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7年3月18日凌晨，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在圣卢西亚格罗斯岛的家中因病逝世，享年87岁。在此，本刊特邀沃尔科特《白鹭》的译者撰写此文，纪念这位伟大诗人的离去。

翻译《白鹭》时，它的作者还活着。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静静地沉思我还能活多久”，至今我仍震惊于这样朴素真诚的句子。毫不掩饰地说，在翻译过程中，我总担心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还好，诗稿译完了，这个消息没有出现；《白鹭》出版了，这个消息仍未出现。后来我忙于别的事情，渐渐淡化了这种担心。昨天清晨，打开微信，一位诗友以特别提到我的方式发布了德里克·沃尔科特去世的消息。一切不确定的都确定了下来：“我还能活多久”？八年。

死亡，尤其是在自己心中提前到来的死亡，当然是沉重的。但正如沃尔科特喜欢的诗人狄兰·托马斯所写的那样：“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这里的“死亡”既可以指生命的终结，也可以指死亡心态或对死亡的预感。从后一点来说，对死亡的预感并不能压倒对生活的热爱。就此而言，晚年的沃尔科特显然生活在两种状态里：沉重状态和轻松状态。沉重状态，源于对死亡的预感和内心的苦恼，尤其是病痛期间；轻松状态，摆脱死神与病痛的纠缠，体验丰富多样的生活。这两种生活状态的交织造就了沃尔科特晚期诗歌的两种基本面貌：沉重与轻逸。

众所周知，沃尔科特的诗歌以力量著称，这种力量指的是男性的甚至是野性的力量。他充沛的体力与精力似乎源于加勒比海的赐予，像他反复写到的拍岸浪花，是“碎浪与岩石之间的野蛮的交易”。沃尔科特的高超诗艺则保证了这种力量的充分传达。在我的视野里，似乎很少有人谈到沃尔科特诗歌轻逸的一面，我觉得这也是潜在于他作品中的一个维度，尤其是结合他晚年的作品讨论，更能体现出作者对生命时刻面临终结的沉重心态的克服与超越，形成一种与沉重对峙的柔韧力量，并赋予其作品幽默气质与喜剧风格。这里不妨把它称为“喜感”。

《白鹭》中的“喜感”对应着沃尔科特晚年的欢乐时光和轻松时刻。风景可以给人带来美感，但“喜感”只能产生于人与人之间。我觉得《白鹭》中的“喜感”主要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是作者和朋友之间的情谊。如《喜歌：雨季》是作者写给两个朋友斯特法诺斯和希瑟的祝婚诗，他们举办婚礼时适逢雨季。从表面上来看，雨似乎造成了困难或麻烦，但深入体会，你会发现作者把雨写成了婚庆的见证者、参与者，甚至是强化者，显然这是作者分享朋友婚礼喜悦的结果：

这对被隔开的恋人

接受雨的统治，他们的天气是芳香的黑暗

来自客厅，厨房里，闪电的餐具。但是哦

当疯狂的暴风雨震响天空的天花板

她的身体靠得更近，像一条船驶

向你，她的港口，她的通道，她轻轻地摇晃，

她的肋骨轻触你的肋骨

除了婚庆的特殊时刻，作者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写出充满“喜感”的作品。在《友谊诗篇》中，他用漫画的笔法描绘了朋友们的相貌，把马泰奥的头比成“高更的那个罐子”，保拉像“长笛一样瘦”，罗伯塔长着“斧刃般的脸颊”，如此等等，在这些特色各异的相貌描绘中透露出某种“喜感”效果，这种“喜感”效果反过来又显示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从这两首诗来看，这种“喜感”是正面的，体现了作者对友谊的赞颂，诗风倾向于抒情。

另一种“喜感”是作者对陌生人的戏谑。如《金合欢树》的第2首，作者在游泳，涂抹美黑露，这时藏在丛林里的小偷出场了：“比风还快，他们跳出丛林”，取走了钱包里的钱，“当你发现告知特种服务部队/已经没用，他们已到达马萨德。”游客游泳时，一伙当地人趁机清空了他们留在岸上的衣服里的钱包。做这种“生意”的人固然可气，但在作者的叙述中，在游泳者赤身无法追赶的尴尬时刻，那些“比风还快”迅速跳出来，又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小偷不免呈现出某种“喜感”。在《西西里组曲》第11首中，作者甚至写到了葬礼中的喜感：“毛虫们的送葬行列衣着太华丽，给如此庄重的场合增加了一些喜庆。”事实就是这样，出现在葬礼上的陌生人不仅不能给当事人带来情感的抚慰，反而会让人感到多余荒谬，他们大多把参加葬礼当成了一种普通的交际活动，可以借此显摆自己：“一个穿着双排纽扣长礼服戴着小礼帽的过时的黑鸟/代表某个部，无疑很文化”。事实上，仅从“毛虫们”与“黑鸟”的贬称中也可看出作者的情感倾向。

还有一种“喜感”源于作者的自嘲。自嘲其实是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或缺陷而进行的轻微否定，它包含着一种尽管未必成功但有意改善自己的尝试。在《两只猫》的开头，作者其实是借猫自嘲：“你的两只猫蹲着，有纹章的斯芬克斯，流露出那种/沙漠般的冷漠，那种‘你以为你是谁啊’的平静……”在这里，人的荣耀遭到动物的漠视和蔑视。“你以为你是谁啊”无疑是作者的自我否定：诺贝尔文学奖章并不比猫身上的纹章更高贵。

无论是对陌生人的戏虐，还是作者的自嘲都很体现出不同程度的负面性。相应地，由此形成的富于“喜感”的诗都有一一定的讽刺性。这使沃尔科特的写作显得更真实，可以说是作者直面他人现实和自我现实的结果。同时，这种“喜感”与由风景带来的美感，诗人对生活的爱感与罪感融为一体，互为张力，形成了《白鹭》悲欣交集的艺术效果，对称于同样悲欣交集的现实生活。

在我看来，《白鹭》是沃尔科特对自我的一次彻底回归。从早年的宏大抱负起步，他逐渐进入宏大的历史叙事，而《白鹭》则实现了从民族叙事到个体叙事的转变，从历史叙事到现实叙事的转变，从异域叙事到本土叙事的转变，这种个体叙事又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历史感、民族性和全球性，堪称沃尔科特晚年的精神自传。毋庸置疑，沃尔科特晚年的主要现实是年老病痛、爱的受挫，以及亲友的陆续辞世，因而其作品中回响着动荡激越的悲剧性情调基调。这里讨论他晚期诗歌中的“喜感”并非要颠覆这种基调，而是意在揭示这位大诗人潜在的另一面，以全面认识他的丰富性或复杂性，而不是把他简化为一个单纯的强力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