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月19日，作家卡森·麦卡勒斯诞生于美国乔治亚州府哥伦布。今年是她诞生100周年，亦是她逝世50周年。

​在那个绿色、疯狂的夏季，12岁的老弗兰淇离群很久了。

她的头发剪得像男孩子。她长得那么高，小孩拿她取乐。她家附近有个吵闹的俱乐部，但她没被邀请。她最好的朋友搬了家。她的猫走失了。

收音机开了整个夏天，播放音乐和战争的消息，一串遥远的地名刻在了她脑子里。世界以一小时一千英里的速度旋转，老弗兰淇却被停滞在小镇的厨房中。

她的哥哥将于冬山举办婚礼。这个消息打破了一潭死水。

弗兰淇举着切肉刀在厨房里疯跑。她要离开小镇，她要加入那场婚礼，跟随他们去蜜月旅行！他们三个人将走遍全世界，结识千千万万的人，加入数不清的组织，从此再也不回来！如果哥哥和新娘不同意，她就自杀，用她爸爸藏在抽屉里的手枪！

“不过是胡闹罢了，弗兰淇在犯傻。”黑厨娘说。

毫不出乎意料，弗兰淇最终扑倒在一对新人离去后，车子扬起的尘土里。

这篇小说名为《婚礼的成员》，是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卡森·麦卡勒斯年少成名，被誉为美国南方文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在福克纳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她的名字总是排在他的前面。

有人将这个故事解读成青少年的成长困惑，并把弗兰淇的反叛和出走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相类比。然而，这部小说的核心其实是对认同和归属的寻求。“婚礼”是一个美好的象征，它代表着弗兰淇的向往。

在麦卡勒斯看来，“没有哪个动机比一个人要求他的身份和归属感的愿望来得更强烈或更持久。从出生到死亡，人类执着于这双重的动机。”

每个人在回答自己是谁的时候，都会想想自己属于什么。在那个夏天，弗兰淇却不属于任何组织。她孑然一身。她希望能有一个“我们”，将她安全的包裹进去。通过这个“我们”，她能彻底摆脱孤独，她将与每一个善良的人、每一段有趣的事发生联系，她将与世界一同旋转。

可是，远去的车子将弗兰淇想象中的“我的我们”重重抛弃。

这样决绝的一抛还勾连着现实的疼痛。1934年，麦卡勒斯被迫与她的钢琴教师玛丽·塔克一家分离。她在玛丽·塔克身上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女教师的家人则是麦卡勒斯生活极为重要的部分。他们一家的搬走所带来的影响，恰似弗兰淇与哥哥和新娘的分离。

​“我的我们”是一个不太平常的概念，但在这个热爱幻想的作家的生活中，时时能揪出它的影子。普通人想象中的爱情，自然是完美二人世界。卡森·麦卡勒斯却不这么认为。她要创造三个人的幸福。

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三位大诗人的书信传情成就了一段佳话。在麦卡勒斯式的三人关系中，性行为同样不是核心目的，但精神层面却不在于诗意的共鸣，更像一种相互间的依恋。

这就不得不提那段经典的三人爱情纠葛了。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麦卡勒斯创作与爱情双双绽放的时候，她、她的丈夫利夫斯以及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大卫·戴蒙德组成了现实的“我的我们”。

三人一相遇，就感觉相互吸引、气氛很是融洽。后来，麦卡勒斯直白地对丈夫说：“利夫斯，大卫是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彼此相爱。”一锤定音，确定了关系的性质。

麦卡勒斯非常重视这段感情，她向戴蒙德敞开心扉，戴蒙德也越来越深地卷入了麦卡勒斯夫妇的关系中。在夫妻二人激烈争吵的时候，戴蒙德甚至去扮演调解人的角色。

然而，当归属感不复存在，爱情的幻想也就失去了根基。一次，麦卡勒斯发现丈夫竟然背着她和戴蒙德厮混在一起，二人间情愫滋生。麦卡勒斯浓浓的被抛弃感再次翻腾上来。这是冷酷的精神隔离，她，这段关系的倡导者，竟被区隔于“他们”的世界之外了！

至此，这段情史演化为了麦卡勒斯代表作《伤心咖啡馆之歌》的重要背景之一。但三人间的纠缠与反复，还远没有停止。

麦卡勒斯后来曾对大卫·戴蒙德说，“亲爱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是为你写的。”

《伤心咖啡馆之歌》描述了一段没有回报的爱情。高大强壮的爱密利亚小姐深爱着表哥李蒙，为这个羸弱的小罗锅倾尽所有。李蒙却迷恋爱密利亚小姐的前夫马文·马西，这正是爱密利亚小姐最为憎恨的人。最后，李蒙联合马文·马西，打败又抛弃了爱密利亚小姐。

这段故事好像一则沉郁的寓言，处处彰显着理解之艰难、爱情的无望。然而爱密利亚小姐对爱情不顾一切的执着追求，却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也正是借这个故事，麦卡勒斯表达了她爱情的立场。

她可以不做被爱者，却绝对不能放弃勇敢而具有悲剧色彩的爱者形象：“爱者总是想把他的所爱者剥得灵魂都裸露出来。爱者疯狂地渴求与被爱者发生任何一种可能的关系，纵使这种经验只能给他自身带来痛苦。”

这种爱情观带着点儿屡败屡战的杀气，充当磨刀石的，却不是戴蒙德，而是她曾热烈追求的小说家、记者安妮玛瑞·克拉拉克-舒瓦森巴赫。

麦卡勒斯对她一见倾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情绪随着安妮玛瑞而起伏。她按耐不住地不停给安妮玛瑞写信，即使明知对方可能无法收到。这非常像她在处女作《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哑巴辛格那段令人难解的痴恋。安妮玛瑞精神很不稳定，后来住进了精神病院。一次，卡森听说安妮玛瑞从医院里逃了出来、还在树林里受了冻，她根本顾不得自己正生着病，立即搭乘最快的一班火车从哥伦布赶到纽约市，陪伴在她身边。

只可惜，对安妮玛瑞来说，麦卡勒斯只不过是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对她的爱，安妮玛瑞无力回应。

​不是每个人都能对这种天真、执拗的爱慕严肃以待。希尔达·马克斯的一段话，仿佛是《婚礼的成员》的黑厨娘口中“弗兰淇在犯傻”的回声：

“她（麦卡勒斯）经常哀求我离开罗伯特，到尼亚克跟她住在一起。但是其他时候，她只是想成为我们婚姻的一部分，并且想象着我们三个人可以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罗伯特不在家时，她常常穿着罗伯特的睡衣，扮演着男主人的角色。后来，罗伯特把卡森看做是个威胁并因此而嫉妒她，但我从没有向卡森妥协，或者把她的游戏当真。你知道，这纯粹是个游戏，我很宠着她。”

对麦卡勒斯来说，爱情不是一个游戏。像弗兰淇一样，她当真渴望一个“婚礼”。

麦卡勒斯在孤独和爱情之间往返徘徊，贪婪的索求情感，仿佛是她与生俱来的本能。在家里的三个子女中，她几乎独占了母亲的关爱，在家庭之外，却仍旧表现得像个永远孤独的孩子，以无底的黑洞吞噬爱情。她身边众多朋友，被她孤独的气质所吸引，却也被她的任性和自以为是、被她无穷无尽的依赖和炙热的激情灼伤。

​然而，麦卡勒斯并不总那么强悍。在人群中，她有时会害羞、寂寞。她个子很高，但从童年时期开始，就疾病缠身。15岁时，她得了风湿热。到40岁时，她的生存本身已经成为了奇迹。当麦卡勒斯去世时，在她短短50年的人生中，已经半身瘫痪了25年。

在她生命的后期，她坚持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最后一本长篇著作：《没有指针的钟》。这本书最初的灵感和创作动机，来自于安妮玛瑞的启示。安妮玛瑞曾经告诉她：“不论付出多少代价，一个人必须忠实于他最高的本性。”

理查德·耶茨在《十一种孤独》中，描述了十一次被推开的绝望。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讲述了一种安稳、习以为常却各自孤独的婚姻。麦卡勒斯笔下的爱情，色调并不比这两人更为明朗，却奇怪的透出一种黑色野性与勃勃生机。

正如卡森·麦卡勒斯作品最早的译者李文俊先生所说：“有评论家认为麦卡勒斯对爱情是绝望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她之所以倾其力量表达爱的绝望不是真的绝望，是因为爱与理解在现实中稀缺，本质是呼唤爱和理解。”这或许是卡森·麦卡勒斯诞辰100周年、逝世5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翻开她的作品，最正确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