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下流行的原生家庭的理论，似乎人生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童年。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青春期涉及人类大脑与身心层面大量的探索与改变，它对一个人一生的意义并不逊于童年早期。

无论现代社会，还是土著部落，人类学家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都发现了青春期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的存在。

在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生两个普遍的变化。第一个是发育，我们会由此开始感受到身体的巨大改变和情绪的激烈波动。第二个是开始脱离父母，更多地与同伴交往。有些观点认为，这种地理迁移具有生物学上的益处，因为这种迁移会使亲属之间拥有类似基因的可能性降低。

对个体而言，青春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阶段。你不再是孩子了，但也尚未成年。生理上，你要面对陌生的、逐渐成熟的身体和强烈却羞于启齿的性欲。心理上，你想要独立，却又不得不依附于父母和家庭。这个家庭貌似围着你在转，但很多时候你却毫无决定权，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

社会上，一方面你开始想要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你对社会又一无所知。真实世界向你掀开了帷幕的一角，你看到的，并不是父母曾经许诺过的玫瑰花园，而是一个幽暗未明的森林；你的人生，貌似有无限的可能性，却又处处受限。一些你认为无比重要的事情，事关自由与尊严，在父母眼中却只是矫情和好笑。你想要星辰大海，每天却只能面对无尽题海。

你要第一次直面人生的许多问题：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爱谁？为什么我在这里？我是谁？但是，这些问题通常都得不到解答。

难怪他们困惑、愤怒、失望，悲伤，就像《小欢喜》中那个叫英子的姑娘，最后竟被逼得要去跳海。

英子的故事挑动了许多中国父母的神经。一位心理咨询师告诉我，她认为，在这部剧中，很多东西都被美化过了，包括当下中国社会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包括一个母亲的“耗竭感”。“把一个孩子打造成一个大城市里重点中学的年级第一，你知道这个妈妈得付出多少？她的牺牲一定是以巨大的自我压抑为基础的，她的时间、需求、事业，最后能就这么放弃吗？”

“也许，在孩子的生死面前，她会软下来，但我想她的内心应该隐藏着巨大的愤怒。”

《小欢喜》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共鸣，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的父母们在按照宋倩的方式来养育孩子，尽管程度不同，但他们都习惯于帮孩子处理各种生活琐事，诸如叫醒、接送、提醒最后期限、课业、提问、决策、承担责任、同陌生人交谈，乃至与同龄人的交往……

一个孩子，本应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获得越来越多的能力和独立性，并在此过程中与父母分离，形成自我。但如今，这些步骤似乎都被对安全、学业的顾虑给省略了。从童年到青春期，越来越像一场成就比赛，而且，没有父母的共同参与，孩子仿佛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成就。

父母过度介入孩子的生活，其背后当然有爱，但更多的是恐惧，恐惧孩子无法过上一种成功的人生。但是，到底何为成功的人生？

在这次封面采访中，我们见识到各种各样的青春期的孩子，以及他们对于成人世界的“叛逆”，但这些“叛逆”大都显得虚弱、无力、消极。

一个13岁的小女孩，家境富裕，读国际学校，每年假期出去游学，母亲对她呵护备至，她却哭着说，“我能活到13岁真不容易”。

一个15岁的女孩，在北京的一所重点高中里读书，成绩优秀，但偶尔一次的失利，会让她整个人崩溃，甚至出现自残行为。

一个16岁的男孩，自从从家中翻出6个房本之后，决定从此不再学习，安心享受人生即可。

一个20岁的大学生，怀着画画的梦想，但在老师的三言两语之下，就放弃了画画的梦想。那位老师问他：“你觉得你画画的水平我们班里排第几？在年级能排第几？学校能排第几？海淀区能排第几？你要成为凡·高，全世界有几个？”

我们还见到有的孩子，拒绝上学，拒绝和同龄人在一起，拒绝父母的任何安排，已经彻底脱离这个年龄该有的生活，只找到一个壳钻进去，终日玩游戏度日。

过去十年来，抑郁症低龄化的趋势《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中国10～24岁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患病率自2005年至2015年间显著增加，接近全球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1.3%的患病率水平，其中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且患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高。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的说法，在青春期，我们经历的是人生中最令人不安的一次身份危机／角色混乱。

埃里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他将精神分析理论置于社会学的大框架之内，提出了著名的“人格渐成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一个人从生到死，要经历8个人格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个特殊矛盾，能否顺利地解决这一矛盾是一个人人格健康发展的前提。比如在婴儿期，一个婴儿要解决的是最基本的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而到了老年，则是如何接受身体不可避免的衰败这个问题。

在他的理论中，青春期（从11、12岁到17、18岁）属于人格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在这个人生阶段，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还没有建立起来，还需要进行多层面的探索和实验，但社会（尤其是父母）对于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已经有所规定和期待，于是二者之间经常构成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现代社会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的青春期是处于父母的庇荫之下的。

以前的年轻人虽然很早就要靠自己谋生，人生的不确定性更大，但也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试验自己最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19世纪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虽然出生名门望族，但12岁辍学在叔叔的银行打工，在帽子店当过店员，在农场干过活，还在捕鲸船上当过服务员——这些都发生在他20岁之前。

但今天，在父母对子女人生近乎全盘的操控与安排中，是青春期孩子们深深的困惑——为什么我的人生只能这么过？成功难道就是一条直线，只能从正确的小学，到正确的中学，到正确的大学，到正确的实习，到某个大城市办公楼里正确的位置？长大成人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