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印度茶叶的兴起，总难绕过罗伯特·福琼的名字。他以“茶叶大盗”为民间熟知，美国人萨拉·罗斯为他写的历险故事，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读物。甚至身边的朋友每讲起武夷茶的外流原因，都会借用书里的观点。福琼在旷日持久的宣传中已经演变成了神话故事里的主角儿，像阿基米德的杠杆一样，轻易撬动了一个茶叶大国的世界垄断地位。

显然，这个故事像许多神话一样，被民族意识理想化了。

萨拉.罗斯在《茶叶大盗》一书中把罗伯特.福琼描写成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茶叶侠盗”、“早餐茶救星”和“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世界茶历史的人”。书中截取的时间范围是1845年——1852年，参考了罗伯特·福琼的四本日记。

在书的后记中作者自己讨巧写到：“由于此书是一本通俗历史著作，而不是一项学术工程，也就没有使用脚注，并在正文中不提供参考资料来源。”这种含糊其词的说法却在阅读中被忽略。美联社对该书的评价是：“一个以悬念、科学和探险活动为卖点，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探险之旅讲述给读者的传奇故事。”显然这本书脱离了历史的真实与严谨，却包含了一本畅销书应具备的所有元素。

像所有的神话故事一样，罗伯特.福琼已经成为了众多人物和事实的结合体，历史上众多人的努力与成绩捏合在一起，造出了这个所谓的‘茶叶大盗’。

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个提倡从中国引种茶叶进行种植的人是英国探险家和自然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他曾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超过41年，并建议英王乔治三世把全世界的植物学家收集到的植物收藏到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使邱园变成世界上具有领导地位的植物园。无论从茶叶引种还是对邱园的规划，班克斯都有极其长远和前卫的目光。

1788年，在他的主张下茶种被从中国引进到英国，他亲自撰写了介绍中国种茶法的手册。大概因为太前卫而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政策相抵触，他的计划被搁置。在1833年之前，英国几位科学家使华都延续了班克斯的愿望，持续从中国购买茶籽，寄往加尔各答并种植在皇家植物园内。这时的茶的引种仅在实验期，并未发展成实际意义的规模种植。

1833年随着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取消，英国开始在印度殖民地种植茶叶。总督上书当时的英国政府，亲自选了十三个人为委员，加紧研究中国茶在印度试验种植的可能性。两年后该协会秘书长戈登亲自潜入中国南方茶区，私购了大量中国茶籽，分三批运往加尔各答。光带走茶种肯定不行，戈登又顺便聘请四川雅安的茶师一起赴印度教习当地人种茶制茶。因此最初流传到印度的制茶方法并非武夷茶的方法，而是炒青绿茶的方法。 

1835年戈登运回的茶种种在了加尔各答，成功育出的茶苗达四万余株。之后，这批茶苗的一半被移植到阿萨姆地区，一半移植到喜马拉雅的古门跟台拉屯一带。余下的零碎，分配给了170个私人种植者。这些茶苗茁壮成长于喜马拉雅山麓，阿萨姆地区却比较少成活，于是，在实验的基础上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被锁定为适合中国茶生长的沃土。

有了点滴的成绩，英国人持续发力，继续研究引种与种植技术“以敌中国独行之买卖”。1836年，中国茶师利用阿萨姆省塔克区的原生本土茶树嫩芽试作茶叶成功，虽只有少少的几箱但却似暗夜中的一颗明星般给实验者带来了希望。1837年，初尝制茶甜头的英国人再次遣人前往厦门购买种子。1838年，东印度公司收到四百八十磅本地精做的茶叶，引起了轰动。此项成绩给予了英国人信心跟狂热，于是不断引进茶籽进行试验。印度茶在这些持续发力引种试验的基础上，以飞快的速度进行改良。

有了前人这样坚实的基础，传说中的茶叶大盗终于出场了。

1848年，罗伯特福琼第二次远渡重洋到达中国。他在日记中写到：“这次我来到北方，是为了给皇家东印度公司设在印度西北部省份的种植园采集一些茶树跟种子……”福琼先抵达了宁波茶区，但他觉得宁波的绿茶只是中国人喜欢喝而并不适合英国口味。于是在日记里自言自语道：“也许宁波的茶树品种与最优质的茶叶的茶树并无二致，其差异不过是气候、土壤不同导致的，或者更可能因为加工方式的不同而导致。”

英法是比较早进入知识产权世界体系的国家，福琼当然更容易关注到风土差异带来的品质不同。为了不留下遗憾，他并未带上宁波茶种回国。从福琼的日记，不难看出这位植物猎人的清醒和严谨。之后他依照自己的判断，一路从上海经杭州到达了休宁，在休宁他采集了当地的茶籽跟幼苗，并收集了绿茶的种植加工信息。他把采集的种子跟幼苗运回上海，放在育种箱内，由于上海没有直航加尔各答的轮船，福琼要把采集来的成果先运至香港，由香港再转运到印度。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搭船北上，由福州入关继续采集茶树，派遣雇佣来的中国人上溯闽江，回到徽州茶区与武夷山茶区分别采集了茶籽茶苗。出于植物学家的严谨以及对雇佣的中国人的不信任，福琼最终还是决定亲自去往红茶茶区（武夷山）。

此时在福琼的观念中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红茶只是一种做工，加上他对武夷山优质风土的崇拜致使他在日记中写到：“但我还是得承认，如果能亲自去那红茶产区参观一趟，我会更满意一些。我不愿意带着这样的想法回欧洲，那就是，我不能完全保证，那些被我介绍到帝国设在印度西北诸邦的茶园里的茶苗都确实来自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因为朝拜的执念，促使他一定要亲自走一趟。

同年五月他带着雇佣的中国翻译离开宁波，途径余姚—新安—兰溪—衢州到达河口镇。河口是当时红茶交易的贸易集散地。从河口福琼雇佣轿夫坐轿经过铅山、紫溪，由两省交界的分水关到达崇安县。这条路线是传统的山西茶商行茶的商路，是崇安茶到恰克图的茶路，并没有经过传说中的桐木关。因此，传说中桐木关的茶是福琼最早带去英国的说法也是谬传，在日记的如实记载中不攻自破。

到达崇安县后，他停留了三个小时，继续赶往四五十里（25公里左右）外的武夷山，就是现在的武夷岩茶名岩区范围。他借宿在景区的寺庙里，除了考察到和尚作茶的方法，他还考察了武夷山风景区附近的土壤环境。他描述道：“武夷山这些大岩石由一种奇特的混合物构成。”他采集了岩石的样本，带给加尔各答的地质学家们研究。

经过观察他发现武夷山的土壤是由“岩石颗粒与腐植质组成，其中，腐植质的比重相当高，腐植质有营养，所以种在这种泥土中的茶树能茁壮成长。” 即使到了今天，福琼的结论仍旧不过时。如今还有人煞有介事的讨论什么野茶树，并无更多关注风土。而这些概念早在福琼的时代就被英国科学家们所洞悉，并运用到实践当中。 

继而,罗伯特·福琼翻过武夷山风景区进入星村。他记载到的星村是当时红茶交易的大市场，这与历史中‘茶不到星村不香’的记载相吻合。大约走了两英里后看到一所道馆依山建在小溪旁，就是现在九曲码头的“天上宫道观”的位置。他跟雇佣的翻译就住在道馆中。福琼参观了当地茶田，轻易采集到了400株幼苗。在道馆住了两天即将离开的时候，道士到自己的茶园挖掘了一些茶叶幼苗，送给了福琼。

这段福琼日记的记载已经把他“茶叶大盗”的形象生活化了。在当时，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福琼这样一个只是采集在当地看来无足轻重的茶苗的人后来改写了茶史。而传说中偷盗的茶苗，也有我们自己白白送出去的。达到目的后的福琼作别武夷山，经由浦城回到上海。

同年十月开始，福琼又从徽州跟浙江采集了大量的茶树种子跟幼苗，由上海发往印度。1850年夏天，茶树安全抵达加尔各答。他在日记中写道：“如今，喜马拉雅茶园可以夸口说，他们拥有的茶树树种许多都来自中国第一流的茶叶产区—也就是徽州的绿茶产区，以及武夷山的红茶产区。”

从福琼如实的日记记载中，我们知道这位所谓的茶叶大盗并不是仅仅偷盗了武夷山单一产地的茶种而促成了之后的惊世之作，这是一个科学的、不断失败又不断实验的过程。在福琼这些英国植物猎人和科学家眼里，并没有中国人恪守的规则存在，他们眼里的规则，就是实证并找寻适合自己的制作方法。

而传说的，福琼盗走了武夷山的制作方法并带走了工人，但只要喝过大吉岭红茶的人都知道，从工艺以及口感上，大吉岭茶与武夷茶的制作工艺并无过多相似。大吉岭红茶既有绿茶的鲜爽，又有红茶的微发酵，倒像是糅合了绿茶、红茶的制作工艺，因此叶底有五色。

福琼在日记中记载：“12月底离开了宁波，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我发现已经招募到了一些很好的制茶工人，一切都很顺利……”可见，福琼那时候带走的也并非武夷山的茶工。

在旷日持久的茶叶偷盗中，植物间谍们一代代承受着失败带来的渺茫，终于在福琼身上实现了英国人企图打破中国茶叶垄断权的执念。

如今还能看到有人提到武夷山的茶就会义愤地追责因为福琼的偷盗行为，让中国茶的世界地位一落千丈。这样的追责不免粗暴而短视，带着民族主义的傲慢。而因为“茶叶大盗”盗走了武夷山的茶跟工艺，使得大吉岭茶与武夷岩茶可以并立世界优秀茶之巅的桥段，也在福琼如实的日记记载中幻化为云烟，所以写日记是个好习惯呦。

英国人用数年的发力和实践规避了中国的茶贸易壁垒。茶叶这种神奇的东方树叶，在英国人手中变成一种任意组合的魔方。规则被他们打破并且重建，使得中国茶在十九世纪末备受打击。与其说罗伯特·福琼是茶叶大盗，不如说通过他可以透视人们心中并不成熟的部分，而福琼只是满足了某种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