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多里，普京曾经凭借对外战略中的适时出击和利用欧美诸国的内部分裂，达成弥补治理资源缩水的目的。但在2017年这个春天，不稳定因素的持续累积正在带来更棘手的挑战。

新闻静默整整一星期之后，“季蒙”·梅德韦杰夫终于现身。这一刻，他的身份依然是郑重发布关于安全事件声明的俄罗斯联邦总理，而与3月26日红场上的示威人群亮出的12亿美元贪腐指控毫无关系。

当地时间4月3日下午2点40分，圣彼得堡一列地铁列车在干草广场站（Sennaya Ploshchad）与技术学院站之间的轨道上被一枚事先安放好的炸弹炸毁。BBC援引俄联邦紧急状态部的消息称，嫌疑人将1公斤左右的TNT炸药放置在提包内，随后将提包安放在了列车的第3节车厢上。

▲3日下午，圣彼得堡地铁“干草广场站”和“技术学院站”之间发生爆炸。随后，“革命广场站”又发现一个爆炸装置，已被妥善处置。

从媒体公布的现场画面看，3号车厢的门窗以及部分车体钢板在爆炸的第一时间即遭受严重损伤，但列车驾驶员选择了继续前进到下一站、而不是在隧道内紧急停车，从而部分避免了乘客因恐慌和躲避发生大规模踩踏事件。

截止到北京时间4月5日上午，已经确认有14名乘客在爆炸中遇难，49人不同程度受伤。俄罗斯官方电视台Russia-24在3日晚些时候还报道称，在东面的革命广场地铁站内发现了第二件爆炸物——1公斤隐藏在灭火器钢罐内，混合有轴承钢珠和螺丝钉等破片杀伤物的TNT炸药。倘若这枚炸弹也按预定时间被引爆，伤亡人数势必进一步扩大。

爆炸发生后不久，梅德韦杰夫即以政府领导人的身份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调查委员会已经依据刑法典第205条提起刑事立案。4月4日，吉尔吉斯斯坦情报机关通过新闻网站MKRU对外公布：初步确认犯罪嫌疑人是22岁的吉尔吉斯裔移民、厨师阿克巴尔荣·扎里洛夫（Akbarzhon Jalilov），此人与叙利亚极端势力存在关联，其影像出现在地铁站的监控画面中，残肢也在爆炸现场被找到。与此同时，圣彼得堡市宣布将为遇难者致哀三天，俄罗斯调查人员尚在继续搜捕扎里洛夫的同伙以及其他可能的涉案人员。

自2013年12月伏尔加格勒火车站爆炸案以来，俄罗斯主要城市已有3年多未曾发生过规模如此之大的恐怖袭击事件；而将这起案件与3月26日的十万人规模级反贪腐游行以及3月15日在阿斯塔纳结束的叙利亚内战各方对话联系起来，则可窥见一种更加意味深长的关联：自2000年起延续至今的“普京模式”，由于国际油价持续低迷以及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美制裁的影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质疑。

而通过对外出击拉高支持率、提振国民信心的布局，负面效应同样正在呈现——俄罗斯正式成为中东泥潭的局中人，从此无法轻易卸脱责任。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中东恐怖组织为报复莫斯科在叙利亚内战中的出手，将会借重和激发从未被彻底消灭的高加索分裂势力，以及来自中亚的“圣战者”群体，在俄国内发动类似炸毁飞机、袭击地铁、破坏公共设施之类的频繁零星袭击。4月3日发生在圣彼得堡的这起爆炸案，只是一个信号。

尽管普京本人一度豪迈地宣称“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但从2000年至今，莫斯科贯彻的始终是一种治理成本极其高昂的统治模式。崛起于私有化初期、在叶利钦时代一度主导了国民经济和财富分配的“银行七寡头”（Semibankirschina），由于越来越多地卷进上层政治倾轧，从一开始就被列为要打倒的对象。

但在莫斯科缺乏根基的普京无法独自完成这一切，他需要与自己能信任的政治势力联手：由分布在情报系统、军警和司法机关等“强力集团”中的昔日战友提供硬实力支持，在叶利钦时代盘踞于圣彼得堡的“圣彼得堡帮”充当中央行政骨干，盘踞于各边疆共和国的地方豪强作为基层管理的执行者。另外，还要安抚在苏联解体后第一个10年里受到经济和情感双重伤害的普通城市民众，利用他们对“七寡头”的道德反感，重塑政府的正当性基础。若无这类先期布局，2000～2004年对旧寡头发动的全面进攻绝无胜利的希望。

但复杂的结盟体系和巩固权力优先的动机，意味着难以形成一种效率优先的治理模式。获胜之后的盟友们需要获得相应的酬赏——“强力集团”成员希望从旧寡头的遗产中分一杯羹，“圣彼得堡帮”要登堂入室控制克里姆林宫，地方豪强势力要获得政府的合法性“加冕”，普通民众则要改善福利和生活状况。

而即使是作风强势的普京也无法拒绝这一切：政治—经济转轨之后的俄罗斯已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可以对基层建立全面控制的党务机构以及自发运行的科层制官僚选任机制，普京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斯大林。他的统治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势必极大程度地消耗在维持盟友的忠诚以及确保国家机器的大致稳定运转上。

于是，在“七寡头”倒台之后，诞生的是被称为“主权民主”的另类政治—经济模式。从旧寡头手中收回的能源和金融产业被重新分配给值得信赖的盟友，一来使其与领导人本人进一步结成利益同盟，二来确保政府随时能充分调动财政资源用于新的政策方向。在普京政府任内，“圣彼得堡帮”高级官僚出掌大型国企的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例如原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第一副总理谢钦自2004年起即兼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原圣彼得堡市政府外事办主任、能源部副部长阿列克谢·米勒在2001年兼任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CEO，原第一副总理、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兼任了俄罗斯通信公司董事长。

普京的私人密友弗拉基米尔·利特维年科以及罗滕贝格兄弟也低调进入采矿和银行业，成为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一个控制关键经济部门、同时绝对忠诚于最高领袖个人的新寡头集团逐渐成长了起来，权势丝毫不亚于当初的“七寡头”；类似阿布拉莫维奇、乌斯马诺夫这样的旧寡头也识趣地收敛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并且在财政上持续地向新政府输诚。

在政治领域，除去以“梅普二人转”的形式确保了最高权力不至于为反对者所染指外，普京还建立了一系列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的官员任免制度、地方效忠模式、警务和监控渠道、宣传机构乃至群众动员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和潜在反对力量时的行动力远远胜过以虚弱、迟钝著称的叶利钦政府。

欧美政治观察家一度基于自身经验，认定在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统时可能出现两大权力中心的竞争，甚至认为梅德韦杰夫比普京相对温和、可能带来渐进的政治改革和新气象，最终却被证明完全是一厢情愿。而类似霍多尔科夫斯基、涅姆索夫这样的异见者要么被迫流亡国外，要么被排除出权力中心，根本不足以威胁到普京的地位。

但这种基于集团间利益分配和资源控制的管理模式也存在一种内在缺陷：它只有在财政来源足够充足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稳定运转。是故普京政权在国内收致的认可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全球油价的变动状况。当能源市场在2014年进入“熊市”阶段之后，可调动的财政资源立时进入了紧缩状态，并因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国家制裁而进一步恶化。

在2016年12月1日对国家杜马所做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中，普京出人意料地表示出了自责：“甚至在看似最富裕的国家和稳定的地区，在政治、种族、宗教以及社会方面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裂和冲突。”他公开承认俄罗斯经济形势不佳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国内问题”，承诺将在2017年春天一次性发放超过2000亿卢布（约合30亿美元）的退休金，每人5000卢布，以降低通胀风险、提振民气。

所幸莫斯科依旧可以通过“影响力最大化”的对外政策来改善自己的国内政治处境。苏联解体之后，共产主义世界观逐步让位于以传统宗教和爱国主义宣传为中心的保守意识形态；即使是对政府的集权措施不满者，在面临外部冲突和争端时也会自然地站在政府一边。

有鉴于此，普京把他的对外战略变成了一种以扩大影响力为目标的大型公关：由于深知以欧盟的体量绝不可能消化或肢解俄罗斯，且美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处理伊朗伊朗核问题等领域对俄罗斯依然具有战略需求，普京政权在战略武器削减、反导武器部署等即时效应不甚明显、但象征意义巨大的问题上，往往主动挑战既有安排，造成“俄美仍是有核国家两极”的公众印象。

同时在美国遭遇挫败或困境的地区事务中，时常以斡旋者的身份出现，令国际舆论感到俄罗斯依旧具备跨地区的影响力。当美国的决策陷入难产时，俄罗斯的战略作用尤其容易被高估，造成刻意的反差。最后，以能源输出作为工具，对欧盟国家加以牵制，同时间歇性对原苏联西部国家使用武力“大棒”，以重建地理安全屏障。这样的多层次布局完美营造出了“大国复兴”的表象，最终形成了默克尔所言的“平行宇宙”。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平行宇宙”，在真实世界的复杂和残酷面前依然会显得难于招架。合并克里米亚带来的成就感逐渐被乌克兰东部局势的前途不明和制裁的压力所冲淡，在叙利亚取得的外交成果则须以地铁爆炸造成的伤亡和恐慌作为代价。而“普京模式”的高昂运行成本和透支财力造成的疲软状况，依旧无法得到根治——在2016年全年原油日均产量逼近1100万桶的前提下，俄罗斯GDP增长率依然是令人沮丧的-1.2%；与OPEC成员国联合冻结产量的举措，则因为美国页岩油产量的上升，无法取得预期的拉动油价快速回升的效果。这种情况下，要求根除腐败、提振就业、开放政治表达渠道的社会运动再度兴起。在距离2018年总统大选只剩下一年时间的情况下，一向以强人面貌出现的普京必须同时面对游行、反恐和分权问题的考验。

所幸在白令海峡那一端，还有一位同样饱受质疑的人物与克里姆林宫惺惺相惜。圣彼得堡爆炸事件发生后一天，身陷“通俄门”风波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普京表示慰问，并承诺将与俄罗斯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这意味着莫斯科至少在反恐问题上有了暂时的合作者。但这只是克里姆林宫面临的挑战的1/3。

100年前，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的领导人以一场红色革命决定了俄罗斯在未来70多年里的出路；而在2017年这个春天，弗拉基米尔·普京要做到的是在避免革命的情况下为他的政权找到更稳定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