娶妻生子安稳下来,就像小索的父母。很多人退休之后可能还要回到原来的故乡,这里不是让所有人都有归属感的地方。”这是张佺记忆最深刻的一段时光,在醉酒中肆意弹唱,写着年轻人的迷茫与忧伤,这是他漂泊在外多年后的短暂回归。一个年轻人唱着:“我眼望着北方,弹琴把老歌唱,我坐在老地方,我抬头看天上,我走过了村庄,我独自在路上。”是的,1996年,张佺和小索,决定了北上。

张佺刚给儿子青稞买了新吉他,打算在出门巡演前给孩子们换上新的琴弦

 

北京:墙上有河的酒吧

挨过了几年住在中国歌舞团附近的地下室生活,张佺写出了《生活在地下》。漂泊在北京的第五年,野孩子乐队的演出还是不多不少,谈不上可以维系生活,但日子向好,他们终于可以搬离地下,抬头看到北方的星空。2000年的野孩子乐队除张佺和小索外,人员大换血,张玮玮加入乐队拉手风琴,陈志鹏打手鼓,李正凯弹贝斯。这一年的夏天,乐队在北京藏酷酒吧录制了他们的第一张现场演出CD《In the loft》。

2001年,三里屯南街有一个画廊在转让,租金不贵,大家一合计不如盘下来开一个酒吧,东挪西凑了一笔钱,这个后来被人们称为“传奇的民谣阵地”的酒吧就这样诞生了。

“当初给酒吧取名字的时候,我记得张玮玮、郭龙、陈志鹏、小索都在,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似乎都对河流有特殊的感情,它是流动的,是有包容性和生命力的东西,所以最后叫它‘河’酒吧。”那时候的酒吧也没什么讲究,找了一个画画的朋友在不到20平方米的舞台前画了一条河。都没有开酒吧的经验,所以每个人都是服务员,忙不过来的时候,一些做音乐的朋友轮流帮忙。固定下来的演出节目单中,周三的晚上是小河、万晓利的演出,周五晚上是野孩子乐队,周六给一个摇滚乐队,其他时间比较灵活。那些年里几乎所有的民谣音乐人都在河酒吧登台演出过,周云蓬、左小祖咒、舌头乐队、张浅潜都是这里的常客。周云蓬在采访中曾经说过,那些年,做地下乐队没有上过河酒吧舞台的,都不好意思见人。张佺跟我说:“一开始,音乐人来演出我们也付不起演出费,就每个人分发三张酒票可以兑换啤酒,正式演出完后没人走,这时候就会有朋友轮流上台即兴演出。”常常到了后半夜,酒吧越发热闹,小索好客,有时候喝多了就“开仓放粮”,第二天一盘点,酒少了几箱,进账却是寥寥无几。

到2002年,河酒吧名气越来越大,这里不仅是音乐人习惯性的聚集场地,后来很多慕名而来的观众也把河酒吧挤得水泄不通。除了音乐人,里面还有编剧、作家、艺术家、留学生……张佺说,酒吧那时候一瓶啤酒卖15块,很多年轻人买不起,就坐在门口的超市先买5块钱的啤酒垫垫肚子再进门,他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连带着酒吧门口的小卖部生意也变得特别好。酒吧里是一群年轻人玩音乐,门外也有一群年轻人在弹唱,那时候谢天笑就常常在河酒吧的门口玩音乐。

河酒吧时期,除了中国的音乐人,还有很多来中国的外国音乐人也会上台切磋表演。有一段时间,来了一个爱尔兰的小提琴手,演奏的是爱尔兰传统的小舞曲,“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古老民谣都是相通的,喝完酒听这样的小舞曲乍一听挺高兴,再听就会想哭”。有一天小索跟张佺说自己写了一首曲,张佺一听有爱尔兰小舞曲那味儿,灵光一闪说,这歌叫《小马过河》吧。张佺脑子里有一幅图景,一匹小马正准备过河,它在试探、回旋、跳跃。当我问张佺:“在《乐队的夏天2》第二首安可的歌曲演奏《小马过河》,是否是对小索的怀念?”他停顿了半晌,“也许吧,是一种无意识,也或许是一种巧合”。

张佺回忆起这个人生阶段时,心情很复杂。河酒吧像年轻人的诺亚方舟,通宵达旦的欢唱和聚会让时间飞逝。“那时候确实很快乐,天南海北的年轻人相聚,现实生活被抛在脑后,只剩下很精神化的一面。有时候想静下来做一些创作,但力不从心,创作几乎是停滞的。”张佺隐约感受到了慌张,身体和意志不断地在透支,到了晚上想不去河酒吧,但心里又感觉痒痒,最后一去又到了天明。2002年,张佺第一次到云南参加丽江雪山音乐节,那一届音乐节堪称“中国版伍德斯托克”,有崔健、窦唯、舌头,“那一次来云南,似乎为后来的生活埋下了一颗种子”。

2003年的“非典”来得突然,内因外因之下,河酒吧关停,张佺想离开北京,远赴云南。

谁知道,这次离开,竟然真的成为一种预示。2004年小索查出来癌症,张佺从云南回到北京,在医院里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离世。小索离开时,张佺没有参加他的葬礼,他背起冬不拉,在那个秋天快要结束、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彻底离开了生活了8年的北京。野孩子乐队就此解散。

云南:河边的苹果树

在大理见到野孩子乐队是在他们巡演归来的空隙。停留5天之后,他们又要开始新一轮巡演。现在的野孩子乐队和2011年重组时相比,又有了一些变化,张佺的老朋友张玮玮在去年离开了乐队,郭龙参加完《乐队的夏天2》之后要请一个很长的假去参演舞台剧,手鼓王国旭要照顾新生的孩子暂时没回大理,所以这次只见到了张佺、吉他手马雪松和打击乐手武锐,以及刚在野孩子参加过四次演出的贝斯手戴帅。

马雪松(老马)作为乐队的“流程大管家”,向我展示了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巡演长达一个半月,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笑称,在冬天来临之前走一波,之后就可以回到大理过冬了。

如果说,以2004年作为野孩子的转折点,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张佺度过了非常痛苦的阶段。对于熟悉他的朋友来说,这个时期的张佺是神秘的,他像一个吟游诗人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城市。演出海报上不再出现“野孩子”,而是音乐人张佺。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很多适合一个人演出的曲目,站在台上表情肃穆,一把冬不拉和一个口琴,是他吟唱过程中的伙伴。老马说起在2007年的北京,他看过张佺一个人的演出,“那会儿佺哥还是寸头,当他念白那一段,‘有人坐在河边总是说,回来吧,回来,可是北风抽打在身体和心上,远行吧,远行!’我被震住了,一下子听懂了他的孤独”。这一首《远行》的念白是张佺在那个阶段的写照,生活中无法排遣的情绪只能在舞台上念出来。

我问张佺:“现在的野孩子还会再演当时一个人时期的音乐吗?”

他说:“不会,那些歌太个人,像是要藏在心里的东西。”

“是什么让你结束了一个吟游诗人的流浪?”

张佺说出了一个故事。在河酒吧时期,张佺写过一首歌叫《苹果树》,歌词是这样的:“昨夜我梦见了苹果树,还是在那长长的河边,孩子们睡着了,老人们醒来了,月亮们出来了,姑娘么喝醉了,苹果树我梦中的苹果树,只有你知道我在异乡的街头,用歌声把过去的事情回想。”2007年,张佺来到丽江,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那时候她在丽江束河附近有一个小店,租住的房屋前有一棵苹果树,而在村口就有一条河,一切场景的发生都和《苹果树》所预示的一模一样。又是一年雪山音乐节,朋友们都来了,周云蓬、万晓利、张玮玮、马条聚在张佺的院子里,他们和他开玩笑,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苹果树啊。

张佺停止了远行和流浪,在云南扎下根来,女儿黄豆和儿子青稞出生之后,一家人从丽江搬到了大理。远行的人成为父亲,从痛失好友的河流中上了岸。

10年前的大理,音乐人纷纷来居住,据说当年周云蓬走在大理古城的人民路上,恍惚间觉得回到了故乡,就此停止了流浪。张佺的老朋友们也都搬到大理生活,张玮玮来了,郭龙也来了,他们两人和张佺一起重组了野孩子乐队,张佺放下了他一个人的冬不拉,有了老伙计们一起和他站在舞台上。2013年马雪松加入乐队,让野孩子恢复了早前的双吉他声部。

2014年武锐进入野孩子乐队的故事成了一个段子。当时还开在人民路上的九月酒吧是大理音乐人的聚集点,张佺说,那时候除了身边的音乐人会一起即兴演奏外,还会有很多外国音乐人在一起玩。那段时光让他仿佛回到了河酒吧年代。重组之后的野孩子在九月酒吧排练,刚从法国回来的武锐寻着音乐声就来了,武锐决定加入野孩子,就此在大理扎下根来。其实在河酒吧年代,武锐曾是布衣乐队的鼓手,后来是他开着车送了小索最后一程。张佺告诉我,他最喜爱大理的天气,高原的阳光可以晒透很多内心潮湿的东西,晒得人暖暖的,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和西北也很像,天高地远,白云飘飘。

大理是怎么变得“不好玩”的呢?张佺回忆,大概2015年后,大理的商业化越来越严重,政府还颁布了新的政策,没有工作证的老外不能上台演出,一下子有趣的人变少了很多。原来走在人民路上,能看到很多摆地摊的嬉皮士,他们一边卖点小东西,一边敲非洲鼓,后来这条街也禁止出摊了。现在的人民路,已经沦为卖各类小商品的纪念品商店和网红打卡餐厅的地盘,你可以说这里是北京的南锣鼓巷,也可以说它是某个江南小镇,反正卖的东西都差不多。老马的感受也很强烈,后来的九月酒吧在没有正式演出的时候,很少有人再玩即兴,倒是多了喝酒划拳的人。

大理虽然偏安一隅,但和所有大城市一样在发生着迅猛的变化。古城里的房子越来越贵,企业家的连锁演唱酒吧灯红酒绿。张佺和朋友们被迫搬离了古城。张佺对大理有感情,这是他的第二故乡,也是孩子们的家,他过去所有的创作几乎都是对西北记忆的追溯,但《不要拿走它》是张佺在大理的创作,写的是他眼见着大理的变化,担心这一切美好即将逝去。

除了乐队的排练室还在古城附近的大理床单厂艺术区里,他们各自的生活实际上和古城已经做了切割。张佺和老马住的小区离苍山近,武锐住在一个没有外人居住的村子里,如果没有排练,他们都只会待在家里,可谓“宅在大理”。武锐在家自制了一个录音棚,乐队如果有歌曲要录制,在这里就可以完成。我问他们:“大理给你们的创作和音乐带来了什么?”他们都提到,这里太安逸了,安逸得可以毁掉一个人。我突然明白了他们和这个地方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实际上是在保持某种继续向前的创造力。

武锐提到了他们排练的方式,几个西北汉子保持着警醒和自律,下午2点开始,4点休息20分钟,休息之前一定是排练一曲《黄河谣》,休息之后再排练几首,准点“下班”。在乐队开始巡演之前的一天,我参观了他们的排练,和武锐描述的完全吻合。张佺说:“也许乐队未来会有很多的曲子创作出来,但也许只是器乐,大理给我的幸福感无法让我像原来一样去书写苦难,也无须编造苦难。”事实上,张佺不希望人们一提到野孩子就和“土地”一类的标签联系在一起。他说:“音乐是流动的,就像一条河流。当你注视着眼前的河流,你以为它还是那条河,但实际上那已经不是上一秒你所看到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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