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香港，本抱着一个采访金庸的企图心，却发现已成不可能。他的身体状态已不再方便接受外界的采访或探访。我一天天采访，逐渐陷入一种有些奇怪的境地：我在香港追寻他的踪迹，与和他交往过的人谈论数十年前他的往事，但这一切都是以一种旁证的记忆的方式呈现于我，虽然金庸先生就住在香港半山他的家里。

这种奇怪的感觉在某个时刻变得很强烈。他曾经的一位明报董事会秘书在采访结束后，拿出他所收藏的金庸手写聘书和一张与金庸在书墙环绕的办公室里的合影。“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里的查先生（查良镛是金庸的真名）。看，多精神啊，这就是他在我心目中的样子。”这位当年的年轻秘书现在已是一个网络媒体公司的老总，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提醒我，“我只是曾给查先生打工的。香港很多人都给他打过工，他的秘书和自称是他秘书的人不计其数”。他说，前日里他偶然翻到金庸的近照被一位和老先生很亲近的晚辈刊登在某香港报纸上，他顿时有一种不悦感。他认为，这样的暮年照片完全不应该公开发表，这是对记忆中尊长美好形象的一种冒犯。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金庸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已渐成传奇。

金庸非常擅长在武侠小说里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传奇糅合在一起写，创造出一种半史半奇、亦真亦假、虚实之间的故事境界；而如今，除了他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他真实的现实存在对人们来说已包裹在层层的记忆和想象里，人们甚至认定，这比他此刻的现实更真实。一位香港老记者说，今年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开幕那天，金庸的儿子也到了。香港的年轻记者涌过去问他问题，开口竟然都是“请问金先生”，令他惊诧不已。这也许可被解读为年轻记者的常识错误，但我却想到莎士比亚的名言“玫瑰即使换了名字，也依旧芬芳”。只不过此刻，本质的玫瑰确是那个写武侠小说的笔名“金庸”，这个“玫瑰之名”已在年轻香港人心目中成了一个真实鲜活的人，是他在香港结婚生子，取代了那个查良镛。

最初邀请梁羽生和金庸写报纸武侠连载的“新武侠小说”催生婆、时任《大公报》主编罗孚曾说，香港人也是怪，在金庸武侠风靡香港的那个年代，街头巷尾的人“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和事来教训。仿佛那些武侠小说，都是现代社会的《资治通鉴》，而且他们谈得非常正经”。香港人把金庸这个“造侠者”直接当成“大侠”来膜拜，甚至认为他应该当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不过后来，金庸的另一个人格体查良镛也的确通过办《明报》和撰写有洞见和预见性的时政评论，参与到香港政治中，包括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备。

在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里，有一段虚构的小说文本与真实历史互动的精彩议论。韦小宝帮助俄罗斯的索菲亚公主从囚徒成为“女摄政王”后，骑马疾驰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心想，“这次死里逃生，不但保了小命，还帮罗刹公主立了一场大功，全靠老子平日听得书多，看得戏多”。金庸随即夹叙夹议了一段：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皇帝权位，造反擒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的水军都督的故事。实则周瑜骗得曹操杀水军都督，历史上并无其事，乃是出于小说家杜撰。不料小说家言，后来竟而成为事实，关涉中国数百年气运，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说了。满人入关后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几为明朝之三倍，远胜于汉唐全盛之时，余荫直至今日。小说、戏剧、说书之功，亦殊不可没。

后来阅读到金庸为《碧血剑》在1975年补写的学术性文章《袁崇焕评传》。那时，他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已有3年。《评传》里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性格冲突固然充满张力，但造成英雄命运悲剧的复杂隐秘的力量，又非普遍的人性可以解释，那种集体无意识又人人娴熟运作的权力算计，功夫之深厚，恐怕只能叫几千年的政治文化更合适。这篇历史人物评传与虚构的《鹿鼎记》构成了互读：“痞子”韦小宝回回通吃，次次遇难呈祥，有一个重要的地利人和，那就是在中国的版图内，“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国人，不管他是汉族、满族、回族、藏族、蒙古族，小节上虽不同文字、不同民族，然而大体上同文同种”。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活的细胞”，他以各种不择手段、鲜廉寡耻和一些义气，映照和解构了与他本质相同，只不过罩上了伪善外衣的御治术。

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金庸虚实相间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大拓展了香港人阅读的想象空间，纵深了历史记忆。武侠行踪在江南、中原、塞外、蒙古草原、大理国、帝都之间铺展游移；小说里的人物与思想，在朝与野、涉政与隐退、向心与离心、顺从与背叛、大义与私情之间寻求着平衡，思考着普遍的人性和古代历史的规律。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既与香港时兴的以探求身份为主线的本土文学交相辉映，又以香港为枢纽，向全世界华人群体传播，构建了一个辽阔的、文化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

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乡愁般地将中国文化重构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江湖”是一个动荡而且充满暴力的领地，构成了争权夺势与政治斗争的场所，并与朝廷发生关联。

这个文化帝国，在时间与空间上被想象成与20世纪中叶的香港遥遥相对的世界：在这个足以和现代科技可相匹敌的文化体系里，“中国武侠构建出一个想象的场所，在那里，其他的外来文明与科技根本对传统不构成挑战”。

但金庸的小说并未拘泥于这一稳定的结构。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推陈出新，或有新颖的情节，或诞生令人过目难忘的丰满人物，或在叙事结构上做新的尝试，或呈现对人性和历史的新思考：《射雕英雄传》的乱世之苦和侠义，《神雕侠侣》的爱情，《笑傲江湖》“三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人性的悲剧”，《天龙八部》冤冤相报的命运的悲凉底色，《鹿鼎记》对国民性和文化的反思和讽刺……一路读下来，不仅是酣畅淋漓的快感，金庸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思考也层层深入。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在香港的左派与右派媒体间选择了“客观中立”的立场。20世纪50至60年代，金庸与当时香港本土文化所关注的身份问题相呼应。香港人的身份是存在于英国和中国两大传统文化之间的特殊身份，那时大陆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也势均力敌，香港人在这些强大的多重力量当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场，也存在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都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来书写爱国情怀，正邪对立分明，从《倚天屠龙记》开始，作为反派的武当派改邪归正，成为和少林寺并驾齐驱的门派。张无忌也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不仅让明教和六大门派和解，共同对付蒙古侵略，而且通过他与蒙古郡主赵敏之间的爱情，进一步超越了汉族与蒙古族的隔阂。到了《天龙八部》，萧峰这样的人身上也出现了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冲突不匹配。金庸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边界的概念，这与他对深受英国文化影响的中国香港人的本土认同立场的理解，密不可分。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重读金庸依然历久弥新，意味深长。

1972年，金庸封笔不写武侠。1993年，查良镛在卖掉明报集团后辞去《明报》董事长职位，彻底隐退。

在香港，我曾致函金庸离开《明报》时自己所创的公司明河社，希望能够获得关于他和他家人一鳞半爪的新信息。明河社的人告诉我，这么多年对金庸的报道早已饱满，到了现在，“可知的都已知，未知的或许就是不愿说的隐私，那就让它一直不可知下去吧”。恍然间，我发现我在香港所追寻的，是一个已融入这座城市记忆的金庸，这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现在成了被讲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