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播不久的《乐队的夏天》掀起了一波小众乐队文化的回潮。自1990年代以来，大部分小众乐队逐渐转为地下。但如果你是一位乐迷，也许已经在近年频繁演出的台湾乐队身上察觉到了这股乐队文化重新回到大众的风潮。

在刚刚过去的五月，草东没有派对、落日飞车、deca joins等几支中国台湾的小众乐队在各大音乐节的名单中排列组合，马不停蹄地赶赴内地各地演出。据统计，整个2018年，共有约80组海峡对岸的原创音乐人来到内地演出，在livehouse举办巡演的共有69组，乐队占大多数。其中，大部分乐队创下了场场售罄的记录。

有趣的是，相对于较早几年的小众乐队，这一批乐队的集体走红，突破了小众的狂欢。这种现象从2018年延续至今，台湾年轻乐队傻子与白痴主唱蔡维泽于2018年拿下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的最强厂牌，为他所在的乐队带来了未曾预想到的流量。《浪子回头》在抖音创下上亿播放量，年初没有卖完票的茄子蛋，到了年末却惊讶地发现场场爆满。

在台湾称为乐团的形态，内地更习惯叫做乐队。概括来说，现代乐队是由器乐演奏者们集体创作、集体录音、集体表演的团队，由人声、吉他、贝斯、架子鼓、键盘等乐器自由搭配组合。在什么都可以数字化的当代，亲力亲为的演奏带有一丝倔强的古典意味。

真实、个性的自我表达，是乐队更为重要、也更为迷人的特质——生来就是主动输出大于被动迎合，这一特质贯穿于乐队创作、编曲、录音到演出等一系列表现形式。正因如此，乐队往往徘徊于大型唱片公司的商业运作之外，或是选择签约独立厂牌，或是成立小工作室自给自足。至于音乐本身，则长期在小众圈层内流传。

几乎就在内地制造出让整个娱乐产业疯狂的流量偶像的这些年月里，曾经占领了整个中国主流流行音乐的台湾音乐产业却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们敏锐地用成熟的产业去支持小众乐队的生产和运作、去获取消费升级的潜力市场以及成为嗅觉敏锐的中介推手，共同让曾经在主流之外的台湾乐队击中了内地的新世代听众。

乐队的产业

台湾的乐队历史，大约可追溯至1970年代中叶民歌运动时期出现的合唱团。一场以“唱自己的歌”为口号的音乐革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民歌运动中日益完善的唱片公司，以及在此期间磨炼成长的音乐人们，日后成为了台湾音乐产业的中流砥柱。

从企划、创作、包装到行销，台湾音乐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培养出众多专业能力过硬的人才。在音乐产业的支持下，细分音乐市场衍生出各自的空间。滚石唱片旗下子厂牌魔岩唱片，就曾发掘出伍佰、杨乃文等气质独特的音乐人。而以水晶唱片为首的独立厂牌则专注于发行地下音乐人的专辑。

不仅如此，台湾音乐也拥有来自当地有关部门的补助。乐评人马世芳就曾谈到：“香港、内地的音乐人都羡慕死台湾了。办音乐活动、出唱片，政府还有补助”。他指的是台湾文化事物主管部门针对创作乐队的补助——金额从20万到80万新台币不等，涵盖作品录制、出海演出等方面。即使“供养”是否合理仍然存在争议，这笔实报实销的津贴无疑是初创乐队的一笔成长基金。

而大众影响力最为广泛的金曲奖作为产业推手，除了在奖项中加设“最佳乐队奖”之外，还从2010年起另设“金音奖”，以肯定摇滚、爵士、电子等细分音乐流派的原创作品。所谓主流与否的界限在台湾已渐模糊，各流派皆有自己的声势。

在下游，各地的音乐现场（livehouse）和音乐祭（内地所说的“音乐节”）提供了层层进阶的展演空间。除了春天呐喊、野台开唱、贡寮海洋三大音乐祭之外，地方也有自己的音乐祭。台湾乐队晨曦光廊的经纪人俞邵华说：“通常会请本地乐队，不会有主流音乐人参加拼盘。”名噪一时的蚵寮渔村小摇滚，便是由蚵仔寮渔港的当地居民自发举办。

成立于1983年的红蚂蚁乐队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支台湾乐队，他们不再局限于翻唱欧美作品，而是自主创作台语摇滚乐。自国民党当局开放“报禁”后，以浊水溪公社、董事长乐队为代表的中生代乐队逐渐将乐队文化推上高峰，他们关注本土社会议题，让抗争与批判一度成为台湾乐队的关键词。

经过三十余年的积淀，乐队风气盛行于台湾青年，玩团也早已成为校园传统。“光是在台北，大概就有上千支乐队。”俞邵华说，在前来内地念书之前，他曾是校内金属乐队的主唱，“平均每个礼拜会看一次演出，现在演出基本上比较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得益于良好的产业基础和音乐氛围，台湾青年们得以将充裕的时间和资本投入创作和磨炼现场，产出质量相对较高的作品及演出。育音堂创始人张海生对台湾乐队的印象是“普遍音乐素养高，技术、音乐的理解、作品的创新度和完成度，以及表演的成熟度都比较好。”这家上海老牌livehouse通常是台湾乐队初次巡演时在上海的首选。

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前十年，台湾流行音乐依然占据华语流行音乐的主导地位。而聚光灯之外，新世代的第一批台湾乐队也在悄然登陆。

但另一方面，却是整个音乐产业的变革。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互联网数字音乐产业打破大唱片公司对音乐全产业链的垄断，从制作到发行的门槛降低，音乐生产的权力下放到个人，听众变得分散，台湾音乐产业也受到强烈冲击。“流行音乐产值从2000年的160 亿元新台币大幅萎缩至目前1/10 不到，其中（产业内）人才不足是最大困境。”《2017年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发展报告》中写道。

2006年，魔岩唱片创始人张培仁离开工作数十年的滚石，重新搭建起音乐人平台Street Voice街声。他对传统唱片工业持有悲观态度，“创新这件事大概传统唱片工业很难完成了，但音乐产业最重要的还是寻找创作人才。”张培仁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

脱离了和音乐人签约的传统模式，街声只是作为服务的提供方。目前街声是台湾原创音乐人发布作品时普遍选择的互联网平台。而其主要业务，则是开辟包括网站和自媒体的内容矩阵，版权代理及数字音乐上架服务“派歌”，以及生活方式落地活动“简单生活节”。

草东没有门票

街声落地内地是在2016年。“以前人们希望米缸里有米就好，现在想的是米缸里装的东西的品质好不好？米缸摆在我家适不适合？”张培仁离认为时机成熟了，这一代内地青年对精神消费的追求让他看到文化产业所需的基础场景。

随街声进入的是其在台湾累积的大量音乐人资源以及一系列服务。《StreetVoice街声2018年度洞察报告》显示，包括老王乐队、甜约翰、告五人在内的多组新兴台湾乐队在“派歌”代理下，在音乐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的热度持续发酵，并通过其引荐参与巡演和简单生活节，蔡维泽也正是在街声上被哇唧唧哇公司挖掘，《乐队的夏天》等新播综艺导演也会在街声上寻找最新的声音。2018年街声站内同样因台湾乐队而迎来流量的大爆发，用户增长高达971%。

与此同时，内地音乐现场演出市场正在迅速成长。《2018中国现场音乐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到2018年是中小型演出场地发展最快的3年。2017年展演空间票房涨幅达到51%，票房首次破亿，达到了1.25亿元。

《2017年台湾流行音乐产业调查》则明确指出，由于台湾市场规模较小，作为最大华语音乐市场的内地不可忽略。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2014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多支台湾乐队已经开启了他们的第一轮内地巡演，包括俞邵华引进的晨曦光廊、Forest森林等乐队。不过，彼时内地听众知之甚少。如今大热的落日飞车也在这批乐队之中，“第一次来杭州没什么人看，演出才卖了七十几张票。”俞邵华回忆。

台湾人俞邵华是最早一批为台湾乐队与内地市场牵线搭桥的中介之一。在杭州读大学时偶尔回台湾，总会受朋友之托代购台湾乐队的CD。“内地乐迷没有地方可以买，淘宝都找不到，而且我也发现台湾很多人对内地是有兴趣的。有人就说你CD也卖了，那你为什么不弄个演出？”

2016年是转折发生的一年，草东没有派对在这一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丑奴儿》，2017年，他们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金曲奖。

来自广州的演出品牌在野音乐注意到了这支初露锋芒的乐队。之前，草东没有派对先后在街声和YouTube上发布过单曲，短时间内收获了可观的热度，专辑发行半年即创下万张销量，潜力可见一斑。

“我们一直在观察台湾乐队的动向，他们当时还没有到内地演出，我们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合作机会。”在野音乐品牌负责人邹丽君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在野音乐先在乐迷群里做了小范围测试，热烈的反响验证了他们的预判。除了常规宣传之外，草东没有派对得到了一些专业乐评人的自发撰稿推荐，但仍是小范围内的。

最终效果大大超出了在野音乐和草东的预期。演出票迅速售罄，不少本地知名的乐评人、电台主播到场观看，全场观众甚至能够从头合唱到尾，而这只是他们首张专辑的首场内地演出。“（演出场地）平常也就（容纳）三四百人，当天来了五六百人，估计去到千人场馆演出也没问题”，在野音乐品牌负责人邹丽君说。当2016年年末的八城巡演结束，草东没有派对喜得新团名“草东没有门票”。

随后而来的就是占据整个内地音乐演出现场排行榜前几名的落日飞车、deca joins，以及后来的老王乐队等。

大三学生阿儒正属于新加入的消费者之一。“有些人在你人生中的出现，就是为了给你推荐一支乐队”，她开玩笑说。去年夏天，她因为一名校园乐队吉他手的介绍而对台湾乐队deca joins“一听钟情”，随即通过在线音乐平台的歌单推荐疯狂地收听相似歌曲，在这之前她喜欢的还是Hip-hop。

“我第一次看到别人开火车、跳水，现场氛围超级好，回来会变得更喜欢他们。”阿儒开始为了看喜欢的乐队演出而辗转于周边城市，每次都会购买乐队所有的周边。“从那以后疯狂往里面砸钱，感觉自己一般都处于贫穷状态。”一年来她大约投入了五六千元生活费。

对非专业人士来说，解释为什么会喜欢一类音乐，不如说是在解释一种共鸣。阿儒尝试去表达这种感觉：“他们的风格是又丧又懒，感觉很适合自己。” deca joins的回答则直接而精准，他们将自己形容为“嘴硬、固执无理却又小家子气”。主唱郑敬儒这么解释专辑的概念：“我们要用痛苦来衡量对于生活和人的喜爱，那种情感很模糊，但总体而言是不开心。”

你可以从这一批在内地走红的台湾乐队中感受到他们的共通之处：曲风柔软迷幻，主题颓废“厌世”，被认为诠释了台湾新世代青年中“鲁蛇一代”（失败者loser的音译）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与内地青年自嘲为“佛系”的生活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经济环境足以提供温饱的庇护，但现实压力却无从抵抗，所处环境不尽相同的两岸青年出现了奇妙的契合。他们不再像前辈用激烈的歌词与节奏讨论公共议题，而是代之以抒发颓丧的青春期情绪。

“以前因为压迫而歌唱，现在为生活而歌唱。”张培仁曾在电台访谈中说。魔岩唱片子厂牌“中国火”所制造的现象级摇滚狂热，曾是他所骄傲的成绩之一，至今依旧被一些乐迷奉为中国摇滚的高峰。但张培仁觉得“是时代在那里，我们只是完成产业的工作而已”。长期压抑下多种思潮的碰撞，让上世纪末的摇滚乐队自然有呐喊的欲望。

而另一边，内地与台湾原创音乐的交流在步步深入，同根同源的文化相近性使得两岸音乐容易互相吸收。最常为人讨论的是这一代台湾乐队的“内地腔”——咬字时清晰的卷舌音、儿化音，以及整体营造的遒劲、苍凉感。乐评人们将其部分归因于在台湾拥有极高的人气的万能青年旅店、宋冬野、尧十三等内地音乐人。几乎聚集了全台知名乐队的2018年台湾Wake Up觉醒音乐祭中，万能青年旅店乐队是最后的压轴。

或许乐队成员并非有意为之，但不可否认的是，内地过去几年蓬勃的娱乐和音乐产业吸引着台湾年轻乐手，并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观众和机会——这在台湾也许不那么容易获得。蔡维泽本人在接受街声专访时则承认，他持续看了一年的内地选秀节目，并特意研究了少数民族的唱腔共鸣，当被媒体问及“内地腔”时，他毫不掩饰地回答：“就有啊。”

乐队火了？

台湾乐队的成功登陆，似乎让各方看到了内地乐队文化的兴起迹象。

网易云音乐的原创音乐人扶持项目“石头计划”的原创作品征集进入第三季，首个赛季选择以摇滚为主题，乐队自然成为主要参赛者。网易云音乐方面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台湾乐团在平台上的数据表现是他们做出趋势预判的原因之一。这意味着，此次“石头计划”将为扶持摇滚乐队给予更多帮助。

在《乐队的夏天》上，老牌劲旅和新生团体走入大众视野，朋克、金属、英伦等各类风格悉数登台。紧接着，优酷和灿星制作的《一起乐队吧》也即将在盛夏播出。

如果说台湾乐队确实刺激了部分消费，打开了乐队文化消费的市场，另一方面，乐队文化符合了当下青年的生活态度。这是否就意味着小众乐队的夏天真的来了？

育音堂创始人张海生认为，在内容生产端，和东亚其他地区相比，应当成为主要生产力的内地乐队还没有准备充分。“现在Shogazing（自赏）、City Pop（都市流行）等风格的乐队来巡演的数量越来越多。”张海生说，在这一流行趋势下，内地乐队还在模仿阶段，是这一轮台湾乐队填补了一些市场空缺。他们甚至有了流派名“台北新浪漫”。

这批台湾乐队之所以能崛起与台湾成熟的音乐工业密不可分。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产业连接乐队与消费者两端之间的部分，由于内地音乐市场缺乏健康的历史演化，唱片工业与演出体系尚未完备，数字音乐便迅猛来袭。而建立起音乐评价标准、培养原创音乐人才，乃至音乐产业链条的完善，这与时下流量快速变现的互联网思维还有需要协调的矛盾。半道崛起的偶像产业势头轰轰烈烈，无疑为这一需要历练的进程增加了可变因素。

不论是开垦市场的台湾乐队，还是走向地上的内地乐队，这些乐队和其背后的经纪公司们事实上也面临着另一个挑战，是追求互联网流量塑造人设以便吸引更多的粉丝和品牌合作，还是坚持作为音乐产业中原创音乐的一支，以作品而非人设来吸引听众，是他们需要做出的选择。正如现在蔡维泽在街声专访时所流露的困惑：“一定有因为我而接触到更多乐队的歌迷，但其实，还是有蛮多粉丝喜欢人设之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应采访对象要求，阿儒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