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经历过风尘仆仆后，一年至头期待回家的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在我的记忆中，与旅行袋联系在一起。

我最早关于旅行袋的美好记忆是小阿姐赋予的。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她没念完高中就到农村一个信用社去当了营业员。每年过年的时候，她就会引大家注目地拎回一个好像是绿色的旅行袋，里面总是满满一袋的年货。带年货回家，是母亲对她的要求。那是一个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小阿姐是凭她的人缘，从乡镇商店走后门，一点点往外淘，或是借用了同事的副食本买出来的。包里有金针菜，那时金针菜也是配给的；有花生、西瓜子，甚至还有罕见的香榧子；也有母亲喜好的“寸金糖”或“橘红糕”。“寸金糖”是一种一寸长细小的芝麻糖，有糖心；橘红糕是一种以橘皮提味的指甲盖大小年糕。

下乡后，旅行袋就变成我自己一年积攒等候的一种心情了：木耳、黄花菜与蘑菇是七八月雨后自己进山去采了晒干的，偶尔也有老乡给的猴头，它在当时也是稀罕物。然后是大豆与芸豆，还有更多的榛子，榛子也是东北到处都是。也给父母买过红参与鹿茸，那时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有一回还带回一袋犴肉干，那肉坚硬，却极干香。母亲是特别喜欢我每年带回的木耳与大芸豆，她说，木耳又大又肥，她以它炖红枣，每天喝一大碗，才治好了她的头痛病。而芸豆又大又面，那时南方根本见不到这样的花豆，她以它做贺年羹，包圆子。

后来到了北京，一年一度的回家依然是一种期待。回家前，会专门去买天福号的酱肘子，那种入口即化的肥腴是父亲的最好。父亲一生都喜欢肥腴，他最喜欢鸭汤面，上面必须有一层浮油。他说，羊肉最好就是羊尾，越肥才越香。到王府井，则给母亲买酥糖和茯苓夹饼，当然还有果脯。其实，苏州的麻酥糖远比北京的好吃，茯苓夹饼也没什么好吃的，但母亲自从六十年代到过一次北京后，就认准了这三样东西。每年，进了腊月，母亲就开始在电话里问了：啥时候回来呢？我一天天都在想啊。现在，父母亲都已经远去了，从送走母亲离开上海的那一天起，我已经告诉过自己：从此到这里，再也不会有那种心情了。

那种期待已经断了。那个家只在记忆里，从不忘记地在牵动你的心。

那个小院是早就被拆掉了的。我还记得没盖上新楼时，我曾去凭吊的那一片废墟。那废墟里，有多少值得珍惜的东西呢？

院中本是有一口井的，那井其实并不深，井绳只需两米多一点。那井水，在冬天是冒着热气的，母亲就蹲那个瓷缸边，在那井水弥漫的热气中洗菜。我家住在木楼上，木楼在上，粉墙在下，灶间却在木楼的对面。灶间后门外，原是有腊梅老枝探过墙头来的，那是邻居李先生家后院的树，那是一棵老树，腊月里，腊梅的浓香就无孔不入，游动在灶房里。

灶间里原是有灶的，我依稀还有灶火熄了，早起灶帽里的水还是热的，可以洗脸的记忆。我记忆里过年最深的记忆，先是小巷里传来的“要伐切笋干”的吆喝。儿时，笋干是珍贵物，母亲每年都是早早就托人想法弄到，早早就在绿瓷缸中泡好，没有笋干的年是没法过的。切笋干的扛着污迹斑斑的板凳，板凳上按着切笋的刀，他被叫进天井，瞬间就把几块笋干变成了细丝。有了笋干，还须有咸肉，咸肉是一进腊月母亲就早早地爆腌好的，她要腌肋条，也腌腿肉，要前腿而不要后腿。所谓“爆腌”，就是简单拍一些盐就交给阳光与风去调理，母亲说，不咸才有鲜，她最讨厌那些死咸到没有知觉的肉。现在仔细回想，这应该是我下乡之后，七十年代的记忆了——在六十年代，我们一家副食本上配给过节的肉，大概也买不成一条腿。

记忆里年前温馨的记忆，还有厨房里那盏昏黄的灯光。父亲是出奇地节约的，灶间里的灯自然只有十五瓦。冬夜天黑得早，晚饭后本来都是早早就都上了楼的，到年前母亲开始忙碌，上楼也就晚了。灯光下，最难忘的是她守着一桌的荠菜，一棵棵仔细地剪掉根，摘去黄叶的情景。过年，包馄饨、包汤圆、做贺年羹都离不了荠菜，但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母亲总说，摘荠菜“最节头骨（手指）痛”。

那时过年，鱼、肉、鸡、蛋、豆制品甚至炒货，都是凭副食本供应的。例如每人猪肉半斤鱼半斤之类，回民供应牛羊肉，汉民只供应猪肉。虽说凭本，能买到什么还是大有区别的。比如鱼，要买到大些的带鱼或青鱼，要要早早地就去鱼市排队，还要凭运气。于是寒冬腊月，我们就得成帮结伙，凌晨三四点就走过熟睡的冻成梆硬的街道，到了鱼市门口，或把已事先摆在那儿压上石头的菜篮子踢掉或者调换位置，再守候在寒风中自己排队的菜篮，待黎明到来。有时好不容易等到鱼市里灯光亮起，排门板打开，却开市就没有好鱼，就只能放弃而第二天再排。炒货也是这样，配结供应有几样可选，其中最珍贵的，无非是杭州小胡桃了，这是小阿姐最心爱的。于是，她发动我们轮流在副食店里进来出去地干等，一旦发觉小胡桃开卖，马上派人回来报信，大家就都飞跑而去。排在后面，卖完就不再有货了。

最难忘的过年氛围，是自家蒸年糕的场景。在我记忆里，母亲自己蒸年糕，也就是蒸了两年，那是在我下乡前，她最有心情的时候。

蒸年糕是一项特别复杂的劳动。先要泡米，还是那个湖绿色的瓷缸，母亲将糯米与粳米搭配，将米泡成银白色，然后要将它变成面。我依稀中记得，先是母亲提着盛着泡好米的桶，让我跟随她，顺着石板路往北，走过石桥，沿河边就到了一户有石臼的农家。一个圆圆磨得光光的臼，连着一块翘翘木板，木板头上是也磨得光光的杵。母亲站在翘翘木板一头，居然能一起一落潇洒地引导着杵，一下下有力地砸向臼里洒着的米，把米杵碎成粉。再一个场景，是用石磨将泡好的米磨成粉。家里是没有石磨的，母亲借来一个放在灶间，我们就轮流开始推磨，当然，主要还靠她自己。刚开始是新鲜的，舀一勺米堆在磨上，转动磨把，那米从孔里一点点塌落下去，磨便发出粗重的声音，碾出雪白的粉。但转上几圈，就觉那沉重声特别磨耳，石磨也变得特别沉重。每人转五十圈，在母亲强迫下，它成了苦活。磨成的粉要经过阳光的晒，再用细筛子筛过，才能待用。

做糕时候，母亲在大木盆里加上糖浆和面，糯米面和上水，极粘极粘，越揉就越发出咯吱吱瓷实的声音。母亲分别用红糖与白糖做成两种，借来糕模子，扣过来，就有了磨盘大的年糕模样。红糖做的用臼成的粗些的粉，变成黄色，中间用核桃仁作隔断，糕面不用点缀，只用红糖水抹成光亮，称“黄松糕”。白糖做的用了石磨的细粉，除了用核桃仁隔层，面上还要按一层五颜六色的枣与果脯，杂以腌好的猪油，称“猪油糕”。糕成型后，就可以在笼屉里垫上竹叶，上笼蒸了。

母亲借来一个小火炉，小火炉上架大铁锅，大铁锅上架三层笼屉，显得头重脚轻，但一次可蒸成三盘大糕。等待出锅是最令人兴奋的，小火炉在天井里，不断往炉膛里添着木柴，炉火熊熊，环绕着铁锅的是刚蓝色。那铁锅里的水被烧开，乳白色的蒸汽开始霭霭浮浮，炉灶里冒起的青蓝色烟与蒸笼里冒起的甜香乳雾便交织在一起。蒸汽越冒越浓，出锅时，母亲一揭锅盖，甜香就喷涌而出。她和小姐一人端一头，下一层笼屉，就把一大圆盘热腾腾、湿淋淋的糕扣在了桌面上。

刚蒸好的“黄松糕”极松软，而我更喜欢细腻，糯软的猪油糕，那猪油就像水晶，入口便有甜腴特殊之香。蒸了糕的年，就有了大年的感觉。母亲把每一个大圆盘都切成一块一块，在竹编的笾里摆开，一盘糕就可以摆满一个笾。它们吹干了，便变成硬糕，每天早上如锅蒸一下，便是整个年节里的早餐。

整个年节里除了吃，还有一项劳动，便是切年糕了。母亲是宁波人，酷爱宁波水磨年糕。过年水磨年糕买回家，都是一块块粘成一个个小四方的，上面贴着红纸。它们掰开在水里稍稍浸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们切成薄片。年糕又硬又韧，切片过程还是费力的，切多了，手上会起泡；切得厚薄，母亲是会监督的。切成片后，也是放在笾里摊开，有阳光的日子，母亲就踩着梯子，让我们在下面递，把笾摆到屋檐上，以充分享有阳光。待年糕片完全晒干，每一片上都有了裂纹，就用饼干桶把它们装起来。其用途不仅可以泡软了炒年糕、做年糕汤，更重要的是，听到“爆米花要伐”的吆喝，就捧着饼干桶飞跑出去，然后远远地紧紧地捂起耳朵，紧张地等待那达到了压力的爆桶进了补着补丁的麻袋。直等闷闷地“膨”地一声，就端着盆飞跑过去，换回一盘膨松雪白含上了糖精的年糕片，那也是美美的吃食。

儿时的年，记忆中父亲似乎是缺失的，操持的都是母亲。但有一年，父亲说年饭他要负责了，然后就有了期待。那一年，父亲买回了香肚，蒸后切盘，那种嫣红色确实改变了原有母亲的年夜饭面目，由此我也就对南京周益兴的香肚情有独钟。那一年父亲还蒸了蛋糕，小饭盒边抹上猪油，打好蛋浆蒸为糕，再仔细切成黄白相间的薄片。他第一次在年饭中引进了白切羊肉，羊肉是大伯送来的，捧来时，用还鲜绿的荷叶包着，切在盘里，皮下的冻是琥珀色。父亲对年饭真正兴致盎然，在记忆中似乎仅此一次，但这一次，给我留下了他区别于母亲的印象，一如他与大伯在祖母的房里喝酒吃蟹，一人一只蟹可以吃上两小时的细致。那其实是祖父留给他骨子里的东西，只不过平时他都把它隐秘在极深处了，那是一个改造一切的时代啊。

那一顿年饭，由此就那么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父亲不再用碗，而用盘，他会仔细地挑选哪一种菜配哪一种盘子；他细细地片鱼片，糟溜鱼片上桌时候，亮亮的一层薄芡令鱼片若冰雪，糟香扑鼻。而一盘大葱炒肉皮，大葱居然青绿，配上发好的肉皮金黄，色香味俱佳。如果我的记忆没错，那一年应该是文革的前夜。那个年夜，他喝了很多的酒，母亲第二天说，他还没跑到弄堂里的公共厕所，就吐了一地。

那一年之后，文革开始，家里处在惶惶不安中，厨房后门一次次悄悄地烧书，母亲把我读的《三国演义》都烧掉了。父亲则偷偷把祖父留下的字画都在深夜里扔进了垃圾箱，在祖母的佛龛上都贴上了毛主席的像，这样的过年，自然就没有了心情，过完年不久，父亲就隔离了，然后，我就下乡了。

等我再下乡回家、工作后回家，无论父母单住，还是他们住到了小妹的家里，我再也没见父亲主持过年饭。他的角色，似乎永远是在饭前认真地摆好每一个碗、每一个小碟，小碟里每一把勺子，小碟边每一双筷子。

现在回想，在那困难的年代里，能让一家人饱满一种过年的心情，真是一种艺术。母亲做年夜饭，笋干总是主角，这是因为，我们家人都爱笋干。笋干有红烧、白烧两种，红烧用红烧肉煨，白烧以咸肉煨。我是最喜欢咸肉的，我固执地以为，咸肉一定要肥，打开蒸锅，那肥亮到汪出油来，之间有嫣红的细细的瘦肉分割，入口油香便满盈口腔最好。好的瘦肉，肉色也应是鲜红而干香，但一般都是枯槁色，咸而柴的。

母亲年夜里煮完咸肉后，要选最大的锅煨笋干，笋干要吸足了肉汤的油，被肉汤充分莹润后，才能激发出缱绻之鲜。笋干是越煨越香的，每次盛一碗，铺上鲜艳的咸肉再蒸，又一层油的光鲜再渗透进笋干，于是，必然，每人夹去一块咸肉后，笋干就会被乱筷夹空，一桌都是喜悦嚼笋的声音。除了咸肉，母亲还好准备一道白切肉——精选五花肉切成大块煮熟，粗盐炒熟后抹上，入瓷坛喷上酒密封，三天后开坛，酒肉香令人气短。将其切成薄片，肉质细腻到令人不忍下筷。年饭里，豆制品自然少不了，我们家人也都好豆腐。好在母亲与豆腐店里一个售货员成了亲家，豆制品就不受配给影响而显富足了。冬日早晨的豆腐店每天都是店面里热气腾腾，门前地上湿漉漉一片。母亲站在排队的人边上矜持地笑笑，再走到豆腐店旁的黑暗里，菜篮子里就摆上了最鲜嫩的豆制品。过年时候，油面筋要塞肉、豆腐皮要包肉、油豆腐烧粉丝汤，豆腐干炒韭黄肉丝。

计划经济时代，各种特权还是可以拿到各种配给买不到的东西的。哥哥那时在公社当过年轻的“财政部长”，过年总能提供给母亲起码一条大青鱼。鱼经常是趁着黑夜被重重包裹着拿来的，母亲就只能借着灶间投出的灯光在井边杀鱼。以鱼的中段做熏鱼，头尾用来滚粉皮。熏鱼要紧在汁，母亲调卤后，鱼炸透在卤中浸够后，还要下锅收一次卤的，为了使每一块鱼中的卤更丰盈欲滴。

年夜饭里要放几粒黄豆（那时花生是珍贵物），吃到就是福气，所以有“赤脚拣黄豆”之称。团年中大家都拿小酒盅象征性喝一点红酒，姐姐们就个个面若桃花。而结束总要靠暖锅——满溢的一锅，大家最喜欢的主角是蛋饺，其次才是粉丝、鱼圆与菠菜。儿时家里养鸡，父亲在厨房后门隔出个鸡栏，每天晚上用煤球炉灰扫鸡屎曾是分配给我的工作，而每下一个蛋，母亲就都会在蛋上记上数字，按数字，先吃先生的，那些蛋壳上，往往还带着血渍。母亲做蛋饺之利索是一绝的：她用黄芽菜头抹油，一勺蛋液，手腕将锅一转便成了圆形，夹上馅，锅铲一挑，便成了金黄小巧的蛋饺。奇怪的是。母亲一辈子却都不会做雪白的鱼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因此，每年所用都是亲家送来的。年夜饭上的蔬菜，水芹与塌菜是少不了的，一种是白茎与青绿，饱含春水之清香；一种是深沉的墨绿，饱含霜雪之甜香。而菠菜，母亲绝对是要留根的，她仔细洗净根上的泥，剪去根上的须，洗净后根是鲜红的。从小，母亲第一个让我猜的就是：“红嘴绿鹦哥是什么？”——“菠菜”。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比年夜饭更值得期待的，其实是年饭后洗完碗、收拾完后的，一年一度的炒货，我们叫“炒划落”。将煤炉搬到灶间中央，姐姐们轮流开炒，母亲会嘱咐，要用旧锅，别把锅炒坏了。先要炒细沙，待沙炒热了再下花生、瓜子。花生叫“长生果”，自然是最宝贵的；然后是南瓜子与西瓜子，那都是夏天吃瓜时晒干攒下的；最后微不足道的是梧桐籽。院门前有一棵大梧桐树，到了秋天，风吹梧桐籽飘了满巷，它们像是一艘艘黄褐色的小船，每个上都附着两三颗小而圆的籽。梧桐籽太小了，但那时候，它们也是聊胜于无，也是零食。

炒完了，除梧桐籽不用分，每一样都均分为堆，母亲给每一堆都配上各种颜色的糖，我们一人一个小铁桶，就可以心满意足地上楼了。那时小阿姐是攒糖纸的，她搜集的糖纸夹满了厚厚的一本书，她就叮嘱我们，糖纸一定要留给她。从灶间上楼，我们穿过天井，三十晚上，天井上空的星星总是特别的多、特别的亮。

我们家是不放炮仗的。但每年初一，钻在厚厚的暖被窝里，听着一声又一声的“开门炮仗”，总有一种温馨。但儿时不识愁滋味，是意识不到这无忧无虑、被父母呵护着的温馨会过一年少一年的。

我们家新年的早饭，肯定是蒸年糕。新年第一天，是要迫不及待地起床的，其实这时阳光已经将屋檐晒得发亮，祖母已经在房里诵完她每天必诵三遍的《心经》，香炉里的三炷香已经燃尽，满屋已经都是她养的水仙花的香气了。我们给她老人家拜过年，她颤巍巍地塞给我们压岁钱，我们吃过年糕，顾不得再窝脚炉，便与院里的伙伴们相约，蹦蹦跳跳逛街去了。新年第一天，每人棉袄、棉裤口袋里都是装满了糖、花生、瓜子，各种值得炫耀的吃食，大家是要比较口袋的，母亲是每一年都要保证我们的口袋里比别人多的。

新年街上，最热闹要数小孩嘴里的哨子了，大家都在吹，此起彼伏。哨子一响，气球就一点点胀大，怕它爆了，赶紧住嘴，哨音便低落下去，而一味昂扬，气球瞬间便会爆裂。除了气球，还有套圈的，卖各种玩具糖人的，水果摊上，削出长长的甘蔗皮，炒着馋人的糖炒栗子，满地的花生瓜子壳。卖老菱的摊上捂着黑黑的棉被，棉被上仍在散发波纹一样的热气。

母亲过年总是要买些老菱的。好的老菱，两角弯弯，壳是硬硬的褐色，纹路很深。沿边缘仔细咬开，肉质胀满到不留一丝缝隙，干粉而甜。老黑菱的壳则往往是软的，咬开有水，肉脆却僵。除了老菱，风干荸荠也是必须的。好的风干荸荠，皮是皱皱的酱红，保住了内里极嫩极嫩的清白。这两样，都是初五母亲烧贺年羹的基本材料。

大年初一中午，母亲喜欢做炒面，家里来了客人，也是以炒面待客的。现在想，母亲的炒面习惯，可能是迎春的“五辛盘”，以她自己所好改造的吧。我至今非常怀念母亲的炒面，那是干干、素素的感觉，现在的炒面，没有足够的油，就没法分别一根根的面，足够的油就没法足够地干。也不知母亲是怎么做到的，她用很细的细面，菜料无非黄芽菜肉丝、韭黄与菠菜，但每一根面绝对都不含油，每一叶菜也绝对不含水，是一种干香馥郁。当然，锅底是会扒着一层的。小阿姐喜欢用锅铲细心去揭，一旦揭起，就会成为我们争抢的对象。奇怪是，那锅巴也并无油。那个年代，油本来就是那么宝贵的呵。

整整一个年，从初一直到十五，母亲是煞费苦心的。初五晚上是贺年羹，其实就是菜粥，荠菜为粥，配以莲子、荸荠与菱角。粥不为奇，熬到恰到好处却并不容易。那荠菜要有一种淡青游曳之色，粥的米粒化开，不稀又不稠，不厚又不薄，其中所有配料都融为一体，它们都来自水乡，能充盈出一种新春的水气。

桂花糖芋艿是必有的另一道甜食。母亲用那种苏州小芋头，一定保证糯软而细腻，桂花也是先就渍好在瓶里的。糖芋艿用冰糖煮，要紧的也是火候，芋头要煮到滑润而不散，而那桂花绝对要点到为止——它刚开时如金粟，浅香而甜浮，过于浓郁，便甜腻了。其中如再放少许芡实，就又是另一种水乡气息。

过年最后的压轴，自然就是正月十五的汤圆了。母亲做的汤圆，比一般人家的都个儿大，她做三种馅：猪油豆沙、猪油黑芝麻与纯肉圆。豆沙是煮熟冷却后用纱布挤出来的，黑芝麻是炒熟了用擀面杖擀碎的，猪油则也是早早剥下雪白的猪板油，用绵白糖腌好的。这三种馅，豆沙是长圆，芝麻是圆，肉的是带尖的圆。那汤圆在沸水中浮起时，圆鼓鼓挤成一片，雪白的皮下隐隐有红、黄、黑，盛在碗里，三个就是一碗。

正月十五夜，天井上空就只剩下一轮圆月了，所有的檐沟里都在淌着月光。我们吃完圆子，碗往前一推，点起兔子灯里的红烛，拉着它就满天井跑。那灯下有四个用线轴做的木轮，那烛光就在纸糊的兔身里跳跃，近处远处，鞭炮四起，宣告了又一年欢乐的结束。

这兔灯是哥哥用竹篾扎的骨架糊成的。他二十五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在去开会的路上，一辆失控的锈迹斑斑的客车突然冲向人行道，碾过了他的肉身。等我赶去，马路沿上他的鲜血都已经干了。

一切都是那么，轻易就逝去了。

但父亲似乎还坐在我身边，笑眯眯望着我问：喝点酒吧？喝什么酒？他自己就守着那个大茶缸。他一生都嗜酒，可从来都不喝好酒。困难时候，我帮他到副食店，打的是最便宜的土烧酒。等住到小妹家里，条件好了，他只喝黄酒，中午晚上，每顿一斤。开始还喝散酒，后来小妹事先给他买好，他也就只喝花雕。

母亲似乎还站在我身前，在摸我的脸，在摇着她的头。“老了，都老了，”她说，“娘是老得不成样子了”。和父亲的嗜酒相对，母亲一生则都嗜茶。小时候，父亲喝最便宜的散装酒时，她喝的就一直是旗枪。她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泡茶，茶缸里总是半茶缸的茶叶。住到小妹家里后，她是喝遍了好茶，当然，她只喝绿茶。

一年年地过年，年复一年。当然，其实，父母亲那扇房门，本是早就向我们关上了的，里面不再有灯光，不再有声息。其实他们已经不再惦记、顾及我们了，他们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连背影都模糊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