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884年的山东人石敬亭，早年曾任冯玉祥西北军系总参谋长，中原大战后下野，托庇于坐镇平津的昔日同僚宋哲元。由于石敬亭在华北军界广有人脉，又是第37师师长冯治安的儿女亲家，因此被宋哲元安排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与日方做外交周旋。他在7月28日这一天的手足无措，正是华北军政高层对“卢沟桥事变”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的一个缩影。日后第114旅旅长董升堂回忆：尽管早在1936年初就确定了对日积极备战的方针，但由于宋哲元对自己的纵横捭阖之术过于有信心，加上一年前解除了与南京政府关系密切、深为日方所忌惮的天津市市长萧振瀛的职务，他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依然做出了“镇定处置，相机应付”的指示，要求部队竭力避战，争取局部解决。7月11日，中方代表秦德纯一度与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达成《现地协定》，试图以大范围的妥协退让换取日军终止进攻。甚至在29日抵达保定之后，宋哲元依然派人通知松井：他已经按照协定撤退北平驻军、改由保安队接手城防，双方应尽快停战。

徘徊在和战之间犹疑不决的，还不止宋哲元和石敬亭。7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对158位社会名流做了题为《最后关头》的内部谈话，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然而他并未批准将谈话全文向新闻界披露。前一天傍晚，在审读过由《中央日报》社长程中行起草的谈话草稿后，蒋在日记中不禁自问：“此宣言发表，其影响究为利为害？”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则明确认定“和平仍须努力求之”，21日他致函蒋介石本人，再三陈情“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甚至到了8月6日，刚刚被提名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的胡适还在建言“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不可失”，指望中日能继续维持“五十年之和平”。

在2000公里外的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同样对“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信心十足。1931年，正是身为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策划了入侵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并一手炮制了窃踞关外的伪满洲国。时隔6年，他依然倾心于兵不血刃、仰赖渐进蚕食的“不扩大”方针，以免原定用于对苏“北进”的大军被早早牵制在中国。7月8日傍晚，石原从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办公楼向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发出指示，要求“防止事态扩大，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首相近卫文麿随后在四相会议上对这一方针做了追认。7月9日夜间，在得知永定河两岸的中日军队已经实现局部停火后，石原高高兴兴地告诉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要想解决问题，还是不使用武力为好，让陆军省去了结吧！”随后就下班回家睡觉了。

幻觉仅仅维持了不到24小时。7月10日一早，在石原回到三宅坂之前，参谋本部第二课（作战课）和第七课（中国课）的两位课长武藤章以及永津佐比重已经以各自部长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新的备忘录，要求增调关东军的2个旅团和朝鲜军的1个师团驰援平津，并从本土加派3个师团的兵力在华北沿海登陆，以“扫除祸根”，“避免帝国威信扫地”。这一方案在规模上甚至超过了当年年初参谋本部估计的在华北全面开战所需的部队数量，令刚刚回到办公室的石原大感震惊。然而武藤随即就以一句语带讥诮的评论瓦解了这位上司希望争辩一番的斗志：“我们不过是以前辈您在‘满洲事变’中的所作所为作为榜样啊！”

“九一八事变”前后，正是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当时的课长级军官开创了日本陆军的“下克上”传统。他们擅自僭越职权，派出小股部队挑起中日军民间的冲突，随后怂恿上级增兵，将一军、一地的骚动扩大为对中国一省甚至几省的大规模入侵，再胁迫内阁加以追认。在20世纪30年代弥漫全日本的扩张主义狂热中，如此胆大妄为的“独走”非但不曾遭到任何惩戒，反而被视为值得赞赏的英雄行为。无怪乎武藤章这样的后辈也对上司们曾经的“勋业”艳羡不已，时刻希图加以效仿。而已经官至更高位的石原等人，尽管逐渐生出了“防止事态扩大”“以不使用武力为好”的“理智”念头，却完全无力承担做出否决所需的巨大代价——否定下属们今日的“下克上”，意味着也要连带抛弃自己赖以成名的荣光之路，与陆军中的多年同僚分道扬镳，并承认过去7年里由自己主导制订的对华侵略政策存在唐突之处。机会成本之高，甚至连以“帝国陆军的异端儿”自居的石原也感到恐惧。他最终在备忘录上签署了赞成意见：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遂已不可避免。

历史行程潜移默化的演进，须以每一当事人的具体言行作为依托；然而作为有机体的民族国家的行为逻辑，却远不止是一系列当事人意图的简单叠加。在1937年7月的盛夏，宋哲元、胡适、石原莞尔们对控制冲突所抱的期待，与中日两个亚洲大国对彼此的民族利益及其实现形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认知探究相比，显得如此单薄而徒劳。

造成这场决战的关键要素，早已埋藏在近代中国从思想到行动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漫长进程中，埋藏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谋求全国政治、经济统一以及国共两党动员社会舆论的不懈努力中，埋藏在日本军界对“下克上”和“独走”模式之以小博大收益的沉醉中，甚至也埋藏在1933～1937年华北军政要员寻求暂时稳定局势而未果的失败尝试中。卢沟桥的枪响，既是导火索，更是历史演进的最终结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原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最早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他所发起的义勇军的一部分，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田汉、聂耳在1935年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喊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走上街头，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1937年2月，国共两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在西安开启。抗日救亡，已不再是一个党派、一个政府之事，它正成为团结中华民族一切进步力量的一致目标。

素有“中国通”之名的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日本陆军将领，每每自得于其自诩的“知华”才能，对这种隐微不显、却从未停歇的宏大历史行程则惘然无所知。他们单单看到了华北军政负责人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具体利益分歧，看到了泱泱大国孱弱的工业实力以及军队的单位战斗力与日本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到了少数中国失意政客、军人企图投靠外夷以谋再起的野心，满以为“九一八”和“满洲国”模式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甚至到了平津战事已经趋于全面化的1937年7月下旬，自认为属于“不扩大派”的冈村宁次依然在日记中判断：“在这一事件的背面，蒋介石对第29军这一地方部队的实力因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兴的。这是中国人自古常用的手段。”对长期以来的肢解和蚕食政策的迷信，使“中国通”们丧失了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和国家加以严肃审视的能力。一叶蔽目，不见泰山，此之谓也。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精通汉语、对阴谋诡计知之甚详的日本军人的眼界，甚至比不上上海的一位普通中国新闻人。在1937年7月18日出版的《申报》每周增刊上，编辑吴景崧以“杜若”为笔名，发表了题为《国人对卢沟桥事件应有之认识》的评论，明确指出：“中国无论怎样退让，也没有可了结的时候。”“我们只有集合整个的力量，才能御侮救亡；我们也只有严整全国上下一致的步调，才能获得外交上、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全国现在均已不把这件事当为地方事件，而把它当为全国安危所系的重大事件……我们今日整个民族的唯一出路，只有集合起来共赴国难。”与一天前蒋介石在庐山所做，但尚未向全国公开的《最后关头》谈话相比，内涵何其一致！在这个决断时刻，中国从最高领袖到普通民众，皆已做好了牺牲到底的心理准备。

以北平卢沟桥为起点的这场战争，上承1931年的东北“九一八事变”，下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篇章之一。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以3500万军民的流血牺牲和超过6500亿美元（按1945年美元币值估算）的经济损失为代价，为中国赢得了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更在于通过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完成了中国人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再造。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正式确认中国将以对日抗战为契机，达成消灭帝国主义侵略、奠定宪政基础、整合国民经济与启迪民智的四大目标。这四项目标在战争胜利之后，部分又以《和平建国纲领》（《共同纲领》）的形式进入1946年的旧政协决议，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遗产。如同后来投笔从戎的诗人穆旦在1941年12月中国对日正式宣战后写下的那首诗——《赞美》：“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感谢邹德怀先生为本组文章提供个人收藏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