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姝滢

“台北这些巷子真像迷宫，”吴柱国笑道，“比北平那些胡同还要乱多了。”他的头发淋得湿透，眼镜上都是水珠。他脱下大衣，抖了两下，交给余教授，他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绵短袄。他坐下来时，忙掏出手帕，把头上脸上揩拭了一番，他那一头雪白的银发，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

“我早就想去接你来了”余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搁在吴柱国面前，他还记得吴柱国是不喝红茶的……

—白先勇《冬夜》

留居美国的吴柱国在一个下着冷雨的冬夜，从学术演讲与应酬中抽出几个小时，到温州街余教授的住宅探访二十多年未见的好友。久别重逢，余教授仍不忘吴柱国爱喝的茶，泡了一杯龙井放在了故人面前。这是白先勇小说《冬夜》中的某段，后来被收录在《台北人》中，于七十年代出版。

《台北人》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49年迁台之初，书中人物都经历过南昌暴动、抗日战争、内战等中国近代史中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些人因为政治原因迁居台湾后, 无法忘掉过去的记忆，自然产生了对过去难以割舍的情怀。这情怀就杂糅在他们的台北新生活中。龙井茶只是其中一个细节，隐喻一个失去的家园。

白先勇小说里的情节，很多源自他自身生活。每读到这儿，都不免好奇，六十年代两岸并没有贸易往来，余教授的龙井茶究竟是哪儿得来的呢？譬如对喝茶乃至喝白开水都考究的宋美玲，每天清晨醒来都要喝一壶清茶。她在大陆时酷爱喝西湖龙井，到了台湾后龙井茶只能派人到香港采购，若是缺货只能改喝台湾当地的清茶。不知道去台湾以后，白家是否还能经常喝上正宗的西湖龙井。若见到白先勇先生，一定要问他这个问题。

普通的迁台军民就没有宋美玲、白崇禧这样的特权。譬如梁实秋就在《喝茶》一文中说：

“初来台湾，粗茶淡饭，颇想倾阮囊之所有再饮茶一端偶作豪华之享受。一日过某茶店，索上好龙井，店主将我上下打量，取八元一斤之茶叶以应，余示不满，乃更以十二元者奉上，余仍不满，店主勃然色变，厉声曰：‘卖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

梁实秋把店主问的恼怒，我想品位许只是托词, 那时龙井茶真的短缺，店主若不找一个这样的说辞，大多数的台湾龙井真的没法儿喝出家乡的味道。满族镶红旗出身的唐鲁孙，也在自己的文章中感慨：“来到台湾二十年，我就是喝最上等的双熏茉莉香片，喝到嘴里总觉得不大对劲，台湾各公私机关，有的开会讲究用咖啡，但远不如香喷喷的茶好。” 

从这些六十年代兴起的“怀乡文学”中，总能看到这样的评价，老北平的一切吃喝都比台北的好。不管这个时期的作者来自哪儿，他们共同的经验都是：因为战事突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不得归乡。这种思想情绪让他们不约而同的放大北平饮食的富庶、美好，甚至对当时的细枝末节如数家珍。

人容易在“祖先从何处来”这样的族群记忆框架中理解自身文化的来源。而这些成型的记忆，继承了千百年祖先的习惯，其中当然包含着食饮味觉。因此也会成为人们谈话沟通时情感的共同连接，藉由共同回忆往事，来呈现每个人的生命经验，而在群体中互动。通过回忆同时尝过的食饮、听过的市集叫卖声以及食物带来的身体细腻感受，让人沉浸其中，宛若回到过去时空。

这些彼此之间的身体经验共享，赋予怀乡更强的维系力，让族群社区成员产生相近的意识与情感。即使时空已逝，饮食本身却可以通过味道再现。这些可感可触的“味觉记忆”，让回忆变得具体。台湾的三峡龙井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除了日据时期为日本少量制作煎茶，台湾不曾大规模制作绿茶。在日据台湾以前，台湾居民更多饮用的是乌龙茶。日据时期根据“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台湾茶叶开始初步工业化，大批改制红茶来倾销国际市场与印度红茶分一杯羹。那时日本怕台湾生产绿茶冲击到本土蒸青绿茶，并不加以提倡。台湾绿茶成规模制作真正的开端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

1948年，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英国一些以茶叶贸易为生的洋行已经嗅息到政治的变动会导致中国海外茶叶市场的缺口。若能及时将中国制作绿茶的技术复制，必能在海外市场取得盈利。

英国毕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判断敏锐实施精准。当年英属协和洋行从上海请来绿茶专家，在台湾新竹、桃园设置的12个制茶厂推行炒青绿茶的制作方法。1949年，台湾绿茶输出北非1190公吨，不但盈利丰厚而且迅速占领了中国绿茶的国际市场份额。推行炒青绿茶的桃园市与三峡区只有十几公里的距离。协和洋行在台湾及时引进炒青绿茶技术，开启了台湾制茶史上制作绿茶的空白。外销市场的需求是台湾仿制大陆炒青绿茶的成因之一。

成因之二就是上文提到的20世纪40年代末初迁台湾的各省人，喝不惯台湾所产乌龙茶。为适应大批爱喝绿茶人群需求，台北附近的三峡区开始用西湖龙井的部分工艺来制作三峡龙井。

三峡区位于台北盆地的西南隅，因处于大汉溪、三峡河（三峡溪）、横溪三河的汇流之口，得名三角涌。日据台湾时期，又将三角涌改为与日语发音相似的“三峡”（SanKyō）。从三峡区开车到淡水，仅需要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与淡水隔海相望的就是福州。最初渡海来台的闽南茶农，选择在这一带种植茶树是行了地利之便。最初他们带来闽南原产的灌木种茶树，在常年栽种过程中逐渐变异成适应当地水土的品种。因为叶形酷似柑橘的叶子，而取名“青心柑仔”。

青心柑仔衍生的具体时间已经无法考据，日据台湾时期这个品种就已存在。最初只是用来制作红茶，或者制作少量的蒸青绿茶。1948年以后，三峡本地人开始用它制作龙井茶。制成的茶叶呈现翠绿色的尖片形，带有白毫。名称虽然加上了龙井二字，茶形也尽量做成扁形，但无论颜色、滋味、香气都与西湖龙井不同。大多数人并不像宋美玲那样，追求真正的龙井茶味。即使与西湖龙井相差甚远，仍可以缓解迁台军民的思想情怀，内销市场一下打开。

当地茶农回忆到：“最繁盛的1976—1981年间，台湾各地的茶商都将三峡产制龙井的厂家挤的水泄不通。”其中大多数茶销往“眷村”，当时台北附近的眷村分为七大区，每周的某天固定前往某个区域售茶，七天刚好走一轮。茶农回忆说：“每天一大早就出门，抵达眷村的时候就早有官兵家属拿着现金等着买茶，迟到了还会挨骂。”

两岸对峙时期，厦门与金门之间有持久的“心战”攻势，主要手段有广播、空飘、海漂。广播是通过厦门的角屿岛九只250瓦的喇叭进行，空飘则通过放气球空投传单，海漂是通过洋流互相漂送“糖衣炮弹”。台湾在金门岛的最东端，有个v字形的港湾，称作“复国墩”。台湾方面会从这里放一些海漂物品，譬如那时候比较短缺的尼龙袜、肥皂、毛巾、收音机等，随着海水的走向会在福建泉州的围头被冲上岸。面对台湾海漂过来的“糖衣炮弹”，我们也毫不示弱把贵州茅台、山西老陈醋、金华火腿、西湖龙井都做成海漂物品漂送金门。可见龙井茶在当时迁台外省人心目中的位置。

只是不管这样的味觉记忆多浓烈，都有时间限度。即使三峡龙井茶向下一代传承着似是而非的祖辈记忆，这种味觉记忆能存在的时间也不过几十年。除非这样的记忆形成仪式感或者有组织的持续传播，才能成为稳定不变的族群记忆，流传更久。对于群体而言，仪式感更容易产生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及归属感。可随着台湾经济的复苏，政治环境的多变，一段时间的‘去中国化’让这些集体记忆及归属感都模糊了。很多大陆迁台的二代、三代仅仅通过父辈的口述，了解自己的家乡。

台湾作家逯耀东写到：

“曾经在一家餐厅见到一位父亲带着出生在台湾从没见过家乡的孩子去吃家乡菜，孩子吃了，对他的父亲说：‘我没想到你们家乡的菜，还这么好吃。’我扭过头去看那位低头猛吃的父亲，他正高兴抬起头来，虽然那孩子说‘你们家乡’，他还是笑了，笑的那么满足。” 

文中父亲的满足感，就是来自儿子简单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衍，岁月流逝，由大陆来到台湾的各省厨师逐渐凋零，很多家乡味道都难吃到了。而三峡作为全台湾唯一产制类似西湖龙井的产区，现在也很少制作三峡龙井茶了。很多厂家若没有客户订单，就改作其他茶类适应市场需求。

随着一代人的消亡，回家路上的脚印已被苔藓覆住，年轻一代渐渐忘记原来的路在什么位置。像三峡龙井茶这样久远的味觉追求，遥遥地突兀地顶着一个名字挂在那里，昭告着曾经有那么一段历史的存在。

曾经有那么一群人，每到春天就盼望江南涳濛湖山中的一杯新绿，思乡心切胡乱采了点什么起了个家乡龙井的名字来抚慰内心的乡愁。

这些在年轻一代看来，无非也就是热水冲下去一抹淡绿罢了。深夜，写到这里手机里重复播放着《送别》“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一遍一遍。书案边，一杯刚刚泡好的西湖龙井在早春的寒夜中氤氲了台灯。又是一年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