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置身博物馆的展厅，所见之处是各种各样的“展品”——机器人、海报、木工制品以及其他许多无法归类的各类物品，比如横亘在走廊中的木桥、墙面上巨大的机械装置。这些都是学生们的成果，作为一所完全采用项目制教学的学校，大家每天在学校的创造、合作，都围绕它们展开。

对于到达High Tech High的访客，很难判断某个时刻是上课时间还是下课时间，学生们坐在桌前对着电脑工作，也有许多人来回穿梭讨论，始终保持着一定音量的噪音，而不存在“45分钟诡异的静谧，10分钟的疯狂与喧嚣”的时间结构。也很难判断谁是老师，因为没有居高临下的讲台，老师混杂在学生之间指导，有时教室里有两位或更多的不同学科的老师，有时教室里没有老师。也无法判断是什么课程，因为项目制使得传统的学科概念不再生效，一个大型的项目必定涉及多种学科。

相比于传统学校，在High Tech High，一切都不再是“固定”的，时间、空间、知识、人际关系，都“流动”了起来。表面上看，“有序”与“结构”的东西都被消解了。“因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秩序在变化，所以学校最好不再用工业时代的秩序来规范学生。”High Tech High的创始人拉里·罗森斯托克（Larry Rosenstock）说。

风靡世界的教育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Most Likely to Succeed）中，这所位于加州圣地亚哥市的学校被塑造为面向未来的教育的典范。该纪录片制片人泰德·丁特史密斯（Ted Dintersmith）说，他曾经花一年的时间走遍美国50个州，去了200多所学校参观，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教育变革的潮流，High Tech High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因为大家已经普遍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对学校进行彻底变革，如今的学生长大成人之后，就会大批量地被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逼到人生边缘”。

近十余年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涌现出了一批所谓的“新教育学校”，这些学校在教学法上强调项目制学习、个性化教学，主张要调动起学生内在的创造力和学习欲望，而不是直接给他们知识。萨尔曼·可汗（Sal Khan）这位知名的新教育家总结了指导原则：“孩子们能做到的，远比成年人们以为的要多得多。”

不过这并非新鲜的提法。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介绍，教育理论的历史上素来存在着“教育内发说”与“教育外烁说”两种对立的观念：前者认为教育以自然禀赋为基础，后者则认为教育是克服自然的倾向、通过外力强制而获得习惯的过程。这两种教育理论可以用成对的相反概念概括，例如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纪律、兴趣与努力、游戏与工作，心理组织与逻辑组织，学生主动性与教师主动性等。

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无论在具体的学校运营形式、教学理念的实践上有什么区别，所有的新教育家们都是“内发说”一派，无一例外。然而在百年前，以内发说为基础的进步主义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阵营就曾经和以外烁说为基础的学校教育进行过一场“搏斗”，最后以后者的全面获胜告终，这也是今天主流的传统教育制度的思想基础。

早在1938年，杜威发表的《经验与教育》中，他就曾总结当时已进行20余年的进步主义教育实践，提出告诫：“新教育的道路并不是一条比老路容易走的道路，相反，新教育的道路是一条更艰辛和更困难的道路。新教育的未来最大的危险是由于人们认为新教育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

今天的新教育家们带着内生说的理论“卷土重来”时，有什么自信可以不重蹈覆辙？

因为时代的条件变化了。

这一轮教育改革的背景是科技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人工智能替代人工这一可能性做出的回应。据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报告，从2003年开始，美国的生产力就与就业率没有关系了，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需要雇佣更多的人口，因为开始进入自动化时代，体力和重复性的脑力劳动甚至如金融、法律等行业的部分职位，都不再需要大量人工。华伦·贝尼斯（Warren Bennis）讲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他说，未来的工厂里只需要一个人和一条狗。人的工作是喂狗，而狗在那儿是要看住人，不让他碰机器。

人类的价值受到挑战，外部化的东西再无法依赖了——因为机器一样可以提供，无论是体力还是知识，而只有人之为人的根本天性才有最大价值。这与内发说理论十分匹配。而一个“未来之人”的典型代表，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正是相信自己远胜过一切成规。

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也给教育提供了新的手段。斯坦福在线高中创始人雷蒙德（Raymond Ravaglia）认为，之所以近十年会成为教育科技变革的节点，并不是因为出现了什么新的神奇技术，而是一系列技术开始大规模普及，“至少在美国，对绝大多数学校而言，为学生配备电脑并接入互联网已不是难事，这是新的基础设施”。

活跃在硅谷的科技创业者马克（Mark Pavlyukovskyy）提供了关于儿童使用科技的一个立场鲜明的观点，“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充斥着科技的，如果小孩不从小就学着去驾驭科技，那他们一下暴露在科技环境当中时——这一天是早晚的，很可能会被科技奴役”。马克开发了一套游戏化儿童计算机学习设备，埃隆·马斯克给他的几个孩子每人买了一套。

正是因为“科技”在这一轮教育变革中的突出作用，新教育学校也首先出现并发展于科技精英聚集的区域，比如硅谷。受到众多投资人关注的AltSchool，依托于在线学习平台可汗学院建立的可汗实验学校（Khan Lab School），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相应的，办学者也发生了变化，许多科技、商业界的人士直接介入学校运营，他们把全新的思维带入到传统的教育界，产生激烈的碰撞。在这些“局外人”自己看来，他们在为僵死的传统教育进行“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而对其他一些持保留意见的人而言，这无非是某种“硅谷锤子主义”的再现——当你手里有一把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像钉子。这把“锤子”，可能是大数据科技，也可能是商业化的组织管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